外屋和里屋之间有门框，但是没有门扇，这就给我的偷窥提供了方便。我身子贴在门框上，只把一个脑袋伸进门洞里。里屋同样是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光秃秃吊在我父母的大床前。用久的蚊帐在灯光下黄得发暗，布纹散发出热烘烘的气息。帐门低垂，隐隐约约看见帐子里有两个静坐不动的身影。床前踏板上是整齐排列的两双鞋，咖啡色塑料凉鞋是袁小圆的，磨得很薄的木屐是我哥哥的。
我屏住呼吸，只用脚掌着地，猫科动物一样地往前再走几步。现在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人居然是面对面盘腿坐在床上的！他们盘坐的姿势一模一样：膝盖架着，胳膊肘撑在膝盖上，身体前倾，肩背弓起来，以便低头看到摆在两个人之间的棋盘。他们脑袋紧挨着脑袋，抵在一起，互相借力一样，有点像两只头角相抵的羊。我哥哥的一只手甚至搭在袁小圆的光腿上。而袁小圆的十个脚趾又分别扣住了我哥哥的两个脚背。他们的眼睛只看棋盘，不看对方，手脚也都静止不动，好像突然之间被什么人施了魔法，或者点了穴位，就那样地成了两尊姿态怪异的雕塑。
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很怪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和嫉妒在我的心里窜动，我喉咙发干，脚板底下好像火烧火燎。我明白自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闯入者，我的处境异常尴尬，走也不是，留着也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哥哥坐在蚊帐里，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话：“滚！”
他们已经发现了我。我的脸刷地一下红成了新娘子的盖头布。
可我不能就这么不战而退，我勉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闯入房间的理由：“妈妈不喜欢别人上她的床。而且你们连脚都没有洗。”
我哥哥隔着蚊帐鄙夷地瞥我一眼：“滚出去，你管不着。”
我再祭出一个法宝：“妈妈说你跟袁小圆不应该整天粘在一起，好得过分。”
我哥哥一声冷笑：“你嫉妒了？”他说：“你肯定是嫉妒了。我知道你喜欢袁小圆。哎，是不是？”他用膝盖碰了碰袁小圆的腿。
袁小圆埋头在棋盘上，像是在苦思一个了不起的残局。他没有理睬我哥哥的话，也没有抽空看我一眼。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抬头看我。
我一点儿都不否认我崇拜和喜欢袁小圆，可恶的是这个事实不应该由我哥哥的嘴里说出，他霸占了属于我的感情空间，还要对我射出冷枪冷弹，简直就是一个恶魔。我大步地走上前，哗地掀开蚊帐门，大叫：“下来！别弄脏爸爸妈妈的床！”
我的话音刚落，袁小圆呼地一下子抹掉了棋局，一声不响地把棋子连同那张画了棋盘的纸收进棋盒里，手撑着凉席挪到床边，弯腰穿鞋，从我身边沉默地走过去，翻窗离开了我家。
我赶到窗口，呆望着他的背影在夜空中消失。不知道哪家邻居刚给菜地施了粪肥，空气中有一股热烘烘的臭味，粪臭中却又夹了蔷薇花的浓香，感觉怪异得很。我有些心虚，怕袁小圆生气，从此不再理我。尽管他一直就没有理过我。
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想。我没有赶他走的意思。
下一次，他会在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呢？
高中三年，我跟他几乎没有个人的接触。他是高中部的化学老师，可是我们总是阴差阳错地分离着。我读高一时，他教高三班。我升了高二，他又从高三下来教高一。我们时常在教室走廊上匆匆地擦肩而过。那时候，上课的电铃声催命一样地响着，男生女生从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红头赤脸地往教室狂奔，头发间和衣领中冒出热烘烘的、年轻人身上特有的气味，荷尔蒙的气味。一节课下来，四十多个学生在关闭的房间里闷坐四十多分钟之后，这种古怪的气味会更加浓烈，像死鱼身上的腥臭。
他挟着讲义，有时候手里还拿着一两样做化学实验会用到的简单仪器，混杂在高中学生中间，从走廊对面向我走过来。他走路的步子本来很快，因为走廊上人多拥挤，只好随大流地跟着移动。他的脸非常年轻，脸上总是有明媚的笑意，一侧脸颊的酒窝深深，如果不是下巴上胡茬的颜色稍稍地重一点，跟我们班里那些长相老成的农村男孩没有太大的年龄差距。
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彼此都淹没在人群里，模糊了个性和外貌，普通到一不留神就会把对方疏忽过去。
可是我嗅到了他身上的气味，他皮肤上的那种温暖，就像春天走过油菜花地时，从阳光晒热的土地上升起来的暖意，饱满，潮湿，略略地带着青涩气。
初中那年，在宣传队参加歌剧演出，他弯下身子为我化妆的时候，我在这样温暖的气味里浸泡过了，腌制过了。
七七年，十九岁，我已经插队农村，是知青屋里的一个年轻的户主，穿褪色的破旧衣服，脚上是打着补丁的高帮胶靴，头发用皮筋绑成两个刷锅把儿，扛上锄头，和所有生产队的乡民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夏末秋初的一个炎热中午，我在棉花地里打药。沉重的农药喷雾器把我的肩膀勒出两道血痕，汗水渗进伤口，火辣辣地刺痛。我整个的人晒成了一只红虾，而且是那种因为脱水过久而奄奄一息的虾，虾身疲软脱节，没有弹性。从我手中喷出去的农药通过鼻粘膜吸进气管，使我双眼模糊，恶心要吐。我知道这是轻微的农药中毒。昨天我的一个同伴就因为中毒过深而昏死过去，送医院急救才缓过气来。可是喷农药的活儿总要有人来干，实际上队里的女工都聚集在这块棉花地里，临阵逃脱是可耻的行为，棉田如果喷药不够及时，虫害蔓延的后果会不可收拾，半年辛苦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恶魔般的棉铃虫就是这样肆虐和猖狂。
我心慌，气闷，恶心。棉花地里密不透风，滚烫的土地如一口蒸笼，蒸腾出农药和化肥双重难闻的气味。药水打过的棉株上，肥嘟嘟的粉色肉虫蜷缩一团，然后跌落在地，留下娇嫩的棉蕾上触目惊心的咬痕。我穿的是长裤长衫，裤脚袖管都用麻绳紧紧捆扎起来，头颈上包着一条棉纱方巾，防备农药对皮肤的直接渗透，带来的尴尬便是闷热难当，热得我们不能不把嘴巴鼻子尽可能地张大，因此而又吸进了空气中更多的农药颗粒。
队长在棉花地外边朝我招手，让我过去。他脸上的神情是笑嘻嘻的，不像是对我做的活儿不满意，要拎我出去教训一通。我放心了。
背着喷雾器从棉花地里横着穿过时，茂密的棉叶刷拉拉地擦过我的身体，衣服上沾着青青的汁液，像一朵朵染上去的蓝花花儿。刺鼻的农药味渐渐离我远去，剩下的是阳光和青苗的热烘烘的芳香。我拼命地呼吸，吐纳，肺腔中的浊气一点点地被置换出来，胃里的恶心开始平息，心情又变得轻松和愉快。不管怎么说，日子还过得去，活儿虽然苦，可是我们年轻，一觉睡过来又精力十足。我们周围的知青们彼此彼此，麻木和听天由命是我们共同的状态，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想头，也就不去多想。
队长笑嘻嘻地说：“有个人找你，男的，不知道是你爸还是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