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圆穿着一件绛色的真丝夹克，下面是晃晃荡荡的涤纶西裤，元宝口的咖啡色皮鞋。这种颜色和面料的夹克十年之前曾经流行过，可见他现在对时尚缺乏了解。他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依然是动人心魂的。眉眼之间的傲气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谦恭，温和，真诚。初秋的阳光照在他头顶上，头发沉默地花白着，跟他依然年轻的面孔恰成配衬，看上去就有点别扭。
总之，我那天对他的第一眼印象，是他整个的人，从里到外，从衣着到精神，都有一点错位。
“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很感慨。
我说出确切的时间：“二十五年。”
他一下子有些惊讶：“是吗？”他接着又笑起来：“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你。”
我说：“怎么会在丽江碰上？太有戏剧性了。”
他开始解释：“我们单位组织出来旅游……”
我们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废话。然后，他行色匆匆地指着远处买东西的一群人：“那是我们单位的，我得过去了，他们会找我。”
我点头。我说：“我的同伴也要找我了。”
我们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们没有询问各自的工作、婚姻、家庭，没有留下电话和地址，更没有合影照相。短暂的相遇像一场梦，有一种扑朔迷离的虚幻，非人间的不真实感。之后我不止一次回想那次偶遇，弄不清上天如此安排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密码中注定有那样一次交叉吗？
那一年，我们的校园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时间是在夏初的一个上午，大概是第二节课的中途，语文老师正口干舌燥地给我们讲解各类应用文的写法，忽然有救护车惊心动魄的尖叫声从校门外一路飞来。
那时候，救护车是县城里少见的玩意儿，人们对生命的珍惜程度远不如今天这样深切，生和死基本上是一个听天由命的概念，救护车在所有师生的心目中肯定是神秘和神圣的，是难能一见和至高无上的。车子红灯闪动尖叫着掠过校园时，所有教室里的师生蜂拥而出，挤在走廊里，过道上，山墙下，屏息凝神，目光中带着惊诧和肃穆，齐唰唰地看着白色车身从眼前一闪而过，拐进礼堂北面的那条土路，扬起一条长龙样的灰尘。
有胆大些的学生，受好奇心驱使，不顾老师的呵斥，执意要跟着救护车去看个究竟。于是他们看见了车子“嘎”地一声刹在了教师宿舍的那一排灰瓦房前面，车门从屁股上訇然而开，跳下几个扛担架的白衣天使，一溜小跑地冲进一间洞开的房门。片刻之后，担架平着被他们抬了出来，担架上睡着一个人，是女人，有长长的头发垂在担架的把手下面。眼尖的学生认出来了，那是学校资料室的打字员，身材娇小、长着一副可爱的娃娃脸的女教工。
他跟在担架后面出了门。他一只手抱着一床薄薄的被子，一只手拎着蓝颜色的塑料网兜，网兜里有一只洗脸盆，一个热水瓶，一些牙刷、梳子、茶杯之类的零碎用物。他的脸色苍白，衬衫领口软沓沓地敞着，腰间的皮带系得松松垮垮。除了紧张之外，他神情中更多的却是茫然，手足无措的那种惶惑，好像不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的妻子怎么就会忽然之间被救护车接走。医护人员们七手八脚往车上安置病人时，他帮不上手，就无助地扭过头，看着土路对面那些围观的学生们。他的嘴巴微微地动了动，像是要做什么解释，又像是为惊动大家而表示抱歉。
其中的两个学生看见了从担架下面洇出来的血滴。
救护车开走之后，他们绘声绘色地对大家讲述他们看见的东西。他们说，血肯定是从她下身流出来的，因为洇血的地方正好就在那个部位，在担架中间，稍稍偏下一点。血的颜色不是人们常说的鲜红，是紫红，暗暗的那种红。而且有粘度，最起码有粥汤那么粘，否则不会挂在担架下面荡来荡去，挂那么大一滴都不肯落下来。他们把拇指和食指圈起来，举高，比划着血滴的大小。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就忙着点头，附合，瞪大了眼睛，信誓旦旦的样子。他们很兴奋。大家都很兴奋。暗红色的血滴和女人出血的部位是一个微妙至极的话题，引人遐想。他们对这一切似懂非懂，因此而更有探讨和研究的愿望。
女生们不好意思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毕竟血是从女人的下身流出来的，这个暧昧的事实使得她们莫名其妙地有一些羞愧。但是她们对此同样的好奇。她们在离男生稍远的窗口站着，肩挨肩地挤成一团，看起来是在研究一种玻璃丝花的编制技术，实际上耳朵竖得直直的，不放过那边的一个字一声笑。她们互相看着，目光鬼鬼祟祟，躲躲闪闪，脸上慢慢地浮起两团红晕。然后，她们像商量好了似的，一起扭过身走了，把孤傲的背影留给了兴奋不已的男生，表示她们对这种亵渎式讨论的抗议。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那一次动用救护车的原因，是他妻子宫外孕大出血。
医学书上对“宫外孕”的解释是这样的：孕卵不在子宫腔以内，而在宫腔以外种植和发育。其中以输卵管妊娠最为多见，给占98%。患者早期与正常妊娠没有明显区别，但随着胚胎长大，可以穿破输卵管壁或自输卵管伞端向腹腔流产，造成腹腔内出血，甚至因失血性休克威胁孕妇的生命。
我们学校所有的人，全体师生，都知道了“宫外孕”这个神秘的词。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性教育就是这样启蒙的，来自于日常，从我们周围的生活中耳濡目染，加上我们自己的揣度，想像，心领神会和触类旁通。
宫外孕。我们在心里默念这个词。我们想像着子宫是什么样子，受精后的卵子又是什么样子，以及受精卵为什么不肯安分守己地在子宫内做巢，而要跑到另外的什么地方捣乱。我们浮想联翩，心跳加快，目光灼亮，以为自己已经分享了成年人的秘密，从此生命就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某种程度上，对性的想像是一种本能和天赋，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身体，需要得到人类如何生存繁衍的最权威的解释。
他和他的妻子，就这样成了我们的启蒙者。有一点荒诞，也有一点偶然。
不幸的事情是，那一次的外科手术中，他妻子被切除了子宫。他们两个人都还年轻，二十多岁。
“乡巴佬儿！你这个讨厌的乡巴佬儿！”我哥哥跳起来，一把揪住我妹妹头上细细的辫子，横眉立眼，咬牙切齿，像是要把她嚼巴嚼巴吃了，再一口啐出去。
我妹妹拼命地用手去护着头发，因为疼痛而把一张小脸皱成核桃的模样，目光惊惶得像猎人枪口下的兔子。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哥哥在临摹一张用于“大批判专栏”上的报头画，我妹妹遵命帮他按着纸，结果手动了一下，哥哥的画笔跟着纸张拐了个弯，那画就糟蹋了。
“乡巴佬儿！除了吃饭，你还会干什么？”哥哥抓住他手里那条细得可怜的辫子，用劲地一下一下地扯，不依不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