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角度和光线的原因，他恰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我映上去的若隐若现的面孔，一张在高山大海的画面之间如海市蜃楼般虚幻的脸。他看了一会儿，忽然笑起来，抬手轻轻扳过我的脸，对我说：“知道你脸上有什么地方不同寻常吗？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太严肃了，严肃得令人惊讶，叫人一看就不能忘记，像钉子一样钉在人心里。”
我站起来，冲到卫生间的镜子前，很近很近地贴上去，端详我自己的眼睛。我看见一种深深的黑暗，从我的瞳仁中钻进去，一直往后伸展，像深不可测的时间隧道。我的过去和将来都蜷缩在隧道中，无人能知，也无从把握。
一九七一年，“文革”还没有结束。深秋，从省城到乡镇掀起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运动，要挖出一个无中生有的“反革命集团”。据说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在人群中盘根错节，一串一串，埋伏得相当隐秘。先被“挖”出的人，要集中关押，每人交待出十个以上的发展对象，自己才能脱身。省人民医院有一个父亲的老同学，实在交无可交，乱说一气，把父亲的名字也列上了名单。
一个秋雨袭来的下午，父亲从手术台上被抓走了。他手里的病人刚开了膛，切了一半的胃，血糊拉塌地躺着，临时换一个医生清创缝合，搞得手术室成了一口爬着蚂蚁的热锅。
我母亲声色俱厉地嘱咐我们：“谁也不许在外面提爸爸的事！有人问，就说他出差了。”她想了想，又补充声明：“他不会有问题的。前几年打派仗闹得那么凶，他都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他是逍遥派，凭本事吃饭。”
我们相信母亲的话，对父亲的处境并不担忧。
元旦前的一个中午，父亲突然提着简单的行李卷儿走进家门。他长发遮耳，胡子拉碴，面色灰白，眼窝深陷，完全就是一个在地洞里窝藏多年的囚犯的模样。
母亲一开始欣喜若狂，张罗着给他煮面条，打鸡蛋，蒸香肠，忙得颠颠的。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意识到什么，从炉子边直起腰：“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呢？我听说中学里有个老师，关进去两个月了，家里人还没有见到一面。”她盯住父亲的脸：“你不会是……”
父亲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你承认了？承认你加入组织了？你还交待了别人？”母亲逼问。
父亲嗫嚅着：“我受不了。”他更深地低下头去：“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母亲手里的面碗掉在地上，跌得粉碎，煮熟的面条在地上散成白花花的一堆。母亲愣了一会儿，用双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很伤心。
我那时候还无法体会母亲心里复杂的情绪，只觉得那一刻世界是黑黑的一片，我有一种灭顶的绝望，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我一句话没说，转身出门。
那时候我没有逃学的概念，心里再难过，学总是要上的。我低着头往学校里走，一边走一边独自落泪。反正我是个孩子，没有人注意我在这世上有什么快乐或悲伤。
他那天刚好从学校出来，骑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兜，要办什么事去。迎面看见我，他跳下来，十分吃惊地问：“怎么回事啊？你哭什么啊？”
他这么一问，我哭得更厉害，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喉咙里一个劲地抽气，呛了水的小母鸡一样。
他笑起来，拍拍我的肩：“你看你啊，比林黛玉还要能哭啊！说给我听听，有什么非哭不可的事？”
那一刻，我实在很想对一个人说说我心里的伤痛。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过来关心我，我同样也会说。我完全忘记了母亲叮嘱我们的话。
他听完我说的一切，脸上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同情和难过。他是真的为我难过。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女儿，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要经受多少屈辱和磨难，他肯定比我更清楚。但是他没有对我说这些，只轻轻叹口气：“下午别去上学了，我替你请个假。眼睛哭成这个样，同学看见了多不好。”
他让我坐上他的自行车，送我回家。我当时眼睛肿得很厉害，鼻塞头晕，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我就闭着眼睛在他车后坐着，任凭他走大街穿小巷带着我走。风呼呼地往我身上吹过来，两边耳朵和脸颊吹得生疼，但是额头上的一小片皮肤很温暖，因为那地方贴着他的后背，他替我把风遮住了。
他送我到家，没说别的，只告诉我母亲一句话：“孩子心里很难过。”
只这一句话，母亲便清楚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他走了之后，母亲对我说了另外的一句话，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母亲说：“要哭也不能到外面哭。”
我从此学会了把眼泪咽在肚子里。我比以前更加沉默，形单影只，倍感孤独。我一个人行走在校园里，目光严肃，双唇紧闭，骄傲而自卑。世上的一切离我很遥远，大字报小字报，学工学农，入团当干部，男生女生拉帮结伙你好他不好，统统跟我没关系，我无爱无恨，无喜无悲，无欲无求，像一个木头凿出来的小偶人。
直到有一天，他拉着我参加了学校文艺宣传队。
他拉我参加宣传队，理由是我的音色好，普通话讲得好，宣传队正在排演一个小歌剧，除我之外没有第二个合适人选。
其实是他一直关注着我，怕我情绪太低落，生命太灰暗，孤独成了习惯，成年之后会永远找不到幸福感。
很多年后回忆起那一段，他笑着对我说：“我一个教化学的老师，学校怎么就会挑我负责宣传队？我又怎么就答应了？我是喜欢嬉闹疯玩的人吗？”
他当然不是。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千变万化，充满不可知数，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早晨一觉醒来睁开眼，等待你的将会是什么。
那个小歌剧，有一个当年很时髦的名字：《铁树开花》。内容是歌颂解放军医疗队的。医疗队来到偏僻的小山村，为山民送医送药，发现村子里有一个家境贫寒的聋哑女孩。医疗队的队长决心用针灸方法让聋哑人说话。他在自己身上扎针试验，几番昏迷，最终修成正果。聋哑女孩说话了，千年铁树开花了。
我在剧中就是演那个聋哑女孩，渴望张口说话的山村少女。四十分钟的舞台时间，前面三十五分钟我只有动作和眼神，点头或摇头，万分激动的时候就做擦眼泪的动作。我在最后五分钟才被赋予了正常人的身体功能，字正腔圆地说话和歌唱。
学校的音乐老师当导演，他跟我谈剧情的时候说：“这五分钟是你的华彩时刻，你必须做到一张口声惊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