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拉住了我的手，喘气，笑，笑声虽然断断续续，但是清脆。她仰头看我，说我成熟了反而比以前漂亮了，以前太拘谨，老气横秋，不容易让人喜欢。接着她抱怨她的身体，说她已经病退很久了，是肾脏的毛病。她吃力地弯下腰，捞起一只裤管，用食指在脚踝处按了按，让我看那个按下去很深的坑。她腿上的确浮肿得厉害。
然后她转过头看他，用一种娇憨的口气责怪说：“你怎么不说话啊？”
他轻轻笑了笑，走过去为我的茶杯续上水。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心跳，也许脸上还有红晕，也不知道她看出来没有。
她对我使用了不容分辩的口气，就像二十年前她让我在她面前脱掉裤子时一样的口气：“你留下来吃饭，我让阿姨去买菜。”
她摇摇晃晃挪到厨房，跟阿姨商量菜单，吩咐对方要买哪些东西。她的脑子很好，一样一样叮嘱得很清楚，一点儿都不拖泥带水。然后，等阿姨挎着篮子出门之后，她孩子气地怂恿我们：“我们玩一会儿吧，打扑克牌好吗？”
她拿出一副崭新的牌，我们坐下来，玩“争上游”。她把牌分成均等的四份，放一份在旁边，这样就减少了猜出对方手中牌的概率。她玩牌玩得很好，也是真正的开心，不时还尖声地叫，耍一点小赖皮。相反，我和他两个人都有点心神不定，我的目光尤其忐忑。
阿姨做他们家的饭比较费事，每个菜都只能够先放一点盐或是酱油，熟了之后盛出一小碗来，余下的部分加工到正常口味。那一小碗淡菜是给她吃的，她的肾病需要少盐。
她幽幽地告诉我：“我吃了好几年没滋没味的饭菜。”她把菜碗送到我面前，坚持要我尝一尝。我实在不知道她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对她的处境心生怜悯，然后出于人道主义的想法离开她丈夫呢？我这么怀疑。当然这也很可能是我的做贼心虚。
那次拜访之后的不久，好像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吧，他给我打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她去世了。”我一时无言，抓着话筒，听见他在那边轻轻的呼吸声。我感觉他当时心里有些难过，虽然她病了那么久，去世也就是早晚的事。
我始终不能确定，她是否清楚我和她丈夫的关系。
他心里对此有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呢？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好像应该从这里插进来说一说我的家庭。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家庭的影响至关重要。
我的母亲是一个药剂师。我童年留下来的第一个关于母亲工作的印象，是她坐在县医院药房的窗口，隔了玻璃和铁栅栏，收进皱巴巴的处方笺，飞快地瞄一眼，扭身从背后的药架子上取下一两只药盒，有时候连盒子推出窗口，有时候要拆开包装，从瓶子里倒出一小堆药片，拿白纸包成一个三角的小包，再推出去。
她那只伸出药房窗口的手，苍白到近乎透明，手背上凸出的青筋像一条条纤细的蚯蚓，同样透明的浅粉色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指肚儿是尖尖的，有着异乎寻常的精巧和敏锐。
成年之后每次去医院看病拿药，我喜欢凝视那些医生和护士的手。那些手，或者温厚，或者精瘦，或者绵软，或者灵动，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洁净的，细腻的，白皙和高贵的。
浆洗干净的白色帽子和口罩，使我母亲原本平常的面容中多了一些凛然不可侵犯的严肃。因为瘦，她的眼睛大得有点空落，形状像杏核，尾端微微地吊上去。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丹凤眼”，丹凤眼比较细长，带着媚态，看人的时候容易产生亲和力，讨人喜欢。我母亲的眼睛过于漂亮，就显得厉害，不容接近，甚至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和戒备。
五十岁之后母亲的面容有了变化，她开始发胖，眼睛周围的皮肤松弛下来，遮盖了一部分面积，眼眶的轮廓就变得小了一些，家常和通俗了一些。她的眼神也逐渐柔和，看人的时候目光还会漾开，透出一种心满意足的笑意。这样，母亲终于成了平常意义上的母亲，一个儿孙满堂、衣食不愁的年老的女人。
我的哥哥，他完全承袭了母亲家族的遗传基因，有着同样纤细的身材，苍白的面容，杏核形状的漂亮眼睛。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从小就是。也许因为他聪明，读书成绩总是优秀。又或者是因为他的容貌太像母亲，母亲从他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因而宠爱有加，百依百顺。我小时候见得最多的是母亲谦恭地站在哥哥面前，头微仰着，陶醉一样地看他，口中不住声地问：“行不行啊？你说行不行啊？”我哥哥皱皱眉头，转身就走，甩下一句硬邦邦的话：“烦死了。”
我哥哥有一件黑色粗呢的衣服，是母亲用我父亲的一件旧大衣改制而成。我记得那衣服改成了立领，两个很大的贴袋，同样黑色的有机玻璃扣子。哥哥穿上这件衣服，再围上一条旧旧的米色围巾，苍白，羸弱，又带了一种说不出来的高贵，像极了电影里三十年代的青年大学生。我母亲手扶门框，脑袋歪过来，枕在手背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哥哥远去的背影，轻轻地叹上一口气。母亲的那种神情，不是对儿子的，是对她爱慕和崇拜的情人的，我总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我哥哥还有一双白色球鞋，鞋底和鞋面白得发青，是那个年代县城里很少有人穿用的。哥哥穿上那双白鞋，形象立刻又有了变化，是一个顽皮可爱、活力十足的翩翩美少年的模样。可惜县城里那时候都是土路，哥哥的白鞋只要沾地，片刻功夫就成了灰鞋，灰蒙蒙无精打采，非常糟糕。哥哥就从他的脚上脱下来，责令我去河边刷洗干净。当然再不可能洗到原先那样的白了，所以洗好晒干之后还要上一层白色鞋粉，很麻烦。我哥哥是个绝无感恩之心的人，每次从我手中接过擦洗干净的白鞋，他总要里里外外仔细地看，指出这儿还有一块黄斑，那儿还有一片墨渍。他厌恶地瞥我一眼，说：“你能够做好什么嘛？”
我恨这双鞋。我恨我哥哥颐指气使的口气。有一个星期天，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在屋后的麦地里挖了一个坑，把白鞋埋进去了。第二天哥哥去学校，死活找不到他的鞋，急得哭起来。我母亲帮他找，甚至爬上梯子到房顶上看。我们邻居的孩子恶作剧的时候喜欢把东西往房顶上扔。当然他们不可能在房顶上找到任何东西。
我搂着我妹妹，静悄悄地站在墙角。看着哥哥和母亲忙乱一团的样子，我心里好笑，有一点近乎恶毒的快感。
夏天收割麦子的时候，那双鞋被盘结的麦根从地里带了出来，但是鞋帮已经腐烂，根本看不出鞋本来的颜色是白是黑。我哥哥走过去，用拇指和食指把烂鞋拎起来，举着，看了又看。他心里很是怀疑，但又实在无法确定这是不是他的那双宝贝白鞋。我从后窗口看着他，他也回头看我，我们彼此的目光短兵相接。最后他无计可施，悻悻地把鞋扔了，拍一拍手上的泥土，走回家来。
在很长时间里，父亲只是我们这个家里的一个符号。
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县城里人人尊敬的人。能在他的手里开刀治病是一种荣幸。经常有邻县的小车开过来，从我们家门口直接请走父亲，一两天，最多两三天，再用小车送回到家里。这时候，邻居的孩子们围上来看汽车，东摸西摸，一脸兴奋。母亲出门几步，目送汽车绝尘而去，掠一掠耳边的短发，呵斥我们回屋写作业，声音严厉，神情却是骄傲的，矜持的，鄙睨一切的。
父亲的模样总是疲倦，因为那一台接一台的手术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回到家里，坐在藤椅上，含笑地看着我们，一声不响，仿佛疲倦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候，碰到没有把握的疑难病症，他回家就翻书，指挥着我，把书橱里那些厚厚的、硬面皮的医书搬出来，坐在桌旁，一本接一本的翻，偶尔会握住嘴，轻轻地咳嗽几声。
我喜欢听父亲的咳嗽声，文静，温和，优雅，有书卷气，让人心里隐隐地生出感动，觉得平安和熨帖。
父亲不管家务。他的工资由母亲代拿。他能够说得出工资的十位数，却记不起来个位数，更别提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了。但是在七十年代，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也很重要，有时候它就是一家人一天的伙食费用。
父亲的特殊癖好是剪指甲。他给我哥哥剪，给我和妹妹剪，甚至给我母亲剪。他看不得我们当中哪一个人的指甲长出来一点点，有一点点他都要剪掉，否则他坐立不安。他有一把专门修剪指甲的不锈钢小剪刀，刀口磨得风快，收藏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平时不允许我们去碰。有一次我哥哥偷出来修剪蝴蝶标本的翅膀，用完之后忘了擦干净，刀锋上沾了一点蝶翅粉末。父亲发现了，把剪刀扔在哥哥脚下，责令他拿酒精棉花擦二十遍，还让我监督。我当然乐意做这样的事，端把椅子在哥哥对面坐着，眼都不眨地看着他一遍遍地擦剪刀，还掐指头数着，丝毫不予通融。我哥哥恨得咬牙切齿。
父亲和母亲一样，身上都有一种去不掉的酒精药水味。我想这是在医院工作的人群的一种特殊标志。圣洁中带着神秘的气味，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生命的秘密，肉体的秘密，爱情和欲望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