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名字的身体
黄蓓佳
故事开始的时候，是一九七一年，我十三岁，读初二。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样子：很大的校园，一半以上的面积是菜地和树林。菜是油菜和蚕豆，树是梧桐和水杉。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满校园金黄，蜜蜂会嗡嗡地飞进我们的教室，引出女孩子声声尖叫。五月蚕豆花开，紫色的小花甜津津的，大概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尝过那花朵的滋味。校园余下的一半面积，四分之一盖满了教室，四分之一是教师及学生的宿舍。灰砖灰瓦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连绵起伏，很是壮观。校园的周遭是河，有水泥桥和木桥分别连通学校的前门后门。冬天河水很浅，冰面结结实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不从桥上走，直接从冰面上滑过去，很刺激。夏天水大了，偷着下水戏耍的人很多，学校三申五令不准游泳，没用，直到有一天淹死了一个刚进初一的小孩子，大家才怕起来，再没人敢下河了，担心死鬼在水下面拽他。
十三岁的那年我开始发育，个子长得跟我母亲平齐，胸前鼓出两个尖尖的小包，把手放上去，能够摸到里面硬硬的肿块。我以为我得病了，生了肿瘤，很是慌张，支支吾吾地告诉了我母亲。母亲伸手摸一摸我，什么也没说，只告诉我：“没事。”第二天她上街买回两个小号的乳罩，白色府绸布的，让我戴上。我不知道怎么戴，拿着乳罩发愣。母亲二话不说，一把抓住我的衣服，从头顶扯下，然后替我戴上乳罩，扣好背后的纽扣。
那天上学的时候，我又偷着把乳罩取下来了。乳罩丝毫没有减轻我的羞耻心，反而让我的胸部明显地挺了起来，把我衣服的前襟都顶出了一个弧度。我无脸见人。后来我没有办法，自己动手，用碎布头粗针大脚地缝了两个乳罩，前面是平的，完全地束缚住了我刚刚发育的胸部。我母亲看见了，什么也没有说。大概她少女时代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浓密，天热的时候，因为发根里透不进风，很容易发馊，走在太阳下，我自己都能够闻到那股热烘烘的酸味。母亲摁住我的脑袋，死命地给我洗头发，洗得不耐烦起来，索性操剪刀给我剪了个短短的“运动头”。她剪完了对着我左看右看，好像不够满意，又押着我到街边的理发店，让一个看上去和气的老师傅给我再修一修。“打薄！不要舍不得下手，她的头发太多了。”母亲说。她监督着老师傅摆弄我的头发，嘴里反复念叨这句话。
很多年中，“把头发打薄”成了母亲对我的发型的唯一要求。因为听母亲说得太多了，我有了很深的自卑感，在别人盯着我看的时候会脸红，总以为人家是看我头发的，而头发太过浓密是蠢笨的标志。
现在我的头发已经日渐稀疏。去理发店修整头发，年轻的理发师会拨弄我的头顶，提醒我说，要保养啊。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有一天头发掉光了，我是戴发套好呢，还是去医院植发好呢？我有点拿不定主意。
我的个子瘦高，胸部扁平，两肩微微地有一点佝偻，剪着男孩一样的运动短发，紧抿了嘴角，目光严肃地校园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对我有丝毫的兴趣。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那件令我无地自容的事情。
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第一次来了例假。
我来了例假。我出血了。我的裤子已经湿了一片，粘乎乎的，冰凉凉的，甚至沉甸甸的。我知道我是来了例假，我的母亲在此之前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过我，告诫过我。我没有想到例假会对我这样无情，像战争一样袭击了我，把我弄得措手不及。
我靠在教室外面的山墙上，后背紧贴着墙面，不敢动弹。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上课铃已经响过了，同学们都走进教室了，剩下我一个人面对操场站着，孤独而且绝望。我感觉血还在往下流，顺着腿根，蚂蚁一样地爬行，痒丝丝的。我的腰骨和小腹都在隐隐疼痛，酸胀，像是坠上了沉重的铅砣。我在想，我怎样才能让自己死掉，因为人死了就可以不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别人怎么嘲笑我羞辱我，我都可以置之不理了。
阳光很好。油菜花金黄一片。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盘旋起落。几只白色的粉蝶夹杂其中，像飘来飘去的纸片。从教室前后窗里传出来此起彼伏的读书声。我听出我的语文老师的声音了，他在领诵一首毛主席诗词，用他的带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读得抑扬顿挫，非常卖力，也因此听上去非常滑稽。他是个瘦高瘦高的老头儿，我想像他驼着个背，一手抓着课本，一手别在背后，按住翘起的衣服后摆，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头一点一点的样子，心里忽然涌出一些淡淡的惆怅，好像我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似的。
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他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服，黑色布鞋，胸口的衣兜里别着钢笔，肘弯中夹了几本书，从办公室的廊下绕出来，大概准备走回宿舍去的，突然间看见了壁虎一样紧贴在山墙上的我，迟疑一下，改变了方向，穿过油菜地里的小路，向我走过来。
他一定觉得奇怪，正是上课时间，这个小女孩怎么会孤零零地站在这里，满脸惶惑，一副受苦受难的模样。也许他以为我是犯了错误，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面反省。或者我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走进教室。总之，我的孤独无助的形象肯定不同寻常，他是老师，不能不走过来关心一下，问个究竟。
他那时还不认识我，因为他是高中的化学老师。可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从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分配过来的，之前在海边的一个农场劳动过两年。他新婚不久，妻子也在我们学校工作，当打印员，专门打印讲义和试卷。他会拉手风琴，笑起来的时候眉眼灿烂，牙齿洁白，左边脸上还有一个很深的酒窝。其实也不是真的酒窝，是小时候跌跟头磕了腮帮子，留下这个凹坑。他喜欢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写下整黑板的化学公式，使听他课的学生能够记忆深刻。值日生在上完他的课后总是迟迟不擦黑板，原因就是那些公式写得太漂亮了，它们像盛开在教室里的花朵，怎么看心里都是舒服。
我认识他。关于他的细枝末节经常在女同学当中传来传去，引出一些没来由的兴奋。高年级的女生甚至会三五成群守在他走过的路上，故意拿一道化学题问他，然后等他走远之后，瞄着他的背影，疯疯傻傻地笑。我实在不知道她们笑些什么，但是大家都那么注意他，我就不可能对他没有印象。
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很慌张。我往山墙上贴得更紧，恨不得顷刻间变成一道水流，被墙缝“嗤”地一声吸收进去，无影无踪。我的面孔绷得十分严肃，眉头皱着，目光中全是警惕和戒备。我在想，如果他发现了我裤子上的血迹之后，我要不要往墙上一头撞死。就这样，歪着身子，往前面猛跨两步，再冲回来，脑袋对着墙，“咚”一下子，完事大吉。
我把所有的动作细节都想好了。应该说我是个有条不紊、思路清晰的人。
他停在我面前，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起来：“你猜你像个什么？小刺猬。你要是身上有刺，肯定是一根一根张开来的。这么紧张，为什么？”
我把嘴巴抿得死紧，不说话。我期盼他问不出话来，就走过去，不再管这个闲事。
“哑巴？聋哑人？”他故意逗我，还弯下身，看我的嘴。
我笑不出来。我天生就不喜欢笑，现在更不可能笑。
他轻轻地“哦”了一声，大概感觉事情有一点复杂。歪着头想了一下之后，他问我：“哪个班的？要不要我叫你的班主任来？”
我瞪着他，拼命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