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勒姆，1937年
三个男人站在机场入口处，他们的话语乘风飘来。“我不喜欢出伦敦城，”其中一人说，“去英格兰那些破破烂烂的地方。乡下商业街上的服装店里卖的全是些过时货，我没逛过比那更惨的地方了！”另一个人接过话茬：“这家店隔壁的百货商店竟然还专门照顾狗的衣食住行。”一阵大笑。比利咳了一声，他们转过身。其中两人是警察，他们穿着不同制服，大概是从伦敦派到这里来的，还有一个穿米色大衣的男人，他立即朝前跨了一步。他摘下帽子，伸出手，先和比利握手，然后是我，他说自己叫维克洛，在英国情报局工作，随后低头看向我手中的信封。
“这是他想要的东西吗？”
“是的。”我抓紧它，“我的儿子在哪里，你见过他吗？”
“我们认为他就在机场。”
“好，我们能过去吗？”我回头看了看，迪尔太太没有跟过来，她站在一辆警车旁边，表情犹疑。我感到舌头发胀，似乎上面长了绒毛，它在膨胀。
“我将不胜感激，”这名英国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说道，“假如您能将手中的信封让我过目，以便核实内容。”
“不，我必须把它交给他，才能接回斯奇普。”我盯着他。
“我需要先看一下。”这个人，维克洛先生，虽然很瘦，却能在几乎不动的情况下挡住我的去路。他的意图明确。我的双耳发烫，舌头越肿越大，两手颤抖，左右看了看，又向机场望去，搜寻着斯奇普的踪影。比利把手放在我的肩头，我把他甩开，尽管内心是感激的。
一名警察打断我们的谈话。“三点了。他指定的时间是三点，对吗？”
“没错。”
“我们该走了。”
我留意到，在这个干瘦的男人自恃的威严之下，比利显得异常安静。我们一小群人朝着把手棱角分明的装饰艺术风格sup/sup大门走去，这时，维克洛先生突然说：“其实走那条路更好。”所以我们顺着大楼一边走向另一扇工业风格的大门。我望着停机坪边上零星的飞机，又向被狂风摧残的树丛围隔开的观测站眺望，然而哪里都没有斯奇普的身影。大楼这一侧的风要大得多。
“他们在哪儿？”
“在那儿，看。”比利在最远的一架飞机里看见了他们，“在那架布莱克本飞机sup/sup里。”
我们朝着飞机走去，我看见其中一人坐在驾驶舱里，另一个人在他身后，比他瘦小得多，正在费力地越过窗沿向外偷看。
“比利，”我说，“你留在这儿，不要过去。我不想让斯奇普看见你。”
他很惊讶：“为什么？”
“万一他跟着这个男人走的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可能是你和沃尔特造成的。”
“我和沃尔特？”
我攥着信封准备跑过去，但维克洛先生制止了我，他拽着我的手臂意外强壮。他扭过我的身体，使我的脸正对着他，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认识这个人。
“哦，”我说，“我记得你。”他变得苍老了、消瘦了，面色也暗淡许多，仿佛漫长的时光将他容光焕发的那面消磨掉了。“我们以前见过？”
他点头。“我们见过。”他眯起眼仰望天空，又转而望向坐落在起伏山峦间的蓝星学院，教堂的尖顶直入云霄。随后，他转身眺望大海。
“那是我的母校。”他说。
警察中的一人挺起胸膛：“简讯里说得很明确：普鲁登斯·米勒务必带好事先要求提供的文件独自赴约。”
维克洛先生停下脚步。他似乎有点拿不定主意，在柏油马路上踢着那双拷花皮鞋。而我只想到斯奇普身边去。
我望向那架飞机，看着是我儿子的那团黑点。夏天结束前，我曾尝试教他游泳。我想，假如以后我们住在海边，他就必须学会游泳，虽然他以前从没见过海。肖勒姆的其他孩子一头扎进河流和大海，如同米诺鱼和海鳗一样轻捷，唯独斯奇普怕水。埃杜尔河口的涨潮时分，他站在岸边，浑身发抖。潮水退去时，他试探着把脚伸入海里，却不愿再继续向前走。直到九月份的一个大热天，我像海妖一样召唤他下水。我自己先趟进水中，伸出双臂，呼唤着他。他来了。我让他向后靠在我的肩上，我来托着他。他那小小的身躯十分紧张，他抗拒漂浮，徒劳地乱蹬腿。海水大都是冷冰冰的，只有少数水域的水温在阳光照射下升高。我找到了一处暖流，我们就在这里练习游泳。放松，你看，海水会托着你。海藻如舌头般缠住了我的腿，我在那一瞬松开了手。他惊恐万分，尖叫着沉入水中，一下、两下，双眼被海盐蜇得生疼。我将他拖回海滩上，他背对我坐着，不肯看我。从他的肩膀和紧绷的双臂，我知道他在偷偷地哭，以保全尊严，男孩子们喜欢用这种方式独自面对自己的软弱。哭完，他对我说：“你松手了。”
我无视了身边的男人们，径直飞奔到飞机旁，它看起来像一只孩子空想中不可思议的大鸟。我听到有人跟在我身后，我猜那应该是维克洛先生。现在，我清晰地回忆起这个人曾出现在法斯特酒店的晚餐宴席上，在房间里四下打量，在座没有他不认识的人。在离飞机还有十米远时，我看见了他。驾驶座里坐着的是哈林顿，斯奇普坐在后座上，他们俩都看着我。
斯奇普是个快乐的小乘客。他一点也不紧张，甚至还在笑。他没怎么挥手，只是抬起一只手，我心一紧，也许他根本不想留在我身边，正想摆脱我在海滩上尽全力为二人开创的杂乱无章的新生活。也许哈林顿说他们会飞去找皮埃尔，或者只是图个乐子，飞到黑斯廷斯的费尔莱特来一趟短途旅行。更甚，哈林顿也许用钱或大把巧克力收买斯奇普，或是哄骗说要带他逃到墨西哥或中国，一个再也不会被我打扰的地方。也许这只半空中迟疑的手意味着一次道别。我放慢脚步，停了下来。接着举起信封，朝他挥舞。
“我找到它了。”我喊道。风吹乱我的头发，逼出了眼中的泪水。“就在这儿。”我对斯奇普大叫，挥手唤他过来，但斯奇普别过头，我猜他是在回应哈林顿对他说的某句话。当他再次转过头来看我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机身剧烈地抖动起来，飞机发动了。引擎凶狠的轰鸣声淹没了周围的一切声音，机头上像两片船桨一样组合在一起的螺旋桨，也慢慢转动起来。
“我找到它了！”我像一个在地上捡到了围巾的老太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维克洛先生站在我身后，领子遮住了半张脸，他没有跑，但走得飞快。而我已经跑到飞机跟前，看到斯奇普正瞪大眼睛看我。
“斯奇普，宝贝！”我在叫喊的同时放慢了步子，因为我读不懂他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责备吗？我转身呵斥维克洛：“你在干吗？走开。”
但维克洛疾步冲到飞机前，大声喊道：“哈林顿，把发动机关上，放了这个男孩。”螺旋桨的巨响几乎完全盖过了他的声音。我已是满腔怒火，这个从“无所不知部”来的男人不让我直接交出一份我根本不在乎的文件，还在给事态煽风点火。
哈林顿低头看着维克洛，我看见他在摇头。
“斯奇普。”
我抓住维克洛的大衣袖口。“这些纸对你来说当真比我孩子的性命更重吗？”我冲他大喊，头发吹进我的鼻子和嘴里，但发动机的噪音吞没了我的话语。海上升起的雾已经不知不觉蔓延到整片机场，现在，它像天边拉起的一块帷幕。我又推了维克洛一把，他有点惊讶。我想，也许不常有女人碰他。飞机正在向前滑行，我尽我所能地跑近它。
斯奇普既没有戴护目镜，也没有戴飞行帽。
斯奇普，小心肝。他用他那双湛蓝的明眸望着我。我看到他在和哈林顿说话，语气坚决。发动机噼啪作响，螺旋桨还在飞转，狭小的空间里有大事发生。门开了。哈林顿从飞机上爬出来，他穿着一件深色外套，扯下脸上的护目镜。起码他现在不在飞机里，不会带着斯奇普飞走了。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儿子是玻璃做的，他是无价之宝，而我却为了那些石头雕塑一次又一次地将他砸碎，把他丢弃，留他孤身一人。此时，我的双手和每一寸肌肤都渴望拥抱他。哈林顿不紧不慢地向机尾踱去。我不想把斯奇普留在噼里啪啦的噪音里。我回过头，只见迪尔太太、比利和另外两个警察正在旁观这一切。哈林顿向我和维克洛迈进一步。
“你把我要的文件带来了吗？”他喊。
“是的，我带来了。”我挥了挥信封。可惜维克洛站在我身边。
“文件里的内容我们都一清二楚，威利。”他喊道，“就算你真的把它们拿到手销毁，也洗不清你的罪名。我们这几年一直在监视你。我们知道你越过了萨洛尼卡的边境线，和德国人搞些情报交易。”
哈林顿苦笑一声。“你们就打算这么抹黑我，是不是？”
发动机、螺旋桨和风的呼啸像折磨人的偏头痛般迟迟不退，他看着我。
“我没有把他带走。”他喊，“是他自己要来的。”
“是的。看得出，确实是这样。”
哈林顿对我做了个手势：来吗？海涌雾漫进我的眼里和嘴里，维克洛抓住我的手肘，他的手指紧紧掐进我的皮肤，似乎要把它捏碎。我甩开他，焦虑在我的全身扩散，我朝着哈林顿走去。斯奇普趴在舷窗边，贴在玻璃上的鼻子压得扁扁的，他招手叫我过去。整个机身都在颤抖。我觉得似乎有一张漂浮的大网将我罩住，但仍努力朝斯奇普身边走去。哈林顿抓住我的胳膊，拉着我绕过布莱克本的机尾，我被他托起来推进机舱。我把信封扔在地板上。飞机里只有一张座位，我挤到斯奇普身下，把他朝后拽到我的膝上。舱门猛地关上了。
“哦，妈咪。”斯奇普大叫，喜忧参半。我紧紧搂了搂他。我宁愿葬身天空，也不要再留你孤独一人，我本想这么说，但忍住了。机舱外，比利和维克洛并排站着，他们大声呼喊，双臂挥舞。哈林顿没有对我说一句话，他死死盯着前方，戴上护目镜，布莱克本动了起来。
“看啊！”斯奇普说。比利和维克洛站在飞机正前方，想挡住它的去路。
“我们这是去哪儿？”我问斯奇普。
“应该是去怀特岛。”
我想那两个男人应该还是躲开了，因为我们正沿跑道极速滑行，飞机离开地面时，斯奇普一点也不害怕，他对我说：“看啊，妈妈，我们一直在往上——飞上天去！”
飞机升空的感觉，令我想起在耶路撒冷和伦敦的儿时记忆。那时，我对飞翔怀有炽烈的渴望。我的本子里画满鸟儿的图画，我收集它们的羽毛，坠落是我梦境的主题。我将斯奇普的手握在手里，我们不再俯视大地，转而望向窗外的洁白与光明。
两只青蝇在房里打圈，我们找了间离怀特岛桑当机场最近的酒店住下。飞行途中，美景彻底征服了我的心灵。我和斯奇普将脸贴在舷窗上，俯瞰蜿蜒的陆地，陆地尽头露出白色带状的条纹，再渐变成海洋，这就是地球的面貌，我们走过的白垩岩地。这个男孩曾惹我生气，但此时此刻，我正握着他的手，他脏兮兮的手指搭在我的手上，他的汗味在我身边萦绕。
“我们飞到天上的时候，世界就变成了一张地图。”我说。
“我们就能从鸟的视角观测世界。”
“没错。”
我怀疑过哈林顿也许会置我们于死地，把我们撞死，或者让飞机自由落体，掉进大海，然而他没有这么做。他在桑当镇利索地着陆，机场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笑脸相迎，点头示意，让我们在纸上签名，仿佛我们刚和艾米·约翰逊sup/sup一起兜风回来。
“我想和你谈谈。”哈林顿说。
“你费尽心力，就只是为了和我谈谈？”
“是的。我会把一切解释清楚。”
我们住在十七号房。疲惫不堪的斯奇普对于我们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表示不满。
“斯奇普，我得和哈林顿先生聊一聊。我希望你能在这里待一会儿。”他正在窗边俯视着桑当镇，小镇的倦怠感和栖居其中的海鸥，令它与肖勒姆有几分近似之处。
他重重地坐到床上。
“你再这样，我可要生气了。”我弯下腰握住他的胳膊，凝视他的脸庞，“我想拜托你乖乖留在房间，好吗？”
“好的，妈咪。”他说。他的眼角泛红，样子有些痛苦。我关上门，做了一件今天以前从没想过的事。我拧上了门锁。
哈林顿正在酒店里的酒吧等我，这地方荒凉又凋敝。店主钻进钻出，看看我们需要点什么，同时在忙活别的事，他脾气很差，不善交流。酒吧里有股潮气，地上铺着发黑的褐色地毯，轧光印花棉布上落满灰尘。我们挑了个靠窗的座位。
“维克洛很快就追到这儿来。”他确信地说道，向窗外眺望着远方渐暗的天空和灰色的海面。在这里，你听不见天气的变化，却能感知到它。
“你们的这一出闹剧，就是为了这个东西？”信封压在他的胳膊下面。他摇了摇头。
“不是。好吧，是的。”
他给我们各点了一小杯苦啤。我想打个趣：咱们两个老朋友又在酒桌边重逢了。这都快成为一种习俗。他清清嗓子。
“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难以置信，但维克洛已经下令要封我的口，所以我必须想办法把这件事公之于众，他一心想拿回拉苏尔遗留下来的照片。”
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不过，他的声音低沉又疲倦，不像是在给我施压，也没有期待我的回应。我看他打开信封，取出照片。第一张是他之前给我看过的法斯特酒店的照片。画面上，带纳粹万字符和英国国徽的旗帜彼此相邻，像一对亲密的朋友。我想到比利的话：这儿的渔民里有一半都是希特勒的拥护者。还有我的父亲，他的双臂环住鲍姆夫人。战后，管制放宽。哈林顿在信封里摸索。
“就是这张照片。”
“什么？”
“维克洛想要的就是这张照片。”
我的注意力被壁炉上摆放的一排陶瓷女郎吸引过去，从厨房传来炒菜的气味，大概是白菜或豆芽。
照片里，四个男人站成一排。哈林顿是其中一员，他拿枪指着一名蹲伏在地上、遭了难的女性。他们身后，几具尸体绑在梯子上。我把照片翻过来，看到上面的印戳：哈立德·拉苏尔摄影。年轻的哈林顿、年轻的维克洛，以及我的父亲。
“然后，这张是底片。”
我把它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