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1933年
查令十字街、丹麦街、圣吉尔斯大街，当然，雨还在不停落下。“我的朋友，咱们走过去吧。”我注意到他是个害羞的人，这是他最大的特点，令我不安。伊赫桑本人和信中判若两人，他在信中的笔触温情脉脉：“我的可人儿sup/sup。每当耶路撒冷阴雨绵绵，我都想起你正身处伦敦……”
“你饿吗？”伊赫桑问。四步之后，他又问了一遍相同的问题，我说没有，但其实早就饿了，都这个点了，哪个伦敦人不想吃点东西？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为谋差事四处奔走。我还能靠皮埃尔家的补贴过活，但我认识的女孩，比如斯莱德学校里艺术家的模特，和酒馆里的流浪汉都仍旧饥肠辘辘，所以我也跟着他们一起挨饿。这是我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我想，尽管世间大部分事物都有固定的状态与情感模式，这种现代思维不愿意以自我毁灭为代价与他者感同身受。我穿着皮埃尔那件口袋又长又深的军用雨衣，它在我身上显得过于宽大。
“伦敦的雨，”伊赫桑说，“和你描述的一样。”
“我敢说，这儿的雨和别处也没什么不同。”
他站在街上，双手高举向天空，可爱的脸蛋仰面朝天，他那来自耶路撒冷的吐息和耶路撒冷的头发被雨打湿，却拒绝撑伞。
“不，”他说，“不一样的。就像你这件雨衣下包裹的身躯也和别人不同。”他说。不再看天，转而看我。“你冷吗？”
“如果你喜欢雨的话，我也想淋雨走。”
“看来我们是天生一对，是吗？保姆能把小宝宝照顾好吗？”
“嗯，她其实称不上是保姆，他也不是宝宝，他已经两岁了。不过，没错，他很喜欢和她待在一块。”
他勾住了我的手臂。这是他来这里以后我们第一次肢体接触，没过多久，我们步调的节奏就变得完全一致，挤成一团，共同抵御十二月的严寒。
“耶路撒冷是座郁郁寡欢的城市，普鲁。能够远离它对我来说是种宽慰。”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他。这座城市在我心里留下一生难忘的光辉，但是说真的，我很难清晰地回忆起每一处细节。我记得蜿蜒的窄巷，无尽的阶梯。我记得寒风凛冽，我总觉得那风的一部分总在变形，变幻莫测，反复无常。
“我不会在这里久留。我来为家人办事。”他不想参观任何伦敦的景点，我便带他来到托特纳姆法院路的里昂咖啡馆门前。他犹豫片刻，随我走进店里。这间茶室颇受欢迎，店里的人气丝毫不受大雨影响。女服务员穿着一身黑白制服，活像一只企鹅，她花了几分钟时间帮我们找到了座位。我们很幸运，因为窗边刚好有一个两人座，不必和他人拼桌，还能观赏窗外仓皇而过的行人。
我们身边的英国人无不忧郁地盯着茶杯，伊赫桑坐在这群乏味的英国面孔中间，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外国人。他的着装称得上讲究，一件笔挺的西装剪裁时髦，但不是常见的英伦款式，他的领结则更添几分异域风情。茶具、蛋糕和一小壶奶油一并端上桌，我们之间的气氛有点尴尬，这和我设想的不太一样。服务员看他的眼神，像在怀疑他会把店里能偷的东西都卷走，而她好像希望把茶杯从他面前撤走，以此保护其他客人不受这个外国佬的威胁。然而伊赫桑对此毫无察觉，也许他注意到了，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我面前装了糖的碗里掺了成分不明的杂质。我把两脚交叉又分开，雨水渗进了我的几层衣服，让我直打哆嗦。我摆弄起茶碟，撒着糖玩。我不太清楚该如何与他相处。我刚在斯莱德的“小古董”艺术项目里度过了才思泉涌的十四天，有许多艺术主张想与伊赫桑分享。然而，我们之间巨大的时间鸿沟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似乎也随着里昂咖啡馆挂钟的滴答声逐渐消失。我们熟悉吗？我们亲密吗？很难定论。我以前不知怎的曾给他写过这样的话：“我希望艺术能够捕捉光线的流动，让观看它的人目眩神迷。我切实体会到一种感觉：失衡，生活永远游走于边缘。”而我真正想说的是：“我在努力关心呵护幼小的孩子，我们给他取名为斯奇普，但孩子和工作，两者无法共存。”当然，我对此只字未提。我应当稍微过问一下他的家庭和他的事业，但我只是冲他笑笑，他也冲我笑笑。
我们都很拘谨。尽管这些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我们从不讨论现实生活，也避免触及实际问题。我发现关乎他私生活的问题都让我难以启齿，比如：他是否打算娶妻？他会不会觉得孤独？他还在写诗吗？我也很少谈到皮埃尔或自己的母亲身份，我要如何开口呢？我想方设法把脸遮上，一会儿双手交叉挡住嘴和牙，一会儿用手掌托着来遮住脸颊。我坐在他对面，暴露在从窗户中射入的日光之下。多年之后，这样的暴露令我恐慌。我宁可在黑暗中与他会面。
拉塞尔酒店，活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疯帽子”的门房为我们拉开两边金碧辉煌的大门。看到伊赫桑的阿拉伯面孔和他锃亮的鞋，他们扬了扬眉毛。现在才下午四点，但在伦敦的隆冬时节，夜幕已然降临。我们走进大厅，伊赫桑抓住我的胳膊。
“这会不会有些不太合适……？”他面露羞涩。
“什么？”
“我提出从公共场所换到你的房间聊天。我有些事想和你谈谈，你丈夫在房间里吗？”
“不在，不过他随时可能回来。别担心，伊赫桑，很多人都会来我们的房里坐坐。咱们上楼吧。”
楼梯盘旋上升，大堂乐声阵阵。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有个像样的家。这个人有间茅草屋，那个人要退掉肯辛顿的房间，你要来入住吗？所有人都居无定所，四处漂游，我不明白这样做的道理。是艺术家的天性使然，还是他们压根不信任房子？与刚才在茶室时不同，伊赫桑的话变多了，他每走一步都要恭维几句：“我就知道你会出落成一个优雅的大家闺秀。”我拧开门锁，推开门，客房里的霉味扑面而来，我的衣服和内衣堆得到处都是。混乱不堪的生活暴露无遗。
“失礼了，伊赫桑。”我冲进房间，想赶紧把东西收拾干净。
他站在飘窗边俯瞰拉塞尔广场，又把我们的套间打量了一圈。角落里放了一架钢琴，但我和皮埃尔都不会弹。床面宽大，有四根帷柱，衣柜比床还大。我的裙子成堆散落，很多都是一个继承家财的美国富家女某个夜晚送给我的，因为她懒得把它们全打包带回纽约。房门在我们身后砰地合上，发出一声难听的电子音。这里归根到底不过是一间酒店客房，而我发现，伊赫桑对于我而言不像一个老朋友，更像一个陌生人。但是，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以前是十一岁和二十岁，如今是二十四和三十三，却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难以逾越。
“你的丈夫上哪儿去了？”亲爱的伊赫桑，他正和别的女人腻歪呢。但我没有这么说。
“我想他应该在工作。”
他脱下外套，走到钢琴旁，把手放在上面，仿佛在为它祝福。“为什么你们不找个稳定的地方安家，非要住在宾馆里呢？”
“我不相信所谓的住宅。”我讨厌自己说了和皮埃尔一样的话。虽然时间尚早，我习惯性地快步走到饮料柜旁，转过身。“伊赫桑，你想喝点什么吗？”
他发出一声女孩般的咯咯轻笑。“如果可以，我想要一小杯红酒。”
“那我得叫人送上来。”
“孩子呢？”他环视一圈，似乎觉得斯奇普会躲在窗帘后面或沙发底下。
“他们应该出去散步了。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我让奶娘带着他在外面尽可能久留一会儿。我不想让伊赫桑看见自己面对孩子时的手忙脚乱。我点酒的时候，他去了洗手间，我在卧室的镜子里看到了他眼中的我。一副大牙，一脸倦容。皮埃尔现在和一个叫卡米拉的女学生上床，这件事在每一个清醒时分都刺痛我的心。他在房间踱步时，那双大眼睛好像随时准备忏悔。每当他面带这样的表情“信步”游走时，最终都会回到我身上寻求慰藉。我早就猜到这个女人和他有关系——不过，还是称她为女孩更恰当——然而，当那一刻终于来临，当他终于将一切向我坦白，他语气里的焦虑在转化成词句前就已在我面前消融。这不是我期待的那种悔罪。相反，这更像一种怨愤。他愤愤不满，因为我把太多时间耗在工作室里，因为我可以聚精会神，因为那些买手竭尽全力想挖掘的是我脑子里的灵感。皮埃尔自己创作不出艺术。他可以当个批评家或者艺术经纪人，因为他有一流的艺术品位，他可以发表议论，也已经沉浸其中，除了钻研艺术，他别无所求，只想和艺术融为一体，吸收它的精神，理解它的奥秘。悲哀的是，他唯独没有生产艺术的能力。那一晚，他彻底看清了这个事实，趴在我的膝盖上哭得像个孩子。为什么？他反复叨念。为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回答。“也许你还没有准备好把自我暴露出来？”我想起那些被他锁在客房里的夜晚，他从我这里汲取“材料”。那些年华伤痕累累，不忍回看。
为了在这种刻骨的折磨面前妥协，他开始靠和其他女人上床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我能理解吗？也许可以，但伊赫桑没必要知道这些细枝末节。
我在鼻子上重新搽了粉，想遮住眼睛下的黑眼圈。我回到主卧，给自己倒了一杯一指高的威士忌，在伊赫桑回来前将它一饮而尽。
我们坐在绿色长沙发的两头，这是个舒服的距离，但他一直在房间里左顾右盼：有什么东西让他心绪不定。
“这间屋子里有你自己的东西吗？”
“当然。”我四下看了看，“我的雕塑材料，还有几本书。”桌上有一本书，《单元一号》。卡塞尔刚刚把它出版，寄了一本给我。里面有一整章都在介绍我的作品。我排在威尔斯·蔻特斯sup/sup和柯林·卢卡斯sup/sup之间。
“这本书里写到我了，看。”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其实是被他们连哄带骗编进书里的。但我想到，对于伊赫桑这样的人来说，他的家乡是石头砌的，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回遥远的古代，把酒店当成家自然会令他焦虑，而我想分散他的注意。他打开书看见其中一张黑白的、画了插画的装饰盘。《家庭女教师》，1931年。室内装饰，作者：纳什sup/sup。伊赫桑念道：“‘单元一号’是英国艺术家创立的新社团，成员包括画家、雕塑家、建筑家……”
“对，”我说，“他们热衷于成立形形色色的社团。”我强迫他把书放下。“我还有一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里面装着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没什么值得看的。”
伊赫桑把手伸进他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皮包。我这才意识到，能够在多年后再次看到这张脸是多么亲切。当然，也有一丝悲哀，毕竟，所有的面孔会都被时光雕蚀，抹去往日的光彩。然而，这种哀伤无须牵扯旁人，它自在自为。我对此心怀敬仰。
他在公文包里东翻西找。我真想抚摸他的脸颊，我有可能爱上伊赫桑吗？我是说，嫁给他？这个想法从未像今天这么清晰，多么奇怪！仿佛我打开投影仪，看到了另一种人生：与他在耶路撒冷的房子里同居，被栽种无花果和天竺葵的盆盆罐罐环绕。一种无耻的念头闪过脑中：难道这就是他来找我的目的？我对他满腔柔情，但又突然想起他一直对我有所隐瞒。不错，他在信里洒满热切的思念，但现实中，这些日子他又同谁一起度过？他在做些什么？我觉得他要掏出一本诗集，不禁脸颊泛红，呼吸急促，因为我想，这将是一份爱的告白，一定是这样。这就对了，伊赫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已经在隐隐向我招手，可惜他一心投入在手头的事情上。他拿出寻找的东西——一沓纸——把它们装进膝上的包裹里，双手交叠其上。
“普鲁，你知道，我在耶路撒冷德国领事馆做书记员，在新上任的领事手下工作，他叫海因里希·沃尔夫。”
我重整心情。“是的，我记得你在信里提到过这件事。”我对他微微一笑。我真傻，可不是吗？我难道还指望他向我求婚？我已嫁作他人妻。这可是伊赫桑啊。
“这份差事糟糕透了，它就不应该存在。”他跷起腿。
“它没你想的那么坏。”
“它真的一塌糊涂。”他把一张纸扔给我。“比方说，我需要把这一页复印出来，做好记录，确保它是一份复印件，确保它被记录在案，确保我清楚每一份收发件的内容，确保每份文件都摆放在正确的位置，贴上标签，标好日期。”
“比这更糟糕的工作还多呢，伊赫桑。假设你在工厂给军用靴打孔，那才叫可怕。一整天都要在靴子上给绑鞋带的地方钻小孔。”我认为这番话由我来说颇为可信，因为玛格丽特的一个朋友在战时就干类似的活，她磨坏了手指，眼睛也差点瞎了。所以我才会想到这种故事。
他探过身来。“这其中有许多蹊跷。”他皱眉，“事情很棘手。”
“你指什么？”
“新来的领事必须遵守柏林方面的指示。他需要盘查现在在耶路撒冷任职的德国学者究竟是纯犹太血统、半犹太血统、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还是按他们的叫法，雅利安人。”
“好吧，这件事又为何让你困扰呢，伊赫桑？”
“因为我是书记员，这项清查由我执行。你不知道这有多疯狂，让我来告诉你。想象一下，朗夫人冲我大吼大叫，沃尔夫冈·朗告诉我他的妻子没有犹太血统。我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但领事说需要证明，这是柏林方面的指示。”
“行，那要怎么证明？她是犹太人吗？”
“你是谁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的祖辈是什么血统，海因里希·沃尔夫对此心知肚明。”
“那它又为什么会带来很多麻烦呢？”
“这个问题怎么会有确切的答案呢，普鲁？我是不知道。朗夫人和她的父母分别是斯洛文尼亚人、伊兹密尔人和法国人，同时还有不知从哪里传下来的罗马天主教血统。所以你现在知道我每天上午都要把时间花在哪儿了吧？”
“花在哪儿，伊赫桑？我有点理解你了，这份工作确实不怎么样。”
“我必须给每个朗夫人的祖父母有可能居住过的城市打电话，联系那里的行政长官。我得大费周章地从每个镇上搜集和这些祖父母相关的档案。我要给每个城市拍一封电报，再追加一封信，接着还要再打一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