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1920年
威士忌：焦黑的蜂蜜、黄蜂的足、栗树上的粘胶。威利将酒杯举到烛光前，蜂蜜般暗红的液体闪着光，好似爱情。他坐在法斯特酒店酒吧最里面的一张安乐椅上，面前，一对男女共舞。欧洲长相的男子一只手搭在身着晚礼服长裙的女伴裸露的背上，她的头倚在他肩头。他们缓缓摇摆，成为众人视线的焦点。乐手弹奏着年代久远、异域风情的音乐，而他已经干了四五杯酒。阿什顿已经和他确认了行程，明天，飞机会在卡兰迪亚机场降落，而他将要执行飞行任务。他的大腿直发颤，他又变回了那个会吓得尿裤子的六岁小男孩。
威利在面前的纸上敲打手指，闭上眼睛。他握着一只咬过的铅笔，心不在焉地开始凭记忆画起山鹑，一种极具英国特色的鸟儿。小的时候，他热衷观察鸟类，甚至还记得它的叫声：啾啾啾咔嚓嚓。他在纸上戳出一排细小的弹孔，鸟儿的形象化为埃莉诺拉的玉体——她那瘦削的肩膀和手腕。随后他写道：
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见你，
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能够走到你身旁，
没有嘴，我还是能祈求你。
酒保又将一杯酒放在他面前，低头看着这首诗。“里尔克？”音乐暂停了。威利点头。
“折断我的双臂，我仍将拥抱你。”酒保用德语将诗背完，“你会说德语吗？”
“懂得不多，都是上学时候学的。”
这个名叫西奥多的酒保算得上法斯特酒店老板阿尔布莱希特的半个侄子。法斯特酒店本由德国人经营，但在英国占领耶路撒冷时遭到驱逐，直到现在才陆续回来。在六角手风琴和小提琴激越的合奏声中，威利和西奥多用不成句的德语悄悄谈论起耶路撒冷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定居点各处涌现，沿着溪谷和旱谷一路安营扎寨，海法以及各大口岸爆发的危机，重新划定边界、国境线和城墙。兴许是因为耶路撒冷的重重围墙，让这里总给人以幽闭的恐惧。这座城市正在被它自己的历史压垮。威利刚到这里，便觉得这里有种惊人的亲切感，城市仿佛昏昏欲睡，又恰似梦中之境。童年旧识再度登场，生命途中的一面之交或曾被他伤害过的人，都一一在此处回归。这里的学校模仿英国声名赫赫的公立学校，宗教团体的名字也让人闻之一惊：香膏浇主之女、永恒之容。这座名震四海的圣城，却总像是一座埋没在回忆中的小村子。
威利看向酒吧另一头。有个人面前的酒杯早已喝干，他孑然一身，坐在桌边——洛夫蒂。宽大的帽子，桌上的拳头，失神恍惚的微醺神态，都让威利觉得他似乎在海面上漂游，起起伏伏，任凭碧蓝的海水摆布。但当他再次定睛一看，却发现那人并不是洛夫蒂，而是另一名宪兵，鼻子发红，喝醉了酒。他摘下那顶宽檐帽，脸比洛夫蒂更圆润些。今晚，威利出现了幻觉。酒保西奥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赔笑点头。
“萨洛尼卡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他现在在耶路撒冷，战争结束了。
如果洛夫蒂还记得当时的事，万一他记得，会做何评价？
致命的不是子弹，而是蚊子。一天早上，威利发现了一具年轻爱尔兰战友的尸体，这个男孩把带刺的铁丝网缠在颈部，自缢而亡，只为逃脱疟疾复发的魔爪，和随之而来的神智错乱与精神失常。萨洛尼卡鸟笼地带的军团全都措手不及。奎宁水根本不够用，几乎找不到多余的营帐，所有帐篷里都挤满了病人，他们撕扯皮肤，嘶吼着求人来开枪给个痛快，康复周期结束之时，新一轮热病又如洪水猛兽袭来，循环的螺旋向下通向死亡的枯井。
洛夫蒂和威利当时都在那里。他从爱尔兰第十分队中被召回，这支分队不久前刚被派去巴勒斯坦参加战争sup/sup。所有人中，洛夫蒂疯得最严重，疟疾在他身上复发五次，每一次都像是被夺去一次魂，迫使他陷入更深的疯狂。虽然他坚持声称可以继续服役，但医检报告给出了相反的结果。他变得愈加狂暴，最后只能被绑在床上，因为无论把他转移到巴勒斯坦还是遣返爱尔兰老家都太危险了。他的狼嚎声，连在蚊虫成灾的山谷另一头都能听见。凡是从他帐篷门口路过的人都无不叹惋：“快让这个可怜人从痛苦中解脱吧。”
但是，他熬过了最后一次复发，巧借爱尔兰式的抑扬顿挫和天生的伶牙俐齿说服了一批不熟悉规矩的新来的护士，让她们把他从医疗帐篷里放走了。他不再嚎叫，看上去与正常人无异，最终由于军队人员短缺，他被派往威利所在的护卫队担任机上侦察员，负责边境一带的侦测工作。两架飞机同时坠毁，威利的侦察员麦基不幸身亡，而洛夫蒂则丢了自己的飞行员，他们在保加利亚军一方双双被俘。
威利举杯，借酒力把回忆压下去。面前的舞者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慢慢摇摆，而在沉淀着怀旧愁绪的威士忌杯底，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不甘沉寂，再次浮出水面。
在一家保加利亚疗养院改造而成的拘留所里，威利隔壁床位的英国人瞎了一只眼。至少你还剩一只眼睛。去你的，他说。没错，共有三个英国人被捕。他们受到的待遇还算人道。一架两座的索普维斯战斗机被击落，加上之前那架侦察机。他在熊熊烈焰中失去了意识，这部分记忆如今已在威利脑中燃烧殆尽。每根神经末梢都失灵。关掉它，关掉它。他不停按着按钮，转速盘上的指针终于在最后一刻回转。引擎发出威利从没听过的声音。
栗色眼睛的保加利亚护士在他脸上敷上冷毛巾，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在他耳边轻声细语。过了一阵，英国人之间互相点头示意。真倒霉。没人想开口说话，绷带下的伤口先是疼痛，再是刺痒，难以忍受。他身上有多少地方烧伤了？还有完好的皮肤吗？洛夫蒂和他隔了三张床。起初，洛夫蒂一言不发。他的脑部受了损伤：失忆、失智、失明，全都丢没了。威利只知道这么多。
“我们这儿从不缺英国来客。”一个非保加利亚籍的男子说话带有轻微的德国口音，脖子挺得笔直，眼睛仿佛能看穿事物脆弱的核心。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埃施维格，他是想嘲笑威利两句吗？
埃施维格——每个人都对他有所耳闻。他是个传奇人物，连英军都为他精彩的滑翔飞行和螺旋俯冲深深折服。在他的操作下，座驾仿佛化作一片飞舞的叶子，能在几近着陆时突然改变航线。威利没来之前，他曾列举了他心目中七次飞行史上的辉煌胜利，其中包括空军上尉英厄姆和麦克斯韦的几次飞行。每逢午后，他都会来疗养院看望他们。他为人和蔼，彬彬有礼。洛夫蒂总是不言不语，连基本的招呼都不予回应。那个独眼男孩儿的另一只眼也在逐渐失去视力，他开始语无伦次，与母亲对话，呼唤心爱的女孩。
护士静静地拆掉威利胸前的绷带，她的手指落在他身上，如同灼烧的雨点。在他被噩梦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夜晚，也是她端来一杯水照看他。日子一天天流逝，时间概念模糊得难以计算，而当他终于清醒时，发现埃施维格就坐在他身旁。
“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吗？”埃施维格用英语问他。
“我不知道。”威利看着他，用德语重复了一遍，“我不知道。”
他们聊了十五分钟，聊的是什么，威利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用德语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可能是关于鸟的。哦，确实如此。埃施维格的膝上放着威利的日志。
“它幸存下来了？”
“你的整个包都安然无恙，香烟、相机，还有记事本，是在离飞机不远的地方找到的。”
埃施维格翻看了后半本日志上的绘画——威士忌顺着喉咙滑过，舞女在舞伴身旁扭动蛇一般的腰肢，威利慢慢恢复了记忆——他们聊起了鸟，聊起了鹈鹕。你知道吗，卡洛霍利湖边有鹈鹕，是达尔马提亚鹈鹕。
他又点了一支威士忌。鹈鹕。
埃施维格和洛夫蒂说过话吗？威利记不清了。不过洛夫蒂总是仰躺在那儿，呼噜打得震天响，时不时喃喃自语，但从没和威利说过一句。
威利的身体终于能活动了，尽管伴随着疼痛，紫黑的阴云常在他视线中涌起，这云是在他的眼里，还是贴着他的眼皮？又或者是漂浮在他眼前，停在半空里？他在老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路。他被领到一间房间，房间是空的，只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没有窗户。这是一间疗养院深处的房间，面前的桌上，他看见自己侦查时拍的照片排成四排。他们把底片洗出来了。门再次打开，洛夫蒂一瘸一拐地被带进房间。一名年轻的保加利亚军官给他们递烟，待遇真不坏。
他们两人被单独留在房间。
虽然爱尔兰人的身上看不到什么明显的重伤，但他的眼神却有些异样，其中一只的眼角总渗出一行清泪。他也不把脸上的泪水抹干，只是不停呢喃：“敲碎它的颅骨，就会有血流出来。人死的时候，会释放出一股气体，并且伴随一阵战栗，每次颤抖都略有不同。不，不是颤抖，比那更轻柔，是体内的脉搏，阳光太刺眼了。每次都有东西注射进血液，像是那次在霍尔本注射的吗啡，还能坐在小小的膝盖上……”
“不管他们问什么，一个字都别说。”洛夫蒂突然提高了音量。这是威利到这里以来第一次听到他大声说话。房间里的气味让威利想起下雨天，想起把人禁锢在家的恶劣天气。虽然，这间房间里没有天气变幻。
“还记得那个叫安娜的女孩吗？”
“什么？”
威利转向他，洛夫蒂的眼神现清醒了不少。
“不记得了吗？白塔旁的少女？”
威利吐出的烟雾在他身边萦绕，蒸散。又是一段回忆：酩酊大醉的夜里，几名士兵，其中一定有洛夫蒂，在萨洛尼卡白塔旁的一家妓院里寻欢作乐。黏稠的松香酒。在这里，没有银子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杯茶的钱可以换一个孩子，掉一把头发，流几滴血，女人就到手了。我们这儿还提供死人尸体，如果你有那方面的“性趣”。有一个女孩儿，威利不知道她是希腊人、土耳其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她径直向他们走来，黑头发、大眼睛。她年纪很轻，走到他们的桌子跟前时，先看看威利，再看看洛夫蒂。威利喝得烂醉，世界在他面前凝固，积灰的硬地板对他敞开怀抱。他走不动路，被洛夫蒂和另一个男人拖进了一间房间。布祖基琴的奏鸣越来越轻。小房间里放着一张窄床，一把椅子靠在墙边，圣母像歪歪斜斜地挂在墙上。那幅画面他至今都记得。哦，玛利亚。至高无上的圣母玛利亚。一个孩子正坐在床上，盯着地板。他觉得她的年纪大概在十岁左右（但他知道她其实不到十岁）。洛夫蒂第一个与她交欢。威利只顾着把头靠在墙上休息。然后换了第二个人——好像是麦基？他们等他呕吐完，把他也拉了过来，他在墙边把松香酒全吐了出来，腐臭的秽物洒成一幅英国岛图。
现在该他上了。他没有问她叫什么，身体很快起了强烈的反应。在他身下，她显得越发娇小，仿佛一具小鸟的空壳，两道黑眼圈浮现在棕色眼睛下方。他进入她时，她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和其他男人进入她时一样。他的动作粗暴，结束得很快。
他怎么会把这件事忘了？不，他没有忘。事情结束后，他一路从走廊跑到萨洛尼卡的大街上，有一瞬间，他感受到内心里强烈的道德谴责，但很快就替自己找到开脱，像一根自我修正的指针，推着他停滞的人生继续向前。我没有伤害她，我只是恰好在那儿。这件事没有预谋，这不是我的天性。他当时就是这样劝慰自己，封存了这段记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威利说。他看着洛夫蒂——洛夫蒂真的神志清醒吗？没错，他记得萨洛尼卡，可他的眼球却向上翻起，只见眼白，不见眼珠。埃施维格单独走进房间，点头微笑，关上了门。他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感谢，说得好像他们有得选一样。
他们替威利冲印出的底片是一组卡瓦拉港周边地区的航拍照片，它们按照某种规则在桌上铺开。
“英军打算进攻卡瓦拉吗？”
两个男人都缄默不语。埃施维格稍微调整了座椅的方向，背对洛夫蒂，面朝威利。他点上一支烟，不紧不慢地抽。大家沉默了几分钟。
埃施维格用德语向他提出一个条件：告诉我你们拍摄这些照片的用途，我就把你放走。如果你愿意，你的战友也能获释。他边说，边把照片由上至下重新排成几列，这里五张、那里五张。卡瓦拉。威利把一张照片拉到自己面前，它是错综的壕沟和防空洞组成的一幅景象。照片影像将饱受摧残的大地，和无论敌友都同样承受着深痛苦难的现代世界，变成了什么模样？它们变得好像远古时期的土垒工事，和农耕开垦的层层地表，像是一系列象形文字，和小男孩百无聊赖地用墨水和圆规创作的图腾。
“是的。”威利用德语回答，“据谍报人员说，一艘德国潜艇正在部署鱼雷，准备对我们进行炮火打击。至少我在执行侦察任务前被告知的是这份计划。”
低垂着头、翻着白眼的洛夫蒂突然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威利。一阵咳嗽。莫非他听得懂德语？他的蓝眼睛血丝密布，眼窝凹陷。埃施维格悠然地在房间里绕了一圈，然后打开门，和门外一名警官用德语快速交谈了几句。
他回来的时候，威利不看洛夫蒂，用学生时期掌握的简单德语详细阐述了每张照片的情报信息，甚至比埃施维格需要的还多。德国人再次离开房间时，爱尔兰人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