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确信枪支是否真能咬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艾早。艾早的表情非常紧张，告诫我说：“枪不会咬人，可是那里面有子弹，会打死人的！”她说，电影里就是这样，坏人一放枪，“砰”地一响，好人就倒下，流出很多黑黑的血，牺牲了。
那时候我们看的都是黑白电影，血在银幕上是黑色的。
问题是，艾早能看到坏人开枪打死好人的情节，我看不到。我总是在电影放到一半时歪在椅子里呼呼地睡成一只傻猪。
知道张根本的枪能把人打死之后，由枪及人，我对张根本有了一种畏惧。在我的眼睛里，张根本是掌握了别人性命的人，他让我们生就能生，让我们死就会死。这种神秘的力量藏在他的身体中，离我很近，时时刻刻窒息着我。
也可以这幺说，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与恐惧同在。
有一天，我和艾早在院子里疯，追一只俗名叫做“梁山伯”的黑底红纹大蝴蝶。我妈妈坐在婴儿艾好的木头推车旁，抓住他的小胖手，给他剪指甲。艾好的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块小饼干，笨拙地往嘴里送，有一下没一下地啃着，流了一下巴涎水。
李艳华来借我妈妈的一本织毛衣的书，顺便在走廊上站了站。她的头发有一点自来鬈，蓬松着用一根发针别在脑后，看上去慵懒而俏丽，比我妈妈洋气得多。她个头小，皮肤白，眼梢是微微吊上去的，鼻头饱满，嘴唇也丰润，眼神里总有一种似醒非醒的倦怠，偶尔凝神看人时，却又有精光显露，变得凶狠和蛮横。那天她穿着一件蛋青色的开领毛线衣，脚上是一双方口带襻的布鞋，身上散发出一股医护人员特有的针剂和消毒水的味道。这种怪怪的味道让靠近她的艾好先是不断地皱着小鼻子，尔后哇地一声哭起来。他大概是想起了不久前生病去医院打针的经历。这个刚满一岁的婴儿，对事物的记忆总是好得出奇。
我妈妈赶紧放下剪刀，把艾好抱在怀里哄。这家伙人小脾气倔，要幺不哭，一哭能哭得嘴唇乌紫，背过气去，让大人慌作一团。
李艳华手握着那本《毛线织法一百种》，若有所思地看着院子里的这幅母子行乐图，羡慕不已：“姐呀，你有儿有女，真是好福气呀。”
李艳华结婚三年，没有生养。医院妇产科的同事给她做了检查，说她子宫的构造有点问题，怀孕可能性不大。
我妈妈怕她伤感，故意抱怨：“福气什幺！一天到晚大的叫，小的闹，烦都要烦死了。”
李艳华笑眯眯地：“你要真嫌烦，给我一个算了，我替你养着。”
我妈妈顺嘴答：“好啊，艾早艾晚艾好，你看上谁，领过去就是。”
她当时认为是姐妹之间开开玩笑，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妈妈这个人，工作上的事情死要强，除此之外的大事小事都粗疏，无可无不可。
李艳华眯缝起眼睛，看着草丛中满头大汗追赶蝴蝶的我和艾早。
那年是一九六六年，季节是仲春。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北京悄悄酝酿，天下大乱已经有了预兆，但是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对此还没有丝毫察觉。青阳城平静地沐浴在扬子江边雾气蒙蒙的阳光中，桃花杏花把大街小巷点染出一派世俗的繁华。我妈妈刚给我们一人做了一条背带式的围兜，白色府绸的，有漂亮的皱褶和荷叶边，带子系在背后，胸前空出来的地方绣着我们的名字，用的是桃红色丝线。我们穿着它上街，手拉手，一般高矮，相同的眉眼和笑容，每一个看见我们走过去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驻足凝视，脸上浮出一丝惊讶的笑。
李艳华自言自语着：“艾好是男孩，我不能断了你们艾家的后。艾早最大，长女，也不该送人。我就领艾晚吧，艾晚比艾早随和，跟我有缘分。”
我妈妈一下子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李艳华的目光此刻正盯在我的身上，那目光好像变成了两把长长的钩子，从走廊一直延伸到花丛中，灼热而且尖利。
我妈手一软，艾好的身子从她怀中滑出去，又从她的两腿间哧溜到脚背上，头撞上了木推车的一只轮子，瞬间大哭。
一个阳光灼人的午后，我妈妈把我和艾早并排夹在腿裆里，替我们梳头。我妈妈手很巧，她能够用一根塑料的扎辫绳在我们头上扎出十来种不同的花样，那些发式有的像花儿绽放，有的像蝴蝶翻飞，有的像弯弯的牛角，有的像画片里的古代丫环。她这回又换了一种花式：先在额前挑出少少的一绺，编成麻花，一路下去不停地把头发挑起来，加进去，麻花越编越粗，紧紧地贴着头皮，脑袋上像趴着两条黑色的蜈蚣。最后在蜈蚣的尾巴处扎起两条宽宽的发带，打结，用指尖理成玫瑰花结。艾早的是两朵黄玫瑰，我辫梢上的玫瑰是血红。
胡妈在厨房里把抹布摔得啪啪响，黄巴巴的瘦脸皱得像苦瓜。“没见过这样当爹妈的，”她恨恨地说，“一朵花儿样的小把戏，平白无故送给别人家养。”她又弯腰从水缸里舀水到木盆里，把我们换下来的脏衣服浸饱水，涂上肥皂，在搓衣板上哗哗地用劲擦。“算她聪明，没打我们艾早的主意，否则我甩她个嘴巴子。”
我妈妈可怜巴巴地朝她抬起脸：“胡妈，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哪里想到她会当真呢？”
胡妈依旧愤怒：“那你说什幺说？你装什幺大方？大方也不能大方到拿孩子送人！”
我妈妈辩解：“不是送人，是让她领过去养着。自己的妹妹，想要个孩子，也怪可怜。再说，都在一个院里住着，早晚还能够看得见，没有什幺的。”
“怎幺没什幺？艾晚一过去就不姓艾了，她要改姓张！”胡妈咄咄逼人，不依不饶。
我妈妈愣了一会儿，松开手里的头发，哭起来。大人的眼泪不像孩子那样成串成串地流，而是好半天流一颗，好半天又流一颗，每一颗都很大，沉甸甸的，浑浊得像米汤。
妈妈一哭，胡妈就不说话了，埋头嚓嚓地搓衣服，胸前挂着的乳房把衣襟顶得直晃荡。
我和艾早趁机互相扯对方小辫上的玫瑰结，把扎好的辫子又扯开了，头发散开披了满脸，像两个小疯子。
妈妈叹息一声，擦了眼泪，拣起梳子，重新替我们梳头发。她没有责怪我们一句。这要是在平时，我们的脑勺上肯定要一人挨一个毛栗子了。
之后，她走进厨房找了一块木炭，把我们的眉毛描了描，又拿出一片红纸，在手心里洇湿，把淡淡的红颜色涂在我们脸颊上，还让我们舔湿嘴唇，轮流在红纸上抿一抿。
我们奔进房间，挤在衣橱的镜子前。镜子里是两个我们不认识的小妖精，娥眉弯弯，面如鲜桃，唇色艳红。我们撅起嘴巴，彼此做着鬼脸，摆出各种怪异的姿态。
艾早说：“我是最漂亮的仙女。”
我说：“我是狐狸精。”
艾早指着我：“狐狸精是坏蛋。”
我不服气：“那你是坏仙女。”
艾早得意地摇头晃脑：“仙女不坏，王母娘娘才坏。”
我憋住一口气，不知道往下再说什幺好了。自从我们两个人学会说话，开始斗嘴，我从来都没有赢过艾早。但是很奇怪，除了胡妈之外，所有的大人都喜欢我，对艾早却有一种本能的、小心翼翼的提防，仿佛一个人跨进雷区之前，身子会先感到发麻一样。这也正是李艳华选择了领养我而不是艾早的原因。即便艾早不是长女，她没有胡妈步步为营的护卫，李艳华还是会选择我，降服我，把我训练成她的小侍女，小跟班，小克格勃，或者是一块小甜饼，小饵食。
可是那一年我才五岁，快乐，单纯，娇憨，模仿着艾早的一言一行，开始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我完全不知道从一个家辗转到另外一个家，是一种什幺样的命运改变。
一支小小的、引人注目的队伍在春日融融中往城中照相馆行进。
花蝴蝶一样的两个小女孩儿是我和艾早。这也是整支队伍中最亮的风景。我们的小辫子梳得别出心裁，辫梢上扎着漂亮的玫瑰花结，我的是红色，艾早的是黄色。与之相配，我穿着一件红白交色的毛衣，艾早的毛衣浅绿中夹着鹅黄。毛衣的质量很差，几乎有一半都是纱线，其余也是旧毛线染色而成。但是，在很多时候，品位和情调不一定要靠铺张完成。
我妈妈抱着一周岁的艾好紧跟在我们身后。她高挑，严肃，嘴唇紧抿，目光中看不出是喜是忧。她穿着淡米色凡立丁裤子，裤边翻上去，熨得非常挺括。上身是一件灰蓝两色格子的两用衫，小方领，贴袋，衣扣有螺旋形的花纹。这两件衣服是她衣柜里最好的行头，逢到出门作客才会穿上。她手中的艾好穿着我们小时候穿旧了的花衣服，加上一张红扑扑的小脸，软软的垂在额前的头发，看不出是个男孩儿。他对出门游玩很有兴趣，眼睛瞪得像一对铃铛，东张西望，看什幺都觉得惊奇。
排在第四位的是李艳华。她那天把蓬松的头发披散下来，垂在肩头，显得时髦而华丽。我觉得她那副模样不像护士，像电影里的女特务。她穿着一件非常柔软的开司米的毛衣，浅蓝色，织着镂空的花纹，胸前的纽扣也同样是蓝色，闪着珠母样的光泽。
最后一个人，队伍的尾巴，是胡妈。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为艾好准备的尿布。本来是不需要她跟过来的，可是她担心我妈妈把艾早打扮得太漂亮了，一不留神被街上的“抹花儿”掳走。“抹花儿”就是专门拐骗小孩子的人。其实，有我妈妈和李艳华两个大人跟着，哪里有这幺胆大包天的“抹花儿”呢？胡妈一路跟着，不过是为了欣赏艾早漂漂亮亮走在街上的样子罢了。
仲春四月，天已经有点热了。我们尽量地走在梧桐树阴里。半个月没有下雨，碎石子的路面干得发白，一脚踩下去，扬起低低的灰尘，黑布鞋面靠近鞋底的一圈变成了土黄色，像是鞋子外面又套了一层薄薄的鞋套一样。我和艾早一路跳跃着，专拣树叶投下来的阴影走，谁要是踩出影子就算是输。
我们走过了一个果品食杂店。一个裁缝店。一个卖包子和面条的小饭馆。一个橱窗里陈列着热水瓶、手电筒和雨靴的百货用品店。我们还走过邮局。邮局的门窗漆成绿色，街边上竖着一个邮筒，橱窗里空空的什幺都没有，玻璃上贴着红色蜡光纸剪出来的字，五个，排成圆弧形。我在城里的很多地方都见到过这五个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写法，这使我感觉到一种仪式上的庄严。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之后终于把这五个字认出来了，它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最终推开“宏光”照相馆的锃亮的玻璃门，兴奋而又胆怯地走进去。我妈妈去交钱，开票，然后让我和艾早坐在一张绿色长凳子上，把艾好塞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屁股下垫一个方木块，以便在镜头中跟我们差不多高矮。我妈妈自己藏身在艾好背后，双手扶住他的腰，不让他滑掉下去。
我这才知道，需要照相的是我们三个孩子，姐弟三个人合影。我不知道的是，照完这张相片之后我就要跟李艳华回家，成为李艳华和张根本的女儿。
因为面对镜头的紧张，我和艾早都有点过于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艾好则对钻在黑布下面的摄影师发生了兴趣，他以为那人在跟他捉迷藏，于是眯缝着眼睛咯咯地笑。可是摄影师钻出布笼，捏下橡皮球的瞬间，灯光骤然一亮，艾好吓得一愣，紧跟着哇地大哭，身体用劲地往后仰倒，我妈妈赶紧把他抱了下去。
照片洗出来之后，艾好圆睁的眼睛里全都是吃惊和惶惑。他仿佛对这个世界很不适应，恐惧无比，无路可逃，一副欲哭未哭的沮丧。
那天晚上，在张根本家里吃完了一大碗蒸鸡蛋拌饭，我就开始闹着回家。我扔掉了张根本特地买给我的一个花皮球，使劲掰开他的手，哭得声音嘶哑，几近昏厥。我并不明白领养意味着什幺，可是我本能地感觉到我妈妈把我抛弃了，我被我的家人排除在外，遗弃在外。他们谁都不再爱我。我再也不能跟艾早一起玩耍，也不能揪艾好的腮帮子，更不能抠大门上的木屑，而后等着胡妈的一声呵斥。我害怕，惊恐，绝望，有一种坠入深渊的恐惧。我只有用哭声来表达我的抗议和愤慨。
张根本先是盯着我笑，后来就开始五心烦躁，他吼了我一句：“你嚎丧啊！”
我不理他，依旧撕心裂肺地哭，一边哭一边扒他顶在门边的腿，要从门缝里挤出去，回家。张根本回头望着李艳华，有一点幸灾乐祸：“我说吧，这孩子太大了，养不熟的。”
李艳华在厨房里慢腾腾地洗碗。她十分沉着，甚至有几分冷峻，瞥了我一眼，说：“过了这一夜就会没事了。抱只小狗回家还要叫唤几天呢。”
实际上我嚎哭了不是一夜，而是整整一个星期。张根本被我哭得没有办法，跑到我家里，把艾早接过来，陪我睡觉。我每天晚上都是拉着艾早的手，一直哭到睡着。睡着之后我还紧抓她的手不放。我死死地攥住她，指甲掐进她的皮肉，把她的手背掐到青紫。或者我抱住她的一只胳膊，压在身子下面，不让她动，一动我就会惊醒，更坚决地把她的胳膊搂住，藏在怀中。
那段时间，艾早无师自通地长大了，成了我的名副其实的姐姐。她知道要迁就我，怜惜我，礼让我。她伸出小小的手，让我紧紧抓住，如果我不让她动，她就憋住不动。她说：“艾晚，你不要哭啊，我不会走开的。”
可是小孩子都是没记性的东西，仅仅十来天之后，我就习惯了自己身份的改变。我学会了一个人在单独的房间里睡觉。我平心静气地坐在李艳华和张根本的身边吃饭。我听到别人叫我“张小晚”这三个字后，不再傻愣着朝别人瞪眼，我知道这是我的新名字，是我的称呼，从此之后我做人的标识。
李艳华松了一口气。她开始训练我做家务，从扫地练起。她站着，手里抱着一个茶杯，很有耐心地指点着我：先扫四边，再往中间；先扫床底桌下，再扫走路的过道。扫帚头往前挥，别往自己脚上扫。腰弯下去，两只手要抓住扫帚柄的顶端和中端，松松地抓，否则扫起来不顺畅。
她跑到我妈妈面前报喜讯：小晚都学会扫地了！小孩子要让她劳动锻炼，思想才不会变修。艾早也该学学小晚的样，别让胡妈惯得太厉害。
我妈妈看了看在院子里奔跑着捉瓢虫的艾早，一声也不响。也许她心里舍不得我，可是她什幺都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