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铭在清晨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候机厅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扫地的清洁工和拖着滑轮包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早行的旅客。有个人站在报亭前看玻璃窗内的杂志封面，一边旁若无人地吃着手里的一个糯米饭团。糯米饭包油条是南京人喜欢的早饭，可是他吃几口就要低头看一看饭团里面的内容，饶有兴致地琢磨米粒和油条之间的粘合度，这种研究性的神态，又不像常吃这种点心的人。他穿着一身黑色：一件短袖衬衣和一条休闲长裤。衣裤的款式都很普通，中规中矩，然而看得出来那不是普通商店里买出来的大众品牌，那种内敛的品质，不动声色的尊贵，极其注重细节的裁剪，绝对是价格不菲的国际大品牌的风格。
贾铭看见我盯着那人吃饭团的样子，就问我是不是饿了，我告诉他说，我现在只担心机票能不能买到。贾铭捏了捏我的胳膊，表示安慰。
六点半钟，售票处终于有了人影，是一个满脸倦色的小伙子。贾铭飞快地奔过去，问他最早一班去深圳的机票是几点。
“八点。还有最后一张机票。全价。”
贾铭愤怒地叫起来：“宰人啊！全价机票加燃油税，要一千五百块！昨天报上还登着机票四折。”
小伙子嗤了一声鼻子：“报上的消息能信？现在是旅游旺季，机票都没什幺折扣。”
我赶快捅捅贾铭，让他息事宁人。国内航班的机票贵，服务差，这已经是常识，跟一个售票员有什幺可争的？
买好票，贾铭的脸上依旧有愤懑之色，说：“我就看不得民航这帮人牛气冲天的样子。一张飞深圳的机票，我公司的工人一个月都挣不回来，太不合理。”
可是贾铭前天给自己买了一双皮鞋，三千多块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合理。贾铭这个人，有时候太偏激，得理不饶人，我觉得这是男人的不成熟。我突然想起了张根本，如果换了是他，他会皱起鼻子，目光一闪，嘿嘿地一笑。一笑之间把什幺都包含进去了：生气、不满、轻蔑、指责、抗议……很多时候，微笑比语言更有力量。
可是张根本已经死了。我姐姐艾早杀了他。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年时间，一起打江山，创业，把公司业务做得红红火火，双双跻身于深圳的富豪行列，居有房，出有车，食有肉，青阳城里的旧朋故友提起他们就要艳羡得眼睛滴血。可艾早居然把张根本杀了。
我想不出来为什幺会这样。
按照登机牌上的指示，我找到9号登机口，在等候区里坐下。我只带了随身的一个小包，是真正的轻装简行。
穿黑衣服的小伙子坐在我旁边，打开一个皮质外壳的手提电脑，开始用手机上网。我知道手机上网是很贵的，看他那副神闲气定的模样，我猜测他不是外企高管，就是it精英，至少也是某家外国公司的品牌代理。我无意中瞥了一下电脑屏幕，发现他已经进入一个聊天室，正跟一帮网友聊得开心。他打字用的是拼音输入，盲打，指尖飞快地触键，键盘发出极流畅的哗哗声，听上去令人愉悦。我心里想，这样的打字速度，应该是无数次通宵上网聊天才练出来的。
他发现我对他的兴趣，停止打字，转头对我一笑：“苏州你去过吗？”
我点头。
“胥门？”
我摇头。
他脸上有孩子样的得意：“我昨天去了。”
我说：“一般人到苏州不去那儿。”
他笑得更像个孩子：“所以我要去啊！我在网上跟朋友打了赌，赌胥门这个称呼的来历。”
“胥门是什幺来历？”
“我说，胥门因为是伍子胥主持修建的，所以叫这个名称。有一个网友认为我是望文生义，他说伍子胥这个人不会利用修建城门替自己树碑立传。我不服气，前天从深圳飞过来，昨天去苏州看了胥门。”
“结果呢？”我好奇地问他。
他脸上露出羞惭：“我错了。胥门这个称呼真不是因为伍子胥，是因为这道门通往苏州姑胥山，最早叫姑胥门。”
我很惊讶他的认真，也惊叹他有这样的闲情，为了跟网友考证一个地名，竟然千里迢迢飞过来，眼见为实。
“这没什幺。”他轻描淡写地说，“也有时候是别人错。我们常做这样的事，挺有趣。”
这时候登机口的门打开了，值机小姐站到了检票台后面，开始招呼旅客登机。他手脚利索地收起电脑，起身排队。我抓紧时间上了一趟洗手间，回来时发现队伍很长，可是他已经在身前空出一个人的位置，示意我站进去。他把他的绅士风度做得恰到好处，既不过分热情，又不拿腔拿调。他身上剃须水的味道也特别清爽，有一种淡淡的薄荷香味。
“要我帮你提着包吗？”他问。
我礼貌地谢了他。其实他手里的东西比我多，有一个牛津布的电脑包，还有一个体积更大的软皮旅行袋。他把那个袋子拎在手中时，胳膊上的肌肉鼓起来，显得结实，健美。他一定是那种轮番使用各种器材折腾自己的“健身虫”。
进了机舱之后，我才发现我们两人的座位居然又在一起。原来他选择了靠窗的座位，我选择了靠走道的座位。他对我们的巧遇备感惊奇，执意要站起来，郑重其事地跟我握一个手。他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李东。名字倒是朴素无华。我也对他说了我的名字。我们互致敬意。
飞机起飞后，他很快地把插在前面椅袋里的报纸和民航杂志翻了一遍。杂志里有一篇谈论南京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其中提到“南京白局”。他问我什幺是“南京白局”，我说，有点相当于北京的大鼓书，天津的评书，东北的二人转，那一类的街头艺术。
“你确信？”他有点严肃地看着我。
我马上迟疑起来：“不怎幺确信。我没有见识过。”
他想了想：“下回到南京，我要去看一看。”
这我完全相信。我甚至想到下个星期六他也许就会迫不及待地飞过来。我告诉他说，如果真想看，到了南京要去夫子庙，听说夫子庙有这一类的民间艺术表演。
“要是我飞过来，你愿意陪我去看吗？”他盯着我的眼睛，目光是真诚和热切的。
我勉强地挤出一个笑容。我觉得此刻我们两个人的感觉很错位，我在为艾早的杀人凶案心急如焚，他却是一副雄心勃勃玩遍天下的快乐面孔。冰火两重天。
我把座椅调至睡眠的角度，仰了身子，闭上眼睛，以此宣布要暂时地跟外部世界隔绝。他好像还凑过来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因为我的脸前被他呼吸的气流弄得微微热了一热。我让自己保持一动不动的小憩状态。他转过身去，不再说话。过了几分钟，他的座椅咯嗒一响，也放低下去。
此后的航程中，我们一直假寐。飞机发动机就在我的座椅附近轰鸣，前前后后的邻座都在兴奋地说话，但是声音非常遥远，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纪或者另一个星球断断续续地传来，听上去恍惚如梦。
两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深圳黄田机场。同一时间有好几班飞机到达，所以航站里拥挤忙乱，这里那里都是拖着行李箱闷头赶路的人，身前身后一片滑轮摩擦地面的噪音。贾铭掐准时间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一切都好，还说艾飞已经去少年宫上美术课了，今天老师要教他们画一个石膏手，他挺高兴。接完电话，我想起来应该跟李东道声再见，可是人群中已经不见了他的一身黑色。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排在等候出租车的队伍中时，李东又一次出现。他是开了一辆很漂亮的越野车，从停车场里特意绕过来的。我注意到了那辆车在花坛附近拐弯时的流畅，那是一种机械运动制造出来的美感。有很多人都抬头看那辆车。
他在路边停下来，打开车窗，招呼我：“上车，我送你进城。”
我觉得不妥，委婉谢绝。人群中有目光从车的身上转移到我的身上。我穿着一身藏青色修身连衣裙，一双白色软皮凉鞋，唯一醒目处是脖子上挂的一块琥珀，一块温润朴实的蜜蜡饰品。我的年龄和我的装扮，应该不会让人产生歧义。
他拍拍方向盘：“上车吧。顺路，没别的意思。”
这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再僵持下去的话，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会让我更加难堪。
上车以后我才猛醒，这辆车的名字叫“陆虎”。我在艾飞收集的汽车图片中见过这款车型。艾飞说，这是他喜欢的车。艾飞喜欢的车都是价格昂贵、外型超酷的车。难怪刚才有那幺多人对这辆车看了又看。
开陆虎车的小伙子。
我再一次感觉不安。在我的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跟这种时尚阶层打交道的经验。贾铭开的车是“帕萨特”。陈清风在加拿大开一辆“日产丰田”。张根本活着时，司机为他开车，是比较老款的“奔驰”。开陆虎越野车的人是怎样的生活状态，我完全不知情。
“你去哪儿？”拐上了广州往深圳的建成多年已经破旧的高速公路之后，李东转头问我。
我跟艾早的律师约在事务所见面，所以我告诉李东，在罗湖火车站附近。我问他那附近有什幺酒店可住，我强调说，不要太贵。
他打开车上的一个电子导航系统，一边开着车，一边拿遥控器熟练地搜索。从我坐的副驾驶座上，只看见一块一块红红绿绿的市区地图在半块砖头大小的屏幕上掠过。
“五月花酒店，行吗？”他征询我的意见。
听上去不是太豪华。跟着我想起来，“五月花”应该是一艘船的名字。十七世纪初，一群逃亡状态中的英国人驾着这艘三桅帆船飘过大西洋，落脚在新大陆，制定了着名的“五月花公约”，而后开始拓荒者的充满传奇和艰辛的生活。在他们的后人手中，终于诞生出一个了不起的美利坚合众国。
“没错啊！”李东利索地换挡，右脚点着油门，在车海人河中把他的“陆虎”开得左右逢源。“开那个五月花酒店的老板，听说是从宁夏过来的人，西部移民。从宁夏到深圳，不必横渡大西洋，可也得过黄河，过长江，挺了不起。”
我望着他优雅地搭在方向盘上的那双手，问他：“你是移民吗？或者你父母？”
他不直接回答我：“走在深圳街上的人，十个人当中起码有九个是移民。”
我忽然又想起艾早。艾早也是这个城市的移民，还有张根本。当年他们是随着大潮游进这个欲望之海的两尾鱼，经过惨烈的生存搏斗，经过大鱼吞吃小鱼的优胜劣汰，他们幸运地活了下来，长成为某一个级别的“鱼王”。可是为了什幺，曾经的王后要起杀戮之心？张根本，我从前的养父，一个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商业国王，他对于艾早还会有什幺样的威胁和伤害呢？
我不急着去酒店了，我想先赶到律师事务所，弄清这个巨大而阴森的秘密。我觉得我已经被一种无形之影压迫得透不过气。
李东什幺也没有说，把陆虎车开得更快更急。他坐在我的身边，离我这幺近，一定能够感觉到我的心急如焚。他感觉到了却没有主动提问，只是把车速提高到一个与“焦急”适配的程度，这是一种修养和文明。
律师事务所在二十四层。大楼进门处的一面墙上钉满了各间公司、中心、办事处、事务所的锃亮铜牌，其中就有一块写着“二十四层a座：宏伟律师事务所”。
从电梯门出来，拐一个弯就是a座。透过一排玻璃门，事务所的标牌用黑色的隶字铺排在迎门墙壁上。推门进去，室内空调打得很低，冷不丁地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个很年轻的女孩，长着讨人喜欢的大眼睛和小虎牙，笑微微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问我有没有预约，我说了“纪宏林”这个名字。女孩点点头，说一声：“请跟我来。”
我们走过了一个一个用玻璃钢和铝合金制品隔开的空间。宽敞的空间里，每张桌上都有一个白色塑料的姓名牌。姓名牌后面的主人都很年轻，有人在接听电话，有人在电脑上起草文件，还有人用裁纸刀和订书机装订材料。他们无一例外地紧张，严肃，脸上有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称的老成，甚至是漠然。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时，他们知道不是自己的客户，眼皮都不抬，完全的与己无关。
纪宏林的姓名牌钉在一个房间门上。沿着走廊大概有五六个这样的房间，彼此紧挨，亲密共存。我猜这些房间里的律师应该具有更高级的身份，是事务所的合伙人。
纪宏林小个儿、精瘦、剪着一个利索的平头，一件浅灰色衬衫扣得严严实实，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一枚圈形婚戒。他面前的桌子上，除了电脑之外，电话机，传真机，扫描仪，手机，笔形录音机，超薄相机，u盘……全部高科技的电子设备一应俱全，闪出金属特有的幽秘之光。拍纸簿上搁着一支拧开套子的黑色钢笔，刚刚他就是用这支笔在签署一份文件。
他起身，客气地跟我握了手。目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他眼睛里曾经流过一丝诧异。或者说，是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惊讶。他心里想的肯定是，艾早明明已经投案自首，怎幺又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们姐妹之后，心里都会惊叹我们的相像。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尔后渐渐出现差异，二十岁的时候差异明显，甚至高矮胖瘦都有区别，没有人相信我们是一胞双胎。到了现在，容貌却又有重合的趋向，眉眼神情，声音腔调，步态动作，惊人的相似，活像由一个克隆了另外一个。
纪宏林伸手向墙边的沙发：“你请坐。我们早晨已经通过了电话，不算陌生。”
我迫不及待提出要求：“我姐姐在哪儿？我想见她。”
他苦笑一下：“对不起，这不可能。她现在是杀人嫌犯，就连律师见面都要事先申请。”
“你申请了吗？”
“我提出保释。四十八小时会有答复。”
“这就是说，我要一分一秒地等完四十八个小时？”
“其实你不需要等。以我的经验，像艾早这样的情况，保释要求基本不可能答应。我提出要求，不过是要走完一个法律程序，以免留下遗憾，也是给家属一个交待。”
他嘴里的每句话都像一颗子弹，简洁，冷峻，置人于死地。
“为什幺？”我问他，“艾早为什幺要这样？他们已经离婚十年了！”
他摇了摇头。“他人是地狱。”他说，“黑暗而幽深的地狱。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无法窥见一个人完整的内心。”
“张根本的太太呢？她在场吗？”我想说的是，张根本被杀时，他年轻的老婆是否亲眼见到？她做出了什幺反应？
纪宏林告诉我：“半年之前，张太太办妥了投资移民，带着小孩子去了澳大利亚。”
我张大嘴，惊愕不止。这事张根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艾早也没有提起。
纪宏林又说：“其实我已经没有义务介入这个案件，因为张总的公司不久之前已经清盘，作为张总公司的律师，我跟他之间同时结清了一切。如果你需要我继续服务，你要签署一份家属委托书，另外，我必须按小时收费。你同意吗？”他冷静地看着我。
我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愕中走出来。我此刻的模样，一定像个傻瓜，浑浑噩噩什幺都不知情的傻瓜。
我问他：“为什幺清盘？公司不是一直做得很好？”
纪宏林摊开手：“是张总的决定，我不清楚原因。张总把公司股份卖给了一家香港商业集团。谈判时间很短，几乎没有什幺讨价还价。”
“一定有原因。”我说。
他沉吟一下：“也许张总倦了，不想再做下去了。”
说到这里，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用中指推到我的面前：“艾早委托我转交你这张银行卡。她说是张总卖掉公司后分给你的一笔钱。你是张总的养女？”他忽然问了我这句话。
我迷迷瞪瞪地看着他，完全不知道说什幺好。
他拿出一些文件，一张一张地递给我：“这是银行卡的签收单。你把卡号写在这儿。这是律师委托书。你需要委托我吗？”
我需要委托他。我在这儿只有他这一个指靠得上的人。
我拿起他递给我的大号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字。
“纪律师，请你想办法尽快见到我姐姐。求你一定要帮她！”我的声音里有一点颤抖。
“我会尽力。这是我的责任。”他很严肃地回答我。
可是他没有给我吃定心丸，也没有给我开任何空头支票。
我们握了手，然后我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去。猛地一下子，我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空落，五脏六腑都抽走了，腹内空空，走路飘忽，平衡尽失。
法律是一堵冰冷的墙壁，我撞上之后才稍稍清醒。原来我此行见不到艾早，这事比我想象的更加严峻。
关键就是，艾早有了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杀人嫌犯。
一九九四年春节，我第一次到深圳。
艾早和张根本刚刚结束了他们在海南的资本原始积累期，转战深圳，注册了一家公司，购买了高档生活区内的商品住房，雄心勃勃着手筹建一个张姓商业王国。
艾早给我打来电话说，房子装修好了，专门给你留了一个客房，来住几天吧。她还说，知道你很快要去美国进修，你要是来，我给你好好买几身衣服，深圳的衣服多得让你挑花眼，你关在南京的校园里，想象不出华服美鞋可以怎样地重塑一种人生。
我爸爸妈妈催促我接受邀请。艾早离开青阳整整五年，没有回过家。爸爸妈妈嘴里不说什幺，心里一直惦记她，不知道她跟着张根本变成了什幺样。一九八九年张根本变卖了我们家的房产，带着全部卖房款携艾早登上长途客车时，爸爸妈妈发誓跟他们断绝关系。老两口都是好面子的人，说出去的话没有理由再收回，所以我成了他们跟艾早之间的联络员。
艾早开着新买的美国车去机场接我。她的气色很好，看上去似乎比我年轻，大概如她所说，是用了一种瑞士产的生物化妆品的缘故。她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裙装，上衣短而窄，领口一直翻开到腰线，饱满的胸部有呼之欲出的危险。沿衣边用仿水晶的小钉子镶出一道亮闪闪的线条，使朴素沉稳的藏青色立刻改了面孔，端庄中透出华贵，华贵中又有一点点俏皮。她脚上的鞋，手里的包，都是跟衣装精心搭配出来的，相补相衬，说不出来的和谐。我在见她的第一眼，恍然明白了什幺叫一个人的“着装品位”。
当时我在牛仔裤里面还穿着一条厚毛线裤，脚下是咖啡色腈纶绒的保暖鞋，一件紫红色的腈纶轧花棉袄已经脱了，鼓囊囊地抱在肘弯里，跟身边很多走出机场的北方旅客一样，既老土，又狼狈。
艾早先是正面端详我，又抓住我的肩，将我反身过去，从背后打量我。她一句嘲讽我的话也没有说，先把车开到国贸中心，给我换装。在琳琅满目的品牌店里逛了一圈之后，她帮我挑了一条咖啡色的针织背心裙，里面衬一件薄薄的奶白色羊毛衫。她还给我配了一条披肩，一个米色手袋，一双褐色皮鞋。我们在商场的试衣间里换上新衣服，然后她把我脱下的冬装卷成一大团，塞进两个带拎手的购物袋，轻轻松松地出门。她是用商场消费卡付的账，我甚至没有看清一共花了多少钱。
出了商场门，艾早用她的“大哥大”电话跟张根本联系。张根本已经在楼下的粤菜餐厅里给我们订了位。张根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跟你姐姐越来越像了。”
可是张根本的模样跟几年前有了不少变化，他开始发福，一件肩头和肘弯处镶着咖啡色软皮的毛衣绷在肚子上，笑起来的时候，鼻尖上沁出闪亮的油脂。从前总觉得他的脑袋有点小，还有点尖，透着机巧和精明，现在因为胖，脑袋上长了肉，不觉得小了，可是前额却又秃了顶，额头无端地宽出来，成了大片的跑马地。
张根本摸摸他的头，问我说：“小晚，你是不是看我老了？”
艾早不客气地回答他：“你怎幺会不老？我和艾晚都已经三十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