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陈清风出国定居。两年后他女儿跟去读书，老婆也同时办了移民，在老家只留下一个农村户口的儿子。他们一家最后的定居地是加拿大多伦多。九四年我被学校派往美国布法罗大学进修，陈清风频繁往返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线上，争取一切机会陪伴我。第二年我回国，生下了我们的儿子艾飞。陈清风仅仅是在电脑里见过艾飞的照片。
今年的年初，春节过后，我决定跟贾铭结婚。我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了陈清风。陈清风接完电话，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上泛出一层潮红。沉默了不到十秒钟，他对家里人说，他要出门，去邮局。但是他没有说去邮局干什幺。
加拿大的冬天照例寒冷，多伦多的二月大雪封路，滴水成冰。陈清风出门没有开车，一步一步走到邮局，办完事情，再走回家。没有人知道他为什幺要选择走路。在那样的天气里，人们一般不在室外行走。果然他滑倒在坡道上，一个跟头摔成脑溢血。他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片刻都没有苏醒。一星期后他溘然长逝。
在那漫长的黑暗无边的七天时间里，陈清风的大脑细胞有没有活动？他想起我了吗？他又想起艾早了吗？他想起我们当年在县广播站里大声朗读的那些诗歌作品了吗？他记起我们在江边树林里埋下的松树香脂了吗？我无法知道。连守在医院里寸步不离的他的家人都无法知道。
办完丧事，他老婆和他女儿在家中检点遗物，惊讶地发现家中居然没有一张存折。加拿大的华人都有攒钱的习惯，陈清风做过一段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意，虽然是小打小闹，但是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后，多伦多房价如火箭飞升，他确确实实是赚了一笔钱的。钱呢？除了口袋里的一点零钞，寻遍家中不见存款。陈清风的钱蒸发了，在家人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临死前一直昏迷，没有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存款的去向成了一个谜。
全家人细细分析，得出结论：陈清风死前把全部存款留给了我，他去邮局是给我寄一张巨额支票的。
可是我收到的不是支票，是一块琥珀。一块挺昂贵的琥珀，但是远不值他家人想象中的钱数。
这样才有了陈清风儿子深夜里的电话。他认定是我得到了遗产，我应该吐出来，还给他们家，最起码也要平分。
可我确实没有钱。我也不可能接受陈清风的钱。
我睡觉之前有一个习惯：要看几页小说。
我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这本书我已经看了无数遍开头，始终没有读完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这天晚上看的是关于“圣伊莱尔街的钟楼”这一段。普鲁斯特仔细地描写着小时候从巴黎到贡布雷的火车上远眺钟楼的美景。我知道接下去他应该写到暮鸦从塔楼里飞出去盘旋的片断了，因为我已经不下十次地读过了这段文字。
这时候我听到了房门被敲响的声音。因为空调机运行的轻微噪音，一开始我没有判断出敲门者是谁。我的心情顿时紧张。深夜敲门和深夜电话一样，带来的消息绝不可能是福音。
我跳下床，在吊带睡衣外面匆忙地披上一件上装，走出卧室。走出去我就听清楚了，敲门的是贾铭。
贾铭是开车过来的，车钥匙还握在手中。他爬楼爬得有点急，说话的时候微微喘气，发福的脸颊上沁着一层细汗，“雅格狮丹”的细方格领子有一边没有翻好，卷心菜一样地窝着，弄得好像从别人手里匆忙抢了这件衣服套上身似的。这不像他平常的作风。
“艾晚你先不要急。”他一上来就试图堵住我的口。
“我没有急。”我说，“我还不知道你想说什幺。”
他愣愣地看着我，然后一把抓住我的手，一直把我领到卧室，强迫我在床边坐下。我在想，他是不是怕我吓晕过去，因此提前做好准备，让我倒下去的时候是床垫而不是地板承载我的身体。
“艾晚你千万不要急。”他第二次说了这句话。
我几乎有点火了。我不喜欢男人过分的婆婆妈妈，这也是我跟贾铭交往多年不能下决心走进婚姻的一个原因。
“是艾早出了事。”他握紧了我的手，“艾早杀了张根本，然后去了警局自首。就在今天晚上，一个小时之前。”
我没有吓晕，倒在床上，而是绷直了身体，用劲甩脱贾铭的手。他简直疯了，会说出这样可怕的消息。
艾早是我的孪生姐姐。张根本是艾早的前夫。其实，张根本也是我们的表姨父，而后又成了我的养父。当年艾早宣布嫁给张根本时，我妈妈当场痛哭，责骂艾早是自己“作死”。
现在的情况是，艾早真的“作死”了：她杀了张根本，也就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当然“杀”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用词，艾早不可能拿刀杀人，她用的是药。她一直守在旁边，看着张根本完全地咽气，才锁了门奔向警局。这是张根本公司的律师在电话中简单说出的情况。贾铭说，律师其实要找的是我，可是我的手机关了，家中电话一直忙音，律师迫不得已找到了贾铭。
张根本公司的律师，知道我的电话还不算奇怪，他能够找到贾铭，就有点匪夷所思。所以我猜测，一定是艾早把贾铭的号码给了律师。她希望我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
贾铭又把我的手抓过去，放在腿上，用劲地摁着，仿佛摁着一只想要逃窜的兔子。隔着米黄色休闲裤的布料，我发现他的大腿肌肉绷得死紧，而且轻微地哆嗦。他的惊恐和担忧一点儿都不比我更少。
“艾晚，我们该怎幺办？”贾铭慌乱得没了主意。
我大概是不可能指望他了。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望，只能够独自面对。想了一会儿，我告诉他说，我要搭早晨的头班飞机飞往深圳，先找到那个律师，问明详情，再做打算。
“情况不明之前，我们什幺都没法去做。”
贾铭表示要陪同我飞去深圳。我执意要他留下，照顾艾飞。其实我是想单独见到艾早。我能够理解她的行为。不管她做什幺，我都明白，而且认为她自有道理。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是我不能确信贾铭能不能明白，所以我不要他去。
贾铭强迫我上床再睡一会儿。他也明白我不可能睡着。“闭上眼睛，养一养精神。”他这幺说。
我们俩肩并肩地躺在床上，隔了婆娑曼舞的窗帘，看外面起重机的红灯在远处缓慢移行。他一直抓住我的手，放在他胸口处。也许他是怕我像艾早一样，突然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之后，从此在人间消失，要趁我一息尚存时感受到我手心里的体温。他蛮横地夹住我的手臂，一动不动，姿态僵硬，呼吸粗重。他的心跳很急，咕咚咕咚，擂鼓似的，让我的一只手跟着这个节奏起伏不停。我们彼此无言，都不知道说些什幺才好。这一夜十分漫长，如果推迟一个小时天亮，我就会发疯。
上了飞机之后，我才发现贾铭帮我收拾行装时，把那本《追忆逝水年华》放到我的手提包里了。是匆忙之中随手抓进去的呢，还是他想用这本书提醒我保证睡眠？不管怎幺说，带着一本普鲁斯特的小说去处理一件杀人凶案，这非常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