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忘记了我为什么会和yao见面，真的忘记了，我只记得初次见他的时候，他撑着伞在都柏林一区的一家韩餐馆门口抽烟。那天的雨其实不大，但车子压在马路上，摩擦出水花的声音却不小。
当时我从德国回来，不知道什么过敏得上了一种病，当时在朋友圈寻医问药，恰好yao说他那边有一种药，或许能起点作用。然后在那个雨天，我们对坐在韩餐馆里，像地下交易似的，他把药给我，我用柠檬水把药片吞下去。
他对我说了句，“放心，不会死的”。
yao在爱尔兰已经十年了，做医生。他说自己二十岁从中国东北到了都柏林，因为没考上好的大学，只在一个医学院年了几年，便决定辍学到国外谋求发展。当时靠着劳务输出来到了欧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边打工一边攒钱，一边攒钱一边还钱，那时候他很年轻，体格单薄，经常生病，在国外看不起医生，便只好自己扛着。后来经济状况好点了，他自己拿着攒的钱去念了个语言学校，结束后又申上了一个大学的医学部。生活似乎是从那个节点开始走入上坡路，颠簸了那么多年后的yao，现在换了护照，有了一份足够养活自己的正经工作。
在知道他这些故事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只停留在“一个嘴很毒，心却很善良”的评价上。
他的药虽然没有管什么作用，但却一定程度上让我在那个紧张的时刻镇静下来，不然当时我真的决定要去看急诊了。后来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没有什么大碍后，我请yao吃了顿饭，那顿饭还叫了我的室友斯瓦拉卡。
我们问yao的故乡是哪里，他从来不会精确到某一个具体的地点，只是给出模糊的答案——“东北”，后来我也不再追问。关于他的故乡，他只提及过有一条河穿过，小的时候他会去河边钓鱼，一个人。
当我第一次得知他已经在异乡十年之久后，是感觉到惊讶的。这个时间跨度如果与他口中的那个词“漂泊”勾连起来，不免让我觉得难以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仿佛只有出现在小说或者影视剧里，才有合理性。
yao说他最近一次回去，也已经是两年的事情了。幸运的是，父母身体还算不错。家里人都催着他结婚，一听到这个事情他就头大，想着赶快回都柏林，就不用每天被亲戚们嘤嘤嗡嗡地催扰。
对于回家乡这个概念，yao只把它与“看望父母”连接在一起，他说不可能回去工作和生活的。一是离开了太久，二是就算自己想要回去也无法回去了。因为，那里陈旧的城市，没有什么资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连同龄人也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他们家庭美满，而他坚持一个人了太久。
yao总是说单身挺好的，父母也逐渐变成了“眼不见心不烦”，因为距离的阻碍而逐渐默许了他至今还未成家的现实。
所以，我想这或许也是yao选择隐去故乡姓名的原因。或许故乡，在这个时刻的他心中，只是一个寄托某种想念或者归属的图腾。那个遥远的家乡，既是他逃避的理由，也是他无法回去的理由。
02
这个世界上每一秒都有人在迁徙，不仅仅是十年前的yao，还有现在的我和我们，大多数的我们选择背井离乡，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想要挣脱。
bone是我在trinity认识的一位念博士的爱尔兰人，有着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他确实很聪慧，博览群书的修养从他讲话的方式和神态中可以略知一二。我们认识是因为有一次在图书馆，他不小心一脚踩坏了我的笔记本充电器。当时的他着急地向我道歉，说如果弄坏了会赔偿给我一个新的。
我摇摇头说不必了，然后知道了他的名字。
去bone家拜访过一次，那时候他还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如果不说年龄，我真的会觉得他已经年过四十。实际上他虽然是博士，但是岁数却很轻。他房间里那一墙的书，每个都厚如字典，我问他每一本都读完了吗，他不但摇头，还说有一些甚至已经读过了好多遍。
bone和我对爱尔兰人大多数把生活置放于酒吧的印象不同，他很安静，也不乐于接受新鲜的科技，天生一副作学者的性子。他的手机还停留在苹果很古老的那一代，书架上也收藏了一些古老的碟子。
他对我说自己打算在博士的第三年去上海学汉语，作为他研究东亚语言课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实践部分。他对自己这个计划充满了新鲜感和期待，说自己终于要离开都柏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