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拖到12点1分啊，”他笑道，“不然，你就不及格了。”他又缓和了口气，说：“这学期让大家受苦了。不过，请不要把我记成奴隶主，因为我也是和大家一块儿受苦的人。”
那一刻，真是化腐朽为神奇。所有熬过的夜，都一笔勾销了，所有苛刻的评语，都瞬间消逝。
上一篇作文的评语，当然还是要看的。
“啰唆。a。”
我像触了电一般，全身抖着。身旁的一个美国同学，正在拥抱戈德。两个中国同学，正在悄悄议论着什么。我飞快地折起论文，放进书包里，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教室。
一直进了宿舍，我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我把记叙文写成了议论文，本以为又是一个“跑题”。没有想到，戈德是个恩威并重之人。他关心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但我又犯错了。
戈德的期末论文，我熬夜写成，在截止日期的11点50分发给他后，一头扎进了洗手间。
回到电脑前，我却发现，邮件被退回来了。
我把戈德的邮箱地址写错了。
邮件再次发出，时间是12点3分。
我昏昏沉沉地晃荡着，泡了一个长长的澡，混了一口毕业生学姐的酒喝，然后，坐上公共汽车在山里颠着，欲哭无泪。
回到宿舍，已是月色朦胧。再次打开邮箱，我看到戈德的一封五段长的回信。我只是读到了开头的“我知道”，就开始流泪，看不清后面的字了。
我定了神，再去读。戈德把一学期都三缄其口、惜字如金的肯定之语，在此都绰绰有余地补齐了。
我决定再跟他上一门课。
高级课和初级课的区别，就是阅读量和写作量都增大了一倍。不过，论文题目可以自己选。
戈德每周留一本书，有时，也允许我们在他的书单里自主选书。比起初级班的阅读内容，我们读的不再侧重史实，而是有更多的引申话题。
柯文sup/sup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inthreekeys：theboxerasevent,experience,andmyth）让我对历史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柯文把义和团打洋人的这段历史，从史实版、经历版和神话版三个视角进行了阐述。
按照柯文的理论，任何一段历史，都会演变为三个版本。历史学家们苦苦追寻、但永远无法达致真相的，是“史实版”。学校课本中讲的、新闻里播的、主旋律纪录片里演的，是为当下政治服务的“神话版”。而当事人亲历的、亲戚朋友讲的、小道消息听来的、戏说剧里看到的，是“经历版”。
大部分公众，是在神话版的历史教育中长大的。但是，等他们忘掉了课本中的教条，就会或多或少地活在经历版的世界里。即使历史学家中，也不乏走神话版路线、却以学者自居的。而就算是一心探求纯粹史实的历史学家，也很难完全摆脱经历版的影响。他们只是在追求一个相对的真相，一种相对的公正，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正确的。
我释然了，也知道按照柯文的说法，我小时候死记硬背的，是神话版历史。
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就像美国小孩子从小学“人人生而平等”开始，学美国的光荣梦想，长大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场“蒙蔽”而已。于是，一群幻灭之人发发牢骚，逃避现实，小题大做，凭空弄出不少吸引人的经历版历史。
广为传播的历史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在哪里都一样。而历史学家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追寻的过程。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有局外人的超然，有苦行僧般的坚韧，否则，既谈不上发现真相，也谈不上追寻公正。特别地，他们必须明知自己只能影响很少很少的人，只能弄清楚一部分甚至一点点真相，也必须得献上十二万分的努力。
《历史三调》让我察觉到，自己真不是当历史学家的料。
历史是复调的，往往是越清晰、越有条理，离真面目就越远。是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典籍或真伪难辨的故纸堆里，将一个一个的碎片连缀起来，还是去甄别学者和专家的历史良心，审视他们想象与阐释的空间，是个问题。何况，对于历史本身，无论是事件的亲历者、记载者还是未来的旁观者，都会因为价值观的导向性和思维的可塑性而陷入迷沼。
但是，我庆幸自己能有机会用局外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国家历史的一些片段。而且，柯文也说了，什么样的视角都不是完美的。揭露“内幕”的故事，无论多么骇人听闻，也不应主导思维。关键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和《历史三调》一样令人难忘的，还有一本讲“文化大革命”的书。作者在把施暴者的残忍写得极度露骨之后，却话锋一转，理性地分析起群体施暴的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让人毛骨悚然。
人们经常将历史的“黑”归咎于大人物，是的，大人物应该负责，但大人物负责，不等于小人物可以不负责。人是天使，也是野兽，在“黑”的时刻，为什么你善良的一面没有坚持，邪的一面却被唤醒？既然你表现出来的是野兽，那么，只能将你归为野兽。
牛顿曾讲：“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在群体中，个人可能丧失独立的思想而被群体的思想所左右。当群体思想极端化的时候，民众的恐惧或愤怒有可能失去控制，并转变为疯狂而可怕的力量。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见证过这种疯狂而可怕的力量。
我想起科恩耿耿于怀的法国大革命，闪现在脑海里的，是一幅幅和“文化大革命”何其类似的场景：阴森恐怖的断头台、盛满首级的箩筐，还有嗜血成性的民众。
在《双城记》里，查尔斯·狄更斯是这样描述的：
死亡之车在巴黎街上隆隆驶过，声音空洞而刺耳。六辆死囚车给断头台小姐送去了那天的美酒。自从想象得以实现以来，有关饕餮颟顸不知饱足的种种恶魔的想象便都凝聚在一个发明上了，那发明就是断头台。然而在法兰西，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土壤和气候，却没有一棵草、一片叶、一道根、一条枝、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的生长成熟条件能比产生了这个怪物的条件更为一成不变的了。即使用类似的锤子再把人类砸变了形，它仍然会七歪八扭地长回它原来那受苦受难的模样。只要种下的仍然是暴戾恣睢与欺凌压迫的种子，那么结出的必然是暴戾恣睢与压迫欺凌的果实。
很恐怖，但很逼真。
上文学课读《双城记》的时候，我虽然清楚故事是虚构的，却依然为故事里的人和事而感动，为正直善良却悲哀无助的马奈特医生而心痛，为才华横溢但醉生梦死的卡尔顿律师而落泪，为因为仇恨而嗜血成性的德法热太太而叹息。
但上了戈德的课后，我再读《双城记》，却感觉是时代假借狄更斯的手记录下了这一切。对于我，《双城记》不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也许，科恩是对的：文学，也是历史。
戈德特别推荐我看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sup/sup的《叫魂》。
《叫魂》讲的是乾隆盛世的顶峰时期的一个片段。那段时间，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叫魂冲击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
在《叫魂》的终章，孔飞力写道：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孔飞力的述说很惊悚，文字却很优美。
作为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之后第二代汉学家的典范之一，孔飞力和史景迁（jonathand.spence）、魏斐德（fredericevanswakeman,jr.）被称为“汉学三杰”。就阅读而言，我很喜欢《叫魂》，也很喜欢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memorypalaceofmatteoricci）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社会的暴乱》（strangersatthegate：socialdisorderinsouthchina1839-1861），总感觉他们笔下的历史和我过去阅读过的历史很不一样。
怎样“不一样”？
史景迁擅长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在他的述说中，历史是历史，更是故事。华丽曼妙的文笔，独具匠心的剪裁，生动细腻的描述，让史景迁的“故事”成了最“好看”的历史。而魏斐德曾经的理想是成为小说家，在哈佛求学期间，就出版过三部小说，他把小说家的想象和历史学家的精细结合在一起，以至史景迁称他为抒情诗人和秘密活动家的迷人混合体。
让人望而却步的历史，在他们笔下，却让人不忍释卷。
看他们的历史著作，让我有了一种明悟：历史，也是文学。
同时，还有一个困惑：我们自己的孔飞力、史景迁和魏斐德在哪里？
到了期末，戈德开始用孔飞力们的标准来要求我们了。期末的论文题，就是让我们用一手资料，自己写一段历史。
手头的资料有限。感兴趣的几个题目，只有久远的报纸上的几篇小文支撑，其他，都是二手资料。
我想起了科恩，灵机一动，觉得自己可以在浪漫主义的余晖下，重新读一读徐志摩的作品，如此，也算很丰富的一手资料了。写个小传，也算是历史，应该不那么难吧。
戈德不太感冒，警告我不要把历史写成评论。
资料确实很丰富，除了那么多诗，还有日记、书信、情书、吊文。而我也多少摸清了戈德的喜好，终于一稿过关了。
在我的叙述中，徐志摩不是传统印象中那个不着调的浪漫青年。作为哥大政治系科班出身的学者，他的政治见地其实比当初很多或“左”或“右”的人物都要偏激。他厌恶美国的民主，也自以为窥到了苏俄蓬勃外表的里层，看透了乌托邦理论的脆弱。他很早就看见了学者参政的必然悲剧，但在动荡的局势中，他也不完全是明哲保身的小资。就像华兹华斯希望用诗来抚平社会底层的创伤一样，他也希望自己的创作不仅有文学上的追求，而且有切实的社会意义。
但毕竟因为生活的经历不够广，公子哥的习气又作怪，他始终离理想的距离很远。那场让他早逝的空难，对他来说其实是幸运的。他同时代的人，后来都面临着在政治派别中的艰难选择，或是压抑思想，或是漂泊海外。选哪条路，对他这样一个爱国却又崇尚自由的人，都很悲凉，还不如在人生精彩之时戛然而止。看看当年左翼作家的结局，再看看他简简单单的“好好过生活”（havealife）的倡议，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思想其实颇具超越时代的意义。
戈德难得一笑，用他自己的方式赞赏道：“下学期想不想跟我上节独立研究课？研究什么都行。24小时内把提案交给我吧。”
回到宿舍，我又找出了他有关中国穆斯林史的一部专著。他在专著中，将他对中国西北穆斯林的研究置于对“民族”之类的学术“话语”的反思和质疑之中，在他的描述中，中国西北穆斯林社会是一个具有二元特征的社会：既是一个缺乏伊斯兰社会调节机制的穆斯林社会，又是一个缺乏传统“中国”社会调节机制——尤其是士绅阶层的中国社会。
在课堂上，他从没提过自己在中国做过穆斯林历史研究，也不曾要求我们读他写的著作。但是，我知道，他的著作，尽管只有英文版，在中国史学界却有很大的影响。研究者评论，说戈德在英语世界中比“其他任何人更熟知中国穆斯林的历史”。
一个令人钦佩的老头儿。
他帮助我矫正了自己对中国社会有点刻板有点单调的印象，多了点国际视野。他让我明白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写历史又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仍然决定，不再把历史作为自己的备选专业。
因为，我知道，我虽然也算是一个认真的人，但我的认真，还远远达不到他所要求的那种高度。何况，上了他一年的课，我多多少少也明白，即使那些像他一样——从新的视角解构主流叙事，从既定的事实找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专业化”的历史学家们，也不一定能达致“求真”的最终目的。因为，“真”虽然存在，但不一定属于地球。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在美国学到的中国历史中，有不少是苦难，是屈辱，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心是刺痛刺痛的。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英文里可以分解成两个词，即“他的”（his）和“故事”（story）。“他的故事”到底是谁的故事呢？强权者的故事，草根的故事，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但无论是谁的故事，我学到的历史是我的故事，最起码是我的先辈的故事。和故事的主角，我有着永远也割不断的血缘，理不清的恩怨，我不能改变血缘，但可以忘记恩怨。有不刺痛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刺痛。历史，意味着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我没有按照他的希望提交提案，而且在此之后，就也没有去找过他。最开始是没有回过神来，不知道怎么回复。后来，是越拖越不好意思去找他了。
这一拖就是一年多。
毕业后，我写了“重拾联系人”的邮件，顺便问起他一直在做的研究。
他的邮件回复近2000字。除了谈他写的那些没有多少人读的书，畅想他一年后的退休生活，基本上还是一篇洋洋洒洒的“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你的兴趣和爱好。你后来没有把精力放在历史上，我很遗憾，也很理解。每个历史教授都知道，一辈子能教出一两个认真的历史学家就不错了。但我的职业病，就是对自己喜欢的学生，都拿认真这个标准套，标准可能有点高，可能吓跑了不少人，其中，说不定还有史学天才。哈哈。……现在，如果你能在学法律之余偶尔读几本史实版的历史书，我就很满足了。……史实经常不美，也不可能美，因此，我们经常生活在经历或神话中。对于爱思考的你，一面是和美有距离的史实，一面是和史实有距离的经历或神话，可能会有迷茫甚至痛苦。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回信该怎么说呢？
我想告诉他，我也许养不成读史书的习惯，但他的课，却把我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怀疑不是问题，但沉浸在怀疑中就是问题了。我需要怀疑，也需要理性的精神、乐观的情绪和建设性的态度。
我还想告诉他，跟了他一年，我自觉厘清了美式教育和中式教育的区别，也自觉清晰了学习的真谛：学习，就是把自己的脑袋灌满，然后把脑袋清空；就是在河流里寻找金子，然后把金子打造成首饰，最后丢掉首饰，只留下方法和逻辑。
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告诉我能力是怎样通过不背书不考试而培养的。知识不是力量，能力才是力量，我不可能好书读遍，但要知道何处寻书。我不可能把世上的知识学尽，但要知道怎样去学。我可能写不出好的论文，但要会鉴别什么是好的论文。
他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严厉而宽容，他的课耗时耗力。但他也会让在压力下濒临崩溃的学生有一张安全网，让在压力下坚挺执着的学生有向上爬的梯子。他让成不了历史学家的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历史。
但是，我没有说这些。
我的回信，只是祝他退休愉快。我玩笑道：您走了，我们学校的排名说不定又要下降了。
我还说，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写一本mc史，聚焦它的排名怎么老是往下掉，以至我申请法学院时特别害怕人家不理我。您是历史学家，又是mc一部分历史的角色扮演者和亲历者，您写的，会是史实、经历还是神话？我很是期待。
指的是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称的宋朝宰相赵普。
舒衡哲（veraschwarcz），又译为维拉·施瓦支，美国著名汉学家，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著有《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申府访谈录》《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等。
威廉·莱尔（williamlyell），美国鲁迅研究专家，著有《鲁迅的现实观》（luhsun'svisionofreality），也是鲁迅作品译介者。正是因为他的译介，鲁迅才为英语世界了解和熟悉。
柯文（paul），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者和实践者。
孔飞力（philipuhn），美国著名汉学家，《叫魂》（soulstealers：thechinesesorceryscareof1768）为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