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了他一年，我自觉厘清了美式教育和中式教育的区别，也自觉清晰了学习的真谛：学习，就是把自己的脑袋灌满，然后把脑袋清空；就是在河流里寻找金子，然后把金子打造成首饰，最后丢掉首饰，只留下方法和逻辑。
第一堂课，拿着咖啡进教室的犹太老头儿戈德教授重磅登场，点名时用地道的北京话叫出了班里几个中国学生的名字，把我给镇住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课。选它，是因为被科恩教授磨炼了一年，想稍作休整。
整节课，戈德都在介绍他的阅读材料，其中有自传，有论文集，有小说，有史学著作，还有年代久远的报纸和杂志。末了，他说，我们这课不背书，不考试，就让你们秀秀自己的思想，看看自己的能力。
我窃喜。这节课比我想象的还要水，每周也就两页纸的论文而已。
第一周的阅读作业是一沓1919年5月前后的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还有几种中国本土的报纸。戈德要求我们在阅读的基础上写一篇论文，论文题目可以在三个选项中任选其一：国联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巴黎和会上，为什么巨头们不把胶东的主权交还中国？为什么这一事件在中国的反响那么大？
戈德讲，可以借鉴报纸中的资料，也可以用自己找到的资料，言之成理就行。
他还留了一道加分题，让我们在报纸中，找出一个历史错误。
我在扫描打印出来的报纸中翻找了半天，看着模糊一片的旧字体，研究不出名堂。中国的报纸中，有对学生游行的描述，有对卖国贼的声讨。美国的报纸中，有传教士在宣扬让中国人信教来拯救自己。而英国的一家报纸，则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报道着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某地灾荒。
揉揉眼睛，想起中学历史里讲过的东西，我心生一计。写区区两页纸的文章，干吗大费周折呢？
我选了第二个题目，三下五除二就写完了：帝国主义欺负弱小，弱国无外交，尽人皆知。帝国主义的喉舌不懂历史事实、混淆视听，从报纸中的这些报道中清晰可见。大国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弱国存亡，还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我没有多想，就交卷了。
第二次上课，戈德没有提论文的事，甚至连五四运动的要点都没怎么讲。他乐呵呵地看着被老报纸熬红了眼的我们，说第一代的历史学家就是这么过来的，从堆积如山的材料中一点点抽丝剥茧，提取信息，化繁为简。读几十本书，兴许还没有几本可靠的。
他安抚道，你们现在的条件好多了，有我帮你们挑书、挑报纸；有网络可以查书、查论文，不用天天往地下的档案室里跑。现在，对灰尘螨虫过敏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学家了。
戈德见气氛轻松了不少，便问大家，有没有人找到他加分题的答案？
没有人举手。
戈德翻出中国一家报纸的头条：章宗祥被罢免。
我很是汗颜。章宗祥没有被学生打死。而在英文报纸中，有报道讲，章宗祥被打后，在医院去世。
多么明显的错误啊。
戈德说，历史学家的阅读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扫视，会自动屏蔽掉很多信息。但与此同时，他们头脑中的雷达一直是开着的，眼睛一直是警醒着的。阅读或者扫视不是目的，目的在发现并且记录新的事实或者失实。
更汗颜的还在后面。
下课时，戈德把论文发给我们。我一篇两页纸的小文，他给了四页纸的评语：
骂帝国主义太容易了。你可以写一本书来讲帝国主义伤害了多少人，可这是回答我的问题吗？我问的是和会上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而不是问这个决定是否公平，是否损害中国的利益。你整篇文章都在讲“坏人就是爱干坏事”，历史就这样写吗？
和会的巨头们都不傻，他们是经过许多轮的会谈、权衡多方面才做出决定的。这里面，确实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但他们也知道，维护“弱国”的利益，对他们利益也是必要的保证。他们难道就愿意激起中国的五四运动吗？
你知道中国和日本在1915年签订了《关于山东条约》吗？1918年，章宗祥又和日本外务大臣交换了《中日参战借款合同》。而作为借款的条件之一，中国和日本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一换文，在巴黎和会上，使日本有了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理由。而不平等条约，也是条约。世上没有真正的平等，也没有真正的平等条约。
你知道中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和会上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吗？顾维钧的演说震撼了英国、法国与美国代表，扭转了舆论，也博取了同情。意大利退出和会，英国、法国与美国害怕日本也跟着退出，导致和会流产，只好依日本要求而将山东权益割让给日本。况且，在顾维钧的主导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成了悬案。
和会的决定，是要求德国放弃所有在胶东及山东的各项权利，认同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主权交还中国的责任。而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在这个会议上，中国和日本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也在其后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你知道中国在和会上真正损失的，其实可能还比不上五四运动的损失吗？
所以，请你不要整篇文章都那么苦大仇深。不要用“长期受压迫的中国人民”这个词。写历史文章，不要感情用事。历史，建立在史实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弱者的同情上。你可以保持同情心，但若是依着自己的偏见来写历史，就没有公正。历史是历史，证据第一，无关信息请勿入内……
我知道，你写的这些，都是你过去的老师教你的。他们教的没错，因为小孩子需要知道的，就是显而易见、顺理成章、好记好背的东西，学多了也接受不了，但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觉得你自己的生活简单么？如果你自己的生活都不简单，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那么多人的历史，怎么可能用一套理论就能解释清楚？所以，不要先确定“帝国主义就是坏人干坏事”这个观点，再找到可以为它服务的论据。你解释不了大问题，就要从小处入手，就事论事，不要穿靴戴帽……
才出龙潭，又入虎穴。新的炼狱开始了。
下课后，我在图书馆的网上狂找资料。用“胶东（jiaodong）”、“山东（shandong）”、“巴黎和会（parispeaceconference）”等关键词来回搜。
最后，我从一摞相关的书籍中找到了几段有用的话，七拼八凑，凑出了外交史的一个片断：一战时，中国和日本都帮助过同盟国，但日本的贡献更大。战后，两国都想和同盟国分享果实，也都想从德国手里得到胶东的权益。美国总统威尔逊本想把胶东还给中国，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要求是正当的。但对于日本的一系列诉求，他大都无法满足。后来在其他巨头的压力下，为了保证和会不至于由于日本步意大利的后尘退出而流产，才把胶东给了日本。当时，日本的法西斯走向还不明显，巨头们对日本维持亚洲和平还抱有期待。
戈德最终的评语是：你查的资料还是太少。但对于两页的篇幅，倒是可以过关了。
论文是过关了。对五四运动的了解，我反而迷糊了。
但是，我对顾维钧更加敬畏，从图书馆借来他的回忆录的第二卷，读了有关巴黎和会的那一篇。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读的时候，很是震撼，因为，我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那么贫弱的国家，居然就能够对列强说“不”。
接下来的一周两页，让我几乎是一周熬两夜。
第二篇论文，问的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有什么区别。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尽量客观地谈了他们的爱国、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引领以及他们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信念。
依然是四页纸的评语。戈德看来，我写的都是些背景而已，不是知识分子们的本质区别。他不相信这些人就一定比文天祥、陆秀夫等有担当的亡国之臣更爱国。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怎么引领时代了？那时候，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文盲，不知道、也不可能看过《新青年》，更不懂知识分子宣扬的科学民主。至于“以天下事为己任”，他们和赵普sup/sup有什么区别吗？五四游行的，是一部分学生而已。那些在实验室里专心看虫子、配试剂、想要“科学救国”的学生，就不以天下事为己任了吗？
上次错在感情用事上了，这次又错在武断定论上了。
我梳理思路，重新写道，五四知识分子普遍是愿意做行动家的。不管在什么领域，他们大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而旧时的知识分子，虽说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但更多的，是只想光宗耀祖的官僚、唯唯诺诺的小吏，或息事宁人的隐士。他们说得多，做得少，即使在国家危亡之时，也以喊口号的居多。
戈德仍是不满意：挺有道理的，不过，你有统计数据么？
后来，读到舒衡哲sup/sup关于五四运动的专著，我体会到，戈德的这个题目，绝不是两页纸能够讲清楚的。他出这个题目的目的，不是为了听到一个最好的回答，而只是为了让我们不断思考。历史，很多时候是没有准确答案的。但一个反复推敲过的答案，和一个凭直觉得出的答案，是明显不同的。
戈德的要求与日俱增。
第三篇论文，是任选一个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他是怎么变成“新”知识分子的，写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戈德说，为了保证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每句话你们都要做脚注，标明自己是从哪本书的哪一页得到这个观点的。完全是自己所想，就在脚注中标明“我自己的想法”。而“我自己的想法”，是越少越好。
戈德这样要求，就是让我们写什么都不要带成见。自己不论有什么观点，都要先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知道别人是怎么说的，才能知道自己的观点值不值得说。
我写的是鲁迅。
按照戈德的思路，我必须先忘掉自己头脑中早已存在的鲁迅的画像，而必须在我掌握的资料的基础上重新构建。
我照做了，其结果是大跌眼镜。
原来，这个神一般的人物，在日本的医学院曾是个成绩不佳的学生。他的弃医从文，确实有“医治人心灵”的责任感所在，但倘若他从医，很可能是条死胡同。这个传说中的道德楷模，从医学院退了学，却继续拿着清政府的留学生资助。他服从家族的包办婚姻，却把自己的合法妻子冷落空房。与许广平一起生活时，也不和原配离婚。
鲁迅的创作，在起步阶段并不顺利，曾经搁笔多年，到了35岁才声名鹊起。在此之前，他的读者，主要是圈子里一些籍籍无名、却有野性甚或匪气的青年。青年中的激进派认为，他不可理喻，只会写黑暗不会写光明，看不到工农大众的优良品质。京派作家和学者们则认为，他是一个病态的人，所以，他们经常在文章里向他叫板。就连他的母亲也不爱看他的作品，却喜欢张恨水的畅销书。
英语世界最具影响的鲁迅研究专家威廉·莱尔sup/sup曾耗费近二十年的时间翻译鲁迅的作品，论述鲁迅的思想，并为鲁迅立传。莱尔认为，鲁迅生活在缺乏“诚”与“爱”的社会里，面对的是缺乏同情心、麻木冷血的民众，他试图通过小说来唤醒“铁屋子里的人”，但经常陷入“人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尴尬境地。莱尔评论说，鲁迅是个在人群边上彷徨，并偶尔呐喊助威之人，是参与者而不是领跑者，是思想家而不是行动派。
也许，莱尔是对的。
鲁迅确实是了不起的作家，但他的“革命”形象，是“革命者们”创造出来为“革命”服务的。其实，鲁迅一生要颠覆的就是这个东西。他把生命看作一个过程，在不断变化。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会给出确定性的一面，也会给出不确定性的一面。实际上，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从来不用“是”或者“不是”。比如，有人向他咨询要不要结婚，他说，年龄大了得结婚，但是结婚有结婚的问题，不过你不结婚你就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你还是结婚吧。他对革命对社会也是这样。他主张行动，但行动派内部出了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反对。
鲁迅在北京当了十几年的公务员，但他烦祭孔，就去大学当了老师，到了大学又觉得不爽，最后，他发现自己只能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他每年都要翻译两三本书，翻译，对他是输血，是接近新鲜的东西的路径，他警示自己不要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他就这样不断地自我流放，不断地自己否定。
渐渐地，我原先脑海中的鲁迅图像破碎了。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鲁迅，一个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鲁迅，一个与主流叙事中的鲁迅不一样的鲁迅，一个有骨头也有血肉的鲁迅，一个让人很是敬仰也很是讨嫌的鲁迅。他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不是什么，也没有成为什么。
我写道，这样的鲁迅，才是曾经的存在，才是永远的存在。他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是那个年代的“新”知识分子，也不是什么“新”知识分子，甚至不能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形容他。
本以为自己的论据还算全面，观点也够深入，但我又写砸了。分散我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以至脱离了戈德的问题。戈德质问：“为什么不写影响鲁迅的知识分子是谁？跑题！”
这门课，成绩八成是毁了。
发愁也没用，只能阿q一下：尽量多学东西，多享受吧。
可这享受，还真不好找。
戈德布置的下一篇论文，问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吸引早期的知识分子的？”
熟悉了戈德的套路，我知道，这不是“人民选择了我党”就能解释清楚的。
看了好几本书，得到的解释，都让人心烦意乱。
知识分子们最初学习西方，是希望能够借鉴西方的民主经验。不过，西方在吸引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在侵略中国。知识分子不愿把“侵略者”拜为自己的“老师”，也对“侵略者”的理论产生了怀疑。而在中国内部，因为各种社会尝试的失败，他们看不到出路，很抑郁。
这时候，十月革命成功了，李大钊们激动了。其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了解呢？早期的党员，鲜有人真正读过《资本论》，但《共产党宣言》就已经让他们热血沸腾。马克思主义讲了怎么建立社会主义么？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么？那时候，能搞清楚的人很少。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可算找到了一个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军阀的“好老师”了，能帮助中国像俄国一样振兴了。这位老师，也许确实好心，但并没有指出一条明道。
文章交上去，戈德依旧毫不客气：你看《资本论》了吗？
让我烦心的不止如此。戈德说过，我被自己之前的老师洗脑了，学到的是被简化、被美化的历史。
然而，我现在读的这些西方人写的历史，不也是一种被简化的历史吗？不也是一种洗脑吗？西方历史学家掌握的史实，可能比中国人自己所罗列的，要更详细，更确凿。他们的论证过程，也可能更严谨，更扎实。但他们就算是一心向学之人，也难免从西方的视角看中国，用西方的标准要求中国。看到的，可能是树木而不是森林；表述的，可能并没有顾及中国国情。而我，可不想被拐带歪了。
戈德似乎体会不到我们的痛苦。他上课，经常是随心所欲，挥洒自如。原计划讲丁玲，但当有同学问起丁玲的那个小情人胡也频，这节课就改讲胡也频了。
有节课，他让每个同学轮流讲自己的心得。然而，才三个同学讲完，他就兴致大发，一个人点评到下课。
戈德临时想起某个图片、视频、纪录片或是访谈，会当场在youtube上搜来给我们看。若是没搜到，他甚至会撂下我们，跑到图书馆去借光盘。
每次下课，他把我们的一沓论文往桌上一搁，扬长而去；留下一群人，围着圈，心急如焚地翻找自己的文章，遮遮掩掩地读着评语，黯然神伤地离去。
我去他的办公室找他，他会喋喋不休地讲上半个小时。我明天要交的论文还是一团乱麻，他却在大力推荐一本与课程无关的书，站到凳子上，踮着脚，从书架顶上取来递给我。我抚摸着书脊，从头到尾翻翻，心不在焉。出了他的办公室，却见正在等候的一串同学，个个都是愁眉苦脸。
戈德布置的倒数第二篇论文，是写一篇记叙文，讲“文化大革命”前知识分子的处境。
读的史料很是压抑。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相关的英文文献可所谓汗牛充栋，可以刻画的知识分子也是不胜枚举。
交论文的时候，我偷偷扫了几眼其他同学的论文，顿时面无人色。因为，有人写的是沈从文的遭遇，有人写的是胡风的悲剧。
怎么回事？
啊，我突然想起来，戈德要求的是记叙文，而我写成了议论文。
最后一课，我看着戈德身旁那沓将要发下来的论文，心神不定。戈德神采奕奕，在讲期末论文的要求：6页纸，在考试结束那天的中午12点前交到他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