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到文科班后不久，sat考试的时间就到了。不知道谁泄的密，文科班的老师都知道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老师们的态度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杨老师管教过下课时趁老师不在、撒野似的在教室后面踢球的男生。而我，不过是安静地坐在那儿，自己看自己的书，虽然是“禁书”。
杨老师见识过午休时跃上讲台、握着麦克风引吭高歌的同学。而我，则是少数几个闷头写作业的。
文科班的艺术特长生经常排练，有时候好几天不见人影；体育特长生时不时地要参加比赛，连假也用不着请。而我这样全勤的，已经算不错了。
我带到学校的sat书，从小册子的专项辅导变成了大部头的官方指南。
课桌里书多，放不下，sat书就堂而皇之地上了桌。
下课翻开了sat书，上课我也懒得合上了。
历史老师见我公然挑衅，叫我起来回答问题。
“洋务运动的创始人有哪几个？”
“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
“洋务运动建设了哪些军事工业？”
“安庆内军械所、天津机械制造局、福州船政局。”
“洋务运动有什么影响和局限性？”
“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培养了一批军事和技术人才，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开办了学堂，派遣了留学生，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中体西用，治标不治本，不能改变清朝的衰亡。”
“知道了吧？洋务误国！中体西用不行！”历史老师话里有话。
我乖觉地听了会儿课，但很快又受不了诱惑，不管不顾地看起sat书来。
此后，她每节课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随后就放任不管了。她问问题，只是借机宣布我有资格上课不听讲，并震震班里不爱背课本的特长生们。
每到这个时候，我反而念起理科班主任的好来。要不是她对背功的坚持，我哪有这么多老本儿可吃。
慢慢地，我的sat特权，扩展到了文科班的所有课。
上水课，我专心研究sat题。
上较难的课，我便把耳朵竖给老师，把眼睛留给单词表。
下了课，我再重新考考自己背过的单词。
午休时间，我计时做几篇阅读理解。若是犯困了，就做一做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说较为简单的数学题。
放学了，我先在教室里待会儿，和同桌把学校的作业扫射一遍，发现答案有悬念的就讨论一下。
静校之前，我会去自习室写作业，若是遇上力力，就给他讲讲他稍感吃力的语法题。晚上回家，消灭掉作业之后，才是大干一场的时候：铺开一份三四个小时才能做完的模拟题，直到午夜。
考试定在一个周六。
周一，我就跟杨老师请了两天假：周四在家里准备准备，周五飞香港。
周四清早，我睡得正香，电话声传了过来。原来，一天以上的事假必须上报学校，我的两天假，学校不批。
学校不批，原因之一是周四下午有运动会。
我被拽到运动会会场。4×800米接力，我们班有位选手生病了。杨老师拿出一年前的测试成绩，看出我是非体育特长生里跑得最快的。
杨老师说，你上。
我说，这一年，我连100米都没跑过。
杨老师说，没关系，别人也没跑过。
把接力棒塞给我的下一号时，我差点张不开手掌，全身都在抽筋。
周五，我用不着请事假，直接就病假了。
病假的日子，是我坐飞机去香港的日子。
一个月后，我在自习室的电脑上查考试成绩，力力坐在旁边，说别紧张，他不偷看。
我小声说出了那个数字。力力拍桌子踹椅子，说这个分上前十的大学，一点儿问题没有。你再考一次，往前冲一冲！我正好也要考，我们一起飞香港，好不好？
见我惊诧，他连忙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请你带带路，在考前受受辅导而已。”
我垂眉说，让我考虑考虑。
骑车回家，风特别柔和，感觉很舒服。我想到电影《外星人》中的场景，那辆飞速行驶的单车，在夜空中倏然一跃而起，飞向月亮。
我觉得自己的车轮也离开地面了。
到了家，我就报了下一场sat。
这就是傻丫头综合征。领导让陪着出差，就能美得像加薪升职似的。帅哥夸自己几句，就忘了他不过是想找个打杂的而已。
好在力力虽说能忽悠，但业务上还算靠谱。
在两场sat之间的几个月，我考了留美的另外两场考试：托福和sat2。后者是专项测试，从数理化史地政等科目中选自己最擅长的，而我选的是数理化。力力隔三岔五地送我一些龙腾学校sat培训讲义和他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对于我，托福比起sat来说，是小菜；而sat2的数理化，我在理科班的训练已经绰绰有余。
第二场sat临近。我把第一场考试前没做完的模拟题和真题拿了出来，按照老路子接着练，只是计时上严苛了一些。
最大的不同，就是身边多了个力力。
力力的考前焦虑症，比我还严重。向我请教语法，经常不再等到自习室时间，而是课间就咣咣咣地跑到我们班。我们班在二楼，他们班在一楼。一来二去，只要他出现在楼梯口，大家就知道他要找谁。
力力是住校生，学校不让带手机。有事找我，他会一做完课间操，就横穿十几个班，长驱直入到我们刚解散的队伍，和好几个人撞车也视而不见。
有天午休时间，他拿着一厚沓百元红票子过来，说机票是我帮着订的，但机票钱忘记给了，真不好意思。
班里正在踢矿泉水瓶子的男生，没听见力力在说什么，只是大叫：啊，卖身费？
“地下党”里有了非议之声。大家是为了资源共享，怎么就你们两个共享？
宽容的文科老师们也有意见了。男女生非正常交往，在我们学校，是要广播批评的。情节严重的，还要给记过处分。学生会主席他们管不了，管一个女生，还是有办法的。但考虑到我到文科班后，成绩一直排在第一位，老师们决定给点面子，等我成绩退步后再下手。
可他们没这个机会了。sat成了我学习动力的源泉。因为要在sat上花时间，我在做学校的功课时，一点也不敢马虎，发现什么漏洞就赶紧补。各种测试，我都会检查到最后一秒。我知道老师们的纵容是有条件的。
第二次sat考试也是星期六。周四下午在学校，我一直捂着肚子，低着头。晚上，杨老师发来短信，问我是不是病了，要注意休息。我回了一个短信，说谢谢老师，明天，让我请个假吧。
杨老师是何等体贴，省去了我装作有气无力地打电话的麻烦；杨老师又是何等精明，那一天，有差不多十个“地下党员”请病假，她一下就看出了究竟。
周六，我和力力出现在首都机场。他的变色眼镜颜色很深，脸很白，疲倦地倚着候机厅的座椅靠背。我的头发很乱，因为来不及理发，就戴了顶大帽子。我们不说话，也不看书，只是东瞧瞧、西望望。
这段时间，又是上课，又是sat，真的有点累了。
5个小时的sat就像一场落枕的怪梦，做得我脖子酸痛，手指发僵。
交卷时我像是如梦初醒，但感觉试题很简单。
我和力力都自称考砸了，只顾狂玩。从市中心到郊区，在中环昂首走过奢侈品店，在旺角把小摊上的毛绒熊、钥匙链一阵乱翻，在星光大道疯跑，最后干脆出海上了南丫岛，在荒山野路玩到天黑，差点没赶上回来的最后一班船。
我们站在湾仔码头的一个过街天桥上，看着灯火通明的会展中心。
我感叹道：“真希望，接下来的路上也是灯火相伴。”
力力点了点头，回了一句：“皇天不负有心人。”
sat成绩出来了。和托福、sat2一样，单看分数，上什么学校都基本不成问题。
可名校要成绩，但不唯成绩。
我去找杨老师，问她有没有可能给我几周的时间，让我专心准备申请美国大学的文书。一准备好，就回来全心全意备战高考。
按照学校的规矩，请那么长的假，要么是做过手术，要么是得了传染病。
杨老师答应帮我说说，但说说的结果是促使学校做了一个决定：可以休学，但不能随便请假；毕业会考可以参加，毕业证书也可以给，但请不要把学校当菜市场了。
杨老师告诉我，学校其实很纠结，本希望我能上个清华北大的，给学校添点彩，但我现在一门心思想出国，弄得学校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还影响其他同学安心备考。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让我选一头了。
杨老师让我理解学校。站在学校的角度，这已经很宽松、很大度了。
我与学校签了协议，力力也是如此。不过，在签协议的名单上，没有平平。
他是不是还想玩潜伏？
五年过去了。
现在，我在理科实验班和文科班的同学，已经成为微信上一张张不再稚嫩的面孔；“地下党”的党员们，则散布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还有澳洲、日本；而“地下党”的领袖，则成了skype上的聊友。
那天，他告诉我，我们中学新开了留美国际班，正在做广告招生。
sat是scholasticassessmenttes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简称，即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有sat1和sat2两次考试，俗称“美国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