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地下党”

“地下党”的联系,靠的是默契。两个原本只是面熟的人,在楼道里碰上,互相间会交换个“加油”的表情。两个只听说过名字的人,第一次在食堂里会面,便称兄道弟,互诉苦水,讲生活的艰难,说老师的刁蛮。同是反叛者,富二代会主动靠近穷孩子,成绩好的不会嫌弃成绩差的。

高一的一个周末,我在书店的英文区挑书。

标示为“名著”的书架上,凡是书不太厚、字体不太小、年代又不太久远的,我要么是已经读过,要么是小时候读过相应的中文版。

畅销书架上,是封皮闪亮的名人传。我翻了翻,发现不是致富经,就是成功术。

颗粒无收,只好去了考试类的书架。本想秒杀四六级练习题取乐,却发现一本名为《sat阅读精讲》的小册子很是抢眼。小册子里的文章不长,但貌似珠玑锦绣,文采飞扬。

我扫了一眼,满目生词。

我蒙了。我还以为自己的词汇量不错呢。

当时,我并不知道,satsup/sup是美国高考的缩写。

我更不知道,那篇节选的文章,是20世纪初美国大律师克拉伦斯·丹诺在一次庭审中的辩护,法律领域的经典之一。而当时,我能判断出文章是律师的手笔,主要是靠开头的“各位陪审团成员”(membersofthejury)和“我的当事人”(myclients)。

几年后,当我决定报考法学院的时候,有了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感觉。

但当时,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赶紧把生词弄明白,把文章看懂。

之后的周一英语课,老师一边念书,一边在教室里走圈。到了我这儿,翻了翻我正在读的sat,警告了一句:“下次,我会单独抽查你。”

我想,下了课,她就会忘的。她关心的,应该是我的期中期末成绩。而且,就算我考砸了,她也不会逼我听她的课。因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她自己也干过。

但这一次,性质变了。

中午,班主任找我谈话。

“你是不是要出国?”

“我没有。”

我的反应慢了半拍。我惊讶英语老师会去告状。

班主任不信,自然要借机教育我一番,但她没有像历史老师那样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而是一种言之凿凿、情之切切的姿态。

她列举了我的几大“罪状”:

我期中总分有退步,是不是因为骄傲了?

我上课老是迟到,是不是因为分心了?

上次练广播操,全班一共有三个人做错动作。有没有我?

上周叫我背课文,我的同桌给我提词儿,她可是听到了。我被叫到之前低着头,偷偷摸摸在干什么?

还有,每次看《士兵突击》,我都是梦游似的。梦见到华尔街捡金子了?

我的后三项罪状,关系到班主任的教学特色。

她带的班,广播操蝉联年级冠军12年。因为没有别的班,会在赛前一个月,每天都练操十遍。

她带的班,语文考试默写题满分率全校最高。因为她上课时经常不讲课文,而是抽查背课文。有同学出错,全班一起罚默写。

当然,她也强调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每天放学前,都会让我们看一集电视剧。

那天下午,又到了电视剧时间,播放的是《士兵突击》。窗外,别的班同学正在往外走,而我们班教室的大屏幕上,许三多正在做他的333个腹部绕杠。看着那张因痛苦而满是皱纹的脸,听着欢呼呐喊,我很是困惑:电视剧想要说明什么呢?难道笨人要出名,就得哗众取宠?突破自我,就得自虐?

就是想破吉尼斯纪录,也不至于吧。人家破吉尼斯的,也就图个乐子而已,不会跟崇高精神扯在一起。这位还没破吉尼斯,怎么搞得跟民族英雄似的?

这不能怪《士兵突击》的导演或者编剧。演戏而已,何必较真。可班主任想要教育我们什么?说明她的广播操和背课文方针,至少比腹部绕杠要高明?

我又翻开了sat。此时,阅读精讲变成了sat真题。

从那以后,只要是英语课和电视剧时间,我都要看一会儿sat。

好在英语老师告我的状,只是在行使她的职责而已。她的课,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由。而班主任的电视剧时间,看书的,也不只我一个。

在班主任认定我要出国之前,出国于我,只是个模糊的概念。

我对美国教育情况的了解,限于小学时去过美国的同学。他们讲的让我神往,但也限于放学早,作业少,周末假期不补课,天天能吃麦当劳。

我的美归亲戚,几位秃顶的博士,讲起美国大学来,却是苦大仇深。因为,他们去美国的时候,是自己穷国家也穷的时候。

老爸在日本待过,而且是一个海归小圈子的成员。这个圈子里,有留美的、留英的、留德的,还有留日的。但和这些叔叔伯伯在一起的时间,我很少听到他们谈论在国外的生活。其实,不是他们不谈,而是我年纪小的时候,听不懂;听得懂的时候,我的时间只能随老师的指挥棒转了。

我一直喜欢美国小说。但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著中,没几本是二战之后面世的。因此,我了解的美国社会,基本上停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

偶尔看电视,也是云里雾里。电视上对美国的报道,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枪杀案中的黑人、干涉中国内政的政客、一身肥膘的大亨和天使般的宝宝。2008年又多了金融危机。这样的资讯,我下不了什么结论。而网上讲美国的文章,要么是出自愤青之手,美国是罪恶之源;要么是一派崇美媚美,美国是世界乐土。

班主任对我发飙的事,传得飞快。学校里的“地下党”也注意到我了。

我们班素来沉默少言的小个子男生平平,练完广播操后“恰巧”走到我身旁,低语道:“你什么时候去香港考sat?”

我这时才知道,除了国际学校,sat考试在内地并没有考点。

隔壁班的一个女生,在食堂碰上了,说了一句“图书馆自习室见”,就没影儿了。

我去了图书馆自习室,看见学生会主席力力正坐在靠门的位置上写作业,一摞书的顶上,是一本sat。

那是他招兵买马的传单,也是接头的暗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定下心坐到了他的对面。他干杯似的,用水壶底敲了敲桌面。

“找组织来了?”他问。

我谢过组织。从消灭生词到“被出国”,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太缺战友了。班里的同学,都很热爱我们的班主任,即使不笑话我,也不会和班主任对着干。

“地下党”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很松散。为了不引起注意,没有正式活动。大部分人聚在一起,是选修课时不约而同地逃课到自习室看书。大家都爱上的选修课,是电影音乐赏析课,因为上课就是放电影,老师关灯之后,就可以从后门溜出去了。

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地下党”也不开列“党员”名单,但每个“党员”都知道其他“党员”的名字。“党”也会注意潜在的“党员”,给他们精神上的鼓励。

“地下党”的章程,是和平出逃。“党”内的激进派,原先想说服年级组的老师,让他们就算不支持我们的美国梦,也别太阻挠。但考虑到“党”组织毕竟很弱小,而且大多数人还没有暴露,最终的决定是潜伏。

“地下党”的联系,靠的是默契。两个原本只是面熟的人,在楼道里碰上,互相间会交换个“加油”的表情。两个只听说过名字的人,第一次在食堂里会面,便称兄道弟,互诉苦水,讲生活的艰难,说老师的刁蛮。同是反叛者,富二代会主动靠近穷二代,成绩好的不会嫌弃成绩差的。

学生会主席力力是典型的两面派。在“党”内,是绝对的领袖;在“党”外,是学校主旋律的代表。他的“地下党”身份败露后,便信誓旦旦地向老师们保证,会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国内国外两个高考都不耽误。他还以学生会的名义亲自操办活动,以表示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

不过,他操办的活动,都会扯上美国。做世界粮食日宣传,他会讲美国的有机农场如何如何;科学周活动,他会讲美国的科技成就。随便做个发言,也要引用某个美国名人讲过的话。

大部分“地下党员”潜伏着。他们从不把sat书带到学校,也很注意让自己的成绩不出现大起大落。他们甘愿接受点名时老师连名字都叫不顺的默默无闻,但绝不能容忍简历上的一穷二白,为此坚持要到校外去比钢琴,考跆拳道黑带。

但他们对美国大学的了解超出我的想象。

我是从平平那里了解到,这个美国高考一年可以考好几次,而且申请学校时,提交最好的成绩就可以了。

我心中的天平倾斜了。

平平见状,又告诉我,美国不是依成绩定专业,而是到了大二才自选,无须有上错了专业而影响一生的担忧。

而且,美国大学选课灵活度很大,基本上是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还有,如果你最终要去读研读博的话,本科出国,会事半功倍。现在流行的做法,在国内读本科,然后再出国读研读博,要和多少人竞争啊?

他平日少言寡语,但讲起美国来却滔滔不绝。

他像是代表“地下党”游说我,打消我的不安全感;又像是好朋友和我一起权衡利弊,帮助我做决定。不管他是什么考虑,反正我模糊的留美概念,逐渐变得清晰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一半是为了打发上课时的无聊,一半是为了熟悉美国的高考,sat书我看了一本又一本。在和平平聊过后,觉得不去考一下,太可惜了。

在自习室里,我对力力感叹了几句。他回应说:“你赶紧在网上报名吧,不然等你准备好了,香港就没有考位了。就算到时候不想考了,提前几天还是能取消,能退费的。”

刚准备了两个月,而且是边上课边准备,现在报名,是不是有点早?

力力说:“就算考砸了,也没有关系。出不了国,还可以回来做老师的好学生。浪子回头金不换呗。出国不是罪,更何况出国未遂呢。再说,要是连你都考砸了,我怎么办啊!”

现在脑海里回放他的话,我很怀疑当时没有听清楚。他说的,很可能是“我们怎么办啊”。要不然,也是“我”代表组织的那层意思。力力长得清秀,人更是清高。“地下党”中的女生,除我以外,基本上都是靓妹。而力力做老大的学生会,更是美女如云。但所有女生对他的评价都是:“这家伙,除了对那群校领导老太太们百般巴结、图升官,对谁都不热乎。”

我不知道美女们对热乎的定义是什么,但我这个傻丫头,是听错了力力的话也罢,听错了画外音也罢,反正是觉得自己受的待遇挺高。

到这时候,我的“地下党”身份必须对家里公开了。

开始,姥爷和姥姥是反对派。反对的理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到美国念本科的孩子,有不少是因为在国内念得很吃力。大学毕业后去读研究生,才是最好的路径。

老妈是支持派。她的理由是,在国内学英语,很难有跨越式的改观。因为,语言是需要环境的。不考虑别的因素,就语言一条,越早出国越好。

老爸的意见一如他一向的风格,自己选择,自己承担。

最终,我的意见成了家庭的意见。

家里统一思想后,我填了一个申请表,从理科实验班转到了文科班,投靠了全年级宽松指数最高的班主任杨老师。

之前和我不太对眼的理科实验班班主任也是慈爱大发。她对我讲,你再考虑考虑吧,文科可选的专业少,就业的路径窄,转专业不是好的选择。英语老师更是惋惜,说,你转班了,咱们班的平均分就要下来了。

我嘴上说,谢谢老师一直以来的关心教导爱护,但心里却在嘀咕,谁让你们一个训我,一个告我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