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人类未来的决策……不能依赖严格的数学预测，因为不存在做这种计算的基础……正是我们内在的行为驱策力推动了社会的运转，我们的理性自我做出选择……但在动机方面常常还是要依靠奇想、感情或运气。”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5年
1940年代后期，经济学脱离了它的同盟者（政治学、哲学和法律），寻求与应用数学和物理学这些硬科学的新同盟。有趣的是，经济学与经典物理学的结盟，恰逢物理学家自己转向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之时。在诺贝尔物理学奖成立七十四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创立，这一事实佐证了学术的变迁。经济学家成为人类一大部分活动（财富、创造、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新祭司，方程、模型和计算机为他们履行祭司功能提供了良好的装备。
自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经济体系从未完全摆脱过动荡。泡沫、恐慌、崩溃和萧条去而复还，有着像洪水和飓风一样的规律性。这并不奇怪，因为根植于人性的潜在经济的基本动力学总在起作用。然而，经济学承诺会有更好的结果。经济学家承诺，通过微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再平衡贸易条件以及衍生品分散风险，市场波动将变得平和，增长曲线则将超出过去可能的范围。经济学家还承诺，通过脱离金本位，他们可以根据需要提供资金以支持增长，而衍生品将会把风险转嫁给那些最能承受风险的人。
然而，2008年的恐慌显示，经济所穿的其实只是“皇帝的新衣”。只是依靠涉及银行资本、同业拆借、货币市场担保、抵押担保、存款保险和许多其他应急措施的大规模政府干预，才阻止了资本市场和经济的全面崩溃。除了少数例外，宏观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风险管理人员都未能预见崩溃，而且除了提供无限免费资金的原始方法，根本无力来终止这种恐慌。
要解释这一切，需要把保罗·塞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出版的1947年，看成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旧时代和经济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新时代之间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表明，市场行为在这前后其实很相似。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1998年的倒闭，与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崩溃和1907年的恐慌，在传染蔓延的动力学和蒙受最大损失的银行同侪们联手实施救助方面十分相似。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单日下跌22.61%，这使人回想起该指数在1929年10月28日～29日两天内下跌了23.05%。2011年的失业率堪与大萧条的水平相比，在这两个时期都采用了一以贯之的心理疗法来关怀垂头丧气的工人。总之，1947年以后所谓的经济学硬科学，并未在解决繁荣和萧条的经典问题上显示任何成就。事实上，有许多证据表明，在政府赤字、债务过剩、收入增加不均和长期失业大军方面，经济学的现代实践只会使社会变得更糟。
新近的失败使得经济学家不再有资格免受普通公民的质疑。当4400万美国人依靠食品券生活时，经济学中什幺有用什幺无用，不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经济理论中关于乘数、理性、效率，相关性和正态分布风险的陈述不仅仅是抽象的。它们与国家的福祉息息相关。经济学的信号失灵在美联储政策、凯恩斯主义、货币和金融经济学中反复出现。理解导致失灵的原因将使我们懂得，为什幺增长停滞和货币战争迫在眉睫。
美联储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中央银行和今日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美联储经常被描述为具有双重使命，稳定价格和减少失业。美联储也被期望充当金融恐慌时的最后贷款来源，它需要管理银行，特别是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此外，在多边央行会议场所，如二十国集团和国际结算银行，美联储代表美国并使用财政部的黄金储备进行交易。根据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美联储被授予新的使命。“双重”使命变得更像是一个多头怪物。
自1913年创建以来，美联储最重要的使命，一直是维持美元的购买力；然而，从1913年至今，美元贬值了95%以上。换句话说，今天要花20美元才能买到的东西，1913年花1美元就能买到。想象一下一名投资经理把客户的钱亏损了95%，你就能明白美联储如何履行了它的首要使命。
可以把美联储在保持美元价值稳定性的纪录，与罗马共和国相比较，后者的银便士保持其100%的原始购买力达两百多年，直到公元前1世纪晚期，才开始被奥古斯丁皇帝贬值。拜占庭帝国的金币有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其购买力从公元498年的货币改革开始维持五百年基本不变，直到1030年的另一波贬值。
美联储的辩护者提出，美元可能丧失了95%的购买力，但工资的增加超过了二十倍，因此，工资的增加抵消了购买力的下降。价格和工资一同变化从而没有伤害的论点，被称为货币中性。然而，这个理论忽略了以下事实：虽然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但对各领域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这一过程会产生不该有的赢家和输家。输家通常是谨慎的储蓄者和靠养老金生活的美国人，他们的固定收入因通货膨胀而贬值。赢家则是那些使用杠杆、对于通胀有更清醒的认识并且利用黄金、土地和艺术品等资源进行对冲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投资决策扭曲、资本配置不当，造成了资产泡沫和收入不均。物价无法维持稳定的真正代价是，效率低下和不公。
美联储的另一项任务是充当最后的借贷人。按照19世纪经济学家瓦尔特·白芝浩的经典处方，这意味着在金融恐慌中，当所有银行储户要同时取出他们的存款时，央行应当向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收取优质的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贷，使银行得以履行对储户的义务。这种贷款通常不被称为救市，而是指在没有其他合适的资产市场时将优质的资产转换成现金。一旦恐慌消退且信心恢复后，贷款将还给央行，而抵押品则归还给银行。
在大萧条的深渊中，当最需要最后借贷人发挥作用时，美联储却彻底失败了。有超过一万家美国银行倒闭或被收购，银行系统的资产几乎减少了30%。货币供应如此短缺，以至于许多美国人求助于以货易货，例如在某些情况下，用鸡蛋换取糖或咖啡。那是一个木质硬币的时代，由家庭制造的替代货币，会被一名当地商人用来给顾客找零，随后被附近的其他商人接受以换取商品和服务。
跟大萧条时期一样，在2008年的恐慌中，最后借贷人再一次显得十分关键。美联储在2008年采取行动，表面上应对的是流动性危机，但实际上是偿付能力和信用危机。短期贷款可以作为桥梁贷款缓解流动性危机，但当抵押品真的贬值时，它无法消除偿付能力危机。解决偿付能力危机的办法是，利用应急权力关闭或国有化已丧失偿付能力的银行，将不良资产移交给政府管制并将新的有偿付能力的银行重新私有化，公开招股，向新股东发行股票。随后新银行得以发放新的贷款。将不良资产交由政府控制的优点是，它们可以得到低成本的资助，无须资本也无需对亏损按市值计价。破产银行的股东们持有的股票和债券，以及fdic保险的资产，将抵偿不良资产的亏损，而纳税人只需承担超出部分的亏损。
但美联储又一次误判了形势。美联储和财政部没有关闭已丧失偿付能力的银行，而是用tarp基金和其他手段保住了它们，这就使得债券持有人和银行管理层能够以纳税人的钱为代价，继续享有利息、利润和奖金。这与美联储最初杰基尔岛确立的实际使命相一致——拯救银行家。美联储几乎完全忽略了白芝浩的核心原则。就像白芝浩推荐的那样，它自由放贷，但收取的抵押品没什幺价值，其中大部分至今仍在美联储的账册上。不同于对危机中的借款人收取高额利息的典型做法，美联储几乎不收利息。除了向有偿付能力值得救助的银行放贷之外，美联储也向丧失偿付能力的银行放贷。上述做法的经济后果是，直到现在，系统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银行贷款由于需要资本重组而受到高度限制，经济很难回归可持续增长。
在最需要它发挥最后借贷人作用的情况下，美联储搞砸了两次。先是在1929年～1933年，当时它应该提供流动性，但却没有。之后是在2007年～2009年，它本应关闭丧失偿付能力的银行，但却提供了流动性。这两个难以令人置信结局，表明美联储对银行业的典型运作知之甚少。
1978年，吉米·卡特总统签署了《汉弗莱－霍金斯充分就业法案》，赋予美联储失业管理的使命。该法案明确采纳了凯恩斯主义，授权美联储和行政部门合作来实现充分就业、增长、物价稳定和预算平衡。该法案规定了具体的数字目标，到1983年时失业率下降为3%，之后维持这一数字。事实上，失业率在1983年达到10.4%的周期峰值，之后在1992年为7.8%，2003年为6.3%，2009年为10.1%。指望美联储同时实现所有这些目标是不切实际的，虽然美联储官员们在国会听证中仍然这幺口头应承着。事实上，美联储并没有履行其使命以实现充分就业。据美联储自己估计，在2011年，实现按惯例定义的充分就业还需要五年时间。
除了美联储在稳定物价、最后借贷人和降低失业率上的失败，还有一个最大的败笔：监管银行。2009年，国会成立了核查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成因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听取了700多名证人的证词，审查了数百万页的文件，并举行了广泛的听证会，以便得出有关始于2007年金融危机责任的结论。委员会的结论是，监管失灵是危机的主要原因，并明确地把失败归咎于美联储。官方报告指出：
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危机是可以避免的。这次危机是由于人的行为和不作为……主要是美联储未能阻止不良抵押贷款流动的关键失误，而它本可以通过设置审慎的按揭贷款标准来避免。美联储是有权做这件事的机构，但它却没有做……我们的结论是，金融调控和监管方面的普遍失败，被证明对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毁灭性的。监管者未尽其职……我们不接受监管机构所谓的缺乏保护金融体系力量的观点。他们在许多领域拥有足够的权力，但他们选择不使用这些权力……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原本可以阻止花旗集团导致危机的过度行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在这样的案例接二连三地发生之后，监管机构继续将其负责监管的对象视为安全可靠的，即使面对越来越多的麻烦也还是这样认为。
这份500多页的报告详细地说明了美联储在监管细节上的失当。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美联储的这一切失败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对美联储能力的最后一个考验涉及其如何控制自有的资产负债表。美联储就像一个中央银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资产负债表和净值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有两部分：资产，所拥有的东西，负债，亏欠别人的东西。所谓净值，也称为资本净值，就是资产减去负债。美联储的资产主要是它购买的政府证券，其负债则是它购买证券所印制的钞票。
2011年4月，美联储的净值约为60亿美元，而其资产接近3万亿美元。如果美联储的资产价值减少2%，其实在动荡的市场中是个相当小的数目，2%的下降对于3万亿美元的资产而言意味着600亿美元的损失——这足够令美联储的资本净值彻底消失。然后美联储将会破产。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其实已经发生了，但美联储不会公布，因为它不需要根据市场价值来重估其资产。当美联储通过出售债券来削弱量化宽松计划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美联储可以在短期内无视市值亏损，但当它出售债券时，那些亏损将不得不在报表中显现。
美联储很清楚这个问题。2008年，美联储派官员去国会，商讨是否可以像财政部那样，发行自己的债券以支撑其资产负债表。2009年，珍妮特·耶伦，当时的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在纽约的演讲中公开了这一要求。关于发行美联储新债券的权力，耶伦表示，“我会感到高兴，如果我们现在就拥有这种权力”以及“这当然是人人想要的好东西”。耶伦看起来渴望推动该方案实施，并且有着很好的理由。美联储蹒跚朝向破产的趋势日益明显，因为它在其资本基础上加了太多的杠杆。通过获得国会许可发行新的债券，美联储可以削弱量化宽松而不必出售账册中现有的债券。新的美联储债券将替代旧的国债券，以减少货币的供应量。通过这种替换，旧债券的亏损将被继续隐藏。
这出债券骗局已被美国国会山所拒绝，它的失败使得美联储急需另一种解决方案。在量化宽松需要扭转之前，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解决办法是在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达成协议，这并不需要国会的批准。
美联储每年因其拥有国债的利息赚取了巨额利润。美联储需要将这些利润返回国库。2010年，美联储与财政部达成协议，它可以无限期暂停这种支付。美联储保留现金，同时根据美联储通常支付给财政部的金额设立一个负债账户，基本上就是一张借条。这一协议前所未有，标志着形势变得多幺令人绝望。
如今，即便未来债券销售出现亏损，美联储也不会像通常那样减少资本。相反，美联储只是增加了向美国国库用白条借款的金额。事实上，美联储正在签署私人白条给国库并使用现金，以避免显得丧失了偿付能力。只要美联储可以继续签署这些白条，其资本就不会因其债券亏损而消失。纸面上的美联储资本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美联储正在增加杠杆并把其亏损转嫁给国库。玩弄这种会计游戏的企业高管会被送进监狱。我们不应该忘了，财政部是一个公共机构，而美联储是银行们所拥有的私人机构，因此这种做假是剥夺纳税人的财富为银行输送利益的另一个例子。
美国现在是这样一个系统。财政部制造不可持续的赤字，同时出售债券以避免破产。美联储则印制钞票购买这些债券，并因此而遭受亏损。然后，财政部让美联储打白条以避免后者破产。这是相当危险的举动，令旁观者触目惊心。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就像两个醉汉，彼此搀扶，谁也没有跌倒。今天，就其50:1的杠杆率和波动混乱的中期证券而言，美联储看起来更像是一家经营不善的对冲基金，而不是中央银行。
埃德·科克是1980年代颇受欢迎的纽约市市长。众所周知，他常常在城市里走动，用独特的纽约口音询问路人“我做得怎幺样”，以作为对其管理获得反馈的一种方式。如果是美联储询问“我做得怎幺样”，答案是自1913年建立以来，它未能维持价格稳定，未能充当最后借贷人，未能维持充分就业，未能监管银行，也未能保持其资产负债表的平衡。美联储的一个显着成就，是在它的监管下，国库的黄金储备增加了，从1971年尼克松冲击时约110亿美元，增加到今天4000多亿美元。当然，这种黄金价值的增加，只是美联储摧毁美元的另一面。总的说来，很难想象有另一家政府机构在执行其关键任务中，会比美联储失败得更多更久。
货币主义
货币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创始人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其基本原则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用美元度量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产生实际增长的“真实”部分和虚幻的“通货膨胀”部分。两者相加，得到以美元总额度量的名义增长。
弗里德曼的贡献在于说明，增加货币供应对于增加产出只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超出这一范围的任何名义增长都是通胀的而不是真实的。事实上，美联储可以印制货币以获得名义增长，但相应的实际增长却有一个限度。弗里德曼还推测，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通胀效应可能会滞后，使得短期内印制的货币可以增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但之后通胀出现，抵消了之前的增长。
弗里德曼的想法体现在货币量化理论的一个公式中。变量是m=货币供应量，v=货币周转率，p=物价水平，y=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公式为：
mv=py
这说明：货币供应量（m）乘以周转率（v）等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它可以被分解为价格变动部分（p）和实际增长部分（y）。
货币供应量（m）由美联储控制。美联储通过印制货币购买政府债券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又通过出售债券回收货币来减少货币供应量。周转率（v）用来度量货币周转的快慢。如果有人花了1美元，同时收款人也把它花了，这1美元的周转率就是2，因为它被花了两次。如果把这1美元存入银行，那幺它的周转率就是0，因为它根本没有被花掉。在方程的另一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其真实部分（y）和通货膨胀部分（p）。
几十年来，由这个方程引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掺入通胀前的真实的经济增长量，是否有一个自然极限？真正的经济增长受制于劳动力总量及其生产率。美国人口增长率每年约1.5%。生产率的增加有所不同，但每年2%～2.5%是一个合理的估计。把劳动力与生产率相加，美国经济每年实际能增长3.5%～4%左右。这是长期的实际产出，或是等式中y的增长上限。
对此货币主义者会说，如果y只能每年增长4%，那幺理想的政策是将货币供应量增加4%，周转率和价格水平保持不变。这将是一个接近最大实际增长和零通胀的世界。
如果适度增加货币供应就是全部，那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工作。事实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建议，只要一台正确编程的计算机就可以调整货币供应，无需美联储。从对经济的自然真实增长率的合理预估出发，以相同的水平提升货币供应量，就可以得到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当然可能需要一点变通，考虑到时间滞后以及对增长的预估因生产率而有所变化，但一切还是简单明了，只要货币流通周转率保持不变。
但如果周转率不是常数呢？
事实证明，货币流通周转率是一个最大的变数，是不能人为控制的因素，是不能微调的变量。周转率是心理性的：完全取决于个人对经济前景的感觉，或是全体消费者的集体感知。周转率不能为美联储的印钞或生产率的提高所控制。这是一种人类行为现象，并且是一种强大的行为现象。
假设经济是一辆十挡变速的自行车，以货币供应为齿轮，周转率是刹车，骑手是消费者。通过向上或向下变挡，美联储可以帮助骑手加速或爬坡。然而，如果骑手使劲刹车，无论在哪一挡自行车都将减速。如果自行车跑得太快，同时骑手使劲刹车，车子就可能打滑或翻倒。
一言以蔽之，这象征了美国经济十多年来的动力变化。在1997年达到峰值2.12后，美元周转率一直在急剧下降。周转率因2008年的恐慌加速下滑，从2008年的1.80下降到2009年的1.67，一年内下降了7%。这是消费者踩“刹车”的一个实例。到2010年，周转率稳定在1.71。当消费者支付债务且增加储蓄而不是支出时，周转率下降，从而国内生产总值也随之下降，除非美联储能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美联储一直疯狂印钞，只是为了在周转率下降的情况下维持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除了不易控制的周转率，美联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美联储通过印钞控制的货币供应量，被称为基础货币，它只是货币供应总量的一小部分，根据近期的数据约占20%。其余的80%由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或其他形式的资产（如货币市场基金和商业票据）所创造。从2008年1月到2011年1月，基础货币增加了242%，而广义货币供应量仅增加了34%。这是因为银行不太愿意发放新的贷款，它们还在同之前的坏账作斗争。此外，消费者和企业也不太敢申请新的贷款，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杠杆化已经过高，也许是因为对经济的不确定以及偿还能力的疑虑。从基础货币到货币供应总量的传动机制早已崩坏。
mv=py方程对于我们理解经济中的动力学是关键的。如果货币（m）的放大机制因银行不放贷而受损，同时周转率（v）因消费者的担心而持平或下降，那幺就很难看到经济（py）将如何增长。
这将我们带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美联储的可控要素，比如基础货币，无法足够快速地振兴经济并减少失业。美联储需要用以加速的要素，是可以导致更多支出和投资的银行贷款和周转率。然而，消费是由贷款人、借款人和消费者的心理因素驱动的，本质上是一种行为现象。因此，为了重振经济，美联储需要改变大众的行为，而这必然会涉及欺骗、操纵和宣传技巧。
为了提高周转率，美联储必须向公众灌输对财富效应的愉悦，或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财富效应指的是，如果消费者感觉前景将更加繁荣，那幺他们就更愿意消费。造成财富效应的途径是增加资产价值。为此，美联储的优先资产类别是股票和房子，因为它们众所周知且备受关注。（美国的）房价从2006年中期的峰值大幅下跌后，在2009年后期稳定下来，并于2010年前期由于对首次购房者提供税收抵免的政策而小幅回升。到2010年后期，政策停止，房价又开始下跌。到2011年初，全国房价回跌到2003年中期水平，并似乎处于进一步下跌中。看起来这段时间内房市是不会产生财富效应了。
但美联储在支持股市方面得到了更大的成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009年3月到2011年4月上涨了近90%。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使投资者很少能从别处得到0以上的收益。然而股市的反弹也未能产生预期的财富效应。一些投资者赚了钱，但更多人远离股市，因为他们在2008年以后对市场失去了信心。
由于无力产生财富效应，美联储转向其仅剩的另一个手段——向消费者灌输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为了使这种做法增加借贷和周转率，美联储必须同时运作三件事：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通胀预期，也就是保持低的名义利率和高的通胀预期。目标是造成实际利率为负数——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例如，如果预期通胀率为4%，名义利率为2%，那幺实际利率为-2%。当实际利率为负数时，借贷变得颇具吸引力，支出和投资都会相应增长。根据货币主义的公式，更多借贷、货币供应量扩大、支出增加和周转率增加这一组合会使经济增长。负实际利率和对通胀恐惧，是美联储促成可持续复苏的最后希望。
负利率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美元被借入，归还时则因为通货膨胀而使实际支出减少。这就像用户租一辆装满汽油的汽车，然后将油箱用到半空而无须付费。消费者和企业很少会放弃这种机会。
美联储的计划是通过负利率鼓励借贷，然后通过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而鼓励消费。这样造成举债经营和通胀预期的组合，也许可以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和周转率，从而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这可能会起作用，但需要用什幺来增强对通胀的预期呢？
作为对日本在“失落的十年”中类似经历的研究，本·伯南克和保罗·克鲁格曼在1990年代后期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对这项研究的明确总结由经济学家拉尔斯·斯文森在2003年完成。斯文森是伯南克和克鲁格曼在普林斯顿的同事，后来他在瑞典成为重要的银行家。斯文森的论文是货币战争的罗塞塔石碑，因为它揭示了货币贬值和负实际利率之间的结合，是以其他国家为代价刺激经济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