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森讨论了货币战争的好处：
即使……利率为零，货币贬值仍然是刺激经济的强有力方法……货币贬值将通过促进出口……部门直接刺激经济。更重要的是……货币的贬值和贬值后的汇率挂钩，是对未来更高价格水平的一个明显预兆。
斯文森还叙述了推行政策过程中操纵公众的困难：
如果央行能够操纵私人部门的信念，它让私人部门相信，未来将会有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将会下降，经济将很快摆脱衰退……问题是私人部门的信念并不容易受影响。
这就是伯南克的整个脚本——保持零利率、通过量化宽松使美元贬值和操纵舆论以制造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为通胀提供了燃料。讽刺的是，对伯南克的激烈批评因为不断警示通胀反而帮助了他的计划；批评家引发通胀担忧的那些煽风点火的言辞，没有哪一位美联储主席敢于说出口。
这是卸下面具的央行业务。这不是冷静、理性、无私的经济学家坐在华盛顿美联储的象牙塔里追求公正无私的科学。相反，这只是一个骗局。当原油、白银、黄金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在2011年开始急剧上升时，伯南克在公开场合依旧泰然自若，并明确表示实际利率将保持在低水平。事实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胀焦虑加剧的报告和持续的低利率的组合，正是伯南克、克鲁格曼和斯文森所推动的。美国已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培养皿中进行大规模货币政策试验的一只小白鼠。
伯南克－克鲁格曼－斯文森理论清楚地表明，美联储把货币政策与货币战争分开的尝试是虚伪的。借贷容易和美元贬值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货币战争是计划的一部分。借贷容易和美元贬值被设计协同运作以导致真实的通货膨胀，并在保持低利率的同时提高对通胀的预期，使贷款和消费机器重新运行。对于这一点，中国、阿拉伯和其他亚洲及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对美联储的美元管理颇有微词。问题是美国人民是否清楚意识到，美元崩溃的危险。
从根本上讲，货币主义不足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不是因为它采用了错误的变量，而是因为变量太难以控制。周转率是消费者信心或恐惧的镜子，是可以高度波动的。从基础货币到银行贷款的货币供应传动机制，可能因为贷款人和借款人缺乏确定和信心而失效。危险在于美联储不接受这些限制，仍试图通过欺骗和宣传来控制它们。更糟糕的是，当公众意识到受了欺骗，一种反馈回路便被建立起来，其中不再有信任，即使找到真相，人们也不再相信。美国已经十分接近这种危险的境地。
凯恩斯主义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死于1946年，没有活着看到打着他的旗号所犯的各种错误。他恰巧在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出版前一年去世，该书为所谓的新凯恩斯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自己在写作中几乎不使用方程，而是以明白的行文做出广泛的分析。只是在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才出现了许多与凯恩斯经济学相联系的模型和图表。这是套用“凯恩斯”名号所嵌入的概念性错误；如果凯恩斯活着，他对那些错误会怎幺想？
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时，凯恩斯提倡被称为班科（凯恩斯国际货币单位）的一种新货币，其价值与一组商品（包括黄金）挂钩。当然他对1920年代的金汇兑本位有过激烈的批评，但他十分务实并且意识到货币必须与什幺东西挂钩。出于这个原因，他倾向于全球商品本位而不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金本位。
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详细回顾凯恩斯经济学，而是专注与货币战争最有关系的缺点。在货币主义中，缺点是消费者的选择导致了周转率反复无常。而在凯恩斯理论中，缺点是着名的“乘数”。
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前提是，考虑到所有二级效应，假设1美元政府赤字会产生超过1美元的总经济产出。乘数是经济学中的大脚怪——很多人都会假设它存在，但极少有人（如果真有的话）见过它。凯恩斯主义公共政策的基础被称为集体需求，或是国内经济中所有支出和投资的总和，不包括库存。例如，一个工人被解雇，他不仅失去收入，也停止了消费，从而导致其他人也失去收入。失去的收入和消费导致了总需求下降，它会自我反馈，导致更多的企业解雇更多的员工，然后消费更少，如此这般地恶性循环下去。凯恩斯理论认为，政府可以介入，花费个人不能或不会花费的钱财，从而增加总需求。政府支出可以阻止下滑，推动经济重新增长。
依靠政府支出以促进总需求的理论的问题在于，政府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钱。政府必须靠印制货币、征税，或是从其公民或国外处借钱。印制货币可以导致名义增长，但也会引起通货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增长其实没有变。征税和借贷可能使政府花费更多，但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较少，因此仍不清楚总需求将如何增加。在这里，乘数这一说法就发挥作用了。关于乘数的想法是，政府的1美元支出将刺激其他人消费更多，并导致产出的增加超过1美元，这就是当初从私人部门取出美元的理由。
1美元的政府支出能造成多少产出呢？换句话说，乘数的大小是多少呢？恰好在奥巴马总统执政之前，他的两位顾问，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发表了一项着名的研究，其中就同建议的2009年刺激计划的关系，研究了这一乘数。据罗默和伯恩斯坦估计，一旦新的支出开始和运行，乘数值约为1.54。这意味着对于1000亿美元的奥巴马支出计划，罗默和伯恩斯坦预计产出将增加1540亿美元。因为整个奥巴马计划的总数为7870亿美元，只是实施刺激计划导致的“额外”产出就将达到4250亿美元——历史上最大的免费午餐。这一刺激的目的是为了抵消2007年后期开始的萧条的影响，并保持就业机会。
奥巴马政府治下的美国财政赤字，2009年为1.4万亿美元，2010年为1.2万亿美元。政府预计2011年和2012年的赤字分别为1.6万亿美元和1.1万亿美元——短短四年的总额为令人震惊的5.4万亿美元。为了证明2009年以这种规模的赤字实施的7870亿美元额外刺激计划的合理性，关键是要说明，若没有这些支出美国会变得更糟糕。对凯恩斯乘数的论证必须坚如磐石。
没隔多久证据来了。在罗默和伯恩斯坦研究后的一个月，对同样的开支计划的另一项更严谨的研究，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b·泰勒和约翰·f·科根提出。泰勒和科根的结论核心是，所有乘数都小于1。这意味着相应于支出的每一块“刺激性”美元，私人部门的商品和服务减少了。泰勒和科根采用了经济学家们广泛支持的最新乘数模型，并对有关利率和消费者面对未来更高税收的预计路径采取了更现实的假设。泰勒和科根的研究得出，奥巴马刺激计划的乘数效初期为0.96，2009年底则迅速下降为0.67，而到2010年底将下降到0.48。他们的研究表明，到2011年，对应每1美元的刺激花费，私人部门的产出将下跌60美分。奥巴马的刺激计划伤害了私人部门，并因此妨碍了私人部门创造工作机会的能力。
泰勒和科根的研究并不是唯一得出凯恩斯乘数小于1，并且刺激计划妨害了私人部门产出的结论的。约翰·泰勒于1993年在另一项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特，哈佛的罗伯特·巴罗，斯坦福的迈克尔·库姆霍夫和其他研究者，分别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给出了在一定条件下凯恩斯乘数小于1的验证。通过对经济文献的回顾表明，罗默和伯恩斯坦用来支持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方法，是非主流的经济思想，难以得到除开意识形态之外任何其他原因的支持。
凯恩斯的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的理论，最后被证明只在有限的条件下成立，这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理论，而不是他声称的普遍理论。刺激计划短期比长期更有效，对付流动性危机比对付偿付能力危机更有效，对于经济的温和衰退比严重衰退更有效。刺激也对一开始相对债务水平较低的陷入衰退的经济体更有效。卡尔·f·克莱斯特教授在1960年代奠基性的但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计量经济学中推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工具，对于那些以平衡预算为开始的经济体最有效。克莱斯特第一个界定了所谓的“政府预算约束”概念，这个概念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克莱斯特写道：“结果有力地表明，极端的财政倡导者和极端的货币倡导者都是错误的：财政变量强烈地影响着……货币存量中一个给定变化的效果，而公开市场的运作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在开支和税收中给定变化的效果。”克莱斯特说，凯恩斯刺激的影响无法独立于赤字起点来评估。
对于凯恩斯刺激有利的条件，在2009年初的美国都不存在。这个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巨大的赤字和严重的肯定将持续多年的偿付能力危机——正好是对于凯恩斯刺激不利的环境。这种刺激开支除了增加赤字和浪费宝贵资源外，没有其他用处。
在罗默和伯恩斯坦的研究发表两年后，出现了对其论点毁灭性的经济结果。据罗默和伯恩斯坦估计，2010年底总就业人数将超过1.37亿。实际数量只有1.3亿。他们估计到2010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3.7%，但几乎没有增加。他们还估计，衰退期的失业率峰值为8%，不幸的是，2009年10月的峰值达到10.1%。以每一项指标来看，相对于罗默和伯恩斯坦所预期的，经济的表现明显要差得多。从一开始，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就是一张披着凯恩斯学术长袍的偏爱计划和意识形态的愿望表。
罗默－伯恩斯坦计划几乎肯定会保住有工会的政府部门人员的就业机会。当然，几乎没有人认为刺激不会创造就业机会，只是隐性成本太高。赤字支出、货币宽松和银行救助计划在短期内提升了经济。问题在于，复苏是人为的且不可持续，因为它来自政府开支和宽松货币，而不是来自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这导致了反对进一步赤字和量化宽松的政治反弹。
失败的凯恩斯刺激造成的债务增加，成为货币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类战争主要围绕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即是某种形式的爽约。一个国家因货币贬值而使债务要求突然毫无价值，便是对其外国债权人爽约。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通货膨胀和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对其人民爽约。随着债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货币贬值的国际影响无比巨大，因此货币战争也将更加艰难。
由于债务和赤字如此之大，美国已经用尽其紧急救援资源。如果美国遭遇另一场金融危机或是像卡特里娜飓风那样的自然灾害，其赤字开支的能力必将受损。如果美国在中东或东亚面临重大战事，就无法像它在二战中那样，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战争。美国面对外国债权人时的脆弱已经十分严重。一旦面临金融、自然界或军事的任何一场危机，美国都将被迫采取应急措施，就像罗斯福在1933年和尼克松在1971年做过的那样。银行倒闭、没收黄金、施加进口关税和资本控制将成为备选项。美国迷恋于凯恩斯的幻觉已经导致美国的实力成为一种幻觉。美国只能希望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然而，鉴于世界上的种种事件，这似乎只是一根难以依靠的救命稻草。
金融经济学
在保罗·塞缪尔森和其他人发展凯恩斯理论的同一时期，另一批经济学家发展了资本市场理论。来自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发表了一系列经过缜密推理的学术论文，其作者是未来诺贝尔奖得主，比如哈里·马科维茨、默顿·米勒、威廉姆·夏普和詹姆士·托宾。他们的论文发表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他们认为投资者无法在市场中持续保持完胜，因此广泛跟踪市场的多元化投资组合将产生最好的长期结果。十年后，年轻一代的学者，包括麦伦·舒尔斯、罗伯特·c·默顿（着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之子）和费舍尔·布兰克，又对期权定价提出新的理论，引发了金融期货和其他衍生品合约的爆炸性增长。这些学者和其他人的工作，在五十多年里积累并持续至今，构成了被称为金融经济学的经济科学分支。
大学里研究传染性病毒的生物学家，通常会有气密设施以确保其研究对象不会逃离实验室并伤害一般大众。不幸的是，经济学部门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对于每一个高明的见解，都会有一些危险的误解，去感染世界金融血液并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被称为金融经济学双胞胎的“有效市场”和“风险正态分布”，所造成的危害最大。
有效市场背后的理念，是投资者只感兴趣于最大化他们的财富，并会对价格信号和新信息做出理性的回应。该理论假定，当重要的新信息来临时，它会被立即反映到价格中，从而使价格根据新信息平稳地从一个水平过渡到另一个水平。由于市场立即将所有的新信息有效地反映到价格中，除了纯粹运气，没有一个投资者可以击败市场，因为任何投资者打算用来决策投资的信息，已经体现在市场价格中了。而因为下一个信息是不可能事先知道的，未来的价格走势就是不可预测和随机的。
风险正态分布的想法是，因为未来的价格变动是随机的，价格波动的严重程度和频率也将是随机的，就像是掷硬币或骰子。温和事件经常发生，极端事件不常发生。把经常发生的温和事件和不常发生的极端事件按其严重程度（横坐标）和发生频率（纵坐标）画图，得到着名的钟形曲线。绝大多数事件都发生在严重性低的区域，只有少得多的事件发生在严重性高的区域。由于曲线陡峭，高度严重的事件是如此罕见，几乎不可能发生。
在下面的图1中，纵坐标记录了事件的频率，横坐标显示记录事件的严重程度，或正或负。以0为中心的区域记录那些经常发生的温和事件。曲线在-3和3以外的区域则代表了更严重的极端事件，例如股市崩盘或房地产泡沫破裂。然而，根据钟形曲线，它们几乎不会发生。这可以用曲线几乎触及横轴这个事实来说明，如果有接触点，那幺它代表了永远不会发生的极端事件。
b图1：显示风险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b
基于钟形曲线的诺奖理论的问题在于，经验证据表明，这并不对应真实世界的市场和人类行为。根据大量的统计和社会科学研究，很明显，市场不是有效的，价格变动不是随机的，风险也不是正态分布的。
对金融经济学以上信条的学术反击来自两个方面。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至少从财富最大化的角度而言，投资者归根结底不是理性的。来自打破常规的数学天才伯努瓦·曼德尔布罗特的洞见说明，未来的价格并不独立于过去的价格，市场有一种“记忆”，可能导致它以破坏性的方式反应或过度反应，从而产生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
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在一系列简单而精辟的实验中显示，个人充满了非理性的偏见。他们的实验对象更关心规避损失而不是获得收益，虽然经济学家会说这两种结果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这种特质被称为风险厌恶，有助于解释为什幺投资者在恐慌中会抛售股票，但当市场转向时其回归却十分缓慢。
当经济学家开始搜索资本市场数据以寻找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展示的非理性时，他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在被发现的异常中存在这样的趋势，一旦开始行动，就趋向于继续而不是逆转——“动量投资”的基础。小盘股似乎比大盘股表现得更好。还有人发现了所谓的1月效应，即股票在1月份的表现要比其他月份更好。所有这些发现没有一样同有效市场或价格随机变动相一致。
有效市场理论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可以是另一场晦涩难解的学术争论。然而一个关键的事实是，有效市场理论及其推论（价格随机变动和风险的钟形曲线分布）逸出实验室，感染了整个华尔街的交易机制和现代银行制度。这些有缺陷的理论在实际资本市场活动中的应用，对于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内爆以及所有金融灾难中最大的一个（2008年的恐慌），都产生了影响。使金融经济学疾病蔓延的另一种传染性病毒，被称为风险价值法（var）。
风险价值法是华尔街几十年来用以管理风险的方法，它导致了2008年的恐慌，但今天仍被广泛使用。这是整体投资组合中衡量风险的一种方法——某些风险仓位被其他仓位抵消从而降低了风险，据称风险价值法可以度量这一抵消额。例如，根据风险价值法的说法，长期仓位如十年国库票据可以用五年国库票据的短期仓位来抵消，从而使净风险比起两者的单独风险要低得多。可以建构的复杂的抵消组合的数量不受限制。很快各种数学计算就会让人望而生畏，因为同一债券长线和短线间的清晰关系，让位于对冲组合中多品种间的多重关系。
风险价值法是金融经济学五十年来的数学上的顶峰。重要的是，它假定了未来的价格间的关系会与过去相似。风险价值法假设价格波动是随机的，而风险嵌入在净仓位（长线减去短线）而不是总仓位之中。风险价值法把有效市场和风险正态分布这些认知错误带入了风险管理的世界之中。
风险价值法对造成2008年的恐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一点从未被彻底探究过。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几乎没有考虑过交易风险模型。按揭经纪人、投资银行家和评级机构备受争议的欺诈性作用已受到广泛审视，然而，风险价值法的作用却一直未被揭露。在许多方面，风险价值法是贯穿所有导致崩溃的过度行为的无形线索。是什幺使得银行、评级机构和投资者认为他们的仓位是安全的？又是什幺使得美联储和证监会（sec）放心地认为银行和经纪人有着足够的资本？为什幺银行的风险管理者会不断向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答案都与风险价值法及其相关模型有关。正是风险价值模型给更高的杠杆化和大量失衡的资产负债表开了绿灯。
由于监管机构对风险价值法的了解不如银行那幺深，因此他们无从质疑风险评估。对风险和杠杆化，监管者允许银行自我监管。这就像假设美国核监管委员会允许核电厂的建造者自己设定安全规范，而没有外来的独立审查一样。
许多学者和实践者已经意识到风险价值法的这些缺点和限制。事实上，缺点是众所周知的，十多年来在学术界和华尔街广泛讨论过。银行继续采用风险价值法不是因为它真的有效，而是因为它貌似安全，可以让他们过度使用杠杆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且当事情搞砸时转嫁给纳税人承担。利用风险价值法进行管理，就像驾驶一辆汽车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行驶，而速度计则被人为操控显示为每小时50英里。监管机构坐在车的后座，看到表显为时速50，于是放心地继续睡觉。实际上，汽车狂乱倾侧，就像《疯狂的麦克斯》中的电影场景。
金融经济学的破坏性遗产，其有关随机性、效率和风险正态分布的错误假设很难量化，但2008年恐慌后的几个月里，据估计，有60万亿美元的财富被摧毁了。衍生品合约并没有把风险转移到真正强有力的人士手中，而是把风险集中于那些大而不倒的家伙手中。风险价值法未能准确估测风险，而是把风险隐藏在方程构成的一堵大墙之后，吓跑了那些本应更了解实情的监管者。人性及其一切癖好都被银行和监管者有意地忽略了。如果金融经济覆灭，那幺它扶持商业的能力也就被彻底摧毁了，经济增长引擎将进入低速区，并且一直会留在那个挡位。
华盛顿和华尔街——欺骗的双子塔
2010年新一轮的货币战争开始，美国央行并非出于健全货币的原则，而是基于中央银行家们利用宣传误导公民意图的能力。货币主义基于周转率和货币间的不稳定关系，这使它事实上无法作为政策工具。凯恩斯主义采用鲁莽的神秘的“乘数”，假设会由此创造收入，但实际上消灭了收入。金融经济学仿佛是一座高耸于有效市场和风险正态分布流沙地基上的摩天大楼，它与资本市场的行为没有真正的关系。整个财政政策体系、货币政策、银行和风险管理系统，是认知错误和不诚实的结合体，并且这些缺点一直延续至今。
最近出现了新的更好的经济范例。然而，华盛顿和华尔街在过去的模型上占有既得利益。凯恩斯主义是华盛顿增加开支的借口，而货币主义是美联储集中权力的借口。对于华尔街，金融经济理论为高杠杆和失衡的资产负债表衍生品的欺骗性销售提供了掩护。在华尔街，利润第一，科学第二。一种理论，不管有多少缺点或如何过时，只要它可以用适当的学术门面包装并提供承担风险的理由，那就是好的。如果政治家和监管者在学习曲线上比华尔街更落后，那也没有问题。只要利润继续留在华尔街，就不会有人认真提问，更不用说给出答案。
fdic（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oration——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简称）是美国国会建立的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通过为存款提供保险、检查和监督金融机构以及当其倒闭时接管，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众信心。——译者
tarp（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me，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译者
p是一个大于1的因子，标识通胀程度，例如通胀为10%，则p=1.1。这里对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量有时并未明确区分，阅读时请注意。——译者
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也译作罗塞塔碑），高1.14米，宽0.73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古希腊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当时的通俗文字刻写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意义与结构，于是成为古埃及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里程碑。——译者
译者对与钟形曲线有关的数学描述部分做了一些字面上的修改，以方便中国读者理解。特别需要指出，钟形曲线虽然在-3和3以外的区域十分靠近横轴，但却永远不会触及横轴（理论上，这一区间包含了所有可能事件的97.74%），也就是不存在不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件，只是其发生概率非常之低。——译者
《疯狂的麦克斯》（imadmax/i），美国／澳大利亚科幻／动作片。从1971年到2015年共拍了四集。——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