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把事情说得简单些……金融世界的利益和政治世界的利益有可能不完全一致……我们不能总是对我们的选民和公民解释，为什幺是纳税人，而不是在这些风险中赚了一大笔钱的那些人，应该承担一定的风险成本。”
德国总理安杰拉·默克尔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讲话
2010年11月
二十国集团，简称g20，是一个没有具体责任但强有力的组织，以应对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需求。g20这个名称指其有二十个实体成员。它是一个混合体，包括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七个经济体（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g7），以及一些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中国、韩国、墨西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同时，它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国家，更多是基于其自然资源或地缘政治，而不是经济活力，例如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此外，又基于地理上的平衡加入了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g20额外邀约欧盟，虽然它不是一个国家，但其央行发行的货币是世界储备货币之一。其他一些经济大国，如西班牙、荷兰和挪威并未正式列入，但因其经济重要性，有时也会被邀请参加二十国集团会议。因此，二十国集团及其朋友们可能是一个更贴切的称呼。
二十国集团会议是多层次运作的。每年有几次，各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开会讨论技术问题，并试图在具体目标及实施上达成共识。当然，最重要的会议是首脑峰会，出席者有各国的总统、总理和国王，他们定期会晤，讨论全球金融问题，重点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以及防止货币战争的需求。正是在这些首脑峰会中，既在正式会议上，又在酒店套房的非正式会晤中，达成了塑造全球金融体系的实际交易。在这些总统和总理会议上穿梭的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官僚——首脑幕僚，也称为夏尔巴人。夏尔巴人是国际金融技术专家，他们协助领导人制订议程、进行研究并起草会谈后晦涩难懂的公报。所有可能解决隐约逼近的货币战争的方法，都会在二十国集团会议这个主要平台上进行讨论。
对二十国集团而言，中国的加入显然好处多多。中国在双边会谈中经常拒绝妥协，因为它会把索求优惠看成是欺凌，从而一口回绝。但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这不再是个问题，因为有多个议程同时议决。参会的较小国家对有机会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发声尤其感到高兴，因为它们缺乏自行推动市场的影响力。美国则受益于它的盟友们同在，从而避免了受到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指责。所以，二十国集团对各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1999年开始时，二十国集团会议只是一个财长会议，但是自2008年以来，演变为首脑峰会，对此，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和法国的尼古拉·萨科齐总统作出了贡献。在雷曼兄弟和aig于2008年9月崩溃之后，世界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此前预定在11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2008年的恐慌是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之一，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投资者和潜在救援资金来源之一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时，七国集团会议是引领经济协调的平台，但中国却不在其列。萨科齐和小布什实际上重演了电影《大白鲨》中的场景，片中罗伊·施奈德在首次看到鲨鱼后对罗伯特·肖说，“我们需要一艘更大的船”，而二十国集团，就是一艘在政治上和金融上都比七国集团大得多的船。
2008年11月，小布什总统发起召开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所有成员国的总统、总理、首相或国王都出席了会议。二十国集团会议瞬间从一个金融集团部长级的技术会议，演变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峰会。不同于各种地区性的峰会，g20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代表，也不像联合国大会，每个成员都会在同一时间同一个会场上出现。
基于金融危机的紧迫性和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11月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议程，峰会在2009年和2010年又继续举行了四次。2011年，二十国集团首脑决定于11月在法国戛纳只举行一次会议。这一系列的首脑会议，在世界上从未有过，它最接近于全球董事会，并且看起来会继续存在下去。
二十国集团完美地与美国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的习惯方法相契合，他称之为“召集权”。作家大卫·洛特科普夫为了写作关于全球权力精英惯习的《超级阶级》，对盖特纳进行了采访，其中有一段揭示了这一概念。2006年盖特纳是纽约联储的主席，当时他告诉洛特科普夫：
我们有一种与本机构的正式权威相分离的召集权……我认为向前推进的前提是，你必须有一个无国界的合作过程。这不意味着它必须是万能的……它只需要临界数量合适的参与者。这是一个集中得多的世界。如果你专注于数量有限的十至二十个有一定全球接触范围的大型机构，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盖特纳的召集权概念指出，在危机中，一种合适参与者的组合可以在临时通知下聚集在一起开会应对问题。他们设定议程、分配任务和工作人员，并经过一段合适的时间（视情况的紧迫性而定，可以是一天或一个月）后重新召开会议，报告进展并设置新的目标，避免已然成习的官僚主义或刚性治理等常见的官场毛病。
这个过程是盖特纳于1997年亚洲深陷金融危机时学到的。他再次看到它是1998年，对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市成功。在那次危机中，“十四大家族”（当时的主要银行）的负责人，聚集一堂，在七十二小时内筹集了36亿美元现金救市，使得资金市场免于崩溃。2008年3月到7月，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盖特纳，在美国政府采取临时救助手段以挽救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时，有效地使用了召集权。当2008年的恐慌于9月全力施虐时，主要参与者们都在实践着召集权。2008年11月的第一次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可以被看成是盖特纳刺激下行使的召集权。
正是在二十国集团中，美国选择推动其对全球大贸易的愿景，盖特纳则以之“再平衡”的名义。要理解再平衡以及为什幺它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只需回顾一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2011年初，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至约14.9万亿美元。其构成分解如下：消费占71%；投资占12%；政府支出占20%；净出口-3%。这仅仅略高于美国经济在2007年衰退前达到的水平，经济增长并未足够快速到能显着减少2009年初非常高的失业水平。
美国对经济疲软的传统疗法总是消费。政府支出和企业投资可能起作用，但占有70%或更多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的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复苏的关键。低利率，更容易的借贷条款，不断上升的股市和信用卡债务的财富效应的某种组合，总是足以让消费者脱离恐惧而使经济再次复苏。
但是这次传统疗法不起作用了。消费者过度举债。资产净值蒸发，事实上，许多美国人所欠的抵押贷款高于他们房屋的价值。随着失业率提高，退休迫在眉睫和子女的大学账单待付，消费者捉襟见肘。这种情况看起来将会持续很多年。
理论上，企业投资可以自行扩张，但若没有消费者购买所产生的商品和服务，超过一定程度的厂房和设备投资是没有意义的。此外，美国的高额公司所得税导致许多公司维持其收入离岸，这使它们的新投资发生在美国境外，并没有对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作出贡献。投资低迷，并将继续保持，直到消费者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
因为消费者没有行动和投资低迷，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中的凯恩斯主义者转向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然而，2008年至2010年的四轮刺激计划都未能创造新的净就业机会，反而引起了对政府大量支出的反感。这种反感因茶党运动、评级机构降级美国信用的威胁和共和党于2010年中期选举的胜利而加深。很明显，美国人民希望有人把盖子放回山姆大叔的饼干罐上。在削减支出方面能走多远，尚有待观察，但很明显，大大增加政府支出已无可能。
于是，根据排他法奥巴马政府认为，如果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都不起作用，那幺除了增加出口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振兴经济了。在2010年1月27日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发布国家出口计划，拟将美国出口在五年内翻一番。这一目标的实现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出口翻一番意味着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3%，将增长率从乏力的2.6%增加到健康的3.9%或更高，足以拉升已经开始下降的失业率曲线。如果可以达到的话，出口翻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是有可能吗？如果可能，美国的贸易伙伴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微妙平衡，将会付出什幺样的代价？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济政策一头撞入了货币战争。增加出口的传统捷径向来是货币贬值，这正是1931年蒙塔古·诺尔曼在英国和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在美国所做的。美国和世界之前都走过这条捷径，其全球后果是灾难性的。廉价美元再次成为首选政策，世界再次目睹一场灾难正在酝酿中。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某种镜像。中国经济中的消费比例不像美国的70%那幺高，只有38%。同时，贸易逆差拖累了美国经济-3%，相对中国的总值实际增加了3.6%。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而美国只有12%。鉴于这样的镜像经济，下一个简单的再平衡似乎顺理成章。如果中国能够增加消费，部分地从美国购买商品和服务，包括软件、视频游戏和好莱坞电影，那幺两国经济都能增长。所需要的只是改变消费和出口商品结构。中国增加消费并减少出口，而美国则相反。去向中国的新的出口销售，将为美国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这不是仅仅通过汇率就能完成的，但盖特纳一再表示，人民币升值是整体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没有更多消费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网络薄弱，个人必须多多储蓄以支付自己的退休和保健费用。另一个阻碍中国人消费的因素，是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它反对个人炫耀财富。不过美国的政策设计者并未就此寻找促进消费的文化革命；某种较为适度的消费文化其实就足够了。仅仅几个百分点的中国消费增长，就有可能使美国激发出自我的复苏。
这会是一种奇怪的再平衡：增加的中国消费和增加的美国净出口的代价将完全由中国来支付。中国将完成所有的调整，货币、社会保障网络和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文化，而美国什幺也不用做，就能得到向快速增长的中国国内市场增加净出口的好处。这对于美国是一个特别轻松的选项。它不需要美国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来改善商业环境，例如降低公司所得税，减少监管，提供健全的资金或促进储蓄和投资等。有些美国希望的东西很可能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但中国会觉得自己被美国胁迫了，为此我们不能责备中国。按照二十国集团的说法，“再平衡”成了做美国想要做的事情的代号。
国际金融专家无须等待2010年1月的国情咨文来看美国如何实施其再平衡计划。美国增加出口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民币升值的想法，早已在2009年9月匹兹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被审视过。在华盛顿和伦敦的前两次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上，人们专注于立即应对2008年的恐慌以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新的流动性的需要。早期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一直忙于计划控制银行及其基于贪婪的薪酬结构，这种结构提供了短期的丰厚收益，但其长期效果是数万亿美元的全球财富受损。在2009年后期的匹兹堡峰会上，首脑们认为，虽然漏洞依然存在，恢复的稳定已经足够，他们可以跨越之前的直接危机开始考虑如何使全球经济复苏。匹兹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是2010年美国国情咨文前的最后一次峰会。如果美国打算将其出口导向的再平衡计划植入国际共识，这是最好的机会。
匹兹堡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在盖特纳想要的经济再平衡计划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该计划包含在官方领导人的声明中，被称为是“一个可用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大众并不清楚这一再平衡将如何实现。如同所有大型多边机构的技术声明一样，它以某种全球精英的口吻说话，缺乏明白易懂的语言。然而，深埋在这个框架的第20节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对危机的集体反应凸显了……对更合法和有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需要。该组织必须在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再平衡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
对于部分参会者，再平衡无疑意味着中国增加消费和美国增加出口。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二十国集团委派为警察，以确保成员国履行它们在这方面可能承担的任何义务。因此，匹兹堡会议为奥巴马总统两个月后宣布的国家出口计划奠定了国际基础。
二十国集团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它外包的秘书处、研究部门、统计机构和政策裁判，这对两个组织而言是各投所好。二十国集团有了巨大的专业知识来源，无须自行创建一支专业队伍。而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提供了它继续存在的理由。直到2006年，许多国际货币专家还在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和继续存在的必要。1950年代和1960年代，它向暂时遇到国际收支平衡困难的国家提供了贷款，使它们能够保持其货币与美元挂钩。1980年代和1990年代，它通过根据紧缩措施提供的财政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汇率危机，旨在保护外国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然而随着黄金的退场、浮动汇率的崛起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巨额外汇盈余的累积，国际货币基金在21世纪失去了明确的使命。二十国集团则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将其定位为某种类型的二十国集团银行或世界中央银行的原型。时任该组织领导人的雄心勃勃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对此喜出望外，他急切地准备根据二十国集团可能设置的任何规则充当全球裁判。
尽管有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奥巴马总统的个人认可这一令人兴奋的开始，就匹兹堡峰会的目标而言，2010年的两届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成员国的承诺上都没有重大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相互评估”的标题下，对每个国家的实践以及对二十国集团公报框架的继续遵循作了详细评估，但再平衡的目标基本上被忽略了，尤其是被中国忽略了。
盖特纳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不允许人民币升值更多。当《华尔街日报》于2010年9月问他中国是否做得足够时，他说：“当然不是……他们做得远远不够。”2010年美国的出口确实改善了，但这主要是因为新兴市场相对较高的增长以及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需求，而不是汇率变化。中国确实容许人民币稍稍升值，主要是防止其被美国财政部列为汇率操纵者，因为这可能导致美国国会实施贸易制裁。但所有这些发展远远没有满足盖特纳的要求。甚至是2011年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双边峰会，即所谓的g2，也只是产生了更多相互赞誉的话语和面带微笑的照片而已。看起来，如果美国想要更廉价的美元，必须自己采取措施。迄今为止，依赖二十国集团的世界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
到2011年6月，美国正在成为货币战争的赢家。像历史上许多战争中的胜利者一样，美国拥有秘密武器。金融武器有一个不太好懂的名字，“量化宽松”或qe，基本上就是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膨胀资产价格。正如1971年美国单方面行动，通过通货膨胀削弱美元。量化宽松是2009年投向全球经济的一颗政策炸弹，其后继者，被称为量化宽松2.0，于2010年底投下。这对世界货币制度的影响是迅速而有效的。通过采用量化宽松在国外产生通货膨胀，美国几乎一下子增加了每个主要出口国和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的成本构成。
量化宽松最简单的形式是印钞。为了凭空制造货币，美联储从一批被称为“一级交易商”的银行手中购买国库证券。这些一级交易商有一个全球性的客户群，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其他的中央银行、养老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以及高净值富人。交易商充当美联储与新国债拍卖市场之间的中介机构，也承接现有的市场债券。
当美联储想要降低货币供应量时，他们就出售证券给一级交易商。交易商拿到证券，那幺支付给美联储的货币就在交易中消失了。相反，当美联储想要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就从交易商那里购买证券。对于收到的证券，美联储支付给交易商新印制的货币。货币进入交易商的银行账户，在那里它可以支持银行系统创造更多的货币。美联储和一级交易商之间买卖证券是公开市场主要的运作方式。公开市场运作的通常目的是控制短期利率，一般由美联储通过购买或销售最短期限（三十天到期）的短期国库券来实现。但当最短期限的利率为零，且美联储想要提供额外的货币“宽松”时，会发生什幺呢？不同于购买短期的国库券，美联储可以购买五到七年或十年期的中期国库票据。十年国库票据特别被用于确定抵押贷款和企业债务的基准利率。通过购买中期债券，美联储可以向购房者和企业借款人提供较低的利率，希冀刺激更多的经济活动。至少，传统理论是这样的。
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汇率就像水滑梯一样将利率变化的效应快速转移。量化宽松不仅可以被美联储用来宽松美国的财政状况，也可以作用于中国。这是完美的货币战争武器，美联储知道这一点。量化宽松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由于美联储在其量化宽松计划中印制了更多的货币，其中有很多以贸易顺差或寻求比在美国更高利润的热钱的形式流入了中国。一旦美元涌入中国，它们会被中央银行吸收以换取新印制的人民币。美联储印制的美元越多，中国就必须印制更多的人民币以保持汇率挂钩。中国的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政策，是基于错误的信念和错误的希望，即美联储不会滥用其货币印制特权。但现在，美联储正带着复仇的心态滥印美元。
美国与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美国的经济是萧条的，短期内几乎没有机会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是蓬勃发展的，并且已经从2008年的恐慌中良好复苏。中国很少有多余的能力吸收新增货币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在中国，快速印制的货币导致了更高的价格。现在中国通过汇率挂钩从美国进口通胀，与此前向美国出口通缩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