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目的……不是打压美元。这不应当被看成是货币战争中的某种桥段。”
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对量化宽松的评论
2010年1月6日
“量化宽松政策也可以通过汇率起作用……美联储可以采取更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削弱……美元。”
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蒂娜·d·罗默对量化宽松的评论
2011年2月27日
由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中国发行的三大超级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代表了新一轮货币战争（第三次货币战争）中的超级大国。第三次货币战争始于2010年，起因是2007年的经济萧条，其维度和后果人们才刚刚开始关注。
没有人否认其他主要货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比如日元、英镑、瑞士法郎，金砖四国发行的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和南非兰特。这些货币的重要性取决于发行国的经济体量及其涉及的贸易和金融交易量的规模。按照这一标准，澳元、新西兰元、加元、新加坡元、挪威克朗、韩元和阿联酋迪拉姆，都占有一席之地。但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差不多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这就构成了一个核心，而其他的经济体和货币在某种程度上都处于核心外围。
每一场战争都有它的主战场，它的曲折离奇和鲜血淋漓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最重大最昂贵的军事对决。美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分为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区，日本由其帝国扩张预期驱使，从缅甸发端，直到偷袭珍珠港。而英国人，看起来则是同时在世界各地开战。
货币战争也是如此。其主战场是跨太平洋的美元－人民币战场，跨大西洋的美元－欧元战场和欧亚大陆的欧元－人民币战场。战事是真实的，但战地划分是隐喻性的。事实上在主要的金融领域，货币战争在全球范围内所有的金融中心同时展开，由银行家、交易员、政治家和自动化系统全天候进行，经济和民众的命运则随之瞬息万变、安危未定。
如今，货币战争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发行货币的国家和中央银行，也扩展到多边和全球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联合国，以及私人实体如对冲基金、跨国企业和超级富豪的私人家庭办公室。无论是作为投机者、套期保值者或操纵者，这些私人机构对货币命运的影响与货币发行国一样大。要明白为什幺战场不仅仅局限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是全球性的，只需要回顾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1992年乔治·索罗斯的基金在一场货币豪赌中“击败了英国银行”。今天则有着更多的对冲基金，万亿美元量级的杠杆，远远超过二十年前索罗斯所能想象的。
在太平洋、大西洋和欧亚大陆战场的第三次货币战争已经打响，战事波及了巴西、俄罗斯、中东和整个亚洲。第三次货币战争不是为雷亚尔或卢布的命运而战；它将为欧元、美元和人民币的相对价值而战，这将影响其发行国和它们贸易伙伴的命运。
现在，还不到一百年，世界再一次进入货币战争。它会像第一次货币战争那样以悲剧结束，还是像第二次货币战争那样软着陆，这有待观察。考虑到1980年代以来各国经济的增长、钞票印制和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效应，比较清楚的是，这场货币战争将是全球性的，其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第三次货币战争将由政府和私人参与。这种规模、地域和参与者的扩张，会指数级地增加崩溃的风险。今天的风险，不仅是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的贬值或金价上涨。今天的风险，是金融系统本身的崩溃——对纸币丧失信心以及对硬资产的大规模争夺。鉴于这些灾难性失败的风险，第三次货币战争有可能是最后一场货币战争，或是套用伍德罗·威尔逊的一句话，是终结所有货币战争的战争。
太平洋战场
中国和美国之间，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战争，是今天全球金融的核心，并构成了货币战争的主战场。这场战争的演变，始于中国经济从四分之一世纪的隔绝、动荡中脱身，转向自由市场的那一时刻。
中国的现代经济奇迹，发端于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宣布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计划，1976年1月，因周恩来逝世，该计划的实施工作被迫延迟。随后，毛泽东于同年9月逝世。一个月后，“四人帮”被正式逮捕。
1978年12月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华国锋继承了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上来。在这方面，华国锋得到了刚刚平反并即将起主导作用的邓小平的帮助。真正的变化始于次年。在经过了一段时间旨在提高农场和工厂决策自主性的实验和试点后，1979年，中国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决定，打造四个经济特区以提供优惠条件、简化审批和税收方面的好处，从而吸引外商特别是在制造、装配和纺织业进行投资。这是1984年启动的更庞大的经济开发区计划的前奏，后者涉及中国东部大多数沿海大城市。虽然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就百分比而言十分迅速，但由于其基数低，无论是货币还是它与美国和西德等主要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关系，都未引起多少注意。
今天的货币战争的标志，是指责中国人为地低估了人民币币值。然而，迟至1983年年底，人民币还是被大大高估的，汇率为2.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当时的出口，只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相对很小的一部分，领导层更注重用廉价的进口来发展基础设施。随着出口份额的增长，在十年里中国进行了六次贬值，到1993年，降低至5.32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水平。然后，在1994年1月1日，中国宣布改革外汇兑换系统，并将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为8.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这一冲击导致美国财政部将中国贴上了“人为操纵”货币的标签，依据是1988年的《贸易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部揪出利用汇率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公平优势的国家。这也是美国财政部最后一次给中国贴上“人为操纵”的标签，自此之后，它只是明里暗里威胁着要这幺做。作为回应，人民币估值有过一系列小幅回调，1997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为8.28元，直到2004年实际上一直维持不变。
198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党内部分保守派的反弹，后者反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计划。种种原因，最后促成了1989年的政治动乱。之后，中国经济放缓，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另一部分原因是海外对于1989年动乱的反应。然而，这次经济放缓被证明是短暂的。
1990年代，中国打破了“铁饭碗”，该政策以增长缓慢和效率低下为代价，满足了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类似于市场经济的事物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工有机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如果就业不成功，他们的生活也会失去保障。这一新的社会契约的关键，是为新的求职者稳定创造千百万个就业机会，而快速创造大规模就业机会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成为出口大国。货币挂钩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对中国政府而言，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也是应对1989年动乱后时期的一份经济保障。
1992年，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再次活跃起来。作为回应，邓小平启动了着名的新年南方之旅，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主要工业城市进行了访问，这对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正面支持，并且在政治上瓦解了反对派。1992年的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0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然而，1990年代的飞速经济增长对美中经济关系的影响，由于美国对1989年动乱的政治性反应而被削弱，其中包括经济制裁和美国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总体降温。一系列的疏忽和失误，包括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加剧了局势的恶化，使两国的经济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最终，2001年基地组织的“9·11”袭击，以及中国对于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坚定支持，打破了这一僵局并帮助美中关系回归正常。尽管从1976年开始，中国经济在约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重大进步，但直到2002年，美中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赖才开始高速发展。
2002年，也是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开始实验持续超低利率的一年。格林斯潘在2000年夏季的科技泡沫破裂后开始削减利率。2000年7月到2002年7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降了超过4.75%，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常规的周期性宽松，旨在帮助经济走出困境。接下来是两年多额外的非常规期，期间联邦基金有效利率从未上升超过1.8%，2003年12月更低至1%以下。迟至2004年10月下旬，联邦基金有效利率为1.76%，几乎与2002年7月时完全一样。
这种低利率政策最初的缘由是回应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灭，2001年的经济衰退，“9·11”恐怖袭击和格林斯潘对于通货紧缩恐惧的挑战。然而主要是出于对通货紧缩的恐惧，导致格林斯潘保持低利率的实际时间，远比针对经济温和衰退通常需要的时间更长。现在，中国部分地借助其稳定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将通货紧缩出口到了全世界。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部分是为了抵消中国的通货紧缩对于美国的影响，但它为十年后的全面货币战争播下了种子。
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不仅是对潜在通货紧缩的政策反应，也是给华尔街注射的某种兴奋剂。设定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像是华尔街交易瘾君子们的一个毒品实验室。低利率意味着不同类型的可疑交易或风险交易都开始被看成是有吸引力的，因为表面上看，资质不足的借款人很容易负担融资成本。低利率也引发了机构投资者对收益率的追求，他们需要获得比无风险的政府证券或高评级债券所能提供的更高收益。由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次级房贷市场和商业房地产市场在贷款发放、处理流程、证券化和作为基础的资产价格方面爆炸性地扩张。2002年～2007年间，房地产的巨大泡沫正在孕育中。
2002年9月，正当低利率政策开始实行时，格林斯潘收获了一位盟友，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本·伯南克。伯南克对通货紧缩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同格林斯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恰好在宣誓就任美联储委员会委员的两个月后，伯南克用他在华盛顿特区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的讲演，快速提交了与通货紧缩战斗的投名状。他发表了题为“通货紧缩，确保其不会在此发生”的讲演，受到了广泛注意，因为他引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必要时可以用直升机洒下刚刚印好的货币以防止通货紧缩。伯南克还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直升机‘本’”。
伯南克2002年的演讲为2008年的救市和2009年的量化宽松政策绘制了蓝图。关于美联储将如何通过印钞来弥补政府赤字，是通过减税还是通过增加消费，伯南克说得直截了当：
普遍的减税……配合开放市场采购的安排……几乎肯定是对消费的有效刺激。……货币资助的减税基本上等同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着名的“直升机洒钱”……
当然……政府可以……甚至攫取现有的实物或金融资产。如果……美联储以后用新印制的货币购买相同数量的国债，这一整套运作，在经济上相当于在公开市场直接作用于私人资产。
伯南克解释了财政部如何通过发行国债来购买私人股票，以及美联储如何通过印钞来偿还债务。这实际上就是美国财政部接管aig、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以及保释高盛时所发生的事情。伯南克在许多年前就讲出来了。
伯南克加入委员会，使得格林斯潘在其反通缩征途中，有了一个完美的知己和继承者。格林斯潘－伯南克对通货紧缩的恐惧，在2002年～2011年间是一种常态。在他们看来，通货紧缩是敌人，而中国，由于其低工资和低成本，是通货紧缩的重要来源。
尽管经历了经济奇迹，直到2004年后期中国仍有对外贸易赤字。这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早期阶段并不罕见，因为要实现出口，就需要进口基础设施组件、工业设备、原材料和技术来推动。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确实有顺差；然而这并非是最初引起关注的原因。199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低于500亿美元。此后赤字稳步增长，并在2003年～2006年三年间，爆炸性地从1240亿美元增加到2340亿美元。开始于2003年的这个时期，标志着对中美双边贸易和美元－人民币汇率所起作用关注的加强。2006年，纽约州参议员查理斯·e·舒默称，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动脉的慢出血”，并认为中国是一个主因。
中国内部的通缩，通过货币汇率输出到美国，最终在美国成为有威胁的通货紧缩。这始于中国决定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政策。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并不能自由交易，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其他可兑换货币不同。人民币的使用及其是否可用于交易结算受中国人民银行的严格控制。
中国的出口商向国外出口货物赚取的美元或欧元，必须交给中国人民银行，以银行规定的汇率换取人民币。当出口商需要美元或欧元购买外国材料或其他进口商品时，可以按实际数额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换汇，其余的则继续由银行保管。
吸收盈余美元的过程，尤其在2002年后，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民银行并非只是收下盈余的美元，而是用新印制的人民币来购买它们。这意味着当美联储印制的美元最终在中国购买商品时，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印制相应的人民币来吸纳盈余。实际上，中国将其货币政策外包给了美联储，因而当美联储加大印钞时，中国人民银行也必须印更多的钞票，以维持汇率挂钩。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盈余的美元。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将其外汇储备做一定的投资，以赚取合理的收益。央行的投资政策传统上是极其保守的，中国人民银行也不例外，它偏爱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高流动性的政府债券。结果是，随着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增长，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2011年初，据路透社估计，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约为2.85万亿美元，其中约0.95万亿美元被用于购买美国政府的各种债券。于是美国和中国被锁定在一个万亿美元级别的金融巨网之中，其本质是一个货币火药桶，一旦货币战争失控，将被任何一方所引爆。
美国竭尽全力敦促中国推动人民币升值，以减少日益增长的美中贸易赤字，并减缓中国人民银行以美元计价的大量资产的积累。但这些要求收效甚微。从2004年到2005年，人民币仍维持在约8.28元兑换1美元，与1997以来的水平大致相仿。突然，在2005年7月下旬的两天内，人民币从8.28元兑换1美元升值为8.11元兑换1美元，增加了近3%。始于这一突然的升值，人民币开启了此后三年中逐步升值的漫长过程，最终在2008年7月中期达到约6.82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
接着中国人民银行再次踩刹车，使得人民币在之后两年中稳定在约6.83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2010年6月，第二轮升值开始，直到2011年8月，人民币缓慢但稳步地升高至6.40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人民币币值的上升很难说平稳，且从来不乏争执。2004年～2011年间，中国和美国有关汇率的口头上和政治上的争执，主导着美中经济关系，尽管还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双边问题，包括伊朗和朝鲜问题。
设想一下，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和中国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所造成的不平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会怎样演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会以同样的方式开始购买美国债券，基于分散风险和流动性管理的考量，中国总有意愿持有一定数量的美国国债。但在某个时间点上，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允许的，中国可以要求将其持有的部分国债用美国的黄金储备来赎回。一笔相对较小的赎回，例如1000亿美元的国债，在2008年初当金价为每盎司1000美元时，相当于1亿盎司的黄金，约合2840吨。这相当于美国官方黄金储备量的35%。事实上，如果中国要求全额赎回其美国国债，美国的黄金储备将消耗殆尽。于是，美国将没有黄金储备，而中国则自豪地拥有超过9000吨黄金。请设想以下情景：中国的海军舰艇抵达纽约港，一支全副武装的美军车队从西点军校沿着帕利塞兹州际公路向南移动与舰艇汇合，黄金被装运上船并最终到达在上海新建的金库。毫无疑问，这样的场景会令美国人民震惊，然而，这一假想的冲击证明了一个更重要的观点。事实上，在旧的游戏规则下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大到足以抹去其全部黄金储备的地步。不过，金本位的目的不是要耗尽各国的黄金储备，而是要迫使它们远在黄金耗尽前将其金融财政状况管理得井井有条。由于没有金本位及其相关的实时调整，美国人民似乎并不知道，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究竟恶化到了何种地步。
虽然上述例子看起来有点极端，但一直到四十年前，大部分世界货币体系就是这样运作的。1950年，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超过了20000吨。由于持续的巨额贸易赤字（当时是与欧洲和日本而不是中国），当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9000吨左右时，尼克松于1971年关闭了黄金窗口。在1950年～1971年这二十年间，有11000吨黄金流失，大部分去了几个出口大国。同期，德国的黄金储备从0吨上升到超过3600吨。意大利的黄金储备从227吨上升到超过了2500吨。法国从588吨上升到3100吨。另一个新兴的黄金大国荷兰，从280吨上升到将近1700吨。并非所有的这些黄金储备都来自美国。另一个黄金大国英国，其黄金储备从1950年的2500吨下降到1971年的690吨。但一般说来，美国的黄金储备从美国转移到其贸易合作伙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自动再平衡的一部分。
中国崛起为新兴的出口大国，不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而主要发生在21世纪早期，其债权一般用票据或电子等价物结算。这意味着，中国并未因其成功的出口而获得海外的黄金储备。这也意味着，中国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核验美国的印钞、借款和保持超前支出的能力。这种借贷消费的热潮是由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超低利率政策鼓动起来的。没有金本位或其他对货币的约束，中美双方正在逼近第三次货币战争，在这规模空前的纸面债权中，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地图用来指引方向。
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主要指控，是中国操纵汇率以使其出口商品保持对外国买家的低价，该指控在媒体中一再被反复讨论，但是自1994年以来，却从未由白宫正式提出过。中国的出口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以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中国的真正目的是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都熟悉的——就业机会。中国沿海地区的装配工厂和交通枢纽，是来自中国中部和西南部农业地区人流的接收端，数以百万计年轻的劳动力来这里寻找稳定的工作，其工资水平只有美国同类工作工资的十分之一。
这些新进的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每周工作七十小时，乘坐公共交通，吃面条和米饭，几乎没有什幺消费或休闲。他们得以结存的少量储蓄都被寄回农村老家，以抚养年迈的父母或帮助其他没有被社会保障系统惠及的亲属。不过，从中国农村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活就是21世纪的中国梦，堪与更为昂贵的20世纪的美国梦（房子、汽车、好学校和一份稳定的工作）相映照。当然，那些身在城市的农村移民，只需看看周围中国新贵们的奔驰、凯迪拉克和高层豪华公寓，就会知道世界上有着远比职工宿舍和城市公交更好的东西。
没有人比中国政府更清楚，如果没有这些就业机会将会发生什幺。研究中国历史，就是研究周期性的崩溃。特别是1839年～1979年的一百四十年间，几乎是持续的动荡。始于鸦片战争（1839年～1860年），历经太平天国（1850年～1864年）、义和团运动（1899年～1901年）、1912年的清王朝覆灭、1920年代的军阀割据时期、1930年代初期的国共内战、日本的入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年～1945年）、1949年共产党执政、“大跃进”（1958年～1961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最后是毛泽东的逝世和1976年“四人帮”的覆灭。
当然，美国也关心创造就业机会。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的统计数字来看，2001年的经济衰退是温和的，但失业人数大幅飙升，从2000年底的560万人增加到2001年底的820多万人。尽管2002年科技行业复苏，失业人数却持续增长并在2002年底达到860多万人。从那时起，失业率的下降非常慢，到2005年底仍有720多万失业者。2007年经济衰退开始时，美国仍处在失业率高峰，总失业人数在2009年10月暴涨至1560多万人。如果包括那些打短工但仍寻求更长工作时间的，和那些还没有正式失业但渴望有一份工作的人在内，2009年底美国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总人数超过了2500万。这2500万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副面孔、一个名字和一个家庭。在我们这个注重统计的时代，经济学家倾向于用百分比来表示这种现象，例如2002年末的失业率为6.0%，2009年为9.9%，但指出实际人数超过2500万，更能使人们明白就业问题的深度。美国急需创造就业机会。
有一段时间，这种悲剧被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货币宽松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信用卡支出、房价上涨、股价上涨和对所有人的大额无首付贷款的快感掩盖了。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有一些关于中国操纵汇率和美国丧失就业机会的抱怨，但在借钱容易、繁荣高度可见但最终不可持续的岁月里，这些抱怨声被淹没了。当2007年狂欢突然停止并于2008年陷入恐慌时，美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决策者。
现在，以叫得最响的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为首的美国政治家们，公开攻击人民币－美元汇率的挂钩，并指责中国使美国失去了就业机会。2008年，一个美国两党的参议员小组，包括舒默本人，写了一封信给小布什执掌的白宫，指出“被低估的（中国货币）给予中国企业不公平的价格优势，迫使许多美国公司宣布破产和倒闭，伤害了我们的工人、家庭和中产阶级”。参议员舒默们对于就业机会与汇率之间的联系缺乏证据支持视而不见。北卡罗来纳州的家具制造工人，不会愿意以中国同行每月118美元的工资来做同样的工作。即使人民币升值一倍，中国的家具制造工人也只能赚取每月236美元，仍然没有提高到他的美国同行们能与之竞争的水平。对此，美元高估论的煽动者们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人民币显然难辞其咎，中国人必须回应他们对汇率重估的要求。
小布什的行政部门非常清楚这种抱怨的大合唱，同时也意识到与中国保持密切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重要性。中国是伊朗石油出口的最大买主，因此对于伊朗就发展核武器与美国对抗的立场具有影响力。而对于朝鲜，中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生命线，两国还共享着一条边界，所以中国也可以帮助美国实现其在朝鲜半岛的战略目标。美国的大公司们对中国市场垂涎欲滴，试图通过扩张、并购以及与中国合伙人的合资企业，寻求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国政府的批准。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被迫撤回了对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收购，因为当时美国众议院以398—15的投票数，呼吁布什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此次投标。然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收购中国企业的运作以牙还牙。简而言之，中美之间的任何对抗都会得失相当，持续的高级别的专家对话才是更富成效的一种做法。
小布什总统通过在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满足了保持中美货币得到控制的需求。这一对话由奥巴马政府继续并扩大，更名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和中国负责外交政策的国务委员。将外交政策官员加入经济官员之中，是对21世纪的地缘政治和国家政策的财政关联性的一种明确认知。
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其中几个双边和多边平台的一部分，设计目的之一是为了应对新的货币战争。它有助于避免汇率操纵指责带来的紧张局势的升级，却无助于解决问题。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之间也进行了一系列双边峰会，但无论是s&ed还是双边首脑会议，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现在选择二十国集团（g20）作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平台，因为它可以吸引盟友们加入其中，同时与美国的单方面意见相比，中国对全球性意见会更为重视。近期人民币升值的重大进展往往跟s&ed会议无关，而是常常出现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之前。例如，一次微小但值得注意的升值，人民币从2010年6月15日的6.83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2010年6月25日的6.79元兑换1美元，恰巧发生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多伦多召开之前。人民币的另一次升值，从2010年11月1日的6.69元兑换1美元，到2010年11月11日的6.62元兑换1美元，则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的时间点相吻合。这表明了中国对于二十国集团的关注，远不是其他平台可企及的。
2011年春季，货币战争中的太平洋中美战场平静无战事。但核心问题仍未解决。中国和美国都有就业压力，这意味着紧张局面随时可能爆发。2012年中国领导层的更替和同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使人不禁遐想，国内的政治力量会否成为进一步国际对抗的催化剂。
大西洋战场
大西洋战场，美元和欧元之间的关系，最好被认为是相互依赖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的。这是因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对金融关系相比，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规模和程度都要大得多。2008年9月，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的直接后果，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从未有过的活生生的展现。虽然破产案是美国财政部牵头的救市失败后在美国的联邦法院递交的，但最大的金融受害者和当事人中的一部分，是欧洲的一些对冲基金，它们在雷曼的伦敦分支机构有场外掉期业务或持有结算账户。这一当时被大量报道的跨大西洋的惨案，在2010年12月又热了一阵，因为美联储按照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要求，公布了2008年恐慌期间它在欧洲实施紧急贷款和救助的具体细节。
2011年初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几乎与2007年时完全一样。2007年1月初1欧元兑换1.30美元，四年后仍以大约1.30美元的汇率交易，但这种等价性不应被误认为稳定性。事实上，欧元与美元的比价曾高度波动，2008年7月，1欧元最高可以兑换1.59美元，2010年6月则低至1.1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