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二次(1967年~1987年)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它是你们的问题。”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外国财政部长的讲话

1971年

“我对里拉毫无兴趣。”

美国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

1972年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由美国和英国领导的主要同盟国的经济体,开始筹划一个新的世界货币体系,旨在避免当年在凡尔赛和会和两次大战期间所犯的错误。1944年7月,这一计划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会议中最终成形。其结果是一整套规则、规范和机构,塑造了之后三十年的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4年到1973年,期间虽然穿插了几次经济衰退,但总体上是一个货币稳定、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高增长率和实际收入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正好与1921年~1936年的第一次货币战争时期相反。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决议,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贸易伙伴可以用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自由兑换黄金,其他货币则通过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间接与黄金挂钩。当出现贸易赤字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为相关国家提供短期贷款。各国对本国货币的贬值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一般只给予持续贸易赤字伴随高通胀的情况。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看起来具有宏大的国际协议形式,但其实几乎是由美国一手操纵通过的。当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相对于世界其他部分遥遥领先,但这种领先状态并未能长久保持,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再度出现。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但货币战争的种子在196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播下。第二次货币战争可以说是从1967年开始的,前因是1964年林登·b·约翰逊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和他的“大炮加黄油”政策。大炮是指越南战争,而黄油是指名为greatsociety的社会复兴计划,包括向贫困开战。

虽然美国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越南保持其军事存在,但首次大规模部署作战部队是在1965年,其军备成本升级。1964年,民主党在选举中的一边倒胜利产生了一个新的国会,并于1965年1月召开,约翰逊当月的国情咨文标志着全方位的社会复兴计划的非正式启动。

1965年前期,在越南的军备升级和庞大的社会投入,标志着对美国战后成功的经济政策的真正背离。不过,其代价在几年后才会明显。美国曾为国内的经济实力和国外的政治亲善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现在正慢慢耗尽。

最初,美国似乎有能力同时提供大炮和黄油。1963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不久,约翰逊总统签署的肯尼迪减税计划刺激了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在减税后的第一年增长超过5%,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每年的平均增长超过了4.8%。但也是从一开始,在双重预算和贸易赤字的情况下,约翰逊的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加速。

逐年增量的通货膨胀,从1965年可承受的1.9%增加到1966年更具威胁性的3.5%,几乎翻了一番。通货膨胀在其后二十年间失控。直到1986年,通货膨胀才回到稍高于1%的水平。在不可思议的1977年到1981年的五年间,累计通货膨胀率超过50%,美元的价值减少了一半。

在这一时期,如同德国魏玛的同侪在1921年那样,美国人犯了相同的错误。他们最初感觉到物价上涨;但实质上,是货币在崩溃。物价上涨是症状,而不是病因,病因是货币正在崩溃。第二次货币战争的曲线,其实就是美元通胀和美元下跌的曲线。

尽管美国的政策和通胀是第二次货币战争的核心,但第一枪并非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打响的。1964年以来,英镑危机就一直在酝酿之中,并于1967年激化,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要货币的贬值。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英镑不如美元那样重要,但它仍然是重要的储备和贸易货币。1945年,英镑在全球储备——全部中央银行持币的总和——中占有的百分比高于美元。这个比值逐年下降,到1965年,全球储备中只有26%是英镑。英国自1960年代初期以来,国际收支状况一直在恶化,并于1964年底出现了巨大的赤字。

英镑的不稳定不仅是因为短期贸易失衡,也是因为英国以外的英镑储备与英国境内可用于赎回这些外部余额的美元和黄金储备间的全球性不平衡。1960年代中期,英镑的外部占款是内部储备的大约四倍多。这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如果英镑持有者试图把大量英镑兑换成美元或黄金,就很容易出现银行挤兑。为了支持英镑并使英镑能承受失衡,人们开发了多种手段,包括国际信贷额度,与纽约联储的互换额度,英国的紧缩方案和盈余货币市场干预。但问题依然存在。

1964年到1966年间,发生了三次轻微的英镑危机,最终得以安然度过。然而发生在1967年中期的第四次英镑危机,对英镑的比价是致命的。有众多因素促成了危机在这一时间发生,包括1967年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六天战争期间苏伊士运河的关闭,以及为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可能被要求对其货币贬值的预期。如同早先在美国发生过的那样,英国的通货膨胀正在上升。在英国,通货膨胀因其打击失业率上升的需要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它对货币价值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在抵御持续卖出英镑压力的努力失败后,1967年11月18日英镑正式对美元贬值14.3%,从1英镑兑换2.80美元下跌为2.40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一个重大裂缝,在成功维持固定汇率和物价稳定二十年后出现了。如果英镑可以贬值,那幺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可以。美国官员曾努力阻止英镑贬值,担心美元将成为下一个受到压力的货币。他们的担心很快就会发生。美国经历着同样使英镑混乱的贸易赤字和通货膨胀,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价值与其他货币没有联系,只与黄金挂钩。因此,美元的贬值意味着黄金的美元价格向上重估。如果你预期美元会贬值,那幺购买黄金便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此,投机者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伦敦的黄金市场。

自1961年以来,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大国经营着伦敦的共同黄金储备,基本上这是一个价格固定的公开市场,参与者在其中把黄金和美元储备资源结合起来,维持黄金的市场价格为布雷顿森林比价,即每盎司35美元。共同黄金储备的成员国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美国提供50%的资源,余下部分由其他七个成员国分担。该储备部分是为了应对爆发于1960年的恐慌性抢购黄金,当时金价被暂时抬高到每盎司40美元。共同黄金储备既是买方又是卖方;它逢低买进,逢高卖出,以维持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但是直到1965年,共同黄金储备几乎一直是卖方。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对与黄金挂钩的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公开攻击,早在1967年英镑贬值之前就开始了。1965年2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在一次煽动性的演讲中宣称,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的地位已经终结。他呼吁回到古典金本位,称之为“无可争辩的货币基础,不带有任何特定国家的标志。事实上,不能设想除黄金以外,怎幺可能还有其他标准”。法国采取行动以支持这个讲话。1965年1月,法国将其1.5亿的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并宣布计划很快兑换另外的1.5亿。西班牙紧随其后,将其6000万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如果采用2011年6月的黄金价格,而不是1965年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来计算,法国的赎回价值约128亿美元,西班牙的约26亿美元,这在当时标志着对美国黄金储备的实质性消耗。戴高乐甚至派出海军,到美国将黄金运回法国。

当这些美元被换成黄金时,美国企业正在用大为高估的美元收购欧洲公司并扩大其在欧洲的运作,这被戴高乐称为“掠夺”。戴高乐认为,如果美国不得不使用黄金而不是纸币,这种掠夺行为就将被迫停止。然而,正如1930年代一样,1960年代后期人们对纯粹的金本位有着强烈的抵触心理。纯粹的金本位需要美元和其他货币对黄金贬值,而黄金的美元价格飙升的最大受益者,是主要的黄金生产国,包括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和实行社会主义的苏联。这些地缘政治的考量,平息了人们对于新版古典金本位的热情。

尽管有来自法国的严厉批评,美国在共同黄金储备里还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德国。这至关重要,因为德国有持续的贸易顺差,并且通过两条渠道积累黄金以支持英镑操作,一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是在共同黄金储备中偶尔作为买家。如果德国突然要求将其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必将导致比英镑危机糟糕得多的美元危机。不过,德国秘密向美国保证,不会抛售美元换取黄金,正如德意志联邦银行(德国中央银行)主席卡尔·布莱辛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威廉姆·麦克切斯尼·马丁的信中所述。这封写于1967年3月30日的“布莱辛信件”说道:

亲爱的马丁先生,

偶尔会有一些担心……美国在德国驻军的支出[可能]导致美国损失黄金……

您当然深知,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过去几年里从来没有把任何……美元……兑换成黄金……

您可以放心,联邦银行今后仍会继续这项政策,并对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充分发挥作用。

这份来自德国的秘密保证使美国非常欣慰。作为回报,面对驻扎在柏林近旁丛林中以及整个东欧的苏联部队和坦克,美国将继续承担保卫德国的费用。

然而,德国并不是唯一拥有可以兑换黄金的美元的国家,1967年英镑贬值后,美国不得不以人为的低价立即抛售800多吨黄金,以维持美元-金本位价。1967年6月,在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后,法国也退出了共同黄金储备。其他成员继续运作,但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努力:海外的美元持有者兑换黄金已成为流行病。到1968年3月,共同黄金储备的黄金流出速度为每小时30吨。

伦敦的黄金市场于1968年3月15日暂时关闭,以阻止黄金外流,之后继续关闭了两周,与1933年美国银行的歇业相似。市场关闭几天后,美国国会废除了用黄金储备支持美元的要求;此举释放了美国的黄金供应量,可以按需要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出售。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到1968年3月底,伦敦的共同黄金储备已经崩溃。此后,黄金在一个双轨系统中流动,分别按伦敦的市场价格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支付价格——每盎司35美元。由此产生的“黄金窗口”,即是指各国可以用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用美元赎回黄金,并且在公开市场上以4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出售。

双轨系统将投机压力导向了公开市场,因为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只适用于中央银行。然而,美国的盟友们达成了一项新的非正式协议,同意不得利用便宜的官方价格从黄金窗口得到好处。共同黄金储备的结束、双轨制以及由美国和英国采取的一些短期紧缩措施,在1968年后期和1969年帮助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却赫然在目。

1968年11月29日,伦敦的共同黄金储备崩溃后不久,《时代周刊》报道说:“世界贸易量的增长要比全球黄金供应量的增加快得多。”类似这样的说法,是对黄金作用的重大误解。说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支持世界贸易是错误的,因为数量从来都不是问题,只有价格才是问题。如果黄金在每盎司35美元价格下不够用,同样数量的黄金很容易以每盎司10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支持世界贸易。其实《时代周刊》真正想说的是,黄金价格被人为地压低至每盎司35美元,在这一点上,它是对的。如果黄金价格太低,问题就不是黄金短缺,而是与黄金有关的纸币过剩。这种过剩的货币反映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通货膨胀上升。

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荒”,它建立了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特别提款权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凭空构想的,没有有形实体支持,在成员国中按照它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分配。它立刻有了一个绰号,叫做“纸黄金”,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资产,可以用与黄金或储备货币相同的方式,抵消支付赤字。

特别提款权的创立在当时是一件令人费解的新鲜事。特别提款权在1970年~1972年间发行了几次,1981年又发行了一次,用以应对石油价格冲击和全球通胀。此后,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停止了近乎三十年。2009年,在始于2007年的全球深度衰退中,发行了另一次数额大得多的特别提款权以分发给各成员国。1970年代特别提款权的原始发行,反映了纸币供应与黄金之间的失衡是何等糟糕,以及当每盎司35美元的金本位价格早已不可行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不愿放弃而引起的绝望无助。

在1967年~1971年间,国际货币事务中最明显的标识就是混乱和不确定。1967年英镑的贬值曾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冲击,尽管各央行多年前对英镑的不稳定性已了如指掌。接下来的几年,是一连串的贬值、升值、通胀、特别提款权、共同黄金储备的崩溃、互惠外汇信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双轨制黄金价格和其他的临时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正经历着内部压力,其形式为学生运动、劳工抗议、反战抗议、“性解放”、“布拉格之春”,“文化大革命”和反主流文化的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堆积在以电脑无处不在为标识的快速技术变革、对热核战争的恐惧和对人类登陆月球的朴素敬畏之上。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就处于自1938年以来未曾见过的摇摆不定的基础之上。

然而透过这一切,有一件事似乎是不变的。美元的价值继续维持在每盎司黄金35美元,并且美国似乎准备捍卫这一价值,尽管美元的供应量大幅度增加,并且可兑换范围仅限于少数几家外国央行,还要遵守一个不得在兑换上过度施加压力的君子约定。突然,这最后的支柱也崩断了。

1971年8月15日,星期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占用当时美国最热门的电视节目——《伯南扎的牛仔》——的播放时间,现场直播其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演讲,包括即时的工资和价格控制,10%的进口附加税和关闭黄金窗口。从那时起,外国央行不能再用美元兑换黄金;而其他黄金持有人的兑换特权,多年前就已经被取消了。尼克松用美国的国家形象包装其政策,甚至说:“我有决心使美元一定不会再成为国际投机者手中的人质。”当然,是美国的赤字和货币宽松,而不是投机者们,使美元落到这个地步的。但是,与罗斯福一样,尼克松不会在事实面前却步。现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痕迹——金本位和1922年热那亚会议的金汇兑本位彻底消失了。

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立时深受欢迎。媒体对其大加褒赞。演讲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上涨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该公告自此以后被称为“尼克松冲击”。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由美国秘密构思、单方面宣布,之前未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他主要参与国协商。政策本身对美国的贸易伙伴不应该是一种冲击——新经济政策宣布的美元对黄金的贬值其实早就发生了,对美元的压力在演讲的前几周已经加速。迟至1971年7月下旬,瑞士还用美元赎回了40多吨黄金。法国用美元赎回的黄金使其成为黄金大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至今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