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工业的困境是一种挑战；心理上，则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1973年年末萧条的景象初现之时，发达国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非政府工作岗位都是制造业提供的。很多其他类型的工作，从货运卡车司机到工厂附近酒吧的服务员，再到拿津贴的退休人员，虽然不直接从工厂领取工资，但是生计却全赖制造业的发展。战后的工业扩张让广大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而且受到福利政策的鼓舞，在经济上的安全感也是空前的。然而随着收入丰厚的工作岗位的减少，工人们发现自己开始原地踏步，要尽极大努力才能维持前25年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工作进取心。福利国家确有优势，但其加之于社会成员的负担也愈趋明显。政府无法保证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开始积累，为严峻的政治后果埋下了隐患。
为什么，在战后的这些年里，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呢？目前的最佳答案，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给出的，该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精英人士。他的理论将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更加均衡的收入分配联系在了一起，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学习统计学，1922年出逃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比阿瑟·伯恩斯（arthurburns）早一年拿到硕士学位，并与伯恩斯一道成了经济周期学家韦斯利·米切尔（wesleymitchell）的门生。1927年，库兹涅茨取得博士学位，加入了国家经济研究局（该机构很快将由伯恩斯领导），并且发展出了很多统计学概念，至今仍用于国民收入和生产率的统计。库兹涅茨是当之无愧的国民生产总值之父，这个概念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都被用于比较经济体的规模和增长能力。不过，与大多数使用该数据的政客不同，库兹涅茨强调，体现公民生活水平的很多方面都无法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反映出来。正如他在1934年对国会所说：“一国的福祉很难通过关于国民收入的指标来衡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兹涅茨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4个国家收集数据之后，他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可能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
库兹涅茨坚信，那些经济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处于前列的国家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增长。第一阶段，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大批的佃农与手工业者流离失所。他们的技能在贬值，收入也随之下降，而掌握资本的人则通过投资工业大赚特赚。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18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时代，当时，号称“机器破坏者”的团伙到处损毁蒸汽织布机，因为他们认为机器是导致下层民众贫困潦倒的根源，而政府在背后支持部分厂商垄断经营，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让工厂主们牟取暴利。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陷入赤贫，社会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库兹涅茨认为，鉴于农民被赶离家园、工匠被迫失业的现象越来越少，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然而，在发展的第二阶段，工资水平仍然相当低下，因为城市中聚集着大量不具备专业技能的待业工人，工厂招工毫无困难，没有提升工资的必要。政府对失业者和伤残人士的救助全然缺位，劳动者找工作时无法进行挑选，在工资谈判中处于绝对劣势。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眼中的19世纪中期，一小撮资本家剥削贫困潦倒的工人阶级，而劳动者完全看不到改善现状的希望。
马克思对他所处时代的解读是正确的，库兹涅茨说，他错在将其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永久性特点。随着经济迈向第三个发展阶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出生率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家庭收入中有更高的比重投入到了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中。出生在城市的新工人阶级，大多数接受过学校教育，掌握了适应现代经济的各项技能，取代了上一辈半文盲式的工业移民。他们也更加善于运用政治影响力，能够推动立法，建立保护低收入水平家庭的社会机制。因此，库兹涅茨得出结论，当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收入不公平的现象就会逐渐消失。这一过程自19世纪末的英国开启，美国和德国在一战时期也相继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跨入了上述进程。
按照库兹涅茨的理论，收入差距呈倒u形曲线分布，开始时两极分化愈发严重，但最终差距会慢慢缩小。这一观点对于黄金时代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是一种安慰。所有人都知道，政府指导是为了缓和经济周期，保证经济以前所未见的水平稳定增长，同时把失业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现在库兹涅茨似乎在暗示，更加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至少在工业国家就是如此。随着收入的增长，几乎人人都能感受到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普通人也可以和富人一样积累财富。在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步缩小。这是一幅诱人的愿景。
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评估，从来就是一项冒险的事业。“收入”可以通过很多角度进行解读：一些学者着重研究工人税前时薪的变化，其他学者则更关注家庭而不是个人，而且会同时统计投资收入而不仅仅是工资——两者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大相径庭。衡量某个国家公民的收入差距，同样有很多不同的路径。较为常见的方式是统计中产阶级在人口中比重的变化，但是对比长期失业者和处于前1%水平的富豪的收入，可能会得到一些不同的视角。短期趋势与长期趋势也有所不同：股市的低迷可能意味着富人在一两年内销售股权的资本收入会降低；但是只要股市出现转机，情况就会立刻得到逆转。而且，毋庸置疑的是，收入水平并不能展示财富分配的全貌。绝大多数家庭都有收入来源，拥有不动产、股票、债券和企业的比重则小得多。
无论用何种方式衡量，没有争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中经济资源的分配远比战前要均衡得多。对12个具有现成数据的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其中有11个国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收入前1%的富豪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远低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水平。1962年，九分之一的联邦德国家庭依赖不到人均工资一半的收入勉强生存，到了1973年，这个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已经不到总家庭数的十六分之一。20世纪40年代末，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收入低于官方确定的贫困线，及至1973年，排除通胀因素，平均工资仍达到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此时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只占九分之一了。仅在瑞士这一个国家，最低收入阶层没能缩短与金字塔顶层人士的距离。
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购置房产和进行储蓄，所以，在黄金时代，财产的分布也比以前更加分散。1939年，荷兰前1%的富裕家庭集聚的财富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但是到了1973年，这一比重下降到了四分之一。1948年，挪威前1%的富人拥有全国34%的财产，但在1973年只剩下了22%。研究20世纪60年代法国和美国的遗嘱信息可以看出，普通百姓掌握的财产占总量的比重远远高于战前。鉴于财产可以滋生利息、分红和租金，财产分布得越分散，对于收入公平也就越为有利。
公平问题得到改善并不是一项奇迹。很多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提高了所得税最高税率，扩大的税收用于弥补战争支出。某些国家在战后仍然维持了这项政策，对于高收入人群，所得税有时会占到全部收入的80%。高昂的遗产税使得将巨额财产留给下一代相当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财产的分布变得更加均匀。在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例证，馆中展示的很多艺术品都是为了冲抵遗产税而上交给法国政府的。英国国民信托（britishnationaltrust）经营的文物级乡村宅邸，很多都是由世代居住在这些豪宅里的主人捐献的，因为家主去世后，子孙无力承担巨额的房地产遗产税。
工会的力量是帮助普通工人提高待遇的另一个因素。战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赋予了工会极大的权限，或者是为了提升国家凝聚力，又或者是战败后在同盟国的要求下行事，比如联邦德国和日本。制造业的繁荣对于工会实力的上升贡献重大。在战后世界中，很多新的工作机会都来自制造业。仅以日本为例，1950年，每5个工人中就有1个从事制造业，到了1970年，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每3个中就有1个。与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相比，制造业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要高得多，因此，制造业的发展为工会提供了日益壮大的潜在队伍。在几乎任何类型的工厂做工都比干农活回报率要高，服务业、小时工以及其他对于教育水平和专业培训没有过高要求的工作，在薪资上也都无法与制造业相匹敌。所以，制造业的增长自然让相当高比例的劳动力都得到了提高收入的机会。
强大的工会并非一定能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化，因为与工会签约的工人往往绝不是底层中的底层。然而，在战后世界中，工会的影响力远远不止于与个别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协商工资。他们成了政治谈判桌上的常客，大力倡导提高最低工资，建立失业救济、带薪病假、年假和养老金制度。在有些国家，工会在支持女性同工同酬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随着大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双职工家庭的收入也相应上涨。有时，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甚至会与行业组织的首领和政府高官谈判，确定国民收入中多大的比例应当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又有多大比例应当作为企业利润，以此限制大公司股东和小企业主的收益，进一步抚平收入分配的差异。
但是，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指出的，战后世界收入更均等的最关键原因并非是经济政策，而是由战争造成的悲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巨量的资本：大量住宅、商店、办公楼和工厂被夷为平地，其中的生产设备和家具财物也随之化为乌有。即便是财产没有被破坏或充公的企业，也受物价管控、原材料短缺和消费能力下降等原因的影响，经营出现了极大困难。那些人间蒸发的财物属于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战争对资本的破坏起到了均衡财富分配的效果。而且，鉴于大部分财富都被用于滋生利息、分红和租金，资产的灭失对于拉低收入差距也有作用。贫富差距之所以会缩小，不仅仅是因为穷人的境遇在改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富人在一小段时期内遭遇了劫难。
向平等社会迈进的潮流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逆转，此时工资上涨遭遇了瓶颈。这一现象在各国出现的时间不同，上层人士生活优于普通百姓和贫困家庭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制定了提升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的政策：或是资助需要抚养子女的家庭，或是鼓励银行扩大对买房者和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不容置疑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拥有高收入和大笔投资收益的人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而大多数工薪阶层疲于奔命，艰难地维持着现有的生活水平。
正是在美国最先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苗头。在1974年残酷的大萧条期间，收入中位数的增长率比通货膨胀率还要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女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恢复到了衰退前的水平，但是男性的收入却始终没能重振。40多年过去了，在美国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水平的男性员工数量，在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仍然赶不上1973年的水平。收入水平排在后面五分之三的家庭，收入占全美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开始下滑，前五分之一的家庭所占比重则节节攀升。而且收入水平越高，收入的增长也就越迅速。1973年，前1%的家庭收入占所有家庭收入的7.4%。等到了20世纪末，这个比重翻了不止一倍。
英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普通工薪家庭的购买力在1974—1979年持续下降。收入差距即使没有马上扩大，也只是因为工党政府的反通胀政策严厉压制对高收入者的加薪。工资高于特定数额的人员被设置了收入上限，有些时候，高薪人士直接被明令禁止加薪。结果当然是收入变得更加平等了，但是限制政策一经撤销，马上就出现了强力反弹。1977年，经理人和专业人士的收入大涨，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尽管高津贴和其他社会福利提高了某些特定群体的收入，比如退休人员和单亲家庭，20世纪80年代的收入分配仍然日渐扭曲，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收入的不平等愈演愈烈。
在其他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没有那么悬殊，主要就是政府介入的作用。比如加拿大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工资不平等加剧，但是收入的差距并没有明显扩大，这得益于政府向低收入劳动者提供的津贴。直到80年代，高薪群体才开始在收入上与普通百姓拉开距离。在日本，贯穿整个70年代，收入平等化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情况在1981年左右发生了变化，收入的差距开始稳步扩大，到了2005年，甚至有人称日本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最高”。瑞典一向被认为坚守了社会民主与平等的堡垒，也在1981年前后经历了收入水平的分化，西班牙和瑞士也是如此。国际上的少数几个异类之一是法国，在整个七八十年代都激进地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缩减收入差距，而且一直把这种状态保持到了21世纪。
如果发生在其他时期，贫富分化可能都不会是什么严峻的事。毕竟，无论哪朝哪代，总有人比其他人要过得好。但是在七八十年代，芸芸大众和高收入者间的差距在扩大，与此同时，全球的工资增长却在减缓。工资增长放缓的精确比例很难确定，因为在70年代，大多数国家仅收集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数据。在制造业上，史料是一清二楚的。从18个欧洲、北美和太平洋地区的富裕国家得来的信息显示，1974年之后，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上述国家中的每一个都见证了工资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工人们眼看着自己与高薪的邻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正在逐渐崩塌。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黄金时代的好日子急转直下？对于工资增长放缓和收入差距扩大，最常听到的解释都与政治决策相关——这个国家没能成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那个国家法规过于严格，不利于刺激就业，国际贸易协定让发达国家的工人面对低工资国家更不具有竞争力，法律允许企业老板在给自己定薪水时既不考虑工人工资也不考查个人表现。类似的结论层出不穷，而且似乎难以避免：人们往往会将他们亲身经历的问题归结成一个看似熟悉和明显的原因，尤其是在专家和政客相互指责的时候。
然而单纯用国内方面的因素进行解读是不够的。每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势都有所不同，但工资增长速度降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却是全球性的，所有富裕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对于这种全球性趋势的解释也应该是全球化的。最有可能的答案隐藏在一个新闻报道中鲜有提及的经济指标当中，这个指标的逐年波动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其长远变动方向却对世界局势有着深远的影响。经济学家称其为“劳动收入份额”（laborshare）。
劳动收入份额是指，支付给在职工人的工资收入，除以在职工人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通俗地说，就是一国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用于支付工资的比重，而不是支付给资本所有者的分红或者利润，也不是政府提留的税收。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是对于工人收入的精准测算，因为很多工人也有资本收入；小企业的所有者可能每周仅领取少量工资，他还能分享公司的利润，如果有的话。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资本收入往往很低——储蓄账户上得来的几块钱利息、员工股份的些许分红。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于研究工人相较于资本所有者的整体收入情况，是有所帮助的。
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滑，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某个国家，而是遍布了世界各地。下降的趋势起于1974年的美国和联邦德国，一年以后传到了日本和英国。1976年出现在澳大利亚，1978年到加拿大，1980年前后到了意大利和荷兰。到了90年代初，就连芬兰和中国也开始经历类似的变化。在46个具备至少15年可信经济数据的国家中，37个在1975年之后表现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显著统计趋势。根据一项测算，1977年到2012年间，工资在总收入分配中占据的份额降低了5%。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灭、1989年德国重新统一、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以及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之前，这一趋势就已经显现。
单独来看，下降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变穷了，而且也不必然反映出雇主确定工资的方式发生了任何改变。如果一个经济体发展得足够迅速，即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每个人的收入也还是会持续提高。但假如在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的同时，劳动收入份额继续缩水，那么可能很多人都会分配到更小的比例。工人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就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取得收入的比重在相应地增长，而这些人原本就属于高收入人群。所以，尽管理论上劳动收入份额下滑并不一定造成经济不平等，但在实践中，却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感觉，那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人愈发地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而芸芸大众则是江河日下。
关于这场全球范围的劳动收入份额下滑，经济学家能够给出的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革新减少很多工作需要的人工数量，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失业率有着直接的责任。除此之外，技术的发展在某些行业创造了全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从而导致行业竞争加剧。过去，钢铁企业很少面临竞争，因为建设新的炼钢厂需要数十亿美金的初期投入，而电弧炉的发明大大降低了新晋者购置基础设备的成本。在远离城郊牧场的地方进行牛肉切割包装的新方法，打破了几家大型肉联厂在美国的长期统治——尤其是价格方面的垄断。竞争的压力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工会和员工争取高工资也更加困难。
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经济对于工人技能组合的需求。自动化导致技能和手艺贬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议价能力也相应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电信工人的罢工就意味着电话无法接通，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将受到影响。而到了80年代，大多数的电话用户都不会对电信工人的罢工有所察觉，因为他们接受的服务并未受到影响。当工厂工人要求加薪时，制造商可以威胁将生产部门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因为现在这样做，不必担心产品质量下降，产品声誉也不会受到影响。随着谈判的筹码向雇主一方倾斜，工会发现，争取更好的待遇和保障就业一样越来越难，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况是，工人能够通过学习掌握重塑其工作方式的新技术。而最坏的情况则是，工人将在领取一笔提前退休金后被迫离职——在信息时代，他们的技术再也无法赚到令人满意的薪酬。
尽管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浮夸地宣称长期的稳定繁荣已经到来，然而他们此时却无法对那些生存状态每况愈下的人们做出有意义的回应。政客能够提供的也无非是些老生常谈，比如在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性。而社会公众已经习惯于相信政府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经济保障，此时看着政客一筹莫展的倒霉模样，压抑的怒火就开始爆发了——主要表现为对福利国家高税收政策的反感和厌恶。
福利国家的概念，以及与之相生的对于政府社会角色的新理解，诞生于战争的深渊之中。政府应当提供某些保障的观念并不新颖：早在1883年，德国就颁发了疾病保障法，而瑞典的残疾人保障计划则可以追溯到1901年。然而，这些政策往往只考虑到了城市的产业工人，其他人能够得到的帮助非常有限。比如，瑞典人引以为傲的失业保障体制，直到1950年才只能覆盖70%的工薪阶层，其他人仍然暴露于失业风险之中。美国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在1937年启动之时是不包括农民、家政服务员和个体经营者的。有限的覆盖范围及优越的人口结构，使得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类似的保障。1940年，第一张社保支票寄出之时，350万名退休者的保障收入是由3500万工人及其雇主交纳的税金支撑的，税率仅为全部收入的1%。对于一名普通的美国制造业工人来说，如果年收入为1200美金，每年的纳税压力也只有12美金。
福利国家的根本目标是广泛推行这些保障。1945年，英国和加拿大开始发放儿童津贴，一年之后，法国也借鉴采纳了这一政策，此时津贴的额度依儿童的人数而定，并不考虑家庭的收入情况。这些为了保障城市工人而设计的政策，能让农民群体得到的好处非常有限。在农民的压力之下，四个北欧国家政府承诺将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障推广到全民受益，包括农民和个体经营者。
有了中产阶级的坚定支持，扩充社会保障的一揽子计划就在政治上势不可挡。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名保守的共和党员，在1956年将社会保障福利金的覆盖范围扩展到了残疾工人。一年之后，由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基督教社会主义同盟控制的联邦德国政府将养老金金额提高了60%。在英国保守党当权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福利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陡峭上升。在更加注重平等的战后新世界中，无论是名门望族还是财富新贵，都不希望被指责为对工人阶级的艰辛无动于衷。
贯穿20世纪60年代，繁荣的经济使得政府更愿意慷慨解囊。60年代初，富裕国家之中，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给家庭的补贴，比如儿童津贴、养老金、残障及失业补助等，平均要占到国民收入的6.8%。到了70年代初期，该数值已经高达10%。芬兰，北欧国家中的后进分子，也于1963年启动了国家疾病保障计划。一年之后，意大利开始向全体老年人发放养老金，尽管他们并未对社保计划做出任何物质上的贡献。在法国和英国，儿童津贴的增长速度远远把通货膨胀抛在了身后。
福利国家的政策并未止步于直接的金钱补贴。1964年1月，约翰·f.肯尼迪遭到暗杀后不满6周，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就向贫困宣战。国会为此制定了针对穷人的食品援助法案，以及由纳税人资助贫民和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法。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就“逆向所得税”的优缺点展开了辩论，所谓逆向所得税就是最低收入补贴，可以保证每个家庭都能达到基本的收入水平，资金由政府提供，而且没有资格限制。扩建大学和高等院校的花费巨大，但是数以百万计的新生被招录进来。日本1950—1975年间的高等教育录取率提高了将近800%，西欧的高中以上教育录取人数则翻了3倍。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的大学院校是国立的，收取的学费很少或者根本不收学费。相比街道清洁工和工厂工人的子女，医生和教师的子女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要容易得多，因此免费的高等教育又是一项取悦崛起中的中产阶级的补贴政策。
发达经济体中，唯一对福利社会存在抵制的国家就是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的二三十年里，领导人认为日本是一个处于重建阶段的贫穷国家，无力支付昂贵的福利政策。尽管出于经济收益的考量，日本愿意在教育领域进行投资，但他们对于在欧洲和北美盛行的政府资助福利项目仍然时刻保持警惕。但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非凡的增长之后，日本的经济规模扩大了3倍，政府难以再用贫穷作为借口。在一片颂扬之声中，日本终于在1973年推行了新的健康、养老和收入补贴政策。日本人将这一年称为“福利社会元年”，此时，日本的未来如此灿烂，在多年的奉献和牺牲之后，公民终于要分享胜利的果实了。
所有的福利项目都要花钱。福利国家改变了普通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不仅仅是政府向公民提供津贴，而且是政府历史上第一次在相对和平的时期里，要求公民以税赋的形式上缴相当大比例的收入。
从历史角度看，很少有个人需要直接向国家级政府纳税。在这一方面，美国并非不具有典型意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亚洲爆发，所有联邦级别的赋税加在一起也仅占国民收入的7.6%。大部分的税收都是间接税，也因此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政府以进口税的形式从境外的威士忌和香烟上得来的收入，要远高于直接从工人工资中拿走的部分。联邦政府直接征收的所得税，仅仅占到了全部国民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尽管官方的个人所得税率最高可达到79%，但也只有少数的产业巨头和影视明星受到影响。大约五分之四的美国家庭都不需要向联邦政府支付所得税，因为排除各种免税和抵扣额度之后，他们的收入还达不到2500美金的所得税起征点。
大部分其他国家的情况也都类似，直到战争改变了一切。随着政府开始征收各种附加税、超额利润税等，战争时期的赋税压力骤然增加。最为极端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对其占领的国家施加重税以资助战争，并且利用税收体系剥夺犹太人和其他被驱逐者的财产。在同盟国方面，英国的所得税在1937—1943年翻了四倍。所得税起征点被降低，所以等到战争结束之时，大部分工人都要支付所得税；而高收入者面对的最高税率，居然达到了令人咂舌的98%。
战争也让税赋收缴的方式更为激进。“我需要的就是现金，而且是从当前收入中提取的现金。”英国的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在1940年宣称。在只有少数富人需要交纳所得税的时候，他们获准每年或者每半年缴纳一次。但是当数以百万计的中等收入群体被卷入税收体系后，很难想象这些人有充裕的现金每年进行一次大额支付，而且，政府也需要稳定的现金流来为军队和武器买单。美国最先采取措施，从1943年开始要求雇主从工人工资中直接扣除税金。“我们搞不定那些家伙，除非从源头上直接截流。”一位财政部的官员在请求参议员支持他们提出的立法议案时说。英国人把他们的扣缴方案命名为“付你所得”，似乎每周从工资里扣除所得税，是在给工人们一个报效国家的良机。然而，不论如何包装，都无法逃避一个现实，那就是每周的工资存根都在提示着税收的陡峭上升。
战争结束之后，所得税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起初大部分工人都不需要交纳或者只需交纳很少一部分。在日本，战前和战时交纳所得税的人数都不足100万；即便美国在1947年强制改革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700万，但是仍然不足日本成年人数的七分之一。尽管在1949年需要交纳所得税的英国工人人数约有1400万，但在10年之前这一数字还只有380万，仍然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收入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1951年，典型的美国家庭交纳的联邦所得税还不到全部收入的3%，而且仍有很多家庭完全不需要交税。在加拿大，“针对个人的直接税收”1950年时仅占人均收入的6.4%，比战时减少了三分之一。1958年改革之后，联邦德国的基础税率虽然高达20%，但是为了保护普通工人而创设的津贴制度，使得大部分人交纳的税款低于全部收入的6%。
向普通工薪阶层收轻税，高收入者收重税，可以保证税后收入更加平均，实现重要的社会目标。但是，一个大多数人不交或者仅交很少的所得税的体制，确实无法满足福利国家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
福利国家体制可以说是一项丰功伟绩。它给数百万名退休津贴的领取者提供了尊严，使其无须在老年之时面对赤贫。伤残保险保护了劳动者的家庭，避免在工人遭遇工伤后全家陷入贫困，而医疗保险确保了即便是最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及时就医。失业保险则减轻了经济萧条造成的阵痛，不仅有利于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对这些人光顾的生意和购买商品的生产厂家也有裨益。经济学家将社会保障体制称为“自动稳定器”，此言非虚，因为正是这些保障措施使得消费者在艰难的时事中仍有基础的消费能力。
但是，政府推行慈善并非没有成本。尽管工资水平、商业利润和消费能力在迅速提高，福利国家的支出增长的速度更快。纵观各发达经济体，从1960年到1974年，单单扶贫项目支出就提高了150%，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在24个发达国家中，仅有芬兰这个半岛小国1974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于1960年。随着社会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人收入的增速，福利国家体制在被看作一项优势的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负担。
把许多其他事情联系起来看，1973年这个关键的年份对于福利国家来说也是个转折点。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商业利润出现暴跌，导致工人工资的增速开始下降。然而福利国家体制的发展却没有一并放缓。恰恰相反，数百万名在经济下滑过程中失业的工人，排着长队领取政府提供的津贴。还有几百万人认为自己的年纪太大，已经不适合再就业了，开始提前领取养老金。到了1980年，西欧的大部分女性在60岁之前停止工作；男性则是63岁。那些基于收入水平的福利支出，比如住房补助和食品津贴，也相应上升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符合了申请的条件。比如说，美国政府的食品券计划从1974年到1976年耗资几乎翻倍，原因就是受益人的数量增加了近50%。
社会保障体系肩负了重任。在经济困顿的艰难时刻，它保护家庭免遭失业危机的蹂躏，抚平全球衰退的影响，这也是此项制度建立的初衷。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保体制用税收和强制扣款抽取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并且通过只有最专业的政策研究人员才能弄懂的公式重新分配到各个领域。仅举一例，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里，联邦德国的政府支出提升了93%，而经济增长仅有52%。在西欧，到了70年代末，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包括一些医疗项目和高等教育——相当于经济总量的近六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