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厕纸事件让日本认清了眼前的危机。1973年10月底，就在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降低产量、提高油价的同时，大阪附近开始流传一个谣言，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厕纸马上就要用完了。某个小报报道了这则新闻，成群的家庭主妇马上就聚集到了杂货店，把见到的每一卷纸都买回家。一则宣称国家没有厕纸储备的政府声明更是火上浇油，公众完全陷入了恐慌。在尼崎，一位年迈的老妇人在商场抢购时被人群推倒，摔断了一条腿。在静冈，一名男子买了整整1000卷厕纸，以防万一。在东京，商店给个人消费者的采购数量设置了上限。就在日本人在小小的公寓里堆满成箱的手纸的同时，政府介入了，批发商接到命令清空仓库里的存货，以终止眼前这场闹剧。
就连卫生纸市场都陷入了混乱，在日本，人们不得不承认国家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飙涨的油价给日本带来的威胁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利用黄金时代的机遇，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从战后的乞讨者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石油危机冲击了这个取得了惊人财富的社会的集体梦想。日本政府不顾一切地想要保住他们空前而辉煌的成就。而他们接下来的行动将重新塑造世界贸易的格局，并让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危机感与日俱增。
20世纪60年代是奇迹般的十年。在其初期，日本的农业人口（1280万）要多于工业人口（940万），而且投身工业的人口大多要操作缝纫机，或者机械地检视注塑机吐出的廉价塑料玩偶。接下来的十年中，制造商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西方最先进的设备，每年都能将平均生产率提高10%，与此同时还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剔除通胀因素，日本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倍以上，数百万名消费者买上了冰箱、汽车和彩色电视机。只要肯做，就有工作的机会。公司千方百计地留住员工，向焦躁不安者承诺终身职位，这种新的方法很快被视为宝贵的传统。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通商产业省负责规划日本未来的精英官僚开始担心国家经济很快就要坠入谷底。他们的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繁荣背后的基础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牢固。
日本经济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到三个方面。一是引进欧洲和美国的技术。日本的企业大量购买境外专利，然后用它们提高本国工厂的效率。据估计，仅仅是新技术一项，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就为日本经济贡献大约每年2%的增长率，直到石油危机爆发。二是大量投资资本的注入。受到利息收入低税率政策的鼓舞，日本家庭的储蓄率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飙升。银行将这部分资金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给了制造商。第三个重要原因与前两项紧密相关，那就是经济的规模效应。技工的小作坊转变成了装备着现代机器的巨型工厂，规模经济的作用凸显了出来。
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就是一部制造业的发家史。到了1970年，国内总收入的45%都是在工厂车间里创造出来的。但是这样的高增长率难以永葆。利用西方技术升级工业的红利已经成为过去。廉价的贷款和过分的热情导致资本投资过剩。一旦大型工厂完全取代了低效作坊，生产率的飞速提升也就难以复制。到了1970年，超过一半的日本工业产量都来自工人数大于300的厂家。
与此同时，经济的其他领域却仍保持着极端的低效。1970年，日本有711,269家食品商店，每家店平均只为43个家庭服务。烘焙店的平均雇员人数是2名，而药店的平均雇员人数是3名。由于法律限制了零售店的规模，每年新开张的小商店又有数千家之多。在银行，只是把几百美元兑换成日元就要花上15～20分钟，需要与数名银行职员交谈，这些职员都要对交易进行批准，最后才能换得区区上万日元。在电子业和金属制造业的生产率在奇迹十年中领跑的同时，卡车运输业和铁路业的生产率几乎完全没有提高。
通商产业省的专家们预见20世纪70年代是现代化的时代。他们提出增强日本的服务产业。他们倾向于准许零售企业扩大规模，这样成百上千的夫妻商店业主就不得不找更具有生产性的工作谋生了。而且，他们敦促制造商转型，尽快从基础的金属锻造业，转向更适合发达经济体和高素质劳动力的产业，比如计算机产业和航空发动机制造。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凸显了他们指导日本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先见之明，因为日元的升值让日本制造业陷入阵痛。就在1971—1973年这两年时间里，用美元衡量的时均劳动力成本提高了38%，导致大量日本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1973年，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18%，工人们两位数的工资上涨幅度根本跟不上通胀的步伐，却让日本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昂贵了。到了1973年秋天，石油危机冲击日本经济，实业家们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担忧，而家庭主妇们则开始对被报纸形容为“疯狂”的物价感到恼火和不满。
正是黄金时期低廉的原油价格，让日本这个既不出产石油也不出产天然气的国家能够大力发展化工、制铝和钢铁产业，所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提价行为立即威胁到了日本工业的核心利益。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日本人的心态从担忧急转直下，变成了彻底的阴霾。两年之前，各大公司都急于为装配线和柜台添置人手，刚刚中学毕业的15岁男孩平均每人能拿到5.8个工作邀请。但到了1973年的最后几个月，多余的员工则面临着被解雇的命运。女性员工最先受到了“经营规模下降”的冲击，企业解雇了临时工和兼职员工，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以保障父亲和丈夫们还有工作。但是随着公司利润的萎缩，男性员工也被贬为低收入的合同工，按兼职的时间表工作，或者被迫提前退休。政府要求企业减少能源消耗，以节约珍贵的石油，但工业产量还是陡然下降。3月将近，警察署提醒政府，可能会有暴力冲突发生，因为又到了工会每年发动“春季攻势”要求涨工资的时间。
政府在尽力鼓励乐观的情绪。1974年1月时，政府预计到1975年3月经济增长将达到2.5%。即便预测成真，这仍会是1945年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以来日本经济表现最差的一年，但是增长的部分还能勉强给工人们加薪。然而，现实却远比人们预想的严酷。随着石油危机大幅提升进口价格，国际贸易迅速转向逆差，日本的外汇储备能否支撑到买够供照明使用的石油都成了疑问。与此同时，飙升的物价证明了政府关于通货膨胀将得到遏制的预言再次破灭。到了年均通胀率超过20%之时，日本央行认为除了提高利率已别无选择，尽管经济仍然疲软不振。“通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手握重权的通商产业省次官山下英明告知媒体，如果解决不好，“日本经济将面临全面崩溃。”
反通货膨胀的战役对消费者和企业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973年，日本还是一枚璀璨的国际巨星。但到了1974年中期，日本的经济表现已经比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差，社会稳定也受到了威胁。日本急需大量的美元支付石油账单。政府首脑们认为，他们除了扩大出口别无选择。
出口导向型增长远远谈不上什么新观点。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就通过出口女装和收音机，然后是纺织品和钢铁，重建了举国的制造业。日本几乎每年都面临贸易逆差，因为进口原油和工厂设备的花销要远高于出口的收入。但是这些进口得来的生产资料，为工业产量的大幅提升奠定了基础。第一批出口的日本汽车，即便数量极少，也出现在了美国和泰国的街头。1968年9月，通向加利福尼亚州的集装箱服务一经开通，国际运输成本降低，美国电气商店的货架上就挤满了日本制造的电视机、音响和微波炉。日本的长期贸易逆差终于扭转为顺差。
政治压力在美国立即显现了出来。美国的汽车公司、钢铁企业和电子制造商对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突如其来的竞争相当不满。1968年春天，美国国务院要求日本和欧洲“自愿”减少向美国出口钢铁。几个月之后，美国的彩电制造商请求政府对日本出口的电视机征收惩罚性关税。8月，理查德·尼克松为了在竞选中争取到南方的支持，承诺当地的纺织企业，他将尝试减少毛织品和人造纤维制品的进口。
尼克松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969年1月宣誓就职不久，他就指派了首席竞选顾问去处理纺织业的事务。当记者问他是否会在贸易方面制裁日本时，他回答说他“更愿意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处理”。其言下之意，如果日本不限制纺织品的出口量，国会将通过法案对日本纺织品采取进口配额制度。东京没有忽略他的暗示：美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都是美国购买的，更不用说美国还是日本的盟友和保护者；日本的军事支出相对有限，但有数以万计的美国士兵驻扎在日本的本土和冲绳岛上。1969年11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问华盛顿时，主要议题是将冲绳岛归还日本管理，但是纺织品出口的问题也在议程之中。出人意料的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花了两个多小时讨论羊毛和合成纤维。经历了两国政府高层之间长达两年的艰难谈判，最终在1972年年初，日本同意限制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的增长。
美国人的强烈怒意让日本感到震惊。谁能想到一国总统会因为衣服的布料而去严厉指责另一国的首相呢？作为回应，通商产业省转变了对日本企业的指导方针，并在1972年宣布：“‘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扩大出口’的理念已经不再适宜。根据现今的形势，该政策极易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通商产业省建议，日本应该转向出口技术密集型商品，而不仅仅是扩大现有出口品的出口总量。
通商产业省并不是简单地提出不含倾向性的建议。在日本的大环境下，无视其意见的企业将自食苦果，因为通商产业省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指导方式。胡萝卜就是发放给企业的贷款和津贴，用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受鼓励的行业的发展，以及在夕阳行业裁员时补贴失业的工人。在某些情况下，几家竞争企业甚至可以获准无视反垄断法的规定，共同决定哪些工厂需要关闭。大棒就没有那么昭彰了，但是重要性却丝毫不减。对通商产业省的意见视而不见的企业，会发现自己很难申请到银行贷款。他们为了对抗进口产品而提出的贸易保护要求将得不到回应。而且政府可能会把“自愿”的出口限制强加给他们。通商产业省的话并不是真正的法律，但是鲜有企业敢与之相抗。
能源匮乏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压力让高耗能的传统工业难以为继，曾经推动日本崛起的重工业走向了衰退。尽管工会在1975年建议降低工资以避免大规模裁员，但很多生产钢铁、纺织品、铝制品和化工产品的工厂已经病入膏肓。商业领袖们已经开始认清现实，一位经济学家在1976年就轻描淡写地说：“9%的增长率，一度被认为是70年代下半叶合理的发展速度，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需求的复苏毫无希望，很多工厂被整个拆除。制造业开始大批裁员：1973—1979年，80万工人失去了工作；1976年，失业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此时第一次达到了2%，而且没有降低的迹象。
为了减轻旧有经济产业衰退的冲击，政府采取干预措施，以避免大面积失业。按照计划，如果企业愿意将衰退产业的工人转移到新兴产业，政府将对其返还部分税收。此外还有工资补贴、培训津贴，以及为远离家乡寻找工作的工人提供的补助。政府还设立了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补贴被迫削减工作时间的工人。在特定产业中，如果企业愿意对45岁以上的工人进行再培训，政府将支付他们工资的四分之一。然而尽管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通商产业省几乎无所不能，但事实上它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1973—1978年，日本船舶制造商的订单量下降了90%，造船业的规模无疑应当缩减。但是没有地方愿意失去本地的造船厂，也没有企业愿意关闭自己的码头。直到1978年，距离造船业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5年，日本国会才授权建立了一个拆船协会。由国家和地方政府、银行业、大型商社和船舶制造商共同注资组成。到了1980年末，这家大型卡特尔共并购和拆除了日本138家造船船坞中的50家，减少了119,000个工作岗位，但也让产业中余下的其他企业有了更坚实的发展基础。
类似的故事也在很多其他行业上演。1972年，日本的铝产量高达100万吨。10年之后，总产出下降了70%，近一半的熔炼厂都关门大吉。制造电钻、压缩机和电风扇等简单电器的厂商，眼睁睁地看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少。造纸商在1977—1981年间关闭了七分之一的纸板制造设备，而纺织企业则将尼龙纤维产量降低了五分之一。1972年艰难制定出来的要求日本限制向美国出口人造纤维制品的协议，最终被证明是一张废纸，因为出口量从未达到总量的上限——很多纺织厂已经永久关闭了。
旧经济结构为新兴产业让路，在此过程中，管理与设计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低价的能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日本将通过汽车、先进的电子产品和精密仪器而不是成吨出售的日用品创造财富。
新兴经济在汽车行业的效果最为明显。战后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不啻为一部传奇。丰田公司，最初以生产织布机和缝纫机发家，曾经考虑是否要关闭它规模极小的汽车制造生产线，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大批军用卡车的订单扭转了局势。本田公司，另一家以制造电动自行车起家的企业，直到1963年才生产了第一辆小客车。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企业已经颇具实力，日本汽车行业的年生产量高达250万辆。想把迅速累积起来的收入花在汽车上的工人，除了购买本国制造的汽车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进口关税导致美国福特汽车或德国大众汽车的价格比原价高出30%～40%，而且给进口的大型车上牌照的费用也远高于小巧的国产车。事实上，很少有经销商愿意经营进口汽车。1966年，全日本仅进口了15,244辆汽车。
1973年石油价格的飙升给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虽然日本制造的车型小，也不特别舒适，但却比大型的美国车和德国车省油得多。制造商受到了政府的鼓励，在日本各地开设了大量新的装配厂、发动机生产厂、变速器生产厂和部件厂。1966年，日本的汽车生产量占全世界的5%，同时也留下了质量差、易损毁的恶名。直到1973年末汽油价格飙升，达特桑和丰田汽车才开始畅销境外。此时，制造商扩增的生产能力为迅速提高产量创造了条件。日本的汽车年产量在1973年为450万台，等到198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700万台。卡车、引擎和动力摩托的产出已经过剩。从1973年到1980年，日本的汽车出口数量翻了3倍，而卡车的出口量增长得更快。随着汽车品质的提升，更多富裕的境外消费者愿意给日本制造一个机会。1978年，日元的大幅升值也没有对汽车销售造成很大的打击。那个时候，日本汽车在美国已经随处可见，及至1980年，日本制造已经占到美国汽车销售总量的四分之一。
正如通商产业省的规划者所预见的，小型汽车成了日本“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锋。20世纪70年代，排除通胀因素后，日本劳动者的人均研发支出提高了70%，日本从山寨产品的制造厂转变为创新的发源地。随着“更轻、更薄、更短、更小”的信条在日本产业界盛行，高速计算机、采用一流光学技术的高端照相机、数控机床和高功率彩色复印机，开始大批地从日本工厂中产出。也不是每项努力都能够点石成金——通商产业省谋划多年，想生产出日本自己的喷气发动机，结果却一无所成——但是成功的案例已经足以让日本跻身出口大国的行列。
1973年石油危机之下，日本国际收支再次转为赤字，回归到了1969年以前的常态。1974年的贸易逆差则高达60亿美元，无疑是日本经济史上的峰值。但是收支表里的红线只是暂时的。重建的出口机器开始运转，同时国家又出台了限制进口的大部头法规，日本的贸易顺差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充沛的外汇让日本经济涅槃重生。到了1975年，日本经济再次进入增长期，虽然速度远远低于1973年之前。整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表现都远远优于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直到后来，人们才会认清，这些收益实际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专注于打造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日本政府，几乎完全忽视了国内极其低效的服务业。日本服务业1980年的生产效率竟然比1970年还要低。用现在的眼光看，阻碍开设大型商场、在货运领域限制竞争、强制银行在周末关闭自助取款机，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限制措施，都是对经济增长的一种拖累。但在当时，制造业一片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日本服务业的严峻形势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
抛去日本的贸易顺差不谈，石油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而这将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日本与向其提供原材料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贸易长期保持着逆差，与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则始终是顺差，这些国家先进的工业制品与日本是竞争关系。一方面日本从贸易逆差转向了顺差，另一方面美国却从1975年前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转而陷入了巨额贸易逆差的泥潭。美国的中西部地区，重工业的心脏，开始被称为“铁锈地带”，成了“去工业化”这一顽疾的第一批受害者。加拿大和欧洲也有自己的铁锈地带，英国的中部地区、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法国和比利时的煤铁城市，都将很快与美国往昔的工业重镇一样破败凋零。
贯穿整个黄金时代，各国的制造商都从看似永无止境的商品需求中获益。利润无疑是丰厚的——远远高于农业、采矿业或者服务业——而增长的资本又被投入到了提高工资、研发新产品和建设更多的工厂上。1973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加之日本挤入了先进制造商的行列，台湾和韩国也受日本启发走上了迅速工业化的道路，在石油价格攀升推高成本的条件下，仍然出现了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过剩。随着制造业利润的暴跌，大批工厂都仅仅是部分开工，或者干脆完全关闭。
在代议民主制社会中，没有任何政府能够被动接受某个行业的整体消亡，以及随之产生的大量失业。挽救衰退行业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诸国在面对制造业危机时，第一反应都是扶植地方工业并保住工人的饭碗。尽管各国的政策有所不同，但是主张的论调都是大同小异。照其说法，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特殊且不可取代的角色：工资高于平均水平、为国家生产率的增长贡献重大，而且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远高于服务业。日本正在通过不正当竞争威胁他国的制造业基础，在补贴出口行业的同时，将外国产品排斥出日本市场。面对这一指责，通商产业省从中协调，各国政府提出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保证本国制造业得以良性发展。
在美国，救援行动主要以贸易保护的形式展开。1974年石油危机之后的大萧条时期，国会为大企业和工会的行动铺路，声称进口对他们造成了“严重损害”。政府凭借《1974年贸易法》向他国施压，要求减少向美国运送的货物，如果各国不愿主动配合，新法律将按照受损企业的要求提高关税，直至该产品被赶出美国市场。各行各业的生产商，从皮鞋到打字机，一致宣称他们受到了“严重损害”——这个概念在法律中并未明确定义——要求政府把他们的境外竞争者拦在国门之外。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某种奇特的产业政策，那些在华盛顿最能发挥政治影响力的行业受到了保护，而不是在经济上更加重要的行业。
螺栓、螺母和螺杆行业的境遇，为我们提供了新规则运行的标准案例。美国有成百上千家螺栓和螺母生产企业，其中一些是高度自动化的，另一些则相当落后，需要戴着手套的工人用火钳夹着螺栓在炼铁炉中定型。1977年1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在听取了企业和工会的请愿后，裁定此行业受到进口的严重损害，而进口品的四分之三来自日本。委员会敦促卡特总统对进口螺栓、螺母和螺杆增加关税，下限为商品价格的20%。卡特拒绝了这一提议，因此更加坐实了他自由贸易主义者以及亲日派的名声。
几个月之后，国会议员在1978年6月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再次调查此事。委员会再次建议提高关税。这一次，卡特没能顶住压力，同意将关税提高15%，为期3年，从1979年1月开始实行。高价的进口产品给本国制造商创造了提价的空间，使用螺栓和螺母的生产企业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根据一项测算，通过限制来自亚洲的进口来“拯救”一个美国工作机会的成本是55万美元——而此时，普通螺栓生产工人的平均年薪仅为2.3万美元。尽管如此，卡特的政策也无法保全一个落后的行业。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螺栓、螺母和螺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年销售收入还是比1979年低了15%。
螺栓行业仅是20世纪70年代中以保留工作机会的名义争取到政府保护的众多行业之一。政府直接救济的情况非常少见。更加通行的做法是利用1974年贸易法，加强关税或者配额限制，提高进口品的价格，事实上就是迫使美国消费者为保留不必要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买单。轴承、彩色电视机、超高强钢、铣削和钻孔机床的制造商都争取到了进口保护，以提升其产品的竞争力。
面对日本的出口繁荣，欧洲选择了一条更加折中的道路，来保护他们岌岌可危的本国工业。欧洲各国政府在要求日本限制录音机、纺织品、汽车、卡车、摩托车、特殊钢、轴承和电视机出口的同时，还为本国的造船厂、炼钢企业和飞机制造业提供现金补贴。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区域援助”是被允许的，政府的补助流向了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区域，比如意大利南部和与民主德国交界的联邦德国地区。然而制造商的经营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主要是因为没有哪一个欧洲政府有魄力下令关闭主要工业园区，以消除过剩的产能。
1977年，艾蒂安·戴维侬，前比利时外交部官员，当时是欧洲工业与能源事务专员。戴维侬相信，钢铁和化学等重工业的问题，自由市场无法给出答案。他害怕个别欧洲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重工业而提高对邻国的贸易壁垒，无视9个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承诺。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欧洲共同体，其初衷就是重建煤炭和钢铁工业。戴维侬担心，一旦上述情况出现，欧共体将会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
在联邦德国的强烈反对之下，戴维侬坚持推行建立钢铁卡特尔的计划。其核心思想就是，只要各成员国的企业和政府同意关闭落后的工厂或者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钢铁制造商就可以通过内部协商来限制产量并确定价格。为了防止进口的产品打乱上述安排，欧共体就进口限制与日本等国进行协商，获准进口的钢铁仅能以商定的价格出售。戴维侬计划对于欧洲的钢铁消费者来说代价高昂，但他至少在朝着迫使钢铁行业缩减规模的方向上努力。随着旧工厂的倒闭，1978—1981年，欧洲钢铁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五分之一，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欧盟委员会的压力之下，还有更多的就业岗位流失。类似的“危机卡特尔”在纺织业、化工业和玻璃制造业也出现过，旨在淘汰过剩的产能。1975年，当欧洲的造船业与韩国交手之时，这一新晋的亚洲竞争者得到了政府的高额补贴，欧洲政府的反击策略是为造船厂提供接近成本价二分之一的补贴。尽管如此，10年之内还是有近100家欧洲造船厂倒闭了。美国和加拿大对于欧洲的现金补贴及“危机卡特尔”政策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仅在汽车行业是个例外。两国在1965年建立了统一汽车市场，总部设在底特律的汽车“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在两国均有生产工厂，而且汽车和零部件可以自由出入两国边境。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还能独占市场——彼时廉价、质量欠佳的日本车仅有学生和年轻人问津，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更好的选择。随着汽车质量的改善，日本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也在稳步提升——尤其是在油价飙升的1973年。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轮石油价格暴涨，导致市场对北美生产的大型高耗油汽车的需求骤减，而体型小、省油的日本车赢得了市场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