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减少福利之外，唯一保持收支均衡的方法就是加税或者举债，而减少福利无论在哪个国家都相当于政治自杀。1965年，24个发达国家的税收平均占国民收入的24.8%。1973年，随着福利国家体制的发展，平均税收达到了国民收入的28%。到了1977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31%——在十几年的时间跨度里，它的增速已经相当惊人。税收上涨的规律出现在了每个发达经济体中，无一例外。最极端的例子是瑞典，在12年里，税收的比重上涨了13%，等到1977年，国民收入中的每个瑞典克朗都有45%被划为税收。
通货膨胀就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之一。在大多数富裕国家，个人所得税都是按梯度征收的，收入所处的梯度越高，相应的所得税税率也越高。在澳大利亚，高过起征点第一梯度的收入只需承担8%的温和税率，但超过第27级梯度的收入则要面临高达66%的税率。在意大利，1～32级税收梯度的税率从10%一直提高到72%；在日本，低收入者只需按10%的比率交税，而高收入者可能要对收入的最高部分交75%的所得税。通常而言，这些税收起征和梯度金额是不随通货膨胀变化的，也就是说，假如一名工人年收入的提高仅仅是与物价指数的上涨一致，但是多赚回来的里拉、日元或美金，需要交纳的所得税要高于前一年的水平——排除通胀因素后，此人拿回家的实得工资要低于原有水平。因此，尽管名义工资每年都在上升，很多家庭还是感到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现在处于更高的所得税征收梯度。
因此，在通货膨胀高歌猛进的十年，税收着实让人烦恼，而且也更具争议。即便收入增长已经跟不上通胀的步伐，政府还能稳稳收取家庭收入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工厂工人和街道清洁工感受到的税收压力并不亚于他们的老板。1969年，联邦德国的普通工人家庭每多赚一马克只需支付19芬尼的所得税——也就是说，边际税率为19%。但是到了1978年，边际税率几乎翻了一倍。英国家庭中除了最为富裕的一批，1979年支付的所得税占收入的比重比1969年多了10%。记者彼得·詹金斯的测算结果是，有两个孩子的英国家庭，收入为行业平均工资，1976年需要交纳的税金占全部收入的26%，在四年内上涨了7%。加拿大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8年到1985年，普通加拿大公民的所得税税率居然提高了20%。
同样重要的是，至少从政治的角度上看，高税收直接给个人收入带来了沉重负担。在早些年，为福利国家买单的主要是企业，方式是交纳营业税或为员工交纳社会保险。当然，企业最终会将这些成本转嫁给股东或者员工，但是对于员工来说，他们增加的成本是隐形的。而且，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源于对消费征税（如营业税），或是对资产和财富征税（如遗产税），这部分税收的占比在1970年高达43%。纵观各发达经济体，收入税和社会保障费用在1970年占政府收入的34%，在1975年占38%，而到了1980年，占比就几乎高达40%了。福利国家的成本迅速转嫁到了收入税的身上，这些钱直接来自工人的腰包，他们眼看着工资中越来越大的比重被扣掉。工薪阶层抱怨负担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支出，是完全有理有据的。
然而，即便普通公民交纳税金占工资总额的比重每年都在提高，政府也还是做不到收支相抵。为了兑现社会福利的承诺，政府大量举债，巨额财政赤字成了常态。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20世纪60年代还无足轻重，及至70年代却翻了三番，这还是在国防开支大幅削减的情况下。1973年之前，日本政府的支出还大抵与收入相等，但此后大面积财政赤字变得司空见惯。联邦德国在1973年前财政赤字尚且有限，之后也是大幅提升。
在富裕国家中，政府财政状况的巨大变化可以通过政府债务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反映出来。从1946年到1974年，该比例始终在下降，因为各国都在偿还二战期间借下的债务，并且避免举借新债。从1975年开始，平均债务率开始上升，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就在政府债台高筑的70年代下半叶中，利率开始大幅飙升，致使政府预算的相当比重用于支付利息。这些利息的账单也进入了工薪阶层的视野，他们交纳的所得税和社保为政府收入贡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们担心，将来他们的孩子还要继续为这些利息买单，而他们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
早些年世道更加安定，人们普遍愿意用高税金换取更好的社会福利。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几次反对税收的零星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往往是针对地方政府为建设学校和维护公园而征收的房产税，而非联邦政府用来提供养老金、医疗保险、贫困和失业补助的收入税。这些抗议活动零零散散分布在各地，在全国范围内并没产生多大影响。但是进入70年代，随着经济环境的恶化，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脱离了政府的控制，社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此时，政府提高税收以资助福利社会的尝试开始碰壁。大规模的反对税收运动，最初是在富裕且田园牧歌般和谐的丹麦王国中涌现，而这要感谢一位名叫摩根斯·格里斯楚普（mogensglistrup）的税务律师。
格里斯楚普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据说是哥本哈根最大的一家，其主营业务就是帮助客户避税，方法是在一些傀儡公司之间搭建贷款链条，利用丹麦允许纳税人从收入税基中扣减利息支出的规定，达到避税的目的。1971年1月30日，44岁的格里斯楚普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大谈特谈税收的问题。手中高举着纳税申报单，上面写着应纳税额为零，他将避税者比作二战时期破坏德国铁路的爱国者。
格里斯楚普的滑稽之举让他一夜成名，而且演变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丹麦政治长期以来由四股势力把控，也就是所谓的“旧”党，他们分别代表各自的利益群体，比如说农民和工会。在社会立法方面，四个旧党派几乎都是一致行动，很多立法提案甚至是全票通过的。选民们相当青睐这个承诺打破旧秩序的圈外人。在保守党拒绝提名他为国会议员之后，格里斯楚普利用其炙手可热的名声在1972年组建了进步党。进步党没有什么正式的组织，但是格里斯楚普在吸引公众关注方面确实是个奇才，他发表了很多尖锐的评论，比如说建议解散军队，用一台电话答录机取代国防部，答录机在接通后只会用俄语说“我们投降”。他宣称：“在当前形势下，你在政治领域中能做的最为严肃的事情就是取笑当权派。”
丹麦成为当代反对税收运动的发源地并非偶然。尽管20世纪60年代是繁荣的十年，丹麦却始终保持着全欧洲最低的经济增长率，进入70年代后也没有任何好转。丹麦的通货膨胀率在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而福利国家政策的加强给丹麦人带来了沉重的税收负担。1965年，丹麦国民收入的29.5%都用于纳税。仅仅6年之后，政府就将全国总收入的40.8%收入囊中。普通家庭真切地感受到了经济上的压力，而民众消费的增长率比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低。对自己国家未来的担忧加剧了人们的不安。1972年，丹麦以全民公投中高达90%的支持率加入欧洲共同体。过了不到一年，民意调查却显示，至少有一半的丹麦公民对这个决定表示后悔。
尽管格里斯楚普本人并不上镜——“他向来衣着随意，身材胖墩墩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向国务院这样汇报——但他吸引选票的魅力丝毫不受影响。格里斯楚普在竞选中呼吁取消收入税，并且承诺在当上总理后，每十分钟就裁撤一个官僚机构，1973年12月，进步党成了议会的第二大党派。丹麦人称之为“地震式选举”，一夜之间就重塑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即便没有政党愿意与进步党组建联合政府，格里斯楚普对当权者的不断攻击还是让他的理念得到了颇多关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民意调查显示，丹麦人对于社会事业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态度愈加负面消极。“丹麦正在从福利国家的阵营中仓皇撤离，或者至少是要远离福利社会所必需的税务负担，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场大撤退。”一位《金融时报》的记者宣称。
在挪威，有一个人堪称与格里斯楚普一时瑜亮。安德斯·兰格（anderslange），比格里斯楚普整整年长了一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右翼的祖国联盟关系紧密，但在战争期间强烈反对纳粹统治。战后，他进入一家养狗人俱乐部工作，并且开始出版《爱狗者日报》。最初的时候，这份报纸有关政治的内容无非就是政府对狗主人的征税，但后来涉及的政治话题越来越多。1953年，报纸遭遇经济问题，一名员工携款潜逃，报社也因之倒闭，但是兰格开展了一项副业，专门组织抗议游行来反对社会主义青年运动者的示威活动。当兰格在1960年重新发行报纸之时，对共产主义者、政客和官僚机构的抨击成了家常便饭。两年后，《爱狗者日报》更名为《安德斯·兰格日报》。视野开阔了之后，报纸很快孕育了一场由不满者组织的政治运动。
挪威的经济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健康，但是兰格对于官僚机制和税收的抱怨还是引发了人们的共鸣。1973年4月，在奥斯陆的一家电影院内举行的公共集会中，人们投票支持安德斯·兰格的政党提出的大幅削减税收、关税和政府干预的纲领。一个月后，格里斯楚普亲临奥斯陆以示支持。和格里斯楚普不同，兰格在军事上是强硬的鹰派，但他们都对福利国家制度深表怀疑。兰格自称是美国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支持者，同时也喜欢自由派作家安·兰德。兰格凭借着反对税收的政治纲领，以69岁的高龄在1973年的全国大选中赢得了5%的选票，一路闯进了国民议会。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初期的反对税收运动，很快就跨越北海，得到了微弱的回应。在那里，英国人面对的麻烦主要是针对不动产征收的财产税。在1970—1973年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heath）执政的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连年降低。尽管保守党不想和高税收扯上关系，但是主要由工党控制的大城市地方政府却不愿削减公共服务或者裁员。到了1974年，经济陷入危机，部分纳税人开始拒绝支付地方税，这让保守党看到了政治契机。他们的发言人是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年轻部长。“地方政府开支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撒切尔对坐在广播前的观众说。她承诺，保守党会废止地方税，代之以“你能支付得起的赋税”。
在丹麦、挪威和英国，福利国家的政治共识已经破裂。尽管一次政府税务调查把格里斯楚普送进了监狱，丹麦进步党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就此沉寂。在1975年1月的大选中，他们只失去了28个议会席位中的4个。进步党的支持者来自各行各业。民意调查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强烈反对这样一个论点：“总的来说，人们可以相信政客能够为国家做出正确的选择。”安德斯·兰格于1974年去世，但是他的政党改组成了进步党，并由一名颇具魅力的年轻商人卡尔·哈根（carlhagen）带领，成了挪威政治中一支重要的保守势力，并在2013年最终进入政府。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英国保守势力最终放弃了他们的贵族遗产、他们对于战后福利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于英国注定要以低于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的确信。他们将会追随玛格丽特·撒切尔向全新的方向前进，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不再事事包揽的小政府。
citenationalincome1929–32:letterfromtheactingsecretaryofcommercetransmittinginresponsetosenateresolutionno.220(72ndcongress)areportonnationalincome,1929–1932/cite,(washington,dc,1934),7.之前很多年，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规模的适用范围最广的标准。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国内生产总值所取代，国内生产总值是一种不包括外国来源的净收入的衡量标准。
simonkuznets,“economicgrowthandincomeinequality,”citeamericaneconomicreview/cite45(1955):1–28.库兹涅茨承认，他的研究对象是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经济，所以“不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可能有所不同。
本段有关收入分配的数据来自tanthonysonandsalvatoremorelli,“chartbookofeconomicinequality,”at,accessedjanuary8,201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数据，他们还提供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英国、日本、新西兰、挪威、南非、瑞典和美国的。如果每个家庭在全国收入中所占比例相等，则基尼系数为0，如果所有收入都属于一个家庭，则基尼系数为1。日本的基尼系数从战前的0.3左右下降到1953年的0.04，表明平等程度非常高。seet.mizoguchi,“long-runfluctuationsinincomedistributioninjapan,”citeeconomicreview/cite37(1986):152–158,citedintoshiakitachibanaki,citeconfrontingincomeinequalityinjapan/cite(cambridge,ma:mitpress,2005),59.
facundoalvaredo,anthonyb.atkinson,thomaspiketty,andemmanuelsaez,“thetop1%ininternation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cit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cite27(2013):7;richardt.griffiths,“economicgrowthandoverfullemploymentinwesterneurope,”inrichardt.griffithsandtoshiakitachibanaki,eds.,citefromausteritytoaffluence:thetransformationofthesocio-economicstructureofwesterneuropeandjapan/cite(newyork:st.martin’spress,2000),68–72;takenoriinoki,“fromrapidgrowthtotheendoffullemploymentinjapan,”ingriffithsandtachibanaki,eds.,citefromausteritytoaffluence/cite,87.
thomaspiketty,cite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cit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4.
carmendenavas-walt,bernadetted.proctor,andjessicac.smith,citeincome,poverty,andhealthinsurancecoverageintheunitedstates:2012/cite,uscensusbureau,currentpopulationreports,p60–245(september2013),tablea-4;atkinsonandmorelli,“chartbookofeconomicinequality.”在美国，家庭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在1974年达到最低水平。
alissagoodmanandstevenwebb,“forricher,forpoorer:thechangingdistributionofincomeintheunitedkingdom,1961–91,”instituteforfiscalstudies,1994,15–17,40,56–60;mikebrewer,alastairmuriel,andliamwren-lewis,“accountingforchangesininequalitysince1968:decompositionanalysesforgreatbritain,”instituteforfiscalstudies,2009;ukofficefornationalstatistics,“middle-incomehouseholds,1977–2011/12,”december2,2013;a.b.atkinson,“bringingincomeinfromthecold,”citetheeconomicjournal/cite107(1997):297–312.seealsogregoryclark,“whatwerethebritishearningsandpricesthen?(newseries)”measuringworth,2015,at/ukearncpi/.
brucewesternandkieranhealy,“explainingtheoecdwageslowdown:recessionorlabourdecline?”citeeuropeansociologicalreview/cite15(1999):234.
1960年之后六大经济体的劳动份额，参见：sachverstandigenratcitejahresgutachten2012/13/cite,318–341;1975年后类似的数据参见：loukaskarabarbounisandbrentneiman,“theglobaldeclineofthelaborshare,”cit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cite129(2014):61–103.有很多文献探讨该指标下降的意义，例如：robertotorrini,“labour,profitandhousingrentsharesinitaliangdp:long-runtrendsandrecentpatterns,”bancad’italiaoccasionalpaper318,march2016,andbenjaminbridgman,“islabor’slosscapital’sgain?grossversusnetlaborshares,”workingpaper,usbureauofeconomicanalysis,october2014。布里奇曼断言，劳动份额的下降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低得多，因为经济学家的模型对折旧的估算是错误的。
稍后一段时间的关于这点的证据，martinadlerandkaidanielschmid,“factorsharesandincomeinequality—empiricalevidencefromgermany2002–2008,”discussionpaper82,institutfurangewandtewirtschaftsforschung,universityoftubingen,may2012.
urbanlunbergandklasamark,“socialrightsandsocialsecurity:theswedishwelfarestate,1900–2000,”citescandinavianjournalofhistory/cite26(2001):161.
leifhannes-olsen,“children’sallowances:theirsizeandstructureinfivecountries,”citesocialsecuritybulletin/cite(may1972):17–28;mattialestalo,svene.o.hort,andsteinkuhnle,“thenordicmodel:conditions,origins,outcomes,lessons,”workingpaper41,hertieschoolofgovernance,berlin(2009).
oecd,citehistoricalstatistics1960–88/cite,67.
onjapan,seetoshiakitachibanaki,“japanwasnotawelfarestate,but...”ingriffithsandtachibanaki,eds.,citefromausteritytoaffluence/cite,203.
税收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率源自：,viewedfebruary15,2015.ratesarefromtaxfoundation,“upidualincometaxrateshistory,”october17,2013.jacobfisher,“earnersanddependentsinurbanfamiliesinrelationtofamilyincome,”citesocialsecuritybulletin/cite10,no.4(april1947):14;ustreasuryde#note16">⑯b.e.v.sabine,citeahistoryofincometax/cite(london:allen&unwin,1966),196;charlottetwight,“evolutionoffederalincometaxwithholding:themachineryofinstitutionalchange,”citecatojournal/cite14(1995):371.
onjapan,seechiakimoriguchiandemmanuelsaez,“theevolutionofincomeconcentrationinjapan,1885–2002:evidencefromincometaxstatistics,”cit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cite90(2005):713-734.ongreatbritain,seetomclarkandandrewdilmont,“long-termtrendsinbritishtaxationandspending,”instituteoffiscalstudiesbriefingnote25(2002).在美国，1951年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3270美元，该收入的联邦所得税为112美元。uscensusbureau,currentpopulationreports,“consumerincome,”seriesp-60,no.10,september26,1952,andinternalrevenueservice,“u.s.inpidualincometaxreturnforcalendaryear1951,form1040.”oncanada,seerogers.smith,“thepersonalincometax:averageandmarginalratesinthepost-warperiod,”citecanadiantaxjournal/cite43(1995):1059,1065.ongermany,seegiacomocorneo,“theriseandlikelyfallofthegermanincometax,1958–2005,”cesifoeconomicstudies51(2005):159–186.
关于社会支出对经济规划者的吸引力，参见：hans-peterullmann,“im‘strudeldermaslosigkeit’?die‘erweiterungdesstaatskorridorsinderbundesrepublicdersechzigerbisachtzigerjahre,”citegeschichteundgesellschaft/cite22(2006):255–263,andwernerehrlicher,“deutschefinanzpolitikseit1945,”citevswg:vierteljahrschriftfürsozial-undwirtschaftsgeschichte/cite81(1994):10–19。
onthechangesinitaly,seedanielefranco,“anever-endingpensionreform,”inmartinfeldsteinandhorstsiebert,eds.,citesocialsecuritypensionreformineurope/cit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2),213–214.
dataonfoodstampsfromusde#note21">㉑oecd国家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从1970年的63.4岁下降到了1980年的61.4岁。在这段时间内经合组织国家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从65岁下降到63.3岁。oecd,“theretirementdecisioninoecdcountries,”ageingworkingpaper1.4(2000);bostrath,“thepoliticsofcollectiveconsumptionineurope,”ingriffithsandtachibanaki,eds.,citefromausteritytoaffluence/cite,178–185.
oecddataset,“taxrevenueas%ofgdp,”rg,viewedfebruary9,2015.冰岛1977年的数字是推算的，因为该国没有报告年度数据。
deborahmitchell,“taxationandincomedistribution:the‘taxrevolt’ofthe1980srevisited,”publicpolicyprogramworkingpaper36,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september1993,33–34,atu/bitstream/1885/7301/1/mitchell_taxation1993.pdf;hiromitsuishi,citethejapanesetaxsystem/cite,3rde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82.
gebhardkirchgassner,“dieentwicklungdereinkommensteuerprogressioninderbundessrepublicdeutschland,”citefinanzarchiv/cite,newseries,43(1985):333;deborahmitchell,“taxationandincomedistribution,”18;peterjenkins,citemrs.thatcher’srevolution/cit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9;smith,“thepersonalincometax.”
oecd,“taxonpersonalincome,total,%ofgdp,”and“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s,total,%ofgdp,”rg,viewedfebruary9,2015.
president’scouncilofeconomicadvisers,citeeconomicreportofthepresident/cite(washington,dc,1995),366–367;ishi,citethejapanesetaxsystem/cite,51.
nationaldebtmeasuresweretakenfromthe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publicdebtdatabase,rg/en/data#data.
isaacwilliammartin,citethepermanenttaxrevolt/cite(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8),52–55.马丁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房产税的攻击来自左右两派。
jorgengoulandersenandtorbjorklund,“structuralchangesandnewcleavages:theprogresspartiesindenmarkandnorway,”citeactasociologica/cite33(1990):195–217;larsnorbyjohansen,“denmark,”inpeterflora,ed.,citegrowthtolimits:thewesterneuropeanwelfarestatessinceworldwarii,vol.1/cite(berlin:w.degruyter,1986)cite,/cite351–352;malcolmrutherford,“burningtaxrecords,”citefinancialtimes,/citeapril6,1973;hilarybarnes,“backlashagainstwelfare,”citefinancialtimes,/citenovember8,1974.
johansen,“denmark,”368;confidentialmemorandum,usembassyincopenhagentosecretaryofstate,copenh0034901of02071311z,february7,1975,nara,rg59,centralforeignpolicyfiles,electronictelegrams,atv/aad/.
christopherwarman,“conservativesaccusedofmakinglocalgovernment‘fallguys’as#note32">㉜andersenandbjorklund,“structuralchanges,”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