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那些对大问题进行道德教化的人；道德教化要比面对铁一样的事实容易得多。
——约翰·科里（johncorry）
虽然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洞见，让我们能够更容易地识破一些听起来不错但却经不起推敲的流行观念，但是经济学还被称为“沉闷的科学”（thedismalscience），因为在世界的组织方式上，它向许多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且令人兴奋，但实质却异常荒谬的观点泼了一盆冷水。当一些受人喜爱的计划或理论，被认为在经济学上是胡说八道时，它们可以利用的最后一个庇护方法就是大声宣称：“经济学是很不错，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strong非经济价值/strong。”想必，应该就是指那些凌驾于极端物质主义之上的，价值更大、更高尚的东西。
当然，非经济价值确实存在。事实上，世界上strong只有/strong非经济价值。经济学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它只是衡量一种价值与另一种价值的方式之一。经济学也不会说，你应该尽可能地赚更多的钱。许多经济学教授本人能够在私有行业赚更多的钱。许多拥有火器知识的人，若是在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体中担任杀手，他们将赚到更多的钱。但是，经济学不会驱使你做出这种选择。
strong自由放任主义/strong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将自己的一大部分钱拿出来，捐赠给遭遇不幸的人，但是他做的非常低调，直到他去世后，人们在研究他的个人档案时才发现了这一事实。19世纪的著名货币经济学家、职业银行家亨利·桑顿（henrythornton），在结婚之前定期地将自己年收入的一半以上捐献出来，而在他需要养家糊口之后，他仍然给人道主义事业捐助了一大笔钱，其中就包括反奴隶制运动。
纽约市第一批公共图书馆，并不是由政府建立的，而是由企业家卡内基建立的，他还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和大学。洛克菲勒同样也创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及芝加哥大学，同时他还设立了很多慈善事业机构。在世界的另一端，位于孟买的塔塔研究机构是由印度大企业家j．r．d．塔塔（j.r.d.tata）建立的，它是一个学术型企业，而另一家大型企业家族伯拉则在印度各地建立了无数宗教和社会机构。
在世界各地众多人的眼中，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典范，它有着数百家由私人捐款建立的大学、医院、基金会、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其他机构，全世界独一无二。在这些捐赠者中，许多人在市场上赚了钱后，将他们的大部分（有时候是绝大部分）收入捐出来帮助其他人。2007年，《福布斯》杂志列出了6位个人慈善捐款数额达到数十亿的美国人。在这些捐款中，最大的一笔出自比尔·盖茨，金额高达420亿美元，占他收入的42%。而占个人收入比例最大的一笔捐款出自美国亿万富翁戈登·摩尔（gordonmoore），占比高达63%。对全体美国人而言，每个人的私人慈善捐款金额都是欧洲的好几倍。美国捐赠给慈善事业的钱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比例，是瑞典、法国或日本的三倍多。
一方面，市场是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一种机制；另一方面，人们也能自己选择将所得的财富用来做什么。
有关非经济价值的高谈阔论，经常可以归结为一些人不想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与其他事情进行比较。如果他们正在拯救莫诺湖，或是在保护一些历史建筑，他们就不愿权衡付出的成本——也就是说，最终也不会与同样资源可以用来做的其他事情进行权衡比较。对这样的人来说，拯救莫诺湖或保护历史建筑花费的钱，可以让多少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接种疫苗以对抗致命性疾病，思考这样的事是毫无意义的。按照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应该给这些孩子接种疫苗，strong并且还要/strong拯救莫诺湖及保护历史建筑——strong同时还要/strong做无数其他的事情。
对于那些以这种方式思考——或是做出反应的人来说，经济学充其量也不过是阻碍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最糟糕的是，经济学被认为是一种过于狭隘的（如果不是道德扭曲的话）看待世界的方式。对经济学的这种谴责是出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利用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问题。如果没有稀缺性限制迫使我们做出不想面对的选择或是权衡，我们可能会活得更开心。在有记载的数千年历史中，没有限制的世界并不存在。
政治有时被称为“可能性的艺术”，但是这一短语更适合经济学。政治允许人们投票赞成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家通常要比经济学家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因为经济学家时刻提醒人们没有免费的午餐，除了权衡取舍外，并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权衡取舍无法避免，并且人类还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继续生活好几个世纪。即使我们拒绝做出选择，当我们用完所有本可以用来做重要事情的资源时，环境就会为我们选择，除非我们不嫌麻烦，自己对资源进行权衡取舍。
拯救生命
针对非经济价值最强有力的论点，也许就在于它们涉及人的生命。许多成本高昂的法律、政策或计策，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公众远离致命危害，这些法律的论点是，“如果能拯救哪怕一个人的生命”，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是值得的。虽然这种言论在道德和感情上有着强烈的号召力，但是在稀缺资源具有多种用途的世界里，它是经不起推敲的。
稀缺资源的多种替代用途之一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拯救人的生命。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财富增长更能拯救人的生命了。一场大地震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12个人失去了生命，但是若发生在不太富裕的国家，则可能导致几百人丧生，在贫穷国家甚至可能导致几千人死亡。更多的财富使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建筑物、桥梁和其他设施，能够承受比贫穷国家的类似设施大得多的压力。在加利福尼亚地震中受伤的人，也能够更迅速地被送往医院，这些医院有更多的设备，具有更多更专业的医护人员。这只是财富拯救生命的众多方式之一。
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都会发生各种自然灾害，例如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遭受龙卷风灾难的地方了，但是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后果却相差很大。瑞士再保险公司的报告称，2013年德国、捷克和法国因自然灾害遭受的经济损失最大。但是，同一年，菲律宾和印度因自然灾害丧生的人数最多，它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医疗服务以及针对疾病的预防措施（如污水处理厂和污水排放系统）成本高昂，第三世界国家的疾病困扰更严重，其中还包括在富裕国家已经完全绝迹的疾病。结果就是，贫穷国家的国民寿命更短。
有很多计算方法可以用来衡量国民收入的上升幅度将挽救多少人的生命。不论正确的数据是多少——假设x百万美元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那么阻碍国民收入增加x百万，在效果上就等同于牺牲了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某个安全法、政策或策略要花费5x百万美元，不论是直接花费，还是抑制经济增长，“如果它只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不值得的，因为它牺牲了另外5个人的生命。只要资源具有稀缺性并且有多种用途，我们就无法逃避权衡取舍。
这里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用什么方式拯救生命。还有一个问题是，以多大的代价拯救了多少条生命。可能有人会说，不应该给一个人的生命设定价值限制。但是，不论这些话听起来多么高尚，在真实世界里，没有人愿意花费国家一半的年产出，来让某个人多活30秒。然而，宣称生命无价，却可能从逻辑上认同这样的做法。
撇开文字来考察行为，人们的行为并不表明他们认为生命是无价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例如，当工资足够高，让他们感到能够补偿其中的风险时，人们愿意承担有生命危险的工作，如试飞员或爆破专家。他们甚至会纯粹为了娱乐甘愿冒生命危险，比如高空跳伞、激流泛舟或攀岩。
哈佛法学院的一项研究，使用了不同国家的人为自己的生命设定的各种价值指标，估计出普通美国人给自己的生命设定的价值为700万美元，而加拿大人则是400万美元，日本人对自己设定的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不论合理性和准确性如何，这个结果表明，事实上人们在行动时并不假设他们自己的生命是无价的，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价值至少设置成与别人的生命价值相等。
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要付出的成本，会随着拯救生命的方法不同而不同。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注射针对致命疾病的疫苗平均成本很小，却能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包括每个儿童的寿命都延长了几十年。同时，为一个80岁的老人做心脏移植手术费用非常高，而且即使移植手术完全成功，也只能增加很短的寿命，因为一个年逾八旬的人剩余寿命无论如何都不会很长。
如果生命不具有无限的价值，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如果能拯救哪怕一个人的生命”，无论设备、法律或政策上的成本是多少都是值得的。如果拯救一个人生命，要牺牲其他的生命，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市场与价值
人们常常指责市场阻碍了道德或社会价值。例如，解释为什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的水资源供给不能委托给私人企业时，《旧金山纪事报》的撰稿人写道：“市场是毫无道德的。”该报引用斯托克顿市市长的话说：“水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绝不能落入市场手中。”然而，日常维持生命的食物都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此外，大多数拯救生命的新药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研发的，而不是在由政府控制的经济体制中，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明显。
在阿根廷，已经存在由私人经营的供水系统。《经济学人》对这一私有化的结果做了报道：
连接水资源和排水系统的网络增加了，特别是在那些较贫穷的家庭中：市中心大多数富有的家庭早已连接了该网络……1995年，私有化还没有真正实施时，在没有实行私有化的城市和实行私有化的城市，儿童死亡率下降速度几乎一致。然而，1995年之后，实行私有化城市的儿童死亡率加速下降……下降主要集中在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造成的死亡，这些疾病很有可能是因为水质和水源的影响。其他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则并没有下降。
同样地，与苏格兰政府控制的供水系统相比，英格兰供水系统的私有化降低了水价、提高了饮用水质量、减少了漏水现象，并且提升了符合环境要求的污水处理系统的效率。这些证据可能只具有暗示性，而没有决定性，然而那些赞成政府控制水资源供给的人，则很少会看到这些证据的必要性。对许多人来说，经验性结果并不如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态度一般重要。不论事情紧急与否，许多人都认为，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比直接涉及自己利益的私人更可能做出符合道德的决定。
这种态度具有全球性。一位印度企业家讲述了他与一名政府部长交流的经历：
我认为削减消费税税率会降低洗发水、护肤霜以及其他化妆品的消费价格，反过来又会增加人们对它们的需求。这样，虽然税率降低了，税收收入却因此增加了。但是这位部长却觉得，印度妇女不需要口红和面霜。我回答道，所有的妇女都希望自己看起来很漂亮。
“对于一张丑陋的脸来说，面霜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些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他如此回答道。我抗议说，即使是一名乡下姑娘，她也会涂抹姜黄膏，好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
“不对，最好是让一张脸保持自然状态。”他不耐烦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