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辩护道，“你怎么能决定她想要什么哪？毕竟，这是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是啊，所以我才不想让她浪费了它。让她买食物吧。我不想让那些卖面霜给贫穷印度人的跨国公司因此变得更富有。”
认为第三方观察者能够做出更符合道德的决定，这样的观点认为他们能够定义什么是“属于富人的奢侈品”。然而，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使得许多原属于富人的奢侈品，变成包括穷人在内的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的普通商品。仅在20世纪，汽车、电话、电冰箱、电视机、空调以及个人计算机，都从富人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变成美国人和其他市场经济体制中数十亿人都能够获得的普通商品。第一代盒式磁带录像机的价格是每台30,000美元，随后由于技术进步、摸索实验以及规模经济，价格下降到大多数美国人都能消费的水平。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即使是橘子、糖和可可这样的东西，在欧洲也还是富人的奢侈品。不仅第三方在界定什么是属于富人的奢侈品时，无法将这些变化考虑进去，而且由于第三方对自由市场的抑制，只会导致这些东西更长久地停留在奢侈品货架上。
市场与贪婪
那些谴责贪婪的人，可能会支持非经济价值。但是，有关非经济价值的高谈阔论，常常出于非常自私的意图，即让自己的价值观得到别人的支持，显然这是以牺牲其他人的价值观为代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出现在一封写给商业报纸杂志《编辑与出版人》（citeeditor&publisher/cite）的信中。这封信是一名新闻专栏作者写的，他批评了“报业要面对年度利润”，而这是由于“一群面无表情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的要求，而我认为他们一点也不懂报纸新闻业的特殊性”。
虽然修辞手法非人格化地描述一些交易缔结方（“面无表情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师”），但他们都是人，而且都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如果想要那些为报纸运营提供资金的人，愿意继续提供资金，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相互妥协。虽然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可能每个人都控制着数百万美元，但是这绝不可能全部都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资金。大部分资金来自百万人的存款或养老金，而且许多人的收入都非常少。
如果“报纸新闻业的特殊性”——不管如何定义——使得报社或连锁报社的投资回报，很难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那么为什么工人们还要将养老金拿来资助这些企业，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呢？相较许多用养老金来为报社提供经营资金的人，编辑和专栏作家的收入要高得多，因此让低收入者资助高收入者是非常奇怪的事，比如老师和工程师资助编辑和记者。
金融分析师作为控制无数人的养老金和其他投资的中介，为什么会背叛将储蓄委托给他们的人，接受比其他经济部门更低的回报率呢？如果好的报纸新闻业——不管怎样定义——带来的却是投资回报很低的连锁报社，那么不管报纸出版的特殊成本是多少，都可以由在报纸中受益的人来承担。比如，读者会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报纸，专栏作家、编辑和记者会接受低薪，广告商会支付更高的广告费用。
为什么机械师、护士、老师等要被迫做出牺牲，用他们的个人储蓄和养老金来购买连锁报社发行的公司股票和债券，为它们提供资金呢？为什么因为某个部门的利益，就剥夺了能支付更高价格的其他经济部门使用这一资金的权利呢？
重点并不是怎样解决报纸行业的财务问题。重点在于，若是从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这一角度来看，事情会很不一样。这一基本经济事实被情绪化言论所掩盖，而这些言论忽视了许多人的利益和价值，还把他们归纳成没有同情心的中介，如“麻木不仁”的金融分析师，同时还把利益冲突表达成理想概念，如新闻质量。金融分析师对其所服务消费者的敏感程度，与代表不同消费者利益的其他人的敏感程度应该是相同的。
市场批评者想要的通常是对某个个人或群体进行特殊分配，不管他们是报业、种族群体还是其他人，而不承认这种分配不可避免地会牺牲其他个人或群体的利益——这些个人或群体要么被随意地忽视掉，要么就被用非人性化的术语归结为“市场”。例如，《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在描述一位中年低收入妇女面临的问题时写道：“如果工厂只是让卡洛琳上白班的话，她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但是，他继而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工资和工作时间是由市场决定的，你不能期望从市场那里得到慷慨大度。”
这个例子再一次表明，一个人想要什么，与其他人想要什么，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但是用来描述这种冲突的词句只把等式的一边当作人类。大部分人想要上白班，而不愿意上夜班，但是如果卡洛琳被安排上白班的话，其他人就要被安排去值夜班了。至于“慷慨”，除了要其他人来承受这位妇女的成本，还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不付出任何成本的人来说——这里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却要求其他人来背负这些成本，他的慷慨又是什么？
不论是在私有部门，还是在政府部门，总会有人认为有些价值值得让其他人来支付，但是却不值得自己来掏腰包。没有比讨论政府政策更能用花言巧语来掩盖价值间权衡比较的情形了。想要通过社会活动实现自己的道德事业，为此以税收的形式拿走其他人赚来的钱来为自己筹集资金，这种情况通常被描述为人道主义行为。但是允许其他人具有同样的自由和尊严，使他们也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收入做出自己的决定，则被认为是“贪婪”。对权力的贪婪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比对金钱的贪婪面临的危险少，而且历史上，对权力的贪婪通常引发更多的流血事件。
市场与道德
无论是评估市场经济的效果，还是评估政府或其他制度的影响，区分由这些制度催生的结果与这些制度导致的结果，是一项挑战。因为某个制度或过程strong传达/strong出某种结果，并不意味着它会strong导致/strong该结果。正如我们在本书第4章中提到的，相比其他社区，低收入社区的商店往往价格较高，但是价格高的原因是由于在低收入社区做生意的成本较高，而不是由于这些商店为了提高利润任意涨价。事实上，许多企业和行业都对低收入社区避之不及，因为那里的盈利前景通常都不好。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许多其他情况，无论是在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政府机构还是其他组织。一些医院的死亡率比其他医院高，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拥有最优秀的医生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能够给疑难重症患者治疗，而其他医院根本无法处理这些病人。一家治疗日常感染或骨折病人的医院，比进行脑外科手术或心脏移植等手术的医院，死亡率更低。更先进的医院死亡率更高，所传达的事实是死亡并不是由医院strong导/strongstrong致/strong的。
类似地，在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或政府机构中发生的一切，不一定是由这些制度造成的。一切都取决于特定场合下的特定情况。这不仅影响了因果关系，而且也影响了道德问题。例如，收入的差异可能是针对某些群体的壁垒所导致的结果，或是由于群体本身的因素导致的，如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或该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其他因素。
大多数人，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会认为针对某些群体任意设置壁垒，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是应该被取消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共识在有些情况下并不适用，比如收入差异是由年龄差异引起的——这个因素会在人的一生中拉平，因为在20多岁、30多岁或40多岁时，所有人的消费黄金时间是相同的，但是在收集统计数据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处于strong同/strong一年龄段。这种共识不适用的另一情况是，收入差异是由个人的行为选择导致的，例如辍学或吸毒，很多人觉得没有义务补贴这种行为。
总之，道德决定取决于现实的实际情况。然而，拥有不同道德价值观的人，对相同的事实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因此，政策性问题往往归结于，是否有人认为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应通过政府的强制力强加给持不同道德价值观的其他人。市场经济允许个人根据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或其他个人因素，自己做出决定，同时市场迫使他们支付决定产生的成本。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道德价值是否应该引导市场经济，而是strong谁的/strong道德价值观（如果有的话）应被强加给他人，或获得其他人的补贴。
由于道德感受到个人、团体和国家间巨大的经济不平等的触动，许多人便将这些差异归因于特定群体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但是，关键是要在成就和特权之间做出区分。这不是简单的语义问题。特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但成就增加了他人的利益。
托马斯·爱迪生将电力引入千百万人的生活，促使他完成这项发明的因素很少人能够具备。但是，世界各地数量众多的人，无论是同时代的人，还是数代之后的人，都受益于爱迪生的成就。无论爱迪生取得的成就源自何处，我们都从这些成就中获得了收益，我们还受益于莱特兄弟，以及为人类增添了新维度的其他伟人。
类似地，研发小儿麻痹症等顽疾，或疟疾等致命疾病的治疗或预防药物的科学家，也使人受益匪浅。甚至，找到了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更佳方法，或能以更低的成本运输给消费者的企业领导者，他们也为提高全世界的生活水平做出了贡献。
这样或那样的情形，在取得不同成就的个人、团体和国家之间，制造了经济差异。对一些观察人士来说，这似乎是道德上的冒犯。但是，此处的道德判断同样需要对事实和原因有准确的认识，并清晰地区分特权和成就。只要目的是为了使人类生活更美好——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其他方面——而不是放纵自己的情绪，无视他人遭遇的实际后果，就不能简单地基于统计、想象和修辞进行道德判断，并据此制定政策。
个人、群体和国家并不具有能够促进经济繁荣或其他利益的相同因素，因此个人、群体和国家的命运并不公平。即使是具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或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人，也能够共享这样的道德判断。
正如本书第23章指出的，不论是地理、文化，还是历史，都没有给所有个人、群体或国家提供平等的机会。人口或政治等其他因素也各不相同。用杰出的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davids.landes）的话来说：“自然跟生命一样不公平。”但并不是所有不公平的根源——就非常不同的人生际遇来说——都具有道德维度：“没有人要为空气的温度、降雨量与时间，或地形走向而受到赞扬或指责。”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决定和行动，对人类进行道德上的判断；而人类也需要对一些决定和行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只盯住统计差异所显示的简单事实，并不能告诉我们这类决定或行动是哪些，更别提现在应采取什么有效行动了。为达成这些目的，我们不仅需要事实，更需要对经济、历史、政治、人性等进行分析。
我们还需要注意，道德上区分两类事情：一类让我们发泄压抑情绪的事情，另一类则是可能在实际上帮助出身不幸的人的事情。转移收入或财富相对较容易。但是，在落后群体中发展人力资本则更为有效，虽然这也更加困难。毕竟，转移的收入或财富只具有有限的使用期，而持续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耗尽这些收入或财富后，填补空白的人力资本。道德判断不能脱离它们带来的后果。
道德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因为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只靠武力来维系。即使是极权主义统治，也以其独特的道德观培植一种理念，因为即使是具有强权镇压和恐怖统治力量的政治机器，也不足以创造或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然而，虽然道德原则对所有社会都是必要的，但光有道德原则并不充分。把道德原则应用于一个经济体，需要理解该经济体并具备相关知识，以及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所说的，一种“思考事实，而非语句”的能力。
否则，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谁长期处于真正的贫穷中，谁是因为年轻处在入门级的低薪岗位，就试图帮助“穷人”，这样的努力很可能失败，并适得其反，因为后一类人随着不断积累对自己和社会都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将很快开拓自己的职业生涯。给“穷人”提供庇护，会造成这一过程短路，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必要去工作，而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年轻人更难找到工作，这既损失了他们的当前薪酬，又耽误了他们获得未来的人力资本。同样地，要“思考事实，而非语句”，也使得区分特权和成就，不仅是语义问题，更是在做出道德判断时亟待澄清的重要问题。特权会伤害他人，它必须与成就区分开来，只有成就才会造福他人，并促进整个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