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政府债券到期后需要偿还，但是政府往往会发行新的债券，这样国债其实是被转移了，并未得到偿清，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一些国家会偿清部分或全部的政府债券。这并不意味着，出售政府债券就没有成本或风险。政府的成本包括必须支付的国家债券利息，但更重要的是给经济带来的成本，政府吸收的投资资金本可以被投入私有部门，增加该国的资本设备。
当国债达到一定规模，投资者就会开始担心政府债券到期时，它是否还能在不通过提高利率来吸引购买者的情况下转移出去，而提高利率又会阻碍未来投资的预期，这一预期会立即抑制当前投资。提高政府债券利率，往往会影响其他利率，金融市场上为争取投资资金而展开的竞争会使其他利率也上升，反过来又会减少贷款以及持续繁荣所需要的总需求。
这一危险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国债的规模——不是绝对量，而是相对于国民收入的规模。职业金融家和投资者对此了如指掌，strong如果/strong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算不上是巨额债务的话，即使有破纪录的高额国债也不会产生恐慌。21世纪初，众多政治辞令粉饰了政府的预算赤字以及不断膨胀的国家债务，但杰出的经济学家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boskin）却在2004年说：“狂飙的预算赤字对华尔街来说不过是打个呵欠的事。”当赤字规模在2005年降到2004年赤字水平以下时，金融家的行为被证明是正确的。据《纽约时报》报道：
令人吃惊的是税收收入，它比2004年增加了15%。公司税收入在连续四年低迷后，激增了40%，个人税收入也增加了。
旁观者为之大吃一惊。历史上不是没有过不提高strong税率/strong却增加strong税收收入/strong的先例。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发生过税收收入增加而税率降低，并且发生过很多次。
虽然在有些情况下，国债的绝对规模可能会夸大该国的经济风险，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也会strong低估/strong风险。如果政府即将面临大量的金融负债，并且不在政府预算中，那么官方的国债可能会大大低于政府的全部负债。
例如，相较贷款担保额度，21世纪初美国的房地产金融危机爆发后，联邦住房管理局手头上的钱要比预计的少得多。随着越来越多的抵押贷款违约，联邦住房管理局伸手向财政部要更多的钱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从财政部转移的这类资金，都会增加官方年度赤字，成为国家债务，这会在选举前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
虽然2009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联邦住房管理局的“储备资金已经所剩无几，很有可能最终会要求纳税人买单”。但是，这种紧急救助直到2013年才发生，因为2012年要举行大选。
财政部给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了17亿美元，自此政府的金融债务才被写进官方的年度赤字报告中，成为国家债务的一部分。然而，在政治上，管理当局不可能让联邦住房管理局对其担保的抵押贷款违约，所以在财政部救市实施之前，该金融负债就已经被列入了官方的国家债务中。
随着美国的国家债务在2013年上升至近17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倍多——华尔街没法再像9年前博斯金教授说的那样打呵欠了。
世界大战结束时国家债券和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多甚至更多是一回事，回归和平意味着军队支出急剧下降，随后几年这些国家债务将会得到支付。但是，在和平时期拥有如此多的国债就要做出更艰难的抉择，因为政府不能像战后那样降低财政支出。
对商品与劳务的收费
前面已经提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都会提供各种商品与劳务并从中收取费用。这些收费与它们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差别很大，因为设定这些费用的官员面对的激励，不同于自由市场上的情形。因此，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也不同。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曾经由私人企业提供，它们收取的费用既包括经常性支出——如购买燃料、支付司机工资等，又包括长期成本——如车辆报废后用于购买新公共汽车、电车和地铁车厢的费用，还要提供足以让投资者继续投资的一定回报率。然而，多年后，许多私有市政交通系统变成了政府所有。因为公共交通的价格受到市政当局的管制，而且政府不允许公共交通系统将收费提高到足以维持经营的水平，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例如，多年来纽约的5美分地铁票价在政治上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是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所有其他物品的价格都在飞涨，包括维持地铁运营的设备、供给品和劳动力的价格。
很明显，在这种赔钱的情况下，私人拥有的地铁系统将无法生存。因此，这些系统的所有权就转移给了市政府。虽然市政交通仍然在赔钱，但这些损失如今由税收收入来补偿。
避免损失的激励，对于面临破产威胁的私有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市政府拥有的运输系统中，损失自动由税收收入来补偿，损失带来的激励即使没有消失也变弱了。于是，即使成本大于乘客愿意为之付费的利益，公共交通仍然会继续提供服务。换句话说，由于来自纳税人的补贴，那些对于经济体中的其他人来说更有价值的资源，被配置给了市政交通。
使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定价低于私人部门的价格，这样的激励绝不仅限于市政交通系统。较低的价格会带来比高价格更多的需求，掌握政府提供的商品与劳务定价权的人，有动力确保所售商品与劳务具有持续充足的需求，这样他们才能确保自己的工作稳定。不仅如此，相对于高价格，低价格降低了产生政治抗议和政治压力的可能性，因此当价格被置于自由市场上本应具有的水平之下，控制政府提供的商品与劳务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更安全，压力也更少，因为在自由市场上成本要由销售收入来弥补。
当来自商品与劳务的收入收归国库所有，而不属于提供商品与劳务的政府部门时，这些政府部门就更没有动力去收取足以补偿供应成本的价格了。例如，优山美地国家公园、黄石和其他国家公园的门票收费都要上缴美国国库，而这些公园的维护费用也来自国库，即来自一般税收收入。于是，对于经营国家公园的官员而言，并没有动力去收取更高的费用来补偿经营公园的成本。
即使公园和设施由于拥挤和过度使用而损坏，他们也仍然没有动力提高门票，因为国会将授权从一般税收收入中拿出多少资金给这些公园才是重要的问题。简言之，在这些情况下，并不存在正常的价格机制，能够让消费者在物资分配上进行自我调节，并让生产者将成本控制在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以下。
价格与成本的分离，给当选或任命的官员制造了政治机会，使他们能够给老年人低价格来迎合一些特殊利益。例如，老年人只需要一次性支付10美元，就能得到一个在余生免费参观任何国家公园的通行证，而其他人每次进入任何国家公园都需要收费25美元。老年人往往比普通人能获得更多好处，但是在政治上而言，更重要的是老年人更可能去投票这一事实。
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低于成本，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服务的定价远高于成本。例如，政府在建造桥梁时，常常向桥梁的使用者收取通行费，在未来几年中弥补桥梁的建造成本。然而，在收回几倍于初始成本的费用之后，或用于维护和修理的必要费用只占通行费的一部分时，政府继续收取通行费的情况并不少见。
只要主管桥梁的政府部门被允许继续收取通行费，它们就完全有动力使用这笔钱补贴其他项目，也就是扩大这些部门控制的官僚系统。例如，主管桥梁的机构可能会决定，在桥梁横跨的水面上发起或补贴渡轮服务，以满足过往者的一项“未满足需要”。正如第1章中提到的，任何经济体中都有“未满足需要”，只要渡轮收费足够低，总会有人使用渡轮，反过来又证明了政府所说的“需要”是存在的，即使收费远不能补偿渡轮服务的成本。
总之，如果桥梁与渡轮在自由市场上独立运营，两方都必须收取费用来弥补成本，资源将不会分配给渡轮。更重要的是，将分配给渡轮的资源用于其他用途，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从旧金山到索萨利托和拉克斯博的渡轮每年有200万班次，每次都会获得15美元左右的补贴，每年总补贴金额达到3,000万美元。2012年开辟的从南旧金山到奥克兰以及阿拉米达的渡轮线路，平均往返票价为14美元，每张往返票从纳税人和通行费中获得的补贴金额高达94美元。毫无疑问，这条新渡轮线路提供的服务能够使乘客受益。但是，相关的经济问题是，收益是否能覆盖成本。在这个例子中，每趟渡轮往返的成本是108美元，而乘客只支付了14美元。要确定收益是否真的值得每趟花108美元的成本，唯一的方法是每张往返票收108美元。但是，如果掌管渡轮的政府官员很容易就能够从纳税人和桥梁使用人那里获得补贴，他们就不会有动力去收取足以支付成本的价格。
有时候，用税收来补贴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如若不然，“穷人”将不能获得这些商品或服务。我们暂且先不考虑大多数“穷人”是一个永久的阶级，还是一些暂时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包括与中产阶级或富裕的父母一起生活的年轻人），甚至假定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某些特定的商品和服务对“穷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仅为了帮助一小部分人而对使用这些商品和服务的strong每个人/strong都进行补贴，似乎比用现金或代金券来补贴“穷人”，同时让其他人自己付费效率更低。
不使用纳税人的钱进行交叉补贴，而是通过向一些人（如桥梁使用者）收费来补贴另一些人（如乘坐渡轮的人）时，也适用同样的道理。补贴“穷人”这一理论的缺陷还表现在，税收补贴经常被用于补助那些“穷人”很少使用的财政项目，如城市高尔夫球场或交响乐团。
一般而言，政府从商品与劳务中获得的收入并不只是货币转移的问题，它还对经济中的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而这种配置常常并不能让全体人民获得最大净收益。
政府支出
政府花费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官员可能会主动创建一个新项目或新部门，增加、减少拨款。但是，当经济衰退使得更多人失业时，政府可能会被迫根据现有法律支付失业保险。当农民获得大丰收，以致不能以农业补贴法所保证的价格出售所有农产品时，政府也有法律义务去购买过剩的农产品。失业补偿金与农业补贴只是所有“政府津贴”项目中的两个。只要补贴这些项目有相关的法律支持，它们的支出就不为任何行政管理部门所控制。只有将已实施的既定法律废止，才能终止该项支出，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冒犯所有从这些法律中获益的人，他们的数量要比起初支持该法律通过的人数多得多。
总之，人们往往将政府支出及其造成的年度赤字与不断膨胀的国债总量归咎于执政的官员，但是大部分这类支出并不由他们的决断，而是来自已有的法律规定。比如，美国2008年年度财政预算在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和社会保险上的非自主性支出比军费预算还要多，而此时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
与税收一样，政府支出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出的去向与税收收入的来源，都不是当前政府所能控制的。当经济中的生产与就业下降时，来自企业与工人的税收收入往往也会减少。与此同时，失业补偿金、农业补贴和其他费用则会增加。这意味着政府收入在减少，支出却在增加。因此，总的来说，衰退时期，政府增加经济体的购买力，往往能缓解产出和就业的下降。
相反，生产与就业繁荣时期，税收收入增加，需要政府财政帮助的个人或企业却在减少。因此政府往往会在这一期间降低经济体的购买力，否则就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这样的制度安排有时被称为“自动稳定器”（automaticstabilizers），因为它们不需要任何政府机构做出决策，就能在经济中实现向上或向下的逆向运动。
有时，人们会要求政府支出更多，但通常缺乏现实支持。不论是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许多政府项目除了宣称能带来某些利益外，还宣称这笔资金在花出去后，可以回收并再次使用，从而创造出几倍于最初开支的财富。事实上，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花费的任何一笔钱都会被再次花费出去。政府从一方（纳税人或购买政府债券的人）把钱转移到另一方，最初拥有这笔钱的一方损失的购买力就是另一方得到的购买力。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比原来拥有这笔钱的人更可能在花费这笔钱时给整个经济带来净增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阐明了这一情况可能出现的条件，但凯恩斯经济学对这一情况和其他领域的解释还存在争议。
要让经济走出衰退或萧条，凯恩斯主义政策给政府的处方就是花钱，而且是花掉比税收收入还要多的钱。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一赤字开支会增加经济中的货币总需求，使人们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也就增加了对工人的需求，进而降低失业率。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反对者和批评者认为，市场能够通过正常的调整过程，而不是政府干预，更好地恢复就业。但是，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是其对手——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都不赞同美国历史上政府对市场的实际干涉，如赫伯特·胡佛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领导的民主党政府。
成本与支出
当我们讨论政府政策或政府项目时，通常并没有阐明这些政策与项目的“成本”是政府的成本，还是整个经济的成本。例如，禁止在某些地方建造房屋或设立企业给政府带来的成本，仅仅是处理这些事务的政府机构的运营成本，是非常低的成本，尤其是在相关法律或政策内容广为人知之后，很少有人会试图在禁止区域建房从而引致司法惩罚。但是，虽然这样的禁令给政府造成的成本非常低，但是禁止创造有价值的资产，却会使整体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
相反，沿河岸修建、维护防洪堤可能会花费政府大量的资金，但是如果政府不这样做，人们就会因洪水而遭受更大的损失。当我们考虑任一政策的成本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讨论和考虑的成本是strong谁的成本/strong（政府的还是整个经济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修建更多的监狱能够更长时间地关押更多犯人，而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其中就有观点认为更长时间地关押更多的犯人将每年耗费政府一大笔钱。有时，人们会对比把罪犯关在监狱里的成本，与同样时间段内人们在大学学习的成本。然而，与监禁成本相对应的，应该是职业罪犯在监狱外面给公众带来的成本。例如，21世纪初，英国的犯罪带来的经济成本据估计为600亿英镑，而维持监狱的总成本还不到30亿英镑。当然，政府关注的是政府需要承担的30亿英镑的成本，而不是其他人需要支付的600亿英镑。据估计，在美国，将一名职业罪犯关在监狱的成本为一年10,000美元，少于他在监狱外造成的损失。
政府支出带来的另一个严重误导是，“再开发项目”或“开敞空间”政策下的土地购置成本。地方政府官员用征用权拆毁现有住房和企业，“重建”某特定社区，只要政府官员公开讨论这样的愿景，就足以让想要购买该社区房屋或企业的潜在买家产生负面情绪，于是这些房屋和企业的现值在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前就会开始下降。
到政府采取行动时（通常可能在数年后），这个受影响的社区的资产价值很可能已经远低于政府公开讨论重新开发计划之前的价值了。因此，即使按照法律要求支付给房产所有者“公平补偿价”，他们得到的也只是房产贬值后的价值，而不是政府官员开始讨论重建该社区以前的价值。因此，政府的补偿开支可能远低于社会失去这些资源造成的实际成本。
同样道理，以“开敞空间”或“精明增长”的名义限制土地使用时，土地的价值也会下降，因为其他人无法再使用这些土地，也不会再为其竞价。除了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希望将它作为“开敞空间”的非营利组织外，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如今只有很少的潜在买家——如果有的话。不论是哪种情况，购置这片土地的支出，肯定低于这一资源不能用作其他用途时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与其他情况一样，在任何经济政策或经济制度下，资源的实际成本都是这些资源的其他用途。因人为原因而贬值的土地价格，完全低估了土地的其他用途在自由市场上的价值。
收益与净收益
作为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配置的一部分，对成本与收益进行的权衡也会受到政府支出的重大影响。
有些商品与服务几乎人人都想要，但是不同的人想要的程度不同，愿意支付的价钱也不同。如果产品x的成本为10美元，但普通人仅愿意支付6美元，那么显然只有少数人会购买该产品，虽然绝大多数人认为产品x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意的。这种情况在政治上为当政的政府官员或希望当选的人提供了机会。
经济上的正常情况，在政治上可能会被重新定位为“问题”。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想花更少的钱得到成本很大的物品。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方案往往认为，政府应该想办法让更多的人“负担得起”人人都想要的产品。价格管制很可能会造成供给减少，因此更可行的做法是，政府为这种合意产品的生产提供补贴，或为购买这种产品提供补贴。不论是哪种情况，公众为该产品支付的费用既包括购买者直接支付的部分，也包括所有人通过税收支付的部分。
若要让这种价值10美元的产品变得“负担得起”——也就是说，达到大多数人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那么它的价格就不能高于6美元。因此，政府必须提供至少4美元的补贴以弥补这一缺口，而这笔钱就出自税收或发行债券。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人们要为这些对他们来说只值6美元的产品支付10美元（税收加上产品价格）。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进行了错误的配置。
更贴近实际的情况是，政府实施补贴计划的成本也要纳入生产成本中，这样该产品的总成本将会高于原来的10美元，使得资源误配更加严重。而且，该价格不大可能只降低到普通人愿意支付的水平，因为这意味着还有一半的人不能以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购买此产品。政治上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价格降低到6美元以下，而成本高于10美元。
许多政府支出模式也很难根据给公众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来解释，对这些模式负责的官员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也必定是不合理的。例如，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将资金用于修建体育场馆或社区中心，而忽略了道路和桥梁的修护。
车辆在坑洼的道路上行驶会磨损得更快，这些车辆因此损失的成本总和，要远高于修复这些道路的成本——可能只是建设一个全新的社区中心或一座壮观的体育场馆所需费用的一小部分。如果政府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不同于其他行业和活动中的人，它不是一个由自我利益优先的官员操纵的组织，那么政府的这种支出模式并不合理。
对民选官员而言，最高优先级是再次当选，这就需要源源不断的有利宣传，使该官员的名字能够经常出现在公众眼前。例如，任何重大设施开张——不论是否必要——都可以吸引媒体来报道剪彩仪式，从而为这些官员创造政治机遇。而修整路面、修护桥梁或更新污水处理厂的设备，却不会为他们带来剪彩或演讲的机会。政府支出模式源于这种激励和约束并不新鲜，也不仅仅存在于某些国家。亚当·斯密针对18世纪法国的情形，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模式：
浮华的朝廷中那些好慕虚荣的官员，往往非常愿意从事壮丽辉煌的工作，如修一条大公路，这种项目常常会受到重要贵族的关注。这些贵族的赞赏，不仅能激起他们的虚荣心，而且还能提高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但是，许多琐碎的工作既无法引人注目，也几乎不能引起别人的钦佩，总之不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巨大效用，从各方面来看，都太卑微而不能引起长官的重视。
政府预算
政府预算，包括税收与支出，并不是已经发生的收支记录，而是对即将发生的收支进行的计划或预测。当然，没有人真正了解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凡事都依赖于未来计划。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税收计划并没有完全考虑税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也没有考虑改变后的经济行为如何影响税收。例如，1986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建议美国国会将资本所得税税率从20%提高到28%，并认为能够因此增加税收收入。事实上，增加税率后，该税种带来的税收收入反而下降了。相反，资本所得税税率在1979年、1997年和2003年降低后，都带来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不仅如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还估计，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到15%后，如果再延长实施时间，将使美国财政部损失200亿美元的收入，而当时这个临时性的税率降低，已经使财政收入增加了数十亿美元。从2003年到2007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税收收入偏差不断扩大——2003年低估了130美元，2007年低估了1,470亿美元。许多媒体也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推理方式进行推理，并为税收收入没有符合他们的预期而吃惊不已。2006年，《纽约时报》曾报道：“来自公司和富人的税收收入急剧增加，降低了今年预计的预算赤字。”
一年后，赤字继续下降，仅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而且，来自最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占美国联邦税收总收入的百分比还在不断增加，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降低税率是“对富人减税”。回到1980年，对最高收入人群的最高边际税率是70%，在里根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实施之前，37%的所得税收入来自收入最高的5%的人群。到2004年，实施了数年“对富人减税”的一系列政策之后，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35%，有一半的所得税收入来自收入最高的5%的人群。
然而，“对富人减税”的说法继续活跃于政界和媒体中。正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法官曾说过的，口号让“深入分析延迟了50年”。涉及税收政策，这些口号对深入分析造成的拖延将更长久。
不论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精准预测某种税率的提高或降低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而无法预测的不仅仅是准确的收入数量，收入会向哪个方向变动也无法事先得出。结果都靠有根据的猜测，或者更糟，只是机械地估计人们的行为不会因为税收变化而变动时收入是多少。但是，人们的行为变化得太快，也太剧烈，根本无法根据这样的假设来做出正确的预测。早在1933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观察到，“税负太高将无法实现目标”，而且“若有足够的时间来收获成果，降低税率，而不是提高税率，更有利于平衡预算”。
预算并不是记录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这取决于所做的假设以及由谁来做假设。虽然国会预算办公室会预测未来的成本和支出，但他们得出这些预测所依据的假设来自国会。如果国会不切实际地假设经济增速很高，因此税收收入也会很多，国会预算办公室就会根据国会的假设，计划未来预算赤字或盈余，而不管国会的假设在现实中能否实现。媒体或公众可能会以为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出自一群中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但决定最终结果的是由政客提供的假设。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州这一层级，无论政客提供的假设是关于增长率、政府投资回报率，还是其他任何决定政府财政预算的因素。
2011年，佛罗里达州曾预测该州用于支付职工退休金缺口的资金量，这项预测基于随意做出的假设，即用这笔资金进行投资的年回报率是7.75%。但是，事实上如果它只能获得7%的回报率，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异将增加近140亿美元的债务。
如果佛罗里达州用于支付职工退休金的资金的投资回报率仅为5%，则相较官方估计的7.75%回报率，资金差额将是官方估计的5倍。实际上，佛罗里达州此类投资的回报率，在过去的十年中仅为2.6%，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只要改变这些预算估计所依据的任意假设，政府预算编制就可能出现欺骗行径。
此类情况并非佛罗里达州所独有。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几乎所有的州都对它们的债务采用了乐观的折现率，这就使得负债似乎比实际要小”。其中的原因是“州长和市长们长期以来都在给公职人员提供丰厚的养老金，并因此赢得当下的选票，但是账单却留给了未来的纳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