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征税的意愿明显低于其消费倾向。
——亚瑟·f．伯恩斯（arthurf.burns）
如同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为了持续存在必须拥有资源。几个世纪以前，政府直接占有人们的一部分农作物、牲畜或其他有形资产来获取这些资源，而在现代工业和商业社会中，政府以货币的形式占有国民产出的一定份额。然而，这些财政事务对经济的影响，远不止金钱转手那么简单。
当消费者使用的一些物品被征收重税，而另一些物品却免于重税时，他们就会改变购买决策。当一些产品被征收重税，而另一些却能得到补贴时，企业就会改变它们制造的产品种类。当投资收益的税率提高，投资者就会把钱投资于免税的市政债券，或转入税率低的国家；而当投资收益的税率降低时，则相反。总之，人们会根据政府财政的运行状况改变他们的行为。这些运行状况包括征税、出售政府债券以及各种当前的花钱方式，或允诺的未来开支，比如给银行存款做担保，建立覆盖一部分人口或所有退休人口的养老金制度。
2013年，美国政府花费了将近3.5万亿美元。处理政府财政运作带来的诸多复杂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将这些复杂问题分解成政府筹资方式和政府支出方式，然后根据这两种方式的运作情况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分别对两种方式进行检测。实际上，政府财政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线，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影响。
不论是古罗马帝国、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还是现代欧美各国，获得财富一直以来都是政府最关心的事之一。现在，税收收入和债券销售收入常常是中央政府最大的资金来源。为政府活动筹资用哪种方式——是当前税收收入，还是用发行债券的销售收入（也就是负债）——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就像经济学的其他方面一样，事实相对来说很简单，但是用于描述事实的词语往往会导致不必要的误解或将事实复杂化。用于探讨政府财政运作的一些词语，如“预算平衡”“赤字”“盈余”“国债”，都需要进行清晰地界定，以避免误解甚至产生过于激烈的情绪。
当前所有的政府支出都来自税收收入时，政府就达到了预算平衡。如果当前税收所得大于当前支出，那么多出部分就是预算盈余。如果税收收入不足以覆盖政府的所有开支，就需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弥补缺口，这时政府就处于赤字状态，因为债券是需要政府在未来偿还的债务。随着时间的积累，赤字的总和就是政府债务，即所谓的“国债”。如果这个词真的和它的字面意思一样，就应该包括该国所有的债务，既包括消费者的债务，还包括企业债务。但是，现实中国债只表示中央政府的债务。
政府收入的来源有很多，政府支出也用在许多不同事物上。包括当年项目，如公务员与军人的工资，各种政府机构运行所需的电力、纸张和其他物资，以及对当前和未来都有用的项目，如公路、桥梁和水电站等。
虽然在媒体和政治讨论中，政府支出的各个项目常常混为一谈，但是某种支出往往与支付这笔钱的特定筹资方式关联在一起。例如，对当前纳税人来说，税收适合用于支付政府提供的当前利益，而未来也能够使用或收益的项目更适合发行债券，让未来世代支付一部分成本，如前面提到的公路、桥梁、水电站等。对城市政府来说，地铁和公共图书馆既能为当前一代人服务，又能为未来世代服务，因此建设成本需要进行合理分配，既征收当前的税收，也出售债券筹集未来纳税人的资金。
政府收入
政府收入不仅来源于税收及债券销售，还可以从政府提供的各种物品与劳务中收费，以及通过出售政府拥有的资产来筹得资金，比如土地、旧办公物品或剩余的军事装备。美国的地方、州和联邦政府都从它们提供的各种物品与服务中收费，从市政运输费用、市政高尔夫球场使用费，到参观国家公园的门票或在国有土地上伐木的许可费。
政府提供的物品与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很少能达到自由市场上提供同样物品与服务的企业收取的价格，因此政府销售也很少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产生同样的影响。总之，这些交易并不只是货币的转移，根本上来说，是用一种对经济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的方式转移有形资源。
美国建国初期，联邦政府以各种方式从土著人或外国政府——如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和俄国政府——手里获得了大量土地并出售给公众。几个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或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常常出售能够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垄断权力，如销售食盐或进口黄金。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曾接管本国的工商业企业，20世纪后期，它们开始将这些企业出售给私人投资者，以便使经济更加市场化。政府获得金钱的另一种方式是开动印钞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许多政府都曾这样做。然而，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得这种普通的方法对大多数政府而言，都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即使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它想要印更多的钞票时——比如21世纪初为应对美国经济萧条出台的政策，仍然要创造一个新的名词“量化宽松”，比起直白地说“印钞票”，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这个新词。
税率与税收收入
“死亡和税收”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不能避免的现实。但是，实际上运用何种方式来获取税收，以及推行何种税率，会极大地影响个人、企业和整个经济会做出的反应。根据这些反应的不同，较高的strong税率/strong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带来更高的税收strong收入/strong，较低的税率是否会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也同样不确定。
当税率提高10%，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税收收入也会增加10%。但实际上，更多的人会搬离重税地区，或较少购买重税商品，增加的税收收入也就可能因此远少于预计数额。在某些情况下，税率提升可能使税收收入下降。
当2008年马里兰州批准并实施对年收入为100万美元及以上人群提高税率时，居住在马里兰州的这一收入人群从将近8,000人下降到不足6,000人。虽然马里兰州此前预计能够从此类人群中增加1.06亿美元的税收，但实际上，税收收入strong下降/strong了2.57亿美元。2009年俄勒冈州对年收入250,000美元及以上的人群提高所得税税率时，税收收入也strong下降/strong了500亿美元。
相反，1997年美国联邦政府将资本所得税率从28%降低到20%时，政府曾估计资本所得税收入将会少于1996年的540亿美元，也低于税率保持不变时预计的未来4年收益所得税收入总额2,090亿美元。但是，资本所得税率降低后，联邦政府的资本所得税收入反而增加了，在接下来的4年里，资本所得税收入达到了3,720亿美元，几乎是原税率下预计数额的两倍。
人们会根据更有利的投资前景调整他们的行为，扩大投资规模，于是相较原来的高税率、低投资总量，新的低税率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使得政府获得的总收入也更多。例如，投资者不再把资金用于购买免税的市政债券，他们现在会将资金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实际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因为这样更有利，低税率让他们能够保留比以前更多的收益。免税债券的回报率通常要比收益需要纳税的证券更低。
如果免税市政债券的回报率是3%，而需要纳税的企业债券的回报率是5%，那么收入税率50%的人群，最好选择回报率为3%的免税市政债券，而不是收益率5%的企业债券，因为企业债券的收益有一半需要纳税，只能剩下2.5%的收益。但是，如果收入的最高税率被削减至30%，那么相同收入区间的人，就会购买企业债券，因为纳税后仍然留有3.5%的收益。基于该收入区间内的人口数量和他们购买债券的数量，政府可能最终会征到更多的税收。
不必惊讶，许多企业因降低售价而获得了更多利润，因为虽然单位销售利润率降低了，但销售量却增加了，因而总利润也就增加了。税收是政府收取的价格，有时候政府也可以在低税率下获得更多的总收入。这取决于初始税率的高低，以及人们对税率升降会有怎样的反应。当然，有些时候，较高的税率会相应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而较低的税率带来的税收收入则较少。
税收收入并不自动随税率同方向变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1991年至2001年间，冰岛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5%降到18%，相应的税收收入却增加到原来的3倍。为了逃避税率上升，英国高收入人群开始迁移，就跟马里兰州和俄勒冈州的情况一样。《华尔街日报》在2009年曾报道：“英国计划将最高个人税率提高到51%之后，许多对冲基金的经理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专业人员都在逃离英国。律师估计，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已经有近15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转移到了瑞士，而且可能还会更多。”
政治和媒体上经常提到政府“增税”或“减税”，这些名词模糊了strong税率/strong和strong税收收入/strong之间的本质区别，政府能够改变税率，但是公众对此的反应也许能够带来税收收入增加，也可能带来税收收入的减少，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则取决于环境和反应。“5,000亿美元减税”或“7,000亿美元增税”的提案是彻头彻尾的误导，因为政府所能做的只有改变税率，只有等税率变动产生实际影响，纳税人做出相应调整之后，政府对税收收入的实际影响才能确定。
税收的影响
知道谁应该依法给政府缴纳一定的税收，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谁最终承担了税收负担。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税收负担能够被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而在另一些场合却不会如此。
政府税收由谁支付，支付多少？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税法或基于税法的估计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可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对税收变化做出反应，而且为了避税，不同的人改变其行为的能力也不同。
投资者可以投资于回报率较低的免税债券，也可以投资于回报率高但需要纳税的其他资产；收入来源单一，只拿工资的工厂工人则没有选择，他所得到的薪水已经扣除了需要缴纳给政府的各种税收。各种复杂的财务咨询能够帮富人避税，但是这些复杂的咨询需要依赖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士，收入较低的人无法和富人一样逃避税收负担，最终他们缴纳的税收所占的比重可能高于那些收入更高、税率也更高的人群。
政府不只对收入征税，因此个人纳税总额的多少还取决于他需要缴纳的其他税收有多少，以及此人的处境如何。很明显，房屋和汽车相关的税收仅限于房屋和汽车的所有者，而销售税则由购买需纳税物品的人支付，不同的人用于购买消费品的收入份额不同。低收入者的大部分收入往往都用于购买消费品，而高收入者则将大部分收入（有时是很大部分）用于投资。
最终，与高收入者相比，低收入者往往要将更大份额的收入用于支付销售税。销售税是一种“累退”税，而与之不同的“累进”税是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社会保险税类似于累退税，因为只有收入在某一水平下的人才需要缴纳，而收入高于这一水平的人则不用缴纳。收入税正好相反，某一水平以下的收入是免税的。不同种类的税收有不同的规则，理论上要计算出税收对不同人群产生的总影响并不容易，在实践中就更难了。
税率相关的问题和争论常常聚焦于对“富人”和“穷人”征税所产生的影响，但事实上，征税的对象是收入，而不是财富。一个真正富裕的人，根本不必去工作，他可能年收入很低或根本没有收入。不仅如此，即使他年收入很高，所得税率也很高，征税也不会触动富人积累的财富。我们在讨论税收问题时所说的“富人”，大多数实际上并不是富人，而仅仅是那些在赚取数十年低收入后进入一生中最高收入阶段的人。“累进的”收入税往往影响的是这些人，而不是真正的富人。
每个人都同时缴纳累进税和累退税，还有一些税收，有些物品需要缴纳，有些则不需要缴纳，因此要判断某个人缴纳的税收占整个国家税收的多大份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当经济行为发生改变，要确定真正负担某种税收的人是谁就更困难了。例如，美国用于社会保险的税收有一半来自雇主，用于失业金的税收则全部由雇主缴纳。然而，正如我们在第10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雇主愿意为某名工人的劳务开多少工资，取决于雇用该工人能给企业带来多少收入。但是，如果社会保险、失业金和其他就业成本加起来总共为10,000美元，那么一个能给公司带来50,000美元销售收入的工人，可能连45,000美元都不值。这时，雇主为该雇员的服务的支付的工资上限为40,000美元，而不是50,000美元。
即使该工人并不直接支付这10,000美元，如果这个工人得到的工资比没有社会保险时低10,000美元，那么这些税收的负担实际上也落在了该工人肩上，而不论是谁向政府缴纳了这笔税款。这就类似于向企业征税，企业会涨价。消费者最终可能不需要承担这部分税负，也可能承担部分或全部税负，取决于税收的属性和市场上的竞争。总之，向政府直接纳税的官方法定义务，并不能说明谁最终承担这一经济责任。
某些地方的企业或产品需要缴纳的某些税收无法转移给消费者，只要消费者有其他选择，能够购买没有此类税收的地方生产的同种产品。就像第6章曾提到的，虽然南非政府对一盎司黄金征收10美元税收，在世界市场上，南非的黄金却不能比没有这项税收的国家生产的黄金高10美元，只要消费者关心的只是黄金，而不管它是在哪个国家生产的。如果南非政府禁止从没有这项税收的国家进口黄金，那么在南非strong境内/strong生产和销售的黄金价格可能会上升10美元。如果周边的其他黄金生产国向南非运输黄金的运输成本为每盎司2美元，那么南非境内的黄金价格也会上升。但是，这样的话，只有这每盎司2美元的税收能够通过价格上涨转移给南非消费者，其他8美元税收不得不由南非黄金生产者自己消化；同样，在南非境外销售黄金，10美元税收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消化。
不论是哪种产品、哪种税收，税收负担实际由谁承担是由许多经济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不仅仅取决于法律要求谁向政府缴纳这笔钱。
通货膨胀能够以其他方式改变税收的影响。在所谓的“累进税”下，收入更高的人不仅支付更多的税收，而且税收占其收入的份额也更大。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收入微薄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货币收入和生活成本都增加了，尽管整体来看他们甚至买不起和以前一样多的实际物品和服务。但是，税法是基于货币来征税的，当中等收入市民的名义收入上涨到曾经只有富人能达到的水平时，他们就要将收入的更大份额用于纳税。总之，通货膨胀与累进所得税的结合意味着实际收入的税率上升，即使税法并没有改变。相反，通货紧缩时期意味着实际收入的税率下降。
当收入以资本利得的形式存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会更加严重，因为在投资与获得回报之间（或者期望获得回报的时间点，因为预期并不总能实现）存在着时间间隔。如果企业进行了一项1,000万美元的投资，而物价水平在几年间翻了一番，这项投资将价值2,000万美元，strong即使它没有赚到任何钱/strong。由于税法基于货币价值计税，企业就必须为多出来的1,000万美元纳税，即使投资的实际价值并没有增长。
不论这样的企业损失了多少，更大、更根本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金融市场根据预期回报来进行投资或拒绝投资，在持续通货膨胀和高资本所得税时期，曾经合适的回报率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对实际资本利得的税率更高了，而且即使根本没有实际资本利得也可能要缴纳资本所得税。投资水平的下降意味着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和工作机会的减少。据一位商业经济学家所言：
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资本的实际税率平均超过了100%。从1968年到1982年，实际资产价值（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股票价格）暴跌了将近2/3，这也许并非偶然。这一时期生产率降低、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美国经济普遍低迷共存。
地方税收
税收既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地方层面。在美国，地方征收的财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大部分收入。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地方政府也倾向于最大化自己的收入，反过来又促使政府官员用这些税收谋划再次当选，塑造最好的公众形象。但是，与此同时，strong税率/strong上升会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降低官员再次当选的可能性。
地方官员为逃避这种困境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也被联邦政府官员使用，即发行债券以支付目前的大部分支出，从而产生可以分配的直接利益，并因此获得选票，未来的纳税人在债券到期时将不得不支付这笔债务。而大部分未来的纳税人现在还太年轻，无法参加投票，还有一部分未来纳税人甚至还没出生，目前的赤字支出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眼下的政治利益，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当前纳税人和选民的影响。
财政赤字开支之所以对地方政客特别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市政和国家债券都是免税的。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这样的债券尤其有价值，因为高收入人群面临很高的联邦税负。于是，大量资金被投入当地靠发行免税债券筹资的项目，而不管这些项目是否满足成本收益的标准。高收入购买者为这些债券支付的，就是免于联邦税负的收入。与私营经济中债券或股票购买者不同，这些免税地方政府证券的购买者，并不关心该证券所投资的特定项目是否实现了其目标。即使这些免税债务支持的项目未能实现它们的目标，纳税人也必须偿还债券持有者。
从配置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的角度来看，最终这些基于政治选择的项目能够获得的资源比它们在私人自由市场上能获得的更多，但其中有些资源在其他地方会更能发挥价值。从政府收入的角度看，地方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出售债券，政府债券的利率也低于私人证券，因为私人证券的购买者必须缴纳所得税。地方政府从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就是国家相应损失的财政收入，因为国家无法对这些地方债券征税。最后，地方纳税人在未来将遭受损失，为这些用免税债券方式融资的政治项目缴纳更高的税负。
不提高地方税率就能提高地方税收收入的另一种方式，是以高价值的资产取代低价值的资产，因为在既定的税率下，高价值的资产能够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只要宣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社区中的房子和企业是“破旧的”，并利用强制征用权来获得这些财产并转移给商场、宾馆或娱乐场地建设企业就能实现这样的替代效应，从而获得比现有房主和企业所有者缴税额更高的税收收入。
这些房主和企业所有者得到的补偿一般比他们损失的资产的市场价值低得多，但这些愤怒的房主和企业所有者往往只能影响很小一部分选票，如果准确计算的话，地方官员不必担心这部分选票会影响最终结果。地方官员往往还能够在媒体上和公开场合中让其他人相信，正是这些被驱逐的房客、房主和企业所有者的“自私”阻碍了整个社区（地区）的“进步”。
当地“再开发”前后拍摄的照片，显示了更新、更有档次的社区取代了旧的社区，也展示了这种明显的“进步”。但是，这种地区性进展，大多数都是全国范围的零和博弈过程的一部分：本可在某个地方建设的东西，要移到另一个地方建设，只因为对新业主来说，罚没财产的成本要低于它在自由市场中的成本。但是，新业主的财务收益是老业主的财务损失。即使最初的所有者获得的补偿是其财产的全部市场价值，也仍然低于财产对他们而言的价值，因为显然在被强行征用前，他们并不准备出售自己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仅仅是零和过程，还是一个负和过程，即一方的损失超过另一方所得。
2005年，在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扩大了政府为“公共利益”使用行政权征用资产的权力，延展了宪法赋予的为了“公共用途”（如建设水库、桥梁或公路等）征用私人财产的权力。对已经在行使的将私人资产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的权力而言，这项判决是一种确认，即使转移后的另一种用途是修建游乐园或其他娱乐设施。
从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角度来看，其经济含义是可替代用途的价值不必高于原来的用处，因为其他用途的使用者不必竞价就能从原来的所有者手上获得这笔资产。想要获得这些财产的人，只要依靠政府的强制征用权，由政府将征得的财产，以低于原有业主自愿转让时能接受的价格卖给他们。
政府债券
出售政府债券就是借钱，并用未来的税收收入来偿付。顶着“国债”的名头，政府债券也很容易引起混淆。这些债券与其他债券一样，其实只是一笔债务，但是根据环境的不同，一定量的债务具有的经济意义将截然不同。无论是对政府而言，还是对个人而言，都是如此。
对工厂工人来说的巨额债务，对百万富翁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他在方便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偿清这笔债务。类似地，若一个国家的收入较低，该国的债务就会引发危机，而国民收入较高，其债务也就容易管控。因此，虽然公众持有的美国国债在2004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但只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7%。而在几十年前，美国国债数额虽然较小，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更大份额。1945年，美国国债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0%。
与其他统计总量一样，国债也会随着人口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扩大，而且通货膨胀也会降低一定量的金钱所代表的真实财富或实际负债。这就给批评执政党的人制造了政治机会，他们借此抨击政府积欠下巨额债务，遗留给未来世代偿还。根据某个国家在某一时刻的特定环境，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强烈关注，而这些批评也可能仅仅是一场政治演出。
国家债务不仅需要和国民产出或国民收入进行比较，而且也要与该国某一时期的其他数据作比较。例如，在1945年美国联邦债务达到2,580亿美元，而当时美国的国民收入是1,820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国债比其国民收入strong高/strong41%。因为这些国债要支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额支出。而strong不/strong抵抗法西斯或日本帝国主义的成本更高，以致高额的国债在当时不过是次要的问题。
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如果一国的公路或桥梁因缺乏维护和修整而坍塌，这虽然不会显示在国债的统计数据上，但是被忽略的基础设施也会成为负担，传递给下一代，正如国债会传递给下一代一样。如果维修成本带来的好处是值得的，那么通过发行国债来获得重修这些基础设施的资金就是合理的。而且，与不发行债券相比，未来世代的负担也并不会因此更大，只不过它是以欠债的方式，而不是以坍塌或危险的基础设施的方式存在，而且如果长期忽视不管的话，由后代人来修复的费用可能更高。
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的政府花费，都可以由税收收入或出售政府债券获得的资金来支付。哪种方法更经济部分取决于这笔资金是用于购买当前物品和劳务，如政府部门的用电和纸张或军队所需的食物等，还是用于增加资本存量，如供后代在未来使用的水电站或国家高速公路。
用负债来进行长期投资对政府而言是合理的，就像个人借入超过年收入的资金用于购买房屋一样。同样道理，那些为了享受现在的奢靡娱乐生活而贷款超过年收入的人，纯粹是超前消费，很可能会遇到财务问题。政府为了当前利益而将成本传递给下一代来支付，道理是一样的。
评估一国债务时，还必须考虑债权人是谁。政府将其所有债券都出售给自己的国民，与将所有或很大一部分债券出售给外国国民有很大的不同。区别在于，国内债券的持有人也是缴纳税收以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的人。“我们欠了自己的债务”有时就用于描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很大一部分被中国人或日本人购买，那么债券持有者与纳税人就不再是同一群人。中国和日本的未来世代，将能够从未来几代美国人那里获得财富。2011年，大约有一半的美国联邦债券（46%）都由外国人持有。
即使一国国债全部由本国国民持有，不同人持有的债券份额不同，承担的税收份额也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代如何获得发行给当代人的债券。如果下一代人仅仅继承了当代人购买的债券，那么他们既继承了这笔债务，又继承了偿还这笔债务所需的财富，因此新的负担并没有代代相传。然而，如果上一代人将他们的债券出售给下一代——不论是通过个人卖给个人的方式，还是政府通过发行新债券来兑现原来的债券——那么，上一代人的债务就得到了清算，并传给了下一代人。
财政安排及其影响不应该掩盖真实物品与服务的变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起来的巨额国家债务，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美国人通过借债凭空获利了。坦克、轰炸机和其他用于战争的军事装备和军需品，都是在当时的美国经济中生产的，以当时美国工业本来可以生产的消费品为代价。这些费用并不是从其他国家的人那里借来的。美国的消费者只消费了很少一部分美国的产出。
从财政上看，这场战争的费用综合运用了提高税收和销售债券这两种方式。但是，无论两者如何组合，都不能消除那一代人因为战争而在生活水平上的牺牲。某种意义上，只有“二战”一代把他们在战争期间购买的债券卖给其他人，才能弥补他们的牺牲，也只有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费用负担才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然而，事实上，战时通货膨胀意味着，债券在兑现时的实际购买力并不如他们在战时购买债券时的购买力大。“二战”一代永久地承担了其中的损失。
一般而言，无论政府是通过征税，还是出售政府债券的方式获得资金，都不能减轻当前民众的经济负担，除非政府将债券出售给外国人。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仅仅是延迟了负担。这种选择可能对政府的政治意义更大，因为当前的开支不是全部通过征税筹来的，还依靠出售政府债券补充税收收入的不足，此时政府面对的阻碍就会更少。这一便利往往会诱使政府通过出售债券来为当前的支出筹资，而不是只为长期项目利用债券筹资。显然，当权者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让当前的选民获利，并将成本转移给当时还年幼没有选举权的人（包括未出生的人），然后从中获得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