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谣言会击败数据。
——国会议员迪克·阿梅（dickarmey）
经济决策不仅影响经济，它们还影响政府权力的范围，以及政府财政债务的扩张——包括但不限于国债。人们有时也会对政府性质产生一些误解，于是向政府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当这些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立刻谴责政府官员“愚蠢”和“非理性”。要理解国民经济中的诸多问题，既需要了解经济过程，还要洞察政治程序。
政府的范围
虽然有些决策明显是政治决策，而另一些决策明显是经济决策，但在许多领域中，两种决策都可以使用。政府和市场都可以供给住房、交通运输、教育以及许多其他事物。由于这些决策既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做出，又可以用经济方法做出，因此我们不仅要判断哪种结果更合意，而且要判断哪种途径最可能达到合意的结果。这反过来又要求，理解各个途径在实际中如何运作（按照各自的激励和约束条件），而不是纸上谈兵。
公众为表达他们的意愿，可以在投票站做出选择，也可以通过市场做出选择。然而，政治选择并不常有，并且受选举时点的限制。此外，政治程序提供的是“一揽子交易”的选择，在与另一个候选人比较后，候选人的总体观点，包括经济、军事、环境和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必然作为一个整体被接受或拒绝。选民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偏爱其中一位候选人的立场，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偏爱另一位候选人的立场，但是在投票时却没有这样的选择。相比之下，消费者每天都在市场上做出选择，他们能够购买一个公司的牛奶和另一个公司的奶酪，或者通过联邦快递公司邮递一些包裹，用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邮递另一些包裹。消费者能够在一天后或一个星期之后改变主意，然后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实际上，人们会花很多时间决定从事哪份工作、在哪里租住或购买房子，但几乎没有人会花同样多的时间或精力来决定投票给哪一位候选人。另外，人们在市场上购买的往往是制成品，但是在政治舞台上他们只能选择竞争性的承诺。在市场上，当你做决定时，你要买的草莓或汽车就在你眼前，而候选人承诺会遵循的政策，则或多或少是一种一厢情愿，这些政策的最终结果更是无从确认。投机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但它却是选举的本质。
另外，每一位选民在选举时都只有一张人人相同的选票，而在市场上，消费者用于表达其意愿的货币数量却天差地别。然而，随着个人经过多年工作，从某个收入阶层进入另一个收入阶层，这些货币差别在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会趋于平衡，虽然这种差异仍然存在于任何一个时间点。
财富在市场上的巨大影响让许多人倾向于把决策过程搬到政治舞台上，他们认为政治提供了一个更平等的竞技场。然而，财富能够购买更多更好的教育，也使富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参与政治活动和掌握法律知识，所有这些都转化为富人在政治程序中具有更大影响。实际上，并不富裕的人的财产加总起来比富人的更多，也就让普通人在市场上的权重（视不同的问题和环境）比在政治和法律领域更大。
人们倾向于把政府看作完整而统一的政策制定者或公共利益的化身。由于这样的原因，政府中的不同部分对不同的外部选民做出回应时，会彼此产生管辖权的摩擦而对立。政府官员的许多所作所为都是对特定激励和约束的回应，虽然观察家称之为“非理性的”，但是政府官员的回应比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的化身这一假设更合理。
政治家喜欢救助某些行业、职业、阶层、种族或民族，因为他们预期可以从中得到选票或资金支持，并且把为这些群体带来的利益看作整个国家的净利益。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于某个国家，全世界所有现代民主国家中都能找到这样的倾向。一位印度作家描写道：
政治家没有勇气去私有化那些亏损的大型公共部门，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工会工人的选票。他们反对取消给电力、肥料和水的补贴，因为他们害怕失去重要的农民选票。他们不会去碰食品补贴，因为穷人手中掌握着大量选票。他们不会开除那些一直在找私营企业麻烦的众多州政府巡视员，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公务员的选票。与此同时，这些不正当的交易扰乱了州财政，并增加了不光彩的财政赤字。除非赤字在可控范围之内，否则印度将无法提高竞争力，增长率也难以继续保持在8%和9%，而这一增长率是短期内创造就业岗位并让大多数人更好地发挥才智的必要条件。
这些问题在印度可能更严重，但是它们绝不只存在于印度。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农业补贴法案，并得到了两党的支持。据估计，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由于食物价格上涨，该项法案将使每个普通美国家庭多花费4,000美元。巴西政府给雇员发放的大额养老金虽然使得政府雇员在退休后的经济状况比工作时还要好，却给巴西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问题。
大部分政府，尤其是民选政府，都承受着一种压力，就是要“有所作为”，即使它们无法改善现状，甚至只能使状况恶化。经济过程与其他过程一样，也需要时间，但政治家可能不愿给经济过程留出运行必需的时间，尤其是政治对手正在倡导迅速的解决办法时，比如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工资和价格管制，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国际贸易限制政策。
在大萧条以前的150多年间美国政府对经济自由放任。21世纪，美国政府不可能在政治上任由经济衰退自然发展，大萧条期间共和党的赫伯特·胡佛总统和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都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干预经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政府必须“做些什么”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很少有人会将政府干预的结果与政府没有干预的效果进行比较。
大萧条
虽然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常常被看作资本主义市场失灵的例子，但是股市暴跌不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失业。历史也没有告诉我们，当政府决定“做些什么”时，就一定比它什么也不做有更好的结果。
虽然失业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初期增加了——股市崩盘两个月后失业率上升到了9%的峰值，但随后就开始下降，在1930年6月下降到了6.3%。1929年股市崩盘后的12个月内，失业率从未达到10%。但是在一系列空前的政府重大干预措施之后，失业率却在35个月内激增到了20%。
这些干预政策始于赫伯特·胡佛总统，特别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tariffs），它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关税，目的是降低进口，促进美国制造的产品能够更多地销售出去，这样就能为美国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信念，实际上政客们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似是而非的。当时，由美国著名高校的1,000多位经济学教授联名签署的一份公开声明反对这些关税，称《斯穆特－霍利法案》不仅不会降低失业率，反而会阻碍生产。
然而，这些都不能阻止国会通过这项立法，也不能阻止赫伯特·胡佛总统在1930年7月签署此项法案。在短短5个月内，失业率的下降趋势就出现逆转，并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上升到两位数，而且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失业率再也没有下降到两位数以下。政府的每一次重大干预措施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如果政府拒绝“做些什么”来对抗经济衰退，情况又如何呢？由于胡佛总统所推行的联邦干预前所未有，从美国1776年建国到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这段时期，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一种“什么都不做”的时代，直到联邦政府为应对大萧条开始实施干预。
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没有发生过与大萧条相当的衰退，相较之下，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的大规模政府干预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921年也曾发生过一次经济下滑，比1929年10月股票市场崩溃后的12个月内的衰退程度更甚。在沃伦·g．哈丁（warreng.harding）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失业率为11.7%。然而，除了依据税收收入下降减少政府开支外，哈丁总统什么都没做——这样的做法与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张正好相反。第二年，失业率就下降到6.7%，到第三年，失业率已经降低到2.4%。
即使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政府必须介入经济衰退已成为一个政治公理，然而当1987年股市暴跌，且单日跌幅打破1929年创下的纪录时，罗纳德·里根总统并没有遵循这个公理。虽然媒体对他未能采取行动感到愤怒，里根总统仍然坚持让经济自行恢复。实际上，最终美国经济实现了自我复苏，并且在接下来的20年经历了《经济学人》称之为“令人羡慕的稳定增长和低通胀并存”。
当然，它们并不是受控试验，任何结论都仅具提示性，而不具有确定性。但历史回顾至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股市崩盘是否一定会导致长期严重的萧条？它也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失灵的是市场还是政府以及政府有所作为是否一定比什么都不做更好？
货币政策
即使是名义上独立的机构，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也受到新法案的潜在威胁，因为法案不仅能改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当前政策，还能剥夺其独立性。1979年，杰出的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f．伯恩斯（arthurf.burns）回顾了在他领导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应对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所做的努力。他说，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断尝试和探究其自由限度，它不断遭到政府行政机构和国会的强烈批评，因此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避开可能给结束通货膨胀带来负面影响的立法”。
比起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在复杂环境中让制定的政策带来预期的效果将非常困难，当数百万人根据他们自己对政策的预期做出回应时，产生的后果和政策本身一样严重。理论中非常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在真实世界中的实践却极具挑战性。仅仅是估计问题的变化维度就属不易。在威廉·m．马丁（williammcchesneymartin）和亚瑟·f．伯恩斯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期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低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通货膨胀增长。但是，在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和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继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又高估了该时期的通货膨胀率。
即使是成功的货币政策也充满了不确定。例如，通货膨胀从1979年危险的每年13%降低到2003年微不足道的2%，但这是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试错（一些被证明是有效的，而另一些是无效的）之后才达到的，而所有这些政策都对企业生存和工人就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收缩了货币和信贷，企业因此倒闭和破产带来的失业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此期间，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保罗·沃尔克被媒体妖魔化，而在民意测验中里根总统的支持率也急剧下降。但至少保罗·沃尔克有着亚瑟·f．伯恩斯教授所没有的优势，即白宫的支持。然而，即使有人相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应对失控的通货膨胀，他们也不知道平息通胀将花费多长时间，也不确定国会是否会在问题解决之前就通过立法限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独立性。这一时期的一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后来表达了他自己的反应：
我手心出汗吗？我晚上睡不着觉吗？这都是我当时的反应。建筑工人、汽车经销商还有其他人，我一直在这些群体前做演讲。如果有人站起来朝你大喊：“你个狗娘养的，你要害死我们。”对我而言，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不能承受的是，有人站出来轻声地说：“长官，我做汽车经销已经有30年了，我苦心经营着我的事业。但下星期，我就要关门了。”然后，他静静地坐回椅子。这个现实真要来临了。
应对现实世界的通货膨胀问题，对此负有实际责任的人，他们所经受的不安，与前些年的很多经济学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仅能以一种普遍的方式解决衰退或通货膨胀问题，还能够对正常时期的经济进行微调。这些信心爆棚的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如今试图解决的通货膨胀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罗伯特·j．萨缪尔森所说：
当我们衡量经济前景时，我们需要吸取大通胀时期的教训。其长远意义在于，它是自我造成的伤害：我们以最好的初衷、按照最完美的建议，对自己造成了伤害。这些错误的学术教父无一例外全是博学者。他们从美国顶级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位。但是崇高的学术地位并不能让他们的观点更切合实际或更有建设性。学者也可能视野狭隘、受他们自己的政治或个人立场限制。像政治家一样，他们也可能在公共领域追名逐利。即使他们的动机是单纯的，但观点却可能是错误的。教育背景并不能保证知识和见解的实用性。
政府责任
除了当前的财政支出，政府还承担着各种未来支出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以政府债券的形式被明确和量化——这些债券要在未来的不同时期以不同数量的金额兑现。另一些责任则是无期限的，比如在未来向有资格的人支付失业赔偿金或农业补贴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不仅无期限，而且还很难估计，因为它们依赖于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事物，如失业水平和农产品的收成。
其他难以估计的开放性责任包括，政府为私人贷款和给外国政府的贷款提供的“担保”和保证。只要这些贷款能都得到偿还，这些保证看上去就不费成本。但是如果说政府做这些保证不会给纳税人带来成本，这只不过是那些支持保证的人在媒体上的吹嘘，他们会解释政府是怎样不费一分一毫就拯救了企业和工作岗位。但是，偶尔这些贷款没有得到偿还，这时候政府就要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去补偿这些看似没有成本的“保证”。
当美国政府向储贷机构的存款人保证他们的存款将由政府保险来担保时，看起来并没有产生成本，直到这些储贷机构的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这些钱都可以用来打好几年仗了——而且在这些企业倒闭后，他们的储户的储蓄将由政府来偿还。
许多政府最大的负担是对未来退休者承诺的养老金。基于老年人口的规模和他们的死亡率，这类负担更可预测，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钱来履行政府承诺的养老金。这一问题并不限于某些国家，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因为任何地方的民选官员都能通过向选民保证养老金而在民意调查中受益，相反，为了兑现高额养老金承诺而提高税率的人则会败选。更简单的办法是让未来的政府官员，去解决未来真正兑现养老金承诺时的财政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