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些价格下降的商品并没有用来衡量生活成本，一些价格上升的常用物品却被计算在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其他生活成本衡量标准中还存在另一个深刻的通货膨胀偏差，有些商品的价格上升了，但质量也上升了，因此价格上升并不必然反映通货膨胀，只有相同品质物品的价格上升才代表通货膨胀。我们可以从一些主张中看到这些偏差的实际影响和政治影响，如声称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在过去几年中下降了。实际工资就是对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的生活成本做出调整后的货币工资。但是，如果该指数偏高，也就意味着实际工资偏低。
许多经济学家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预测，平均偏高一个百分点或更多。这意味着，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每年通货膨胀率为3%时，事实上很有可能通货膨胀率为2%。虽然看起来差别很小，但造成的后果却不小。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差异，累积25年意味着届时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大约被低估了9,000美元。换句话说，25年后，一个三口之家的美国家庭，实际年收入要比基于实际工资的官方统计高出25,000美元。
媒体和政治上的警告说，统计数据显示实际工资随时间下降，但这常常是一种统计结果，而不是实际生活情况。正是在“实际工资下降”期间，美国的人均消费大幅度上升，人均净值也涨了一倍多。
衡量生活水平变化时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作薪酬更多以岗位相关福利的形式增加，而不是直接增加工资。这样，在美国“实际工资下降”时期，总薪酬却增加了。
国际比较
比较同一时期的两个不同国家的产出，也会出现比较同一个国家不同时间的产出时会遇到的问题。加勒比国家的产出基本上是由香蕉和其他热带作物构成，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产出则更多是由工业产品和寒冷气候下的典型作物构成，这时我们怎样才能比较由这些不同物品组成的总产出呢？这不只是拿苹果与橘子相比，这可能是在比较汽车与糖。
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产出有质量差异，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的产出也存在这种差异。例如，苏联时期的产品，从相机到汽车都因质量差、技术落后而声名狼藉，餐馆和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也同样很差。20世纪80年代，印度生产的手表清一色是机械手表，而世界上其他地区生产的手表大部分都是电子表，对手表产量进行国际比较，与比较苏联与西方工业国家的产出一样具有误导性。
此外，20世纪末，印度解除对经济的诸多政府限制后，对产量增加的纯粹定量记录低估了由此带来的经济成就，因为这些定量记录并没有量化印度的手表、汽车、电视机以及电信服务为了应对国内国际企业的竞争而进行的巨大质量改进。这些质量改进，既涵盖快速的技术进步，也包括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便捷性提高，不再需要排队等待。
一些统计数据低估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异，还有些统计数据则夸大了这些差异。比较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收入数据时，会受到年龄差异的影响，就像某个国家的总人口之中总是存在年龄差异一样。例如，尼日利亚、阿富汗和坦桑尼亚的年龄中位数都低于20岁，而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年龄中位数都超过了40岁。这种巨大的年龄差距意味着一些国际收入差异的实际意义被严重高估了。自然界为热带国家免费提供了菠萝和香蕉生长所需要的热量，而其他国家在温室里种植同样的水果要投入巨额资金；同样，自然界为年轻人免费提供了许多对老年人来说成本昂贵的东西。
一国的产出数据也包括为应对老龄化引起的健康问题而生产的非常昂贵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但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的国家很少需要这些东西。因此，人均实际收入的统计数据也就高估了西方国家的老年人与非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之间的经济福利差距。
如果能够从国民统计中移除所有额外的轮椅、心脏起搏器、养老院以及从巨力多到伟哥的药品，那么国家间的实际收入对比将能够更精确地反映经济福利的实际水平，因为国家为老年人口提供的这些东西，年轻人从自然中已经免费获得。毕竟，坐着轮椅的老年人很愿意与不需要轮椅的年轻人换位，因此不能依据轮椅的价值，就说这个老年人相较年轻人具有更多的经济优势，而国家间的统计数据比较会表现出这种优势。
进行国家间比较的常用方式之一，是把一国产出的货币总价值与另一国进行比较。然而，在比较过程中，两国货币的官方汇率将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他们的官方汇率不一定能够反映各自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政府可以随意设定官方汇率水平，但是并不代表他们能够随意设定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购买力取决于卖方为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愿意出售的货物。这就是为什么“黑市”上的非官方货币兑换者会为1美元支付高于官方设定数量的本国货币，此时官方汇率高估了本国货币在市场上的价值。
如果我们按官方汇率来衡量，则a国的人均产出可能要多于b国；而如果我们按货币购买力来衡量，则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当然，如果b国在购买了a国生产的所有物品后，仍然剩余一些物品，那么我们就可以说b国的总产出价值更大。和其他例子一样，这个问题不在于是否理解了其中的基础经济学知识，而在于政治家、新闻媒体，以及试图用统计数据证明某一观点的其他人的语言混乱造成的。
例如，有些人根据美元与日元的官方汇率计算得来的数据，声称日本的人均收入要比美国高。但是，事实上，美国的人均年收入可以购买日本人均年收入所能购买的所有东西，而且仍然有剩余。因此，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要比日本人的生活水平高。
然而，基于官方汇率的数据可能会表明，某些年份日本人的收入要比美国人的收入高数千美元，这给人们留下错误的印象，认为日本人比美国人富有。现实中，日本的人均购买力只有美国的71%左右。
在国家间进行比较的另一个问题是，某一个国家的产出可能大部分在市场上销售，而另一个国家的产出可能大部分由政府生产并由政府分配或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在市场经济中，当生产的汽车太多而无法盈利时，积压的车辆只能被动接受任何价格，即使价格可能低于生产成本。而加总国民收入时，这些汽车根据售价来计算。在政府提供许多免费或补贴物品的经济体中，这些物品的价值是以政府生产它们的成本来计算的。
这种计算方式夸大了政府提供的物品与劳务的价值，而这些东西之所以多由政府生产，正是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销售，它们的生产成本将永远不可能得到补偿。虽然在对国内生产总值加总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出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出存在这种高估的倾向，但统计数据通常还是会表现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高的人均产出。
虽然在两个迥异的国家或两个跨度很长的时期中比较国民产出会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对同一时期相似国家间的比较提供了一个粗糙但合理的基础，尤其是在比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将人口规模差别考虑在内。因此，当数据显示2009年挪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意大利的两倍多时，我们就能合理地总结：挪威人的生活水平显然要高得多。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假装精确。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粗糙的正确好过精确的错误。”
理论上，我们希望能够测量人们的个人幸福感，但这是不可能的。俗话说金钱买不来幸福，这话正确无疑。然而，世界范围内的民意测验表明，国民财富与个人幸福之间有一些大致联系。不过，正如统计学家经常警告的那样，联系并不等于因果，而且提升幸福感的一些因素（如安全和自由）也同样能够促进经济繁荣。
哪些国民产出的数据最有效取决于比较的目的。以确定哪个国家有最大的总产出为目标来进行国家间比较，也就是衡量能够用于军事、人道主义或其他目的的东西，与以确定哪个国家生活水平最高为目的有很大的差别。例如，根据购买力来衡量，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5个国家是：
1.美国
2.中国
3.日本
4.印度
5.德国
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第二位，但它绝对不是strong人均/strong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它的产出要除以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数量。事实上，200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
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5个国家，都不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前五强之列。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都是国内生产总值较小的小国家。一些小国，如百慕大，因为是避税天堂而吸引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富人的财富，表面上这些富人在这个国家有一处住所，但他们可能并不是该国国民。不过百慕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高并不意味着百慕大的普通常住人口的生活水平比美国高。
统计趋势
对某一时间跨度内的国民收入进行比较的问题之一，是对初始年份的选择过于随意。例如，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当时政府管理下的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总统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承诺，如果当选，将从经济上“再次推动美国前进”，暗示国民经济在其对手党的领导下将停滞不前。这种指责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将哪一年作为比较的起始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长期平均年增长率大约为3%。1960年，这一增长率可能只有1.9%（以1945年为起点），也可能高达4.4%（以1958年为起点）。
不论当时政府的影响如何，无论它的工作看起来是出色还是糟糕，都取决于选择的初始年份。
媒体报道或政治宣布的诸多“趋势”，同样也完全取决于将哪一年作为趋势的初始年份。如果衡量的是1960年至今，那么美国的犯罪活动呈增加的趋势；但是如果衡量的是1990年至今，那么犯罪活动则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1939年和1999年大致相同，但是你也可以说收入不平等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9年增加了，因为在两个大致相等的年份之间存在波动。2003年末，一笔投资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型基金的投资年回报率可能为10.5%（从1963年算起），也可能为0（从1988年算起）。这一趋势完全取决于选择哪一年作为基准年。
经济以外的趋势也同样难以解释。据称，自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实施各种安全管制后，车祸死亡率已经下降。这是事实，但是车祸死亡率在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安全管制之前的数十年里就一直在下降，这也是事实。长期存在的趋势在某一政策实施之后继续发展，能够被视为政策有效性的证据吗？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很多的经济活动发生在“表外”，可以说国民产出的官方数据漏掉了许多该经济体生产的商品与劳务。世界各国，家庭内部不需支付薪资的劳务，如做饭、抚养孩子、打扫房间，是不会计入国民产出的。如果每个时期没有计入国民产出的经济活动占比相同，那么这种误差就不会随时间直接影响趋势。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国家的家内经济活动都经历了重大变化，并且在特定时期，不同社会中的家内经济活动也存在很大差异。
例如，随着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许多以前由妻子和母亲承担的家务（不计入统计，不会产生任何收入数据），如今由收费托儿所、家庭清洁服务公司、餐馆或比萨外卖来承担。此时这些活动都是市场上的正式货币交易，而不是家庭中丈夫和妻子间的非正式交易，如今的统计数据包含了以前没有纳入计算的产出。这就意味着国民产出的统计趋势不仅反映了商品与劳务的实际产出增加，也反映了以前没有纳入计算的东西，虽然它们以前就存在。
对比的时间期限越长，从家庭转向市场的经济活动就越多，统计数据就越不可比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个家庭往往会在自家花园或农场种植所需的食物，并将这些食物储存在自己家的罐子里，而不是从商店购买罐头食物。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在《制造业报告》（citereportonmanufactures/cite）中描述到，美国人的衣服有4/5是家庭自制的。在美国建国初期，或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房屋本身可能就是在朋友和邻居的帮助下建造的。
随着这些经济活动和其他一些经济活动从家庭转向市场，为这些活动支付的金钱使它们成为官方统计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很难知道，随时间流逝，产出的统计趋势中有多少代表真正的产出增加，又有多少代表记录带来的差异。
统计数据可能会高估国民产出的增长，也可能会低估这一增长。在非常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从统计数据上看财富增长可能是停滞的。极其贫穷的后果之一是高婴儿死亡率，另外还有缺乏食物、住所、医疗服务和污水处理设施等，都会给人们带来健康风险。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增长，提高人均收入的首要结果之一便是更多的婴儿、小孩和体弱老人能够存活下来，因为他们负担得起更好的营养和医疗服务了。
收入最低的国家尤其如此。由于更多的穷人能够存活下来，不论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还是相对于富有的阶层来说，该国人口中穷人的百分比就更高了。从统计上看，包含更多穷人的平均值将拉低该国实际收入的平均增长水平，甚至从数据上看平均收入下降了，然而该国每个人的收入都比过去更高了。
了解微积分的人可以将前者看作微分，而后者看作积分。
比如说，假设在一个有1亿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1/4的人口平均年收入为1,000美元，另外1/4的人口平均年收入为2,000美元，还有1/4的人口为4,000美元，而收入最高的1/4的人口平均年收入为5,000美元。进一步假设：（1）每个人的收入增长了20%，并且（2）由于最容易遭遇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充分的人口死亡率下降，最穷的两个阶层的人数翻了一倍，而两个高收入阶层的人数没有变化。如果用算术来计算，你会发现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没有变化，虽然每个人的收入都上升了20%。很明显，如果收入上升少于20%，人均收入将会下降，即使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