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一个经济体成功与否，常识观察与统计数据都是必要的。
——西奥多·达尔林普尔（theodoredalrymple）
有些基本经济原理适用于特定市场上的特定产品与劳务，也有些经济原理适用于整个经济。就像存在对特定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一样，也存在着对整个国家总产出的总需求。不仅如此，总需求会上下波动，正如单个商品的需求会波动一样。1929年股市大崩盘后的4年间，美国的货币供给下降了惊人的1/3。这意味着，strong在以前的价格水平/strong（包括以前的工资水平）上无法售出和以前一样多的商品，或雇用一样多的人了。
如果价格和工资也立刻下降1/3，那么减少后的货币供给就仍然可以购买如以前一样多的商品，而且同样的实际产出和就业也可以继续保持。实物产出的数量将保持不变，只是产品标价降低了，因此虽然工资减少了，仍然可以购买到和以前一样多的商品。然而实际上，复杂的国民经济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迅速、完美的调整，因此就出现了总销售量的大幅度下降，以及相应的产量和就业下降。1933年，美国的实际产出相较1929年降低了1/4。
股票价格暴跌，严重缩水，美国的公司普遍经历了连续两年的亏损经营。失业率也从1929年的3%上升到1933年的25%。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而且，不仅在美国，全球范围都遭遇了萧条。德国在1931年的失业率达到了34%，为纳粹在1932年获得选举的胜利埋下伏笔，而这次选举胜利又促使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在世界各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带来的恐慌、政策和制度直到21世纪仍然清晰可见。
合成谬误
我们在讨论某些特定商品、行业或职业的市场时适用的一些原理，虽然可能在讨论国民经济时也同样适用，但是我们不能事先假定情况始终如此。考虑国民经济时，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避免哲学家所说的“合成谬误”，这种错误的假设认为，适用于局部的东西也自动地适用于整体。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新闻里充斥着企业和行业大幅减少就业岗位，一些大公司裁员数万人，一些行业裁员数十万人。然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整体经济的失业率却是最低的，而全美国范围内增加的工作数量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媒体报道的各个经济部门的真实情况，与整个经济的真实状况恰好相反。
合成谬误的另一个例子是，加总所有的个体投资得出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比如，当个人购买国家债券时，对个人来说它是一份投资。但是，对整个国家而言，实际投资并没有比没有这些债券时有所增长——没有新建工厂、办公楼、水电站等。个人所购买的，只是未来从纳税人那里征收来的税收的一份权利。对个人来说的额外资产是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对整个国家来说两者相互抵消。
合成谬误并不是经济学特有的错误。在体育馆里，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就可以更好地观看比赛，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站起来，那每个人就都得不到这一好处。在一座起火的大楼里，对任何人来说，用跑的肯定比用走的能更快地跑出来。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跑起来，那么人们的惊慌逃窜很可能会把门口堵住，导致一些人在火灾中不必要地丧命。这也是为什么需要火灾演习，这样人们就能养成在紧急情况下有序撤离的习惯，从而挽救更多生命。
合成谬误的核心问题是它忽视了个体之间的strong相互影响/strong（interactions），也就使得对个人来说正确的东西对所有人来说却是错误的。
关于合成谬误，一个普遍的经济案例就是，在一些因各种原因引起的高失业率的行业中尝试“保住工作岗位”。对任何一个企业或行业来说，不论是通过补助、由政府机构购买企业或行业产品，还是通过其他形式，总能在政府介入后被挽救。支持这些政策的人忽视了事物间的相互影响，而政府花费的每一笔钱都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在零部件行业保住了10,000份工作，可能会因为政府从其他经济部门征税，导致这些部门的资源流失失去15,000份工作。这一谬误并不在于相信能够保住某些特定行业或经济部门的工作，而是在于相信能够保住整个经济的净工作。
产出与需求
要理解国民经济，最基本的指标之一就是总产出加总后的数量。我们也需要理解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已经清楚了解。国民经济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几乎总是政府，虽然它并不是在每个行业都很重要。和其他领域一样，国民经济领域的事实相对简单且不难理解，复杂的是澄清误解。
不断增加的产出，最终会超出经济的吸收能力，这种担忧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最久远的困扰。如果真是这样，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会导致产量的持续削减，进而导致大量持久的失业。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这种观点不时出现，虽然经济学家通常不这样认为。然而，20世纪中期，一位名叫西摩·哈里斯（seymourharris）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似乎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私有经济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将其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20世纪50年代，畅销书作家范斯·帕卡德（vancepackard）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认为“商品、设施以及生活装饰品的大量过剩”已经变成美国的“重大国家问题”。
罗斯福总统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归咎于某类人，这些人“手上生产的产品超过了其钱包的购买力”。一本被广泛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是这样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起源的：
是什么导致了大萧条？一个基本的解释是农场和工厂生产过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是出于过剩，而不是需求。这是“巨大的过剩”或“充足的灾祸”。
然而，今天的产出是大萧条时期的好几倍，是18世纪和19世纪产出的许多倍，当时有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为什么巨大的产出没有在今天造成长期以来人们担心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不断增加的产出？
首先，虽然收入通常用货币来衡量，但是实际收入是由这些货币能够购买什么物品、购买多少实际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的。国民产出同样由实际商品和服务构成。国民经济中每个人的实际收入总和与国民总产出是一回事。它们并不是在特定的时间或地区恰巧相等。它们必定相等，因为它们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事物——从收入的角度和从产出的角度。基于产出超过实际收入而担忧经济增长存在长期阻碍，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过去几个世纪（当时的产出仅是今天的一小部分）都是毫无根据的。
为总产出会超过实际总收入这一观点披上合理外衣的，是产出和收入都会随时间而波动，而且有时候波动非常剧烈，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在某些时候，出于某种原因，消费者或企业或两者都可能不愿意花费他们的收入。由于每个人的收入都取决于别人的消费，这种迟疑就会降低总的货币收入，以及与之相关的总货币需求。如果各项政府政策带来不确定性和担忧，也会让个人和企业不愿意花钱，直到他们看清楚结果会如何。
当数百万人同时采取这样的行动，就会让事情恶化，因为总需求将在总收入和总产出以下。如果人们不再尽其所能地消费和投资，经济就不能继续全力生产，因而产量削减和失业就会随之而来，直到这一问题得到自我调整。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自我调整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政策最有利于解决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达成一致。然而，经济学家普遍同意，这种情况区别于有些人担忧的单纯由于人们缺少购买所有物品的收入而供过于求的情况。人们所缺少的只是将他们的收入进行消费和投资的意愿。
仅仅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并不一定会降低总需求，因为储蓄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钱随后会借贷出去或用作其他投资。不论是用于购买房屋、建设工厂还是其他用途，不管怎样，这些钱将会被不同的人用于不同的事情。由于总需求的减少，消费者、投资者或者两者同时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在花钱时迟疑不决。这个时候，当前的国民产出无法全部销售，生产者就会削减产量以保证产出能够售出，同时价格又能弥补成本。当这种情况在整个经济中蔓延，国民产出就会下降，失业就会升高，因为产出减少，所需的工人数量就会减少。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一些人把钱藏在家里的罐子里或床垫下，因为银行大量破产使得他们不再信任银行。随之而来的是总需求的下降，因为这些藏在家里的钱也没有用于投资。
1929年的国民产出以当年的美元计算为1,040亿美元，到1933年下降到了560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出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大萧条期间货币价值的变化，直到1936年美国才恢复到1929年的实际产出水平。一个经济体花费7年时间才回到原来的产出水平极为罕见，但也只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诸多意外之一。
衡量国民产出
我们在第10章对个体进行探讨时，分析了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区别，在探讨整个国家的收入与财富时，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包括它在过去积累的一切事物，而它的收入和国民产出是当年生产的物品。积累的财富和当前的产出在不同的方面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表明有多少资源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这些目的包括维持或改进人们的生活水平，或发挥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的功能。
一年中的国民产出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衡量。目前最常用的衡量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简称gdp），它指一国国境内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务的总和。一个历史更悠久的相关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rossnationalproduct，简称gnp），它指一国国民生产的所有产品或劳务的总和，不论这些国民及他们拥有的资源处于哪个国家。这两种衡量国民产出的指标非常相近，若不是经济学家，根本不必在意其中的差别。比如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异还不到1%。
我们必须要明确区分，衡量一年内的国民产出的指标——实际收入strong流量/strong，与衡量一定时期内的财富积累strong存量/strong的指标。在某个时期，一国可以通过消耗部分过去积累的财富存量，获得超越当前产量的生活水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停止了汽车生产，并把以前生产汽车的工厂用来生产坦克、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这就意味着当前的汽车存量只会随着时间而报废，而不会被新的汽车替代。大多数电冰箱、公寓楼和其他国内财产也都如此。战时政府海报这样写道：
物尽其用！勉力为之！化无为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汽车、电冰箱、住房以及其他国民财富的生产都经历了惊人的增长。这些物品曾因为服务于紧急的战时需要，而被逐渐损耗掉。在1944年至1945年间，即战争的最后一年，消费者拥有的耐用品的实际价值都下降，而在以后的五年间，耐用品的实际价值却翻了一番还多，因为在战争中被耗尽的耐用资产存量得到了重新补充。这是前所未有的增长率。战后贸易也经历了与耐用品同样快速的增长。
正如国民收入并不是指货币或其他票据资产一样，国民财富也不是由这些纸制品构成的，它由货币能够购买到的商品和劳务构成。否则，任何国家只要印更多的货币就能立刻变得富有了。有时候，国民产出或国民财富是由当时的货币价格加总而成的，但是大多数严谨的长期研究使用实际值来衡量产出和财富，把不同时间的价格考虑在内。对产出或财富的衡量必然是一个不准确的过程，因为不同物品的价格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从1900年到2000年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电、鸡蛋、自行车和衣服的实际成本都下降了，而面包、啤酒、马铃薯和香烟的实际成本都上升了。
不断变化的产出组合
随着时间变化的并不只有价格。构成国民产出的实际产品和劳务也随着时间不断变化。1950年的汽车与2000年的汽车并不一样。老式汽车通常没有空调、安全带、防锁死刹车系统或在过去几年中新增的其他功能。因此，当我们试图测量汽车生产实际增加了多少时，只计算两个时期的汽车数量将忽视汽车间的巨大差异，而武断地将它们定义为同一样东西。杰迪保尔商务咨询（j.d.power）在199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的汽车和货车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车辆。同样，2003年，《消费者报告》杂志关于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进行了一则报道，开头这样写道：
该报告中测试的五辆suv，总体表现都比5年前最好的suv更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住房的质量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与20世纪中期的美国住房相比，20世纪末美国的普通住房面积更大了，房子的卧室更多了，而且更多的房子安装了空调和其他便利设施。仅仅计算两个时期住房的数量并不能告诉我们住房的产量增加了多少。就在1983年到2000年之间，美国新建的独户房子面积的中位数就从1,565平方英尺增加到了2,076平方英尺。
虽然这些问题留待专业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来全力解决，但是对其他人而言也至关重要，至少他们要明白以上这些问题，才不会被出于某种利益到处宣扬某些数据的政治家或新闻评论员所误导。使用同样的词，比如一辆“汽车”或一处“住房”，并不意味着讨论的是相同的东西。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构成国民产出的商品和劳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计数据的比较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是在拿苹果与橘子作比较。20世纪初，美国的国民产出还不包括飞机、电视机、计算机或核能发电站。到20世纪末，美国的国民产出已经不再包括打字机、计算尺（在便携式计算机出现之前曾经是工程师的必备工具），以及曾经广泛使用的与马（它曾是世界各地的基本交通工具）有关的大量装备和用品。
然后呢？不同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差异巨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说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00年的增加了百分之x是否有意义呢？说今年的产出比去年增加了5%或降低了3%可能有一些意义，因为这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包含了很多相同的物品。但是，时间跨度越大，这些统计方法的意义就越小。
对不同时间段的数据进行比较时，遇到的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测量实际收入需要对存在通货膨胀偏差的统计数据进行调整。调整货币收入要考虑生活成本，而生活成本是根据人们日常购买的一些物品的成本来衡量的。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人们购买什么东西受到价格的影响。录像机刚开始出现时，售价为每台30,000美元，并且在主打奢侈品的内曼·马库斯百货（neimanmarcus）出售。多年后，其价格下降到200美元以下，录像机才被广泛使用，也就被囊括进用来决定生活成本（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的物品组合中。但是，录像机价格在前些年的急剧下降，并不影响汇总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数据。
从只有富人购买的稀有奢侈品转变为大多数消费者都能消费的普通物品，无数其他的商品也经历了这种一般模式，因为只有变成常用商品，才能被纳入决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商品和劳务组合中，而它们的价格决定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