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防止银行恐慌的制度，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恐慌。
——米尔顿·弗里德曼
大多数人都对货币感兴趣，但是为什么非银行家也应对银行业感兴趣呢？货币与银行系统在促进产品与服务生产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取决于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并且货币和银行也是经济整体维持充分就业和有效利用资源的重要因素。不过货币并不是财富，否则政府只要印双倍的货币，就能够让我们的财富增加一倍；一个精心设计、维持良好的货币系统，有助于财富的生产与分配。
银行系统在上述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大量实际资源，如原材料、机器、劳动力，都是通过银行系统中的大量货币（上万亿美元）来实现转移的。例如，2012年美国的银行资产超过14万亿美元。怎样理解这一庞大的数字？1万亿秒钟以前，这个星球上还没有人能够读写，罗马帝国和中国古代王朝都没有形成，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洞穴里。
货币的作用
远古时期，许多经济体都是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运作的。人们简单地互相交换实物产品和劳动力。但是这些经济体通常规模很小、结构很简单，用于交易的物品也相对较少，因为大多数人自己生产食物、建造住处和制作衣物，只和他人交易有限的工具、设施或奢侈品。
物物交换非常不方便。如果你生产的是椅子但想要一些苹果，你肯定不可能用一把椅子交换一个苹果，只有足够多的苹果加起来才能抵得上一把椅子的价值，然而你可能并不想要这么多苹果。这时，如果椅子和苹果都可以兑换成某种能够分割成很小单位的第三方物品，那么更多的交易就可以通过使用该中介物来实现，使椅子制造商和苹果生产商都能获益，从而也会使其他人受益。而人们要做的就是，在选择交换媒介上达成一致，而这一交换媒介也就渐渐发展为货币。
有些社会将贝壳当作货币，有些社会则将黄金或白银当作货币，还有一些将政府印发的特殊纸张作为货币。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由于硬通货供应短缺，人们用烟草仓库的收据作为货币流通。英属西非的早期殖民时代，成瓶成箱的杜松子酒有时也被当作货币，这些杜松子酒通常有好几年的时间在不同的人之间转手，而不是直接消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俘营里的罪犯将红十字会发放的香烟当作货币，长此以往就产生了与货币有关的经济现象，比如利率和格雷欣法则（gresham’slaw）。苏联建立之初，绝望和经济混乱笼罩着人们，“面粉、谷物和盐等商品逐渐发挥货币的作用”，两位苏联经济学家曾对那个时代做过研究，指出“盐或烤面包几乎可以买到一个人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位于太平洋的雅蒲岛是密克罗尼西亚的一部分，岛上使用环形的石头来行使货币职能。这些石头中最大的直径有12英尺，很显然它们不可能真正地进行流通，流通的只是这些石头的strong所有权/strong。从这方面来看，这一原始的货币体系的运转跟今天最先进的机制很相像，货币所有权可以通过电子转账迅速地发生转移而无须货币发生真正地转移。
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缘于人们接受其作为付款方式，用来购买包含真正财富的产品和服务。对个人来说，货币等同于财富只是因为其他人会为了得到货币而提供真正的产品与服务。但对于国民经济整体来讲，货币并不等于财富。它只是一件用来转移财富或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人造物。
虽然货币只是促进了真实财富的创造，就像油脂给车轮润滑一样，但并不能说它的作用无关紧要。油脂润滑之后的车轮行进更顺利。当金融体系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崩溃，人们不得不回到物物交换时，很快就会发现其中的不便。例如，2002年阿根廷金融体系崩溃，导致经济活动减少，而且还出现了以物易物的strong易货俱乐部（/strongtrueque）：
本周，易货俱乐部用早先交易得来的半吨木柴，从当地一家面包店店主那里“购买”了220磅的面包，面包店店主需要这些木柴来烤面包……在巴勒莫的富裕社区还会举行奢侈的物物交易，他们用古老的陶瓷来交换阿根廷顶级牛肉。
尽管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是缺少运行良好的货币体系，交易就会降低到物物交换的水平，真实财富也会流失。货币体系崩溃后回归到物物交换或采取其他应急手段的国家并不只有阿根廷。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由于货币供给大幅度减少，据估计美国“30个州中有150家物物交换机构或其他临时通货机制”。
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想得到货币，但在某些特殊的国家或特殊的时期，却没有人想要货币，因为人们认为货币没有价值。事实上，人们不会接受毫无价值的货币。当货币买不到任何东西，它就成了废纸或没用的小金属圆片。18世纪90年代，绝望的法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对不使用货币交易的人处以死刑。这都意味着政府发行货币并不代表人们就会自动接受，而政府发行的货币也不一定会真正执行货币的职能。因此，我们需要知道货币是如何行使其职能的，以避免其功能失常。而货币功能失常带来的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价格的普遍上涨。全国价格水平上涨的原因跟某一具体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原因相同，即某一既定价格下需求大于供给。人们拥有的钱越多，往往花得也越多。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需求量大于供给量，产出没有相应增加的话，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上涨，或者因为人们抬高价格与他人竞争购买短缺的产品或服务，或者因为卖者意识到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增加而相应地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不管货币由什么构成——贝壳、黄金或其他任何东西，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数量越多，意味着价格越高，除非相应地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观察到货币总量与总体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亚历山大大帝从波斯掠夺的财富，导致了希腊物价上涨。同样，当西班牙人从西半球的殖民地攫取大量黄金，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的物价水平都上涨了，因为西班牙人用大部分的财富从其他欧洲国家进口商品。他们用黄金来支付，增加了整个欧洲大陆的货币供应。
这些并不难理解。但当我们开始思考货币的“内在价值”这一神秘、荒谬的东西，或认为黄金在某种程度上会“支撑”我们的货币，或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来表现货币的价值时，问题就变得复杂难懂了。
长久以来，许多国家一直将黄金当作货币。有时直接以硬币的形式，有时（大额采购的时候）以金块、金条或其他形式。而政府发行的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的纸币更便于携带。随身携带纸币不仅更方便，而且与携带大量金属货币相比也更安全，因为金属货币会在口袋里叮当作响，即使装在袋子里也仍然依稀可见，这都会引起罪犯注意。
政府创造货币衍生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掌权者总是无法抗拒多发货币多消费的诱惑。不管是古代的国王还是现代的政治家，几个世纪以来，此类事情层出不穷，并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国家更愿意使用黄金、白银或其他有限材料作为货币。这是剥夺政府扩大货币供应权力，进而控制通货膨胀的一种方式。
长期以来，黄金一直被认为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最佳选择，因为黄金供应通常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当纸币可以在人们需要时随时兑换成黄金，黄金就成功“支撑”了纸币。若我们将这一表述理解为黄金的价值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移给纸币，它可能会引起误解，事实上这一表述的关键点是黄金会限制纸币发行的数量。
美元曾经可以在需要时兑换成黄金，但是这种自由兑换在1933年被终止。自此之后，美国只能使用纸币，而唯一限制纸币供给的，是政府官员对是否能够脱离政治惩罚的考量。许多经济学家曾反复告诫，这将赋予政府官员一项非常危险的权力。例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写道：“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能够秘密地和不被察觉地没收公民的大量财富。”
2013年的《投资者商业日报》曾指出通货膨胀累积效应的一个例子。文章说，1960年“用1美元可以购买6倍于现在的商品”。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人们在1960年存下来的钱，有超过4/5的价值被悄悄偷走了。
这样的通货膨胀在美国也许算严重的，但是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如果某一年美国的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势必要引发政治恐慌，但是拉丁美洲和东欧各国，都曾经历过高达四位数的年通货膨胀率。
货币是我们认可用作购买实际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手段的任何东西，因此许多其他的东西也可以行使类似于政府发行的官方货币的职能。比如信用卡、借记卡以及支票。口头承诺也可以执行货币的职能，当承诺人非常值得信任时，口头承诺就可以用来取得实际产品和服务。诚信商家的欠条曾经被作为货币在个人之间转手。正如在第5章指出的，2003年有更多的人通过信用卡或借记卡购物，而不是现金。
这就意味着，总需求不仅来自政府发行的货币，还来自各种其他途径的信贷。因此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清算信用都将减少总需求，就像缩减官方货币供应一样。
过去，一些银行会发行自己的流通货币，它们并没有法律地位，但是如果某家银行特别可靠并愿意将发行的货币兑换成黄金，那么该银行的货币就会被广泛地作为支付手段。18世纪80年代，北美银行发行的货币要比当时官方发行的货币更广泛地被人们所接受。
有时候，其他国家发行的货币要比本国发行的货币更受欢迎。从10世纪末开始，中国货币在日本要比日本本国货币更受欢迎。20世纪的玻利维亚经历了比索恶性通货膨胀，1985年玻利维亚大多数的储蓄账户都是美元。2007年，《纽约时报》报道：“南非兰特已经取代了毫无价值的津巴布韦货币，成为津巴布韦的首选货币。”美国南北战争后期，南方人倾向于使用华盛顿发行的货币，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联邦政府发行的货币。
虽然黄金不能赚取利息，存进银行的货币却能够获得利息，但是许多国家仍然偏好将黄金作为通货。黄金价格的变动不仅反映了珠宝制作（占黄金需求的80%）和其他产业对黄金需求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动还反映了人们对通货膨胀削弱官方货币购买力的可能性的担心程度。这就是为什么重大政治或军事危机会导致黄金价格急剧飙升，此时人们会抛售货币竞相购买黄金，因为货币的价值可能会受到影响，而黄金则是保住已有财富的一种可靠方式，尽管它不能赚取任何利息和红利。
黄金价格取决于人们对货币价值的预期，它会因为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大幅上升或大幅下降，或突然扭转。黄金价格在一年中涨幅最大的一次是1979年的135%，而最大的降幅就发生在两年后，跌幅达32%。
通货膨胀或预期的通货膨胀通常都会导致黄金价格的上涨，因为人们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财富不被政府用通货膨胀悄悄掠夺。经济长期繁荣及价格稳定则会使黄金价格下降，因为人们为了增加财富会将财富从黄金转移到能够赚取利息或红利的其他金融资产。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黄金价格因此从原来的每盎司约800美元降到了1999年的每盎司250美元。而21世纪早期美国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破纪录的政府赤字，又使黄金价格猛增至每盎司1,000美元。
隐藏在黄金需求后面的巨大恐惧就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这并非是不理性的恐惧，不论何种政体，从君主制到民主制再到专制政体，都将通货膨胀作为一种不必直接向公众征收高额税收的敛财方式。
提高税率常令当政者陷入政治危机。选民会反对提高税收的人，令他们的政治生涯毁于一旦。有时，公众反抗高税收甚至会酿成武装叛乱，正如高税收引发了美国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提高税收除了引来负面的政治行动，还会引发负面的经济活动。当税收过高，某些经济活动将被抛弃，因为人们发现这些经济活动的税后净回报不足以弥补他们的付出。罗马帝国衰退时期，人们大量放弃农业，涌入城市，政府不得不救济越来越多的民众，而同一时期如此之多的人放弃耕种使食物供应也不断减少。
为了避免提高税率引起的政治风险，几千年来，世界各地的政府都选择采取通货膨胀。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观察到的：
没有不改变法定货币的持续战争或社会巨变，每一个有完整编年史的国家，都能够从有记载以来的经济记录中看到法币真实价值的不断恶化。
如果一场大规模战争需要一半的国家年产出，政府并不会将税率提高到人们收入的50%，而会选择印更多的货币来购买战争物资。在货币越来越多的同时，国家一半的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军用装备和物资，于是民用商品越来越稀缺。货币与民用商品的比率变化将引起通货膨胀，因为更多的货币在竞购更少的商品，价格上涨就是其结果。
通货膨胀通常伴随军事冲突而来，但并不是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由战争引起的。即使在和平年代，政府也需要花钱办很多事，包括国王或独裁者的奢华生活，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中都屡见不鲜的各种华而不实的工程。为了应对这些开支，利用政府权力印刷更多的货币通常被认为比提高税收更容易、在政治上也更安全。换言之，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税收。人们的储蓄被剥夺了部分的购买力，政府正是通过新发货币将这部分购买力转移到了自己手中。
通货膨胀不仅是一种隐性税收，而且还是一种大范围税收。政府可以宣布不提高税收或只对“富人”（然而这需要界定）提高税收，但是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政府实际上能够从所有货币持有者那里拿走一部分财富；也就是说，它从各个阶层吸走财富，从最富有的人到最贫穷的人。富人会将一部分钱投资股票、房地产或其他随通货膨胀升值的有形资产，于是能够轻松免于这种事实上的税收，而低收入群体却无法幸免。
纸币时代，转动印钞机就能增加货币供应。而在印钞机出现以前，政府则通过减少既定面额硬币中的金银含量这种简单的方法来制造更多的货币。因此法国法郎或英国英镑刚开始时都含有一定量的贵金属，但慢慢地，法国或英国政府发行的硬币中贵金属含量越来越少，于是政府在黄金或白银供应量既定的情况下也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新硬币与旧硬币法定价值相同，因此随着货币增多，它们的购买力都减弱了。
政府控制中央银行的国家还采用了更复杂的方法来增加货币数量，但最终结果仍然是相同的：货币数量增加，实际商品的供应却没能相应增加，意味着价格上升，也就是说将产生通货膨胀。相反，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由于产出大增，而货币供应量没有相应增加，英国的物价反而下降了。
商品数量保持不变的时候，货币供应量增加一倍，物价水平可能增加不止一倍，因为当人们对保持货币价值失去信心，货币的流通速度就会加快。1998年俄罗斯卢布急剧贬值期间，一位莫斯科的记者曾报道：“许多人赶在货币还有一些价值时尽可能快地花掉缩水的俄罗斯卢布。”
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1917年革命之后的数年间也发生过非常类似的情况。到1921年，俄罗斯政府发行的货币量与1913年战争前夕流通的货币量相比，增加了数百倍，物价水平与1913年相比上涨了strong数千/strong倍。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对物价的影响，相当于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当货币增加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同时大范围地发生，就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1991年，苏联的最后一年，也是暗涛汹涌的一年，俄罗斯卢布的价值低到人们用它来作墙纸和厕纸，而墙纸和厕纸则供不应求。
20世纪最著名的一次通货膨胀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1920年6月，40马克相当于1美元，但到了1923年11月，4万亿马克才值1美元。人们发现他们毕生的储蓄还不够买一包香烟。事实上，德国政府仅靠1,700多台印刷机夜以继日地开工印刷货币，就几乎夺走了人们拥有的每一件东西。有些人指责这一时期的经济混乱和急剧崩溃为希特勒和纳粹的登台铺平了道路。就在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希特勒生动地将德国人描述为“饥饿的亿万富翁”，因为那些拥有10亿马克的德国人却买不起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自己。
通货膨胀率通常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来衡量。与其他指数一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是一个近似值，因为不同物品的价格变化是不一样的。例如，到2006年3月的12个月内，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3.4%，这些变化包括能源价格上涨17.3%，医疗价格上涨的4.1%，但服装价格却实际下降了1.2%。
虽然通货紧缩的影响要比通货膨胀的影响更明显——货币越少意味着购买力越低，新商品的产量也就越低，相应地又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通货膨胀同样也会引起经济停滞。恶性通货膨胀意味着生产商面临生产风险，因为出售产品收回的货币与投入生产的货币在购买力上可能并不一致。当拉丁美洲的年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达到600%的最高点，拉丁美洲的实际产出毫无疑问下降了。但是，当通货膨胀连续几年趋于平缓，实际产出以每年6%的速度稳健增长。
通货紧缩
虽然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已有几个世纪之久，但在某些时间和地点，通货紧缩也会产生许多问题，其中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
从1873年到1896年，英国的物价水平下降了22%，美国下降了32%。当时，英国、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而且这些国家的产出比世界黄金供应增长得更快。虽然现有产出和投入的价格一直在下降，用货币计算的债务却保持不变——实际上，以真实购买力衡量的贷款和其他债务比它们发生时的负担更重。当债务人不再偿还债务并违约时，债务人的问题就变成了债权人的问题。
物价水平下降对农民的打击尤其严重，因为农产品的价格会大幅下降，但农民需要购买的物品的价格却几乎不变，并且贷款和其他农业债务的金额仍然和以前一样。
20世纪美国发生了一次灾难性的通货紧缩。第16章开头提到，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货币供应下降了三分之一，使得美国人无法strong在原有的价格水平上/strong购买同样多的商品和服务。有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确实下降了，1931年的西尔斯目录有许多商品的价格要比10年前更便宜，但也有一些价格因涉及法律合同而不能变更。
住房、农场、商店以及办公大楼的抵押贷款，都规定了每月支付一定金额的货币。经济中的货币稳定增长时，这些规定可能非常合理而且很容易得到满足；但是当时来看就好像这些还款额被随意提高了一样——事实上，从实际购买力来看，它们的确被提高了。国家货币供应缩减之后。许多房屋所有者、农民和企业就无法偿还贷款，于是失去了居住和生产的地方。租户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因为他们越来越难以负担房租。企业和个人信用卡购买大量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债务，也同样要比在大量供应货币、信贷扩张的经济体中更难偿清。
薪水和工资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的人——从工会工人到职业棒球运动员——与最初签订合同时相比，则能够合法地拥有更多的购买力了。政府雇员也是如此，他们的薪资水平由法律强制规定。但是，虽然strong仍然保有工作的人/strong能够从通货紧缩中获益，企业却越来越付不出工资，也就意味着许多人将失业。
同样地，许多人辛辛苦苦偿还贷款，而拥有抵押贷款的银行则能够因为这些贷款的购买力增加而受益——strong如果它们能够收回全部贷款的话/strong。但是，很多人无法偿还债务，导致许多银行纷纷倒闭。从1930年到1933年的四年时间里，就有9,000多家银行停业。许多债权人同样也因为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而蒙受损失。
为了在货币进一步丧失价值之前购买商品，人们会比以往更快地花掉贬值的货币，这就让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同样，人们持有货币的时间更长也会让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大范围的失业导致人们的工作或生意得不到保障。1929年到1932年的经济低迷时期，不仅流通中的货币减少了，而且货币流通速度也减慢了，这就进一步减少了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而减少了对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劳动者的需求，从而引起大规模的失业。
理论上讲，政府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使物价水平恢复到原来水平。早在威尔逊（woodrowwilson）执政的20年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就已经建立起来以应对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威尔逊总统解释说，联邦储备系统“在需要时增加货币供应，在不需要时缩减货币供应”，而且“指挥这一信用系统的权力要交给一个由公正的官员组成的政府公开委员会手中”，以避免被银行家或其他特殊利益人控制。
不论这听起来多么合理，理论上政府能够做的事情并不一定等同于政治上会执行的事情，或政府领导人能够深刻理解的事情。此外，政府官员在制定决策时不涉及个人strong经济/strong利益，并不意味着从strong政治/strong利益来说他们在制定决策时就是“大公无私的”。
即使美国联邦储备官员没有受到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影响，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决策就必定正确，而且与那些决策受到市场矫正的人不同，政府决策制定者不需要面对这一自动矫正机制。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管是保守派经济学家，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当时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制定的货币政策混乱且适得其反。米尔顿·弗里德曼称那些年执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人是“笨拙”之人，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则称他们“惊人得无能”。例如，美联储在1931年时提高了利率，结果使经济衰退接近谷底，全美国数千家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并随之引起大量失业。
如今，只要稍有经济学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提高利率不能摆脱经济衰退，因为高利率减少了信贷，并进一步减少了总需求，而此时正需要扩大需求来恢复经济。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任职的美国总统，精通经济学的程度显然比不上美联储的官员。共和党的赫伯特·胡佛和他的继任者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都认为不应该降低工资水平，于是这种应对通货紧缩的方法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不论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还是政治原因。不降低工资所蕴含的理论是，维持名义工资率不变就意味着购买力不变，从而能防止销售额、产出和就业的进一步下降。
不幸的是，这一政策只有在人们拥有工作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特别是通货紧缩时期，高工资率意味着就业降低。因此，提高实际时薪并不会提高劳动者的总收入，因此也不会如两位总统所预期的那样扩大总需求的根基。约瑟夫·a．熊彼特作为那个时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就认为拒绝下调工资只会使经济大萧条雪上加霜。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大萧条虽然不是由工资率引起的，而是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但工资率却使大萧条进一步恶化。
显然，不是经济学家也能明白胡佛和罗斯福两位总统未能明白的道理。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萧条中，人们不能按照大萧条前的价格出售商品或服务。如果坚持如此，商品就卖不出去。如果人们坚持要大萧条前的工资水平，他们就会失去工作。”数百万人失业——许多人处于绝望的经济环境中——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大萧条前的工资率，而是由于政府试图维持大萧条前的工资率。
胡佛政府和随后的罗斯福政府用来应对农业问题的逻辑（或根本没有逻辑）正是他们应对劳工问题的逻辑：政府维持农产品的价格，以确保农民的购买力。胡佛总统做出决定，联邦政府应该“对价格大幅下降的农产品予以间接支持”。随后上台的罗斯福总统在农产品价格支持计划中将这一政策制度化，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许多人挨饿的同时却有大量的食物腐烂。总而言之，两个党派都对经济存在广泛的误解。
对经济的误解并不仅限于美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1年的著作中写道，英国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所基于的论点“撑不过10分钟的理性讨论”。
政府strong能够/strong采取很多政策措施干预经济，但并不足以改进状况。货币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而关键是政府实际上更strong倾向于/strong做什么，往往这都会让状况更糟糕。
通货紧缩不仅在国内和国际大灾难发生期间，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金本位制的全盛时期，只要产品和服务的增长快于黄金供应量的增长，物价就会下降；同样，只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快于商品的增长，物价就会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