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者具有的各类统计知识或其他专业知识，能够进一步降低风险，远远低于农民或其他生产者所面临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从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来看，投机降低了整个经济的风险成本。除了有更多的人因为有保障的市场能够在晚上睡一个安稳觉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更多的人能够在高风险条件下进行生产了。换句话说，由于大豆投机者的存在，经济体能够生产更多的大豆了，虽然投机者自己对如何种植大豆一无所知。
理解将不同经济群体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非常重要，农民和投机者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而最重要的是理解这种共同利益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因为媒体为了提高报纸发行量和电视节目收视率，热衷于强调争议，共同利益因此常常遭到忽视和扭曲。政治家同样会将不同的群体描述成是彼此针锋相对的敌人，声称自己是某一群体的救世主，并从中获益。
例如，当小麦价格飙涨时，抱怨投机者舒服地坐在空调办公室里，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而农民却要连续数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挥汗如雨地辛苦劳作，没有比这种抵制不公平的呼吁更容易蛊惑人心的了。而投机者在收获季节遭受经济重创，农民却因为有了投机者提供的有保障的小麦价格而舒服生活，这种情况往往被人遗忘。
同样，当即将出现的或预期的短缺抬升了价格，政治家及媒体就会对过高的零售价格感到愤怒，因为卖方从供应商那采购商品的价格很低。但是，商品以前的成本是历史；当前的供给和需求状况才是经济。
例如，1991年海湾战争早期，人们预期中东地区石油出口可能因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而受阻，于是全球油价大幅上升。鉴于此，一位投机商租用一艘油轮从委内瑞拉购买了一整船石油运到美国。然而，在该油轮到达美国港口之前，海湾战争比预期更早地结束了，于是油价下跌，导致投机商只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石油。在这种情况下道理也是一样，他在过去支付的成本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得到的才是经济。
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讲，不同预期、不同时间购买的不同批次的石油，在今天一同进入市场时都是一样的。只要目标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来配置稀缺资源，就没有理由设定不同的价格。
时间与政治
政治和经济在处理时间的方式上截然不同。例如，城市公交车的票价太低显然会导致公交车在报废时无法得到替换。长远来看，符合逻辑的经济结论是提高票价。然而，以“不公平”来反对提高票价的政治家，可能会在下一届选举中获得公交乘客的选票支持。而公交车不会立刻报废，也不可能在将来某一时日同时报废，因此票价过低的影响不会即刻全部显现出来，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时间里。多年之后，很多公交车出现故障或报废，却没有足够多的新车来替换，到那时乘客才会发现等车的时间似乎变长了，公交车也不再像往常那样按照计划的班次到达了。
当城市交通系统变得很糟糕，人们就会迁离城市，进而导致税收流失。此时，已经离公交票价的政治争议过去许多年了，很少会有人记起这场争议或明白它与当前问题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那些因扮演维护公交乘客利益的角色而深受欢迎，并在市政选举中获胜的政治家，现在也已晋升到州政府甚至国家政府中了。随着税基的下降，城市服务恶化，基础设施被忽略，昔日公交乘客心中的英雄人物甚至会自诩说他们担任市政官员时情况要好得多，并将当前的问题归罪于继任者的无能。
然而，在经济方面，未来的影响可以用现值来预期。如果公交票价不是由市政府来管制，而是由自由市场上运营的私人公交公司制定，那么忽略对公交车报废后的重置做财务预提，就会strong立刻/strong导致该公交公司股票价值下降。换句话说，那些关注资金安全性和盈利能力的专业投机者对长期影响的预测会导致公交公司现值的下降。
如果公交公司的管理者决定维持较低的票价，或决定提高管理人员的工资，而不是预留一部分资金用来维护公交车队，会导致公交车报废后无法得到重置，但99%的公众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或它的长远影响。剩下的1%的人中最有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那些拥有公交公司股票，或考虑购买该公司股票，以及贷款给该公交公司的金融机构负责人。这些投资家、潜在的投资家或债权人会检查公交公司的财务账目，并且早在第一辆公交车报废之前，他们就会认为该公司的现值将会下降。
在其他情况下，市场经济使得精确的知识能够有效地影响决策制定，即使99%的人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然而在政治上，无知的99%的人却能够立刻使民选官员和那些最终危害整个社会的政策在政治上获胜。期望公众都成为金融或其他方面的专家显然是不理智的，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而且人们还要生活。更理智的做法是，让更多选民认识到通过政治过程制定经济决策的危险性。
时间能够让规模经济从经济优势变成政治债务。一家公司斥巨资投资一项固定设施，如大型汽车工厂、水电站、摩天大楼，这些不能移动的资产极易成为当地高税收或工会雇员的目标，工会雇员可以罢工，使它关闭并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直到公司满足他们的要求为止。如果劳动成本只占企业巨额投资成本的一小部分，为了使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运转下去，即使将工资增加一倍也是值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会任由公司或行业的收益率无休止地降低。因为在经济的其他方面，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就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虽然工厂或大坝不能移动，但是办公人员——即使是国内或国际公司总部的员工——却能够很容易地转移到其他地方。正如纽约的情况，高税收导致许多大公司将总部搬出了该城市。
如果时间足够长，甚至有着大型固定设施的行业也会改变它们的区域分布——并不是真正地转移已有的大坝、建筑物或其他设施，而是避免在老工厂或老设备所在的没有前景的地方建设新设施，他们会将新的、更先进的设施或装备安置到能够很好地把企业当作经济资产，而不是经济猎物的区域。同时，那些把企业当作猎物的地区，典型的如底特律，当企业纷纷离开，税收和就业岗位随之而去，还会遭到世人同情，认为是碰到了坏运气。
一家酒店不能跨越州界，但是一家连锁酒店却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设新的酒店。一家拥有最新技术的新钢铁厂同样可以在任何地方设厂，而那些老式陈旧的钢铁厂要么倒闭要么淘汰。在公交公司的案例中，票价过低导致公交公司无法在长期中维持同等水平和质量的服务；同样，由于时间间隔过长，很少有人将过去的政策和事件，与目前某些地区青年就业机会减少、税基减少以及公共服务无以为继的衰败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地区就成为“铁锈地带”（rustbelt）。
“铁锈地带”并非仅仅指失去工作岗位的地区。即使是在高度繁荣的地区，工作也一直在消失。区别在于，商业发达地区一直有新的工作取代原有的工作。但是“铁锈地带”或因高税收、政府和工会的繁文缛节等损害效率而导致企业无利可图的地区，几乎不会有足够多的新工作来代替原有的工作，而原有的工作随着时间推移以及经济环境的正常变迁将逐步消失。
然而，政治家和媒体工作人员可能只注意到原来的工作已经消失，却未曾注意到没有出现替代的新工作，这些新的工作没有留在那些仇视经济活动的“铁锈地带”，而是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
时间与预期
虽然很多政府官员除了下一届选举对其他都漠不关心，然而受制于政府法律和政策的个体公民却能够预见这些法律和政策产生的影响会与最初的目标截然不同。例如，当政府拨出一部分资金用来帮助有学习障碍和心理问题的儿童时，隐含的假设就是这类儿童的数量或多或少是既定的。但是，这笔资金促使人们把更多的儿童被归为具有学习障碍和心理问题。负责这些儿童项目的组织会根据哪些问题容易获得政府资金，而将一些有问题的儿童诊断为具有这些特定的问题。许多依靠福利救济的低收入母亲甚至会让她们的孩子在考试以及学校中表现得差些，以便能够为她们微薄的家庭收入增添一些资金。
新的法律和新的政府政策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受法律和政策影响的对象会对改变后的激励做出反应。例如，2005年的新破产法使得美国人越来越难以通过破产来摆脱债务。在没有该法案的时候，美国平均每周有30,000家公司申请破产，就在该法案生效之前，申请破产的公司数量达到每周479,000多家，而在新法案生效后立刻降至每周4,000家。显而易见，许多人都意识到破产法的变化，并在新法律生效之前匆忙申请破产。
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试图没收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农民，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治运动与实际转让土地之间可能相隔多年。在这些年里，现有土地所有者对未来的预期会导致他们放松对土地的维护，并放弃获得长期受益，因为这些长期收益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除草、灌溉、筑栅栏和其他土地看护工作来获得。当土地真正到穷人手上时，土地状况可能变得非常差。正如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曾提出的，土地改革有可能是“无力承受者的一个糟糕的玩笑”。
扬言要没收富裕的外国人的财富——不论是土地、工厂、铁路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在政治上广受欢迎，于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威胁，即使他们也很害怕真正实施这些威胁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因此并不会真正去实施。以20世纪中期的斯里兰卡为例：
虽然理想的共识认为外国房地产应该国有化，但是执行国有化的决定却往往被习惯性地推迟。不过它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政治威胁，不仅使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茶叶公司的股票价格相较于股息来说较低，而且也吓跑了外国资本与企业。
甚至是非常一般的威胁或不负责任的声明都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比如马来西亚在一次经济危机期间的表现：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mohamad）试图将危机归罪于犹太人和白人“仍然想统治世界”；但是每当他指责一些外国替罪羊时，马来西亚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就会下跌5个百分点。于是他的大嘴巴逐渐闭上了。
总而言之，不管地主、福利妈妈、投资者、纳税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人们都有一定的预期。如果政府认为政策只会产生预计的影响，那么他们通常会对结果感到很吃惊或震惊，因为那些受制于政治约束的人会通过各种方式做出反应，使自己受益或保护自己。这些反应带来的副作用常常使得政策产生的结果与计划全然不同。
在不同的经济体中，预期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在通货膨胀期间，人们手里的钱会花得更快，他们会囤积日用消费品和其他实物资产，这就加剧了市场上不断减少的实物商品与不断增多的用来购买商品的货币之间不平衡。换句话说，当货币迅速失去价值而无法发挥作用时，人们就会预期无法在将来获得所需的商品，也就会预留一些资产以备不时之需。在1991年苏联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消费者和企业都在囤积货物：
囤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俄罗斯人囤积了大量的通心粉、面粉、腌菜和土豆，堆积在他们的阳台上，电冰箱里也塞满了肉和其他易腐烂的商品。
商业企业也同样以实物交易，而不是使用货币：
到1991年，企业更愿意相互使用货物支付，而不是俄罗斯卢布（事实上，最聪明的工厂经理也因受到国内和国际实物交易的冲击，不再给员工支付俄罗斯卢布，而是发放食物、衣服、日用品甚至是古巴朗姆酒）。
对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讨论常常根据其所宣扬的目标，而不是它们所引发的激励。对许多人来说，这未免有些目光短浅。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关注的时间范围通常仅限于下一届选举为止，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广受欢迎的目标都会为他们争取到大量的选票，而它的长远影响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显现，无法在选举期与政治联系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因果关系很难得到证明，除非使用大部分选民都无法掌握或无法使用的复杂分析方法。
然而，在私人市场，人们可以雇用专家来做这样的分析，并进行预期模拟。因此，债券评级服务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在2001年调低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债券信用评级，虽然当时并没有发生违约，而且该州预算仍然有盈余。穆迪和标准普尔的判断依据是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会耗费巨大成本，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给该州财政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从而提高该州债券违约或延迟付款的风险，这相当于部分违约。在这些机构调低加利福尼亚州债券评级一年后，众所周知利福尼亚州的巨额预算盈余突然变成了巨大的预算赤字，震惊世人。
禁止私营雇主辞退超过某个年龄的雇员会带来深远的经济影响，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使年轻人很难有晋升的空间，因为老员工长期留任，阻碍了年轻人的升迁途径。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效率上的损失。取消“强制退休”年龄，而不是在雇员生产率开始下降的时候自动淘汰他们，意味着雇主在每一个案子中都要证明雇员生产率的下降，以此满足政府第三方的要求，并避免因“年龄歧视”而受到诉讼。这些成本与风险就意味着许多老职工会继续得到雇用，即使年轻人能够更有效率地完成他们的工作。至于那些生产力没有下降的老员工，雇主可以有区别地选择推迟他们的退休年龄。不管是对于雇主，还是对雇员，都不存在事实上的强制退休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