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旅游的游客决定让一位街头画家为他画一幅素描肖像。肖像画得非常好，但要100美元。
“太贵了，”他对画家说，“不过我会付钱，因为这是一幅非常好的素描。但是，实际上你只画了5分钟。”
“是20年零5分钟。”画家回答道。
许多东西都需要经过时间的积累，然后才能使用，艺术才能就是其中的一种。有些人可能认为投资只是一种简单的金钱交易。但是，更广泛、更根本的投资，是为了在未来拥有更多物品而牺牲当前的物品。
以本章开头引述的格林威治村艺术家的故事来说，投资就是为了拥有5分钟内画出一幅打动人心的素描画的技能，投入的20年时间。从社会整体来说，投资更可能采取的形式是停止当前的消费品生产，以便将原本用于生产这些消费品的劳动力和资本，转用于建造厂房、生产机器，从而引致未来更大的生产量。伴随而来的金融交易可能是个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金钱只是促进实物流动的人造工具，而实物才能构成真正的财富。
因为未来不可预知，投资必然包含风险，有形物品投资也是如此。如果投资要延续，风险必须得到补偿。发展艺术才能，最终找到正确钻井位置的石油勘探，积累学分达到符合学位申请要求，这些投资若要延续就必须收回在此期间维持生存所需的成本。
投资回报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如果投资回报不够高、不值得做，那么未来做这项投资的人将变少，未来消费者因此也就无法使用本来应该生产的产品与服务。
没人有义务确保strong所有/strong投资都能获得回报，但是有多少投资应该获得回报、相应得到多少回报，取决于有多少消费者认可投资带来的好处，以及认可程度如何。
如果消费者不认可正在生产的东西，投资就strong无法/strong获得回报。如果人们坚持专营一个需求很少的领域，他们的投资就是在浪费稀缺资源，因为这些资源本可以用来生产其他人想要的其他东西。该领域的低回报和少得可怜的就业机会，都是让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停止投资的紧迫信号。
一些不通过市场也不被认为具有经济性的活动中也包含投资原则。收拾好用过的东西，就是在当前投入时间，以减少将来寻找它们时所用的时间。把自己介绍给其他人很耗时间，也不愉悦，但是它也是一种投资，可以避免将来因可能出现的误解而产生更大的不愉快。
投资的种类
不管是对人的投资，对钢铁厂的投资，还是对输电线路的投资，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不管是这些投资，还是其他投资，风险都是他们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规避风险的方式有投机、保险以及发行股票和债券。
人力资本
虽然人力资本有多种形式，但是我们倾向于把它等同于正规教育。然而，采取这一方式不仅会忽略许多其他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形式，还会夸大正规教育的价值，而且由此产生的一些适得其反的结果，有时也未能得到充分理解。
工业革命并不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创造的，而是由那些有着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发起的。飞机是由几个从没有上过大学的自行车技师发明的；电力以及伴随而来的其他许多发明因为托马斯·爱迪生而成为现代世界的核心，而他仅仅受过三个月的正规教育。这些人都拥有价值巨大的知识和洞察力，也即人力资本，它们来自实践，而不是教室。
当然，教育也对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教育都是如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有些教育有很大的价值，有些则没有价值，还有些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例如，虽然我们很容易理解医学、工程学方面的专业技能具有巨大的价值，数学也能为许多行业提供基础，然而许多其他的学科，如文学，就无法说自己也能使人获得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但是它会以其他方式做出贡献。
在教育或高等教育刚刚起步或匮乏的国家，许多已经获得文凭或学位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足以胜任许多工作。在这样的社会，即使是工程师也更愿意待在办公室里，而不愿意穿着长筒橡胶靴去泥泞的建筑工地。基于他们的所学，新接受教育的人可能会有更高的期望，而他们的能力水平所能创造的财富却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期望。
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家庭中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员，往往并不会学习科学、医学、工程学这类难度大、要求高的学科，他们倾向于更简单、更笼统的学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而正是科学、医学、工程学这些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才能够为他们自己或国家创造财富。
大量接受教育却没有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的年轻人，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大批失业。由于市场不能为他们提供期望的职业，政府不得不建立臃肿的官僚机构来雇用他们，以此消除潜在的政治不满、国内动乱或叛乱。反过来，这些官僚机构和他们冗长、费时的繁文缛节，却阻碍了strong真正/strong具有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并且能为国家经济进步做出贡献的人。
比如在印度，塔塔和伯拉（birlas）这两家主要的家族式企业，努力想获得必要的政府许可来扩大企业，却反复受挫：
1960年至1989年期间，塔塔家族上交了119份关于建立新公司或扩建老公司的申请，但最终都被官僚扔到了废纸篓。年轻有为的伯拉家族继承人埃迪亚·伯拉（adityabirla），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过教育，他对印度的政策心灰意冷，于是决定在国外拓展企业，并最终在远离家乡敌对氛围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公司。
根据一名印度主管的说法，印度有大量的政府规章对企业进行微观管理，“确保每家企业每月都会违反这条或那条法律”。企业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可以自行从事的许多活动，在印度却需要提出申请，取得政府许可。为此，大量印度企业在新德里建立了与政府机构类似的自己的官僚机构，以便时刻跟踪申请的进展情况；并且在必要时进行贿赂，以获得政府许可。
印度这种令人窒息的政府管制造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们带来的阻碍上，而且还表现在放松和消除管制后国家经济的巨大改善上。1991年的改革使许多企业免于某些严厉的管制，此后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急剧增长，外国投资也从1.5亿美元增加到30亿美元，即增长了19倍。
在某些地区，新晋的本地受教育人群往往更强烈地敌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少数族裔，如南亚华人、西非的黎巴嫩人。这些本地人认为，相较这些没上过几天学的少数族裔，自己的文凭和学位带来的经济报酬太少了。
总之，更多的教育并不会自动转化成更多的人力资本。在一些情况下，它还会削弱一个国家使用现有人力资本的能力。此外，有些社会群体会专攻不同类型的教育，学生的能力水平也有不同，又或者能够进入的教育机构质量参差不齐。所以，从经济意义上来说，接受教育的时间一样，并不意味着接受的教育就一样。事实上，不管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和马来人之间，以色列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之间，还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之间，抑或是比较美国的各族群，这种质量上的差异都很普遍。
金融投资
当数百万人进行金钱投资时，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放弃当前的金钱能够买到的产品和服务，以期望在将来能够得到更多的货币——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将来拥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经济整体来看，投资表示许多本可以用来生产目前的日常消费品（衣服、家具、比萨等）的资源，却用来建造能在未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工厂、船舶和水电站。货币总额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投资的规模，但是投资本身最终会增加国家的实际资本，不管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
例如，个人可以通过购买公司股票进行直接投资。他们现在为公司提供资金，以期待公司有效利用这些资金带来未来价值的上升，并从中分得一份收益。
然而，更多的投资是由银行、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这些机构来进行的。2009年，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拥有60万亿美元的投资总额，其中美国金融机构拥有的投资总额就占了45%。
各种金融机构拥有的这些数量惊人的货币总额，是数百万人手中的小额资金聚集起来的结果，如大型公司的股东、储蓄银行的存款人，或工资不多但定期支付养老金的工人。这就意味着大型公司的所有者数量，比直接购买公司股票的个体买家多得多，也与那些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将货币投入公司的人不同。到20世纪末，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他们或者直接拥有，或者通过退休基金、银行账户或其他金融机构拥有。
金融机构使大量不可能彼此相互了解的人也能够使用彼此的金钱。这一过程往往通过某一中介机构进行，由它承担评估风险的责任，采取预防措施降低风险，通过借贷给个人或机构转移风险，或者通过投资商业、房地产和其他风险资本转移风险。
金融中介机构不仅能够通过交易，将无数个人手里的闲置资金汇集起来，为大型企业提供资金，而且还能够逐渐使人们重新分配自己的个人消费。借款者实际上是拿未来的收入来偿还今天的采购，并为这种便利支付利息。相反，存款者推迟消费，并为这种延后获得利息。
一切都取决于个人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许多人在他们生命的不同阶段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例如，中年人通常要比年轻人有更多的储蓄，不仅因为他们的收入高，还因为他们需要为以后的退休生活和年老后可能需要的高额医疗费用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和日本，55岁到59岁年龄段的储蓄率最高，30岁以下年龄段的储蓄率最低。加拿大30岁以下的人，整体净储蓄为零，而美国同年龄段的净储蓄甚至是负的。虽然储蓄的人不会把自己当作债权人，但是他们存入银行的钱被银行贷给了借款人，而银行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
这些活动不仅是个人财务问题，因为金融交易对整个经济来说，是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另一种方式，即按照时间来配置，以及在某个时间段中在个人与企业之间配置。建造一座工厂、一条铁路或一个水电站都需要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这些本可以在当前用来生产日常消费品的要素却转而制造其他东西，并且数年后才会生产出在将来使用的产品。
总而言之，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人们为了将来的产品和服务而牺牲了现在的产品和服务。只有当将来的产品和服务比现在牺牲的产品和服务更有价值时，金融机构才能够从投资中获得足够的回报，这样它们才能够向无数的个人提供足够高的回报率，以吸引他们牺牲当前的消费提供所需的存款。
金融中介机构跟其他经济制度一样，通过观察它们无法履行职能时的后果，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一个缺乏良好运作的金融机构的社会很少有机会创造更大的财富。贫穷的国家会因此一直贫穷，虽然它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它们还没有建立起综合完善的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将无数个体手中的零散存款筹集起来，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更大的投资，把自然资源转化成可以使用的产出。有时候，在金融机构完善的国家，外国投资者是唯一能够行使这些职能的人。而大部分贫穷国家并不具备可靠的法律和保障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框架，来保护国内或国外的机构行使职能。
金融机构不仅能够将资源从一组消费者转移到另一组消费者手里，还能够将资源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上，它们还能够将缺少资金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与有存款的人连接到一起，从而创造财富，或为刚刚成立不久的公司和工厂提供资金。许多美国大企业和富豪都源于企业家白手起家。例如，惠普公司始于一个用借来的钱租用的车库，许多著名的企业家——如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卡耐基——起点都同样普通。这些人以及他们创建的企业后来都变得很富有，但这一结果不过是一种副产品，来自于他们为整个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而，贫穷的国家没有能力采用相同的路径，因为他们缺少相应的金融机构，将资源分配给具有企业家精神但缺乏金钱的人。
西方国家花了几个世纪才发展出了这些金融机构。19世纪的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在往前的几个世纪中，英国人对复杂的金融几乎一窍不通，他们也曾依靠外国人来经营金融机构，这些外国人通常是伦巴第人和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伦敦金融区会有伦巴第人街和老犹太人街。除了第三世界国家，东欧的许多国家也没有形成成熟的金融机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虽然他们现在也实行了资本主义，但是还没有建立起资金调度规模与西欧或美国相当的金融机构。
并不是说财富在不发达经济体中不存在。问题在于缺乏能够评估风险、市场和收益率等复杂任务的金融机构，于是这些经济体无法将无数的小资源聚集起来形成财富，再大笔分配给特定的企业。
最近几年，美国和西欧的银行已经进入东欧填补了这一空缺。2005年，波兰银行系统中70%的资产都被外国银行所控制，而在保加利亚则有超过80%的银行资产由外国银行控制。但是，这些国家在使用信用卡甚至是银行账户上，仍然落后于西欧国家。在波兰，只有1/3的人拥有银行账户，只有2%的购物使用信用卡支付。
金融机构的复杂性，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它们的运作，也就使得金融机构在政治上很容易受到攻击，评论家把它们的活动描述得很邪恶。由于精通金融机构运作的人不是外国人就是本国的少数人群，因此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放贷者鲜少受人欢迎，像“夏洛克”（《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shylock］）或“投机者”这样的称呼绝不是褒义词。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中那些轻率的人，都将金融活动看作对经济没有“真正”贡献的活动，并且把从事金融活动的人看作寄生虫。
尤其是在大部分人都在工业或农业部门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的时代，那些闲坐着处理几份文件，却不生产任何可见的或可以感觉到的东西的人，不仅可疑而且可憎。于是，对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敌意由来已久，并且被付诸行动。不论这些人是欧洲的犹太人、东南亚的华人，还是在印度、缅甸、东非、斐济的雀替尔人。这些群体常常受到驱逐或骚扰，被迫离开该国——有时候是因为群众暴动——因为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这些人是寄生虫。
抱着这些错误观点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经济活动和生活水平随着这些人的离开而下降。对基础经济学有所了解，可以避免许多人间悲剧，并规避许多经济无效率。
投资回报
对早期成本的延期回报就是投资的回报，不论这些回报是以公司股票分红的形式，还是因大学或医学院教育而获得收入的提高。许多人生活中最大的投资就是花费数年的时间和精力抚养孩子。回报包括孩子在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但在今天，投资回报仅仅是父母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幸福和进步时的满足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每一代人对后代的这种投资，是对上一代人所做投资的回报，上一代人抚养了现在的父母辈。
“非劳动收入”
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全球各地不乏各种投资及获得延期回报的形式，但是对这一过程的误解却长期存在并广泛传播。有时，这些延期收益也被称作“非劳动”收入，仅仅因为它们不是对当期劳动贡献的奖励。投资建设一家工厂，回报可能要等雇用工人和管理者，生产产品并销售后才能获得，这往往要花数年时间。
当工厂终于在某一年分红时，虽然投资者可能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但是并不意味着，仅仅因为这笔酬劳不是投资者当年投资所赚，就说它是“不劳而获”。
真实可见的事物总是比看不见的事物更生动。参观工厂，人们会亲眼看到操作工人生产产品，但他们看不到推动工厂投产的投资。风险是看不到的，即使是当前的风险。观察者只看到企业在经历风险后大获成功，却忘记了企业刚刚成立时所面临的过往风险。
同样容易被忽略的是管理决策，比如选址、采购设备或处理与供应者、消费者以及员工的关系，任何一个决策都会对企业的成败产生重要影响。当然，人们看不到那些破产的类似企业，而它们之所以破产是因为没有做到幸存企业做的事，或者是无法做到一样好。
人们很容易将可见因素当作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即使一家管理有方的企业因这些因素繁荣壮大，同时同一行业中有些具有相同可见因素的企业却在破产。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种误解并非无关紧要。许多法律和政府经济政策都基于这些误解。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大众运动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工人才“真正地”创造财富，而其他人只是捞取利润，他们没有对财富做出任何贡献，却不道义地分享了财富。
这些误解还会对世界各地的放贷者产生重大影响。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文化中的放贷者都因收回的钱比借出去的多，即等待回报和承担风险的“非劳动”收入，而遭到广泛的谴责。并且，放债的社会污名往往非常严重，只有生活在既存社会系统之外的少数群体才会从事这一受人非难的活动。因此，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欧洲占据了这一职业，就像东南亚的华人、印度的雀替尔人和马尔瓦尔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少数群体在当地放债一样。
人们对放贷者的误解通常表现为，通过法律放宽偿还贷款的条件来帮助借款人。但是，如果难以收回到期债款，那么一开始借款人就无法获得贷款，也不可能以较低的利率取得贷款。没有政府颁行的保护债务人的政策，贷款能够保持较低的利率。
有些社会不鼓励人们在针对亲人或同社区成员的借贷中收取利息，也不鼓励严格按照贷款协议及时支付报酬。这些前提使得人们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放贷，有时候人们甚至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有足够的钱可以放贷。在这种社会压力特别强烈的地方，获取财富的动力被削弱了。这不仅是那些本可以通过鼓足干劲来创造财富的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因为人们有能力生产许多其他人愿意付钱购买的产品，然而却不能这么做。
投资与分配
利息作为投资基金的价格，与其他价格一样，在调节供求平衡中起着相同的配置作用。当利率较低时，借钱投资建造房子、改造提升工厂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更有利。另一方面，低利率也会使人们减少存款。而高利率会激励更多的人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但投资者也因为借钱成本增加而减少借钱。与一般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一样，资金的供求失衡也会引起价格的上升与下降，即利率的上升和下降。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的：
大多数时候，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期望水平不匹配，通常可以很容易通过利率机制来使它们达成一致。如果人们储蓄的期望超过了投资的期望，那么利率就会下降，这样人们的储蓄动机就会减少，投资意愿则会增加。
在一个不变的世界里，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这种不匹配将会终结，投资者的投资金额与存款人的储蓄金额将完全一致，从而利率稳定不变，因为这个世界不存在变化。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利率是不断波动的，就像一般的价格波动一样，它们会随着技术、需求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不断将资源重新分配到不同的方向。因为利率是潜在现实的外在表现，也是这一现实的固有限制条件。因此通过法律或政府政策来改变利率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当初改变利率的预期，并且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
例如，21世纪初，美国面临国民产出和就业增长下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为了维持生产与就业而降低了利率，由此带来的影响包括房价的上升。低利率意味着低抵押贷款，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更多、更大的房子。这反过来又会使租房子的人减少，因此导致租房需求减少，房租下降。人为的低利率，也不利于激励人们储蓄。
这些只是美联储改变利率所引起的贯穿经济整体的诸多变化之一。更通俗地讲，这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部分是如何复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致系统任何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就会自动地传输到该系统的其他部分。
然而，并不是所有被称为利息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利息。例如，借贷时人们收取的利息不仅包括用来补偿延时收回资金的必要报酬，还包括一笔附加金额，用来补偿贷款无法收回或不能及时收回，又或是无法全部收回的风险。所谓的利息还包括处理贷款的成本。特别是小额贷款，手续费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手续费并不会随着贷款金额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贷出1,000美元所需的文书工作，并不是贷出100美元的10倍。
换句话说，小额贷款的手续费可能构成了广义利息的大部分。人们之所以会对位于低收入社区的小型金融机构提出许多批评，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被称作利息实际上却不是利息的各种费用。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学家用利息这个词来表示延期收到款项的报偿，以及可能收不到全款，或不能及时收款，或根本收不到款的风险补偿。
针对低收入者的短期贷款通常被称为“发薪日贷款”（paydayloans），因为借款人通常会在下一个发薪日偿还，或者是当社会保障金或福利金发放的时候偿还，期限只是几周甚至几天。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种贷款通常“在300美元到400美元之间”。显然，使用这种贷款的人通常是收入和资产很少、因为某一紧急事件而急需一笔小额资金的人，或仅仅是钱花完了的那些人。
在媒体和政治家看来，这些贷款的strong年/strong利率（他们通常泛泛地使用“利率”一词）简直是天文数字。例如，《纽约时报》指出，许多此类贷款“年利率高达312%”。但是，发薪日贷款的期限并不会达到一年，因此这种年利率除了能够触动媒体和政治家外，根本无关紧要。一家经营发薪日贷款业务的老板指出，讨论发薪日贷款的年利率跟讨论大马哈鱼的成本是每吨15,000美元或旅馆的房租是每年36,000美元一样，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买下1吨大马哈鱼或租住1年旅馆。
不管发薪日贷款的成本是多少，这些成本及风险成本必须能够从收取的利息中得到补偿：贷款期限越短，补偿固定成本的年利率就越高。对于一笔两周期限的贷款，发薪日放贷者一般每贷出100美元收取15美元的利息。如果法律规定的年利率是36%，就意味着这笔两周期限的贷款利息不到1.5美元，这一金额甚至无法弥补办理贷款的手续费，就更不用说贷款涉及的风险成本了。美国俄勒冈州颁布法律规定年利率上限为36%后，该州数百家发薪日放贷者有3/4都倒闭了。美国其他州颁布类似的法律也会使许多发薪日放贷者倒闭。
所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者”可能会为这些法律庆祝，但是低收入借款者却因不能借到急需的100美元，而不得不支付超过15美元的信用卡滞纳金，或承受其他后果，如汽车被收回、停电断电。显然，与支付15美元相比，借款人会认为滞纳金的危害更大，否则他们一开始就不会使用发薪日贷款。
利率上限越低，借款人就需要越可靠才能得到贷款。当利率上限低到一定的程度，只有百万富翁才能借到钱，而利率上限继续降低，就只有亿万富翁才能借到钱了。由于不同族群收入水平不同，平均信用值也不同，因此价格上限实际上造成了不同族群在抵押贷款、信用卡以及其他形式贷款中的不平等。
例如，亚裔美国人的信用值平均要比西班牙裔美国人、美国黑人——甚至美国白人要高。一些种族或民族要比其他的种族在贷款中更容易被拒绝，并且人们常常把这归因于放贷者的种族歧视，支持利率上限的人常常对此感到震惊。但是,大多数美国放贷者通常都是白人，而他们拒绝白人的次数要比拒绝亚裔美国人的次数更高，因此种族歧视看起来不是一个可靠的解释。
有些放贷人专门面向高收入人群放贷，以高价的财产作为担保，进行短期大额贷款，若按年息算，这样的“抵押贷款”（实质上是典当行向富翁或富人提供的）收取的利息超过200%。而利率高昂的原因与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发薪日贷款的利息居高不下的原因相同。但是，面向高收入者的贷款有抵押品作保障，贷款无法得到偿还时，放贷者可以出售抵押品获得补偿，从而使得这种高利率相较给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无抵押贷款，利率水平要低一些。此外，由于pawngo等抵押贷款放贷人发放的贷款额度平均为10,000美元到15,000美元，因此固定的手续费在贷款总额中占比很小，相应地，手续费对利率水平的增值贡献也就小得多。
投机
大部分购买现有物品的市场交易，都基于该物品对买方的价值和卖方收取的价格。然而，也有一些交易，涉及的物品暂时还不存在，或该物品的价值还未得到确定，或者两种情况兼有。例如，亚马逊公司赚到第一笔利润之前，有好几年的时间股价一直在上升。显然人们预期亚马逊最终一定会盈利，于是有人不断推高它的股票价格，因此不管亚马逊有没有盈利，原始股东都可以卖出股票获得利润。亚马逊创立于1994年。亏损运营数年之后，终于在2001年赚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利润。
石油勘探是另一种代价高昂的投机行为，因为在探明是否真的有石油可以开采前，需要投入数百万美元，而且探明石油产量不一定足够用来偿还资金投入。
为了获得未来可能实现也可能无法实现的收入，人们还会购买许多其他东西：可能永远不会被拍成电影的剧本，不确定是否会出人头地的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会随着时间升值但也可能贬值的外币。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各行各业的人可能都会参与到投机中，但只有专业的投机者才会将它作为毕生的事业。
专业投机者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人们不必再把预测作为定期的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例，种植季节的天气和收获季节的价格都无法预测。换句话说，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难以避免风险。投机就是付出一定的代价，由一些人专门承担各类风险。想要达成这种交易，风险的初始承担者转移风险的成本，必须要高于风险接收者收取的费用。同时，风险接收者承担风险的成本必须要低于收取的价格。
换句话说，为了使风险转移对双方都有意义，风险经过转移后必须strong降低/strong。投机者能够用较低的价格承担风险，可能是因为采用了复杂的风险评估方法，或拥有可靠的大量资金来安全渡过短期损失，又或者是因为投机者面临的大量且多样的风险降低了他们的整体风险。投机者不可能避免投机活动的损失，但是只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收益超过损失，投机就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