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平等与缓解贫困并不相同，甚至往往相互冲突。
——彼得·鲍尔（peterbauer）
虽然关于劳动分配的基本经济原理，与非生物资源分配的原理并没有根本差别，但是用看待铁矿石或小麦价格的方式来看待劳动和薪酬就不容易了。此外，我们会关注人们的工作环境，而不关心机械的使用环境或原材料的处理环境，除非后者会对人们造成影响。
劳动还能带来其他许多问题，包括工作保障、集体谈判、职业许可，以及对劳动是否遭到“剥削”的各种质疑，“剥削”一词在这里的含义因人而异。这些问题在生产中的非生物因素上并不存在。
关于劳动力市场现状的统计也会揭示一些劳动力市场的专门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不会出现在非生物因素的统计中。失业率就是一个例子。
失业统计
作为经济社会的健康指标，失业率是非常重要的统计数据。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必要了解这种统计的局限性。
因为人类有决断力，并能做出选择，与生产的非生物因素不同，很多人可以选择在某些时间和地点不参与劳动。这些人可能是学生、退休的人，或是在家从事家务、照顾家庭却没有任何工资的家庭主妇。低于某一法定年龄的儿童甚至根本不允许从事有偿工作。官方统计的失业者指的是，积极寻找工作但却找不到工作的劳动力。医院里的病人、军队里服役的军人和监狱里服刑的囚犯都不会被算作劳动力。
虽然失业统计数据极具价值，但如果不牢记其定义，失业统计数据也可能会产生误导。失业率依据的是劳动力中没有工作的人所占的比重。然而，人们可以进行选择，决定是否在某些时间参与劳动，这意味着失业率并不是完全客观的数据，它会随不同环境下人们的选择不同而变化，在国与国之间也存在差异。
虽然失业率应该能够显示劳动力中拥有工作与没有工作的人口比例，但是有时候失业率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反而会下降。原因在于，长期的衰退或萧条会导致一些人在经过漫长而徒劳的搜索后，放弃寻找工作。由于这些人不再被计入劳动力，他们的退出将减少失业率，即使没有工作的人口比例并没有降低。
21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紧随而来的是失业率上升到10%。接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停止寻找工作，并因此退出劳动力大军，失业率开始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虽然有些人将失业率下降视为政府政策成功的一个标志，但这种下滑更代表着有更多的人已经放弃寻找工作，靠政府的各种补助项目提供的救济过活。例如，《投资者商业日报》（citeinvestor’sbusinessdaily/cite）指出，从2009年年中至2013年年初，超过370万名工人申请了社保残疾金，达到“最高的申请增幅”。
除了依靠失业率，还有一种测量失业的方式，即比较机构（如高校、军队、医院、监狱等）外的成年人中有多大比例在从事工作。这样就避免了没有把放弃寻找工作的人计入失业者的问题，如果有适当的机会找到一份工作，这部分人是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的。比如，2010年上半年，尽管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但是机构外有工作的成年人人数却一直在下降，达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降幅。实际情况是，有更多的人放弃寻找工作，使得官方的失业率保持不变，无法反映不断增大的求职难度。
在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比如，《经济学人》杂志发现冰岛15岁到64岁的男性中超过80%的人都有工作，但是在法国这一比例却低于70%。很多原因会促成这种差异。国与国之间不仅上大学的人数有不同，人们取得政府津贴资格的难易程度也不同，这些政府津贴让人们没有必要去工作或寻找工作，或不必接受不符合他们希望或预期的工作。
多年来，法国的失业率一直很高，但是法国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strong低估/strong失业的成人人数。因为法国的国家福利使得老年人更容易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失业百分比却是基于劳动力来计算的。结果就是，虽然瑞士有超过70%的55岁到64岁的人仍然在工作，但在法国这一年龄段的人参加工作的比例却只有37%。
这里的关键是，虽然选择不再寻找工作的人仍然是失业者，但他们往往并不会被自动划归为失业群体。因此就业率和失业率的统计数据并不一定朝相反的方向变化。根据人们在失业时生活的难易程度，两者可能同时上升或同时下降。失业补偿金是最直接的方式，它让人们在失业后也能支撑着生活一段时间。但是，补贴的时间有多长，津贴数额有多大，在不同的国家差异很大。根据《经济学人》报道，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失业补偿金“发放时间更短，而且只针对一小部分失业者”。失业的美国人每天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寻找工作——是德国、英国或瑞典的失业工人花费时间的4倍多。
《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失去工作5年后，挪威失业工人仍然可以领取几乎相当于其工资3/4的补贴。”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在失业的第一年几乎同样慷慨：西班牙、法国、瑞典和德国支付给失业工人的补贴超过其工作收入的60%，但是能把这种慷慨持续5年的只有比利时。在美国，尽管有些时候美国国会延长了失业补偿金的领取期限，但通常情况下，只能领取一年。
有各种各样的失业和失业统计，但仅靠这些数据并不能告诉你目前的失业是什么样的。例如，经济学家称之为“摩擦性失业”的现象。高中或大学毕业生并不总能在毕业的时候就找到工作，也不是在找工作的第一天就能找到工作。于是，一方面很多失业工人在寻找工作，另一个方面很多职位仍然空缺，因为合适的雇主和合适的工人要找到彼此都需要时间。如果把经济看作一个庞大复杂的机器，由于社会的内部摩擦，它经常会出现一些效率损失。这就是为什么失业率从来都不完全为零，即使是在雇主会试图尽一切努力找到足够的人手来填补职位空缺的经济增长时期。
这种暂时失业与长期失业有很大的区别。失业持续的时间在不同的国家各不相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失业1年及以上的人占总失业人口的比例，在美国为9%，英国为23%，德国为48%，意大利为59%。总之，美国和欧洲整体失业率的差别低估了工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之间的差别。讽刺的是，在具有严格的就业保障法的国家，如德国，找到新工作更加困难。在这些国家中，更少的工作机会表现为每年更少的工作时间，以及更高的失业率、更长的失业期等。
长期以来，激起政治情绪并导致经济谬论的一种失业形式是技术失业。实际上，技术带来的效率每前进一步就会让一部分人失业。这并不新鲜：
一位名为巴泰勒米·蒂莫尼埃（barthélemythimonnier）的法国裁缝师一直专注于改进一台高效的缝纫机并申请专利。1830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想法。当他的80台机器为法国军队制作制服时，巴黎的裁缝因为他们的工作受到威胁而发出警告，并捣毁了这些机器，还把巴泰勒米·蒂莫尼埃驱逐出城。
这种反应不只发生在法国。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被称作卢德派的一群人意识到工业革命会威胁他们的工作，于是捣毁机器。对技术效率——以及从新的组织方式到国际贸易的其他类型带来的效率——的反对，常常聚焦于对工作效率的影响。这些影响几乎全是对某些工人的短期影响，并没有考虑到对消费者或其他领域的工人的影响。
汽车工业的崛起无疑使饲养马匹的岗位大大减少，也使得马鞍、马靴、鞭子、马车，以及与马车运输有关的其他市场中的就业大大减少。但是，这并不是工作岗位的strong净/strong损失，因为汽车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同样地，生产汽油、电池的行业，汽车维修以及为车主服务的其他经济部门，如汽车旅馆、快餐和郊区购物中心，也需要大量的工人。
工作环境
政府和工会都会对工作环境予以管制，如每周的最长工作时间、安全条例及减少工作压力或使工作更愉悦舒适的各种设施。
管制工作环境产生的经济影响与管制最低工资产生的经济影响非常相似，因为更好的工作环境与高的工资一样，往往使某一份工作对工人来说更有吸引力，对雇主而言则成本更高。此外，由于每一位工人的成本增加，雇主在决定能够雇得起多少工人以及最高出价多少来雇用工人时，他们会将这一成本考虑进去，因为花钱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就等同于每小时支付更高的工资。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好的工作环境意味着支付的工资更低，因此实际上工人是自己花钱购买了良好的工作环境。雇主可能不会每次都因为工作环境而削减工资，雇主之间为得到工人会相互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生产率的提高将导致工资标准的增加，然而这些工资标准不可能增加到不用考虑改善工作环境的成本的水平。也就是说，雇主间的竞标不仅受工人生产能力的限制，而且要考虑支付工资之外的所有其他成本。有些国家的非工资劳动成本远高于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成本大约是美国的两倍，因此相较于同样工资水平的美国劳动者，德国的劳动力更加昂贵。
虽然对政府来讲，强制由雇主为提高工人待遇买单，总是具有政治上的吸引力——因为相较流失的雇主选票，政府能从工人那里赢得更多的选票，而且不费一分一毫——但是出台这些政策的政界人士和选民却很少关注由此引发的经济影响。当经济摆脱萧条开始回暖的时候，随着产出的增加，失业者却不能重新得到雇用的一个原因就是，延长现有工人的工作时间对雇主来说要比雇用新的工人更便宜。
因为增加现有雇员的工作时间不需要支付额外的强制福利，而雇用新的工人就要增加福利支出。尽管延长工作时间要支付更高的工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让已有的这些工人工作更长时间，仍然要比雇用新的工人便宜。
2009年11月的《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标题为“新工作未到，加班先至”的文章中指出：“十月份，制造业裁员61,000人，而那些仍然留在岗位上的人则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加班现象不断增多。”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加班能够提高公司的生产力，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订单，而且这样做不会增加新雇员的医疗福利等固定成本。”加班还能够使公司满足顾客对产品的暂时性需求增加，而不必承担新员工的培训费用，因为这部分需求消失后，公司不得不辞退新人。培训一名新员工的成本包括，被派去培训新员工的熟练员工的产出，支付给培训者与被培训者的工资，而两者在此期间都没有进行实际生产。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些都以金钱的方式表现，我们很容易想象成本高昂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后果，相似的情况也适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例如，一份关于苏联经济的研究报告指出“18岁以下的青少年有权利获得更长的假期、更短的工作时间，以及进修假期，因此管理者总是避免雇用青少年”。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一样都没有免费的午餐。
由于以前的工作条件往往更糟糕——安全预防措施更少、工作时间更长，环境也更不愉快且不健康——有些人倡议由政府或工会对工作条件进行外部监管，按照这些人的论调，似乎若非如此，工作条件就不会得到改善。但是，以前的工资也很低，如今不管有没有工会组织，也不管是否包含在最低工资法中，很多工作的工资都已经得到了提高。人均产出的增加允许人们拥有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而且单个雇主对劳动力的竞争也促使雇主改善工资和环境，这跟雇主被迫改善产品是一样的道理。
安全法
虽然安全是工作环境的一个方面，但它是一个特殊的方面，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由雇主和雇员来衡量安全的成本和收益，就会忽略雇主和雇员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公众的安全。典型的例子包括飞行员、货车司机、火车职员，因为他们的疲劳不仅会使自己处于危险中，还会威胁到许多其他人。飞机坠毁、大货车在高速公路上失控或火车脱轨，这些事故不仅会造成乘客死亡，还会带来火灾或有毒气体扩散，影响附近的居民。因此，即使这些职业中的雇主和雇员都愿意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相应的法律仍然对此类职业的连续工作时间进行了限制。
童工法
在大多数国家，保护工作场所中的儿童的法律，都要先于管制成年人工作条件的法律。这些法律反映了公众对儿童的特殊关注，因为儿童缺乏经验，身体较弱，在成人的权力面前显得更无助。曾经，煤矿也雇用儿童来从事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以及让儿童使用工厂的机器设备，对危险不够警惕的孩子可能会因此致残或死亡。然而，随着实际工作环境的不断变化，原本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往往并没有随之改变。正如一位21世纪的观察家注意到的：
童工法律曾保护儿童免受危险工厂的侵害，现在却禁止青少年在空调办公室里工作。
这样的结果不只是表现非理性的例子。和其他法律一样，童工法并不只是针对某些选民做出的反应——比如前面例子中的人道主义人士和组织，它还在那些发现该法律对自己有利的人群中拓展了新的支持者。例如，工会长期以来致力于让孩子和青少年脱离劳动者队伍，目的是防止这些孩子与工会成员争夺工作岗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师工会，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更愿意让年轻人更长时间地留在学校，因为这会增加对教师的需求，进而能够在政治上争取对学校系统的更大财政投入。
就人道主义组织推动童工法立法的最初原因而言，禁止青少年在空调办公室内工作似乎是不合理的，但是从这些新选民的利益来看，却完全讲得通。暂且不论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阻止这么多年轻人用合法途径赚钱是否合理，逼得这些年轻人通过非法途径谋生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工作时长
人们能够予以量化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每周工作时长。大多数现代工业国家都制定了每周的最长工作时间，强调或以法律的形式强制雇主对超过规定工作时间的加班支付更高的工资。各国对每周工作时间的规定各不相同。例如，法国每周的标准工作时间是35小时，而且缩短周工作时间后，还强制雇主支付跟以前一样的周工资。此外，法国的法律还要求每年在公休假外给雇员25天带薪休假，而美国法律对两者都没有强制要求。
基于这些事实，相比美国和日本每年超过1,800小时的工作时间，法国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少于1,500小时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美国工人每年多工作的300个小时会影响年产出，从而提高生活水平。但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差异。据《商业周刊》报道：
医生的工作时间平均减少了20%。由于每周35小时的工作时间导致医院和养老院人手不足，这是法国8月高温夺取了14,000人生命的重要原因。
法国的传统暑假很长，于是人员短缺问题在8月高温时期更显严重。
有时候，特别是在高失业率期间，许多国家的政府颁布命令缩短工作时间也得到人们的拥护，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在更多的工人之间分担工作，进而减少失业率。换句话说，一个雇主可以雇用40名工人，让每名工人工作35小时，而不是雇用35名工人，让每名工人工作40小时。尽管这看起来很合理，但问题是虽然政府或工会强制缩短了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但雇主通常还需要支付跟以前一样的周工资，就像法国那样。这就相当于提高了小时工资，往往会使雇主减少雇用人数，而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增加就业率。
通常，西欧国家有更多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休假政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说法，欧洲工人“在2005年平均休假11.3天，而美国人平均休假4.5天”。
西班牙在这方面尤其大方。据《华尔街日报》2012年的一则报道，西班牙的法律规定职工每年有14天的带薪公休假和22天的带薪假期，结婚有15天婚假，若职工的家庭成员结婚、生子、住院或去世，还能有2到4天的休假。如果有医生的证明，则休病假的职工在其患病期间仍然可以得到大部分工资，最长期限可达18个月。如果雇主选择解雇一个生病的员工，则需要支付相当于该员工两年薪水的遣散费。
这种慷慨的法律并非没有成本，并且不只由雇主承担全部成本，整个经济，特别是员工个人也需要承担。西班牙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2012年达到25%，年轻工人的失业率高达52%。此外，在2013年第二季度，49%的西班牙失业者失业时间已达一年及以上，而美国同期数字是27%。
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不仅有法律强制要求雇主提供给员工的利益，还有政府提供的福利，后者会使许多人没有必要工作。例如，丹麦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36岁单亲妈妈，“一个月就能得到大约2,700美元，只要她年满16岁就可领取福利”。《纽约时报》的这则报道还指出：“在丹麦的很多地区，没有工作的人要多于有工作的人。”
第三世界国家
最糟糕的工作环境存在于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工人不愿意以降低薪水来换取更好的工作环境或条件。欧洲或美国通常会严厉批评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厂，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这些工厂的工作环境。这就意味着欧洲或美国更富有的工人实际上是在购买更好的工作环境，就像他们能够比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购买到更好的房子或衣服一样。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雇主迫于法律和公众压力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那么额外的开支就会使雇主减少雇用人数，就像工资水平高于市场供求决定的工资水平时，许多非洲人在寻求跨国公司的职位时会受挫一样。
不管跨国公司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提供了多少工作机会，欧洲或美国评论家却因低薪或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对此报以鄙视，而贫穷国家的工人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这些工作在与其他工作相比时会如何。例如，柬埔寨的一名《纽约时报》记者指出：“柬埔寨工厂的工作机会非常抢手，工人通常需要用一个月的工资来贿赂内部人员才能够得到雇用。”显然，这些工作特别受欢迎。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柬埔寨。第三世界国家的跨国公司支付的工资通常是当地工资的两倍。
这样的情况跟工作环境类似。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会将跨国公司的环境与当地的其他工作选择进行比较。这位身处柬埔寨的《纽约时报》记者还描述了当地人在工厂之外的谋生手段——拾荒者在垃圾堆中翻找，这些垃圾堆“臭气熏天”，燃烧产生“刺鼻的烟雾，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而“拾荒者还要被成群的苍蝇、蚊虫叮咬”。谈及其中一位拾荒者，这位《纽约时报》记者指出：
涅普·沾达（nhepchanda）辛辛苦苦也就平均每天挣75美分。对她来说，想要遭受服装厂的剥削——一周工作6天，在工厂里面而不是在炙热的阳光下，每天拿高达2美元的工资——是一个梦想。
如果这名年轻妇女所得的工资，与欧洲或美国工人的工资一样高，而且工作环境也一样的话，情况会不会更好呢？当然会更好。但真正的问题是：她的生产率如何提高到欧洲或美国工人的水平——如果对生产率问题置之不理，并且通过法律或公众压力来改善工作环境将会发生什么呢？毫无疑问，结果会与忽视生产率的最低工资标准类似。
这并不意味着贫穷国家的工人注定永远要挣低工资，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相反，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落户贫穷国家，当地劳动力越来越熟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工人已经成为宝贵的人力资本，数量不断增加的跨国公司为获得当地劳动力而展开竞争，影响了当地的工作环境、生产力和工资。2013年，《经济学人》杂志的一则报道指出：“过去十年中，中国和印度的工资每年上涨10%到20%。”十年前，“新兴市场中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富裕国家工资水平的十分之一”。但是，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印度计算机程序员的工资和美国程序员之间的工资差别不断缩小。
跨国公司为获得工人而竞争，不仅影响了跨国公司员工的工资水平，而且也影响到了竞争同一批工人的本土企业员工的薪酬水平。2006年，《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到，某家中国本土的空调压缩机制造商的“员工年度离职率高达20%”，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无奈地观察到，“他能做的，只是减缓员工跳槽到三星、西门子、诺基亚以及其他本行业内的跨国公司”。《远东经济评论》在2008年曾报道，广东省的工厂“连续5年都在努力招聘员工，工资水平也翻了一番”。
推动工资上涨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强。2012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称，“中国的许多工业区都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工厂需要费尽心思才能找到足够的工人”，并且“经常要向招募新工人的中介支付高额的费用，这些工人往往来自遥远的省份，中间需要乘坐长途客车或火车”。同年，《华尔街日报》的另一则报道指出，中国城市的平均工资在一年时间里就增长了13%。
竞争压力已经对工作环境和工资产生了影响：
这就意味着，经理不能够再期望仅仅提供8人间宿舍就能让劳动力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了……除了提高工资外，永晋公司（yongjingroup）也改善了宿舍的条件和公司餐厅的伙食。他们原本需要6,000名员工，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还有5座工厂缺少10%的工人。
2012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指出，在中国一家组装ipad的工厂内，那些原本坐在“绿色塑料矮凳”上备受背部酸痛困扰的工人，突然间都有了全新的“高靠背”木椅。这些变化并非孤例，劳动力市场正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不同行业的公司也在争夺同一批工人。《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随着最大的公司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其他工厂不得不做出同样的改变，不管它们愿不愿意，”惠普高级副总裁托尼·普罗菲特（tonyprophet）如是说。“大火已经点燃，这些公司正处在火焰中。它们必须不断提高竞争力。与18个月前相比，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市场竞争带来的工作条件改善和政府强制改善工作环境不同，市场带来的改善来自于工人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因为有更多的雇主为得到具有更多工作经验和更高生产率的工人而展开竞争，而政府管制无谓地提高用工成本——不论这些成本是否超过劳动生产率，只会减少工人现有的选择空间。
自由市场不是零和博弈系统。所谓零和博弈，是指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自由市场是一个创造更大产值的过程，随着工人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这些工人，他们的雇主和消费者都能同时受益。然而，亚洲各国的政治家们一直试图通过最低工资法，简单地提供较高的工资，这只会阻碍自由市场的进程，并产生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已在其他推行最低工资法的国家有着明确记录。
同样，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在推动工作条件改进，这一民间压力也会在制定标准时忽视成本及影响。2013年孟加拉国发生的工厂坍塌事件导致1,000多名工人死亡，这类悲剧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国际舆论压力，他们被要求提供更安全的工作条件，或撤离那些从不执行安全标准的国家。但是这些压力也被用来推动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组建更多的工会，而提倡者通常不考虑背后的成本及对就业的影响。
雇主和雇员都需要面对许多不可避免的固有限制和权衡，第三方观察者却无须面对。因此，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些事。
集体谈判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一直认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和雇主数量众多，并且他们都是分别且独立进行竞争，而不管政府有没有对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管制。然而，对劳动力而言，这不是唯一的市场情形。工会里的工人会就工资和工作条件与雇主进行谈判，而不管雇主是单独采取行动还是作为雇主协会成员采取一致的措施。
雇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