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的另一方也必须能够从风险的净减少中获益。位于美国爱达荷州或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民准备种植小麦时，不可能知道小麦收获时的价格是多少。这取决于无数其他种植小麦的农民，不仅包括美国的农民，还包括俄罗斯或阿根廷的农民。
如果俄罗斯或阿根廷的小麦歉收，那么小麦的世界市场价格就会因供求关系而上升，于是美国的农民就可以获得高价格。但是，如果俄罗斯或阿根廷的小麦获得了大丰收，那么世界市场上的小麦就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需求，过剩的小麦将不得不储存进昂贵的仓库设备。这就会导致世界市场上的小麦价格骤降，因此美国农民一年的劳作可能只有很少的收获，或者幸运的话仅能避免损失。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就只能依靠储蓄过活，甚至向放贷机构借钱。
为了避免这样的猜测，农民实际上会付钱给专业的投机者，让他们来承担风险，而农民只管种植。投机者签订合同，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购买或销售在未来交割的商品，把这项活动的风险从参与其中的人——如种植小麦的农民，转移给了其他人。对接收风险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赌的是自己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预测将来的价格，他们也有应对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财务资源，并且在赌注结果向好时获得净利。
投机常常被误解为跟赌博一样，事实上投机与赌博恰恰相反。不管是在机遇游戏中，还是在类似俄罗斯轮盘赌中，赌博包含了人们为了钱、为了显示本领或无所畏惧而凭空创造出来的风险。而经济上的投机所涉及的是人们以投机这种方式应对、降低strong固有/strong风险，以及把风险留给那些做好充分准备的人。
当商品投机者购买尚未种植的小麦时，农民种植小麦就会变得简单，因为农民不必知道收获季节的小麦市场价格。期货合约保障了卖方预先指定的价格，而不管交割时点的市场价格如何。这就将农业和经济预测分离，分别交给擅长不同活动的专业人士来做。投机者利用市场知识、经济与统计分析资料，尽力做到比农民的猜测更准确。于是给出对农民有吸引力的价格，让农民觉得可以现在卖出小麦，而不是等到收获季节按照那时的价格卖出。
虽然投机者很难在每笔交易中都获利，但是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在长远中表现出色。他们的利润取决于支付给农民的平均价格要低于收获季节的价格。当然，农民也知道这个道理。事实上，农民付钱给投机者，就是要他们承担风险，就跟人们在保险公司投保一样。跟其他产品和服务一样，问题取决于投机者提供的服务是否值这个价。就个人层面来说，每个农民可以自己决定这笔交易是不是值得做。不管是制定期货合约还是在收获季节售出作物，每一个投机者当然也会与其他投机者竞标，就像每个农民会与其他农民展开竞争一样。
从经济整体来看，竞争决定了价格，也就决定了投机者的利润。如果利润超过了诱使投机者愿意在这个不稳定的领域投入资金的水平，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入这一细分市场，直到竞争使利润降到刚好能够弥补他们的开支、努力和风险的水平。
投机者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他们要在商品交易所里大声喊叫，才能报价竞标。价格每时每刻都在波动，五分钟的交易拖延就可能意味着盈亏的差别。即使是从事商品投机的小型公司，一天的盈亏也可能达到上万美元，而大型公司几个小时的盈亏就有数百万美元。
在技术先进的国家，商品交易市场上不仅有大企业，甚至还有农民。一份发自印度的《纽约时报》新闻稿报道说：
在这个有着2,500人的村庄里，拉维·沙姆·休亨瑞（ravishamchoudhry）每天至少要去客厅打开计算机登录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次。
他用农民特有的沾满泥土的指甲缓慢地敲击键盘。但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信息：大豆的期货价格。
这不是孤例。2003年，印度有3,000个机构，帮助多达180万印度农民与世界商品交易市场联系在一起。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农民，就是周围村庄的农民同伴的代理人。休亨瑞先生去年从这项与种植无关的交易活动中赚了300美元，现在他一个月就能赚这么多，对于印度这样的贫穷国家，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这也显示了网上商品信息的传播速度之快。
农产品并不是商品交易商投机的唯一商品。商品投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1980年白银价格的起落。1979年初，每盎司白银为6美元，但是到1980年初，每盎司银价急剧飙升到50.05美元。不过，这一价格在当年3月26日后降至21.62美元。此后，在仅仅一天的时间里，这一价格又降了一半，到10.80美元。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投机白银的亿万富翁亨特兄弟（huntbrothers），在strong短短几周内/strong损失了10亿美元。投机对于个人投机者来说是财务风险最大的活动之一，虽然它降低了经济整体的风险。
那些通常不被认为是投机者的人可能也会从事投机生意。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以亨利·海因茨（henryheinz）为首的食品加工公司签订合约，以事先约定的价格从农民手里购进黄瓜，而不管黄瓜成熟时的市场价格如何。没有跟任何人签订期货合约的农民，就是对收获季节的价格进行投机，而不管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投机者。顺便一提，曾经有一次黄瓜获得了大丰收，远远超出了亨利·海因茨期望或能够支付的数量，这笔灾难性的交易使他破产。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从经济上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最终建立了亨氏公司，并延续至今。
有风险才有投机，所以投机失败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虽然失败往往意味着经济破产。即使是学识非常渊博的人，在大量预测中也会有失误。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在1999年3月预测每桶石油价格将会下跌，然而事实上却上涨了，而且到当年12月，油价比《经济学人》预测的价格上涨了4倍。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失败时有发生；国会预算办公室也一样，它预测某项新税法将带来更多的税收，而事实上税收收入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在另一个例子中，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某个新税种的税收收入会下降，但事实上该项税收收入却增加了。
签订期货合同是为了以事先约定的价格在未来某个时间交割黄金、石油、大豆、外币以及许多其他物品。商品投机仅仅是投机的一种。人们还会投机于房地产、公司股票或是其他东西。
风险的全部成本不只包括投入的金钱，还包括在等待过程中的担惊受怕。农民期望自己的作物可以每吨卖1,000美元，但是他也知道有可能每吨只能卖500美元，或卖到1,500美元。如果有投机者愿意用每吨900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作物，而且这个价格能够使他避免几个月的失眠担忧，那么这就是合意的价格。因为农民不用再担心收获时的价格太低不能弥补种植作物的成本，无法养家糊口。
投机者不仅财务状况更加良好，足以应对投机失败，而且在心理上也做好了准备，因为过分担忧的人通常不会参与商品投机。我认识一位商品投机者，有一年他的公司一直到12月份都还在亏损，但是就在12月出现了诸多变化，让他在这一年最终实现盈利。他为此感到很惊讶，其他人同样也很惊讶。这个职业并不适合心理脆弱的人。
经济投机是配置稀缺资源的又一种方式，而它配置的稀缺资源就是知识。投机者和农民都不知道作物收获时的价格将会如何。但是，投机者比农民具有更多的市场和经济学知识，以及更多的统计分析知识，而农民则拥有更多的种植农作物的知识。我的商品投机商朋友承认说，他从没见过大豆，也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尽管数年来他可能已经买进卖出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豆。他只是在收获的季节，将纸面上的大豆所有权转移给大豆购买商。他真正做的并不是大豆生意，而是风险管理生意。
库存
处理经济中的固有风险不仅可以通过经济投机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持有库存的方式。换句话说，strong库存是知识的替代品/strong。如果厨师提前知道每个人的食量，然后烹饪相应分量的食物，那么饭后就不会有多余的食物需要扔掉。因为库存会有成本，商业企业必须尽力限制手里的库存量，与此同时还要保证不能陷入因产品缺货而脱销的风险。
日本汽车制造商出了名的库存少，甚至有些汽车零部件一天要多次运到工厂，才能保证汽车在装配线上顺利进行组装。这就减少了持有大量零部件库存的成本，也就减少了制造汽车的成本。然而，2007年日本的一场地震致使它的活塞环供应商暂停运营。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仅仅因为缺少1.5美元成本的活塞环，将近70%的日本汽车生产在这一周陷入了暂时的瘫痪。
库存太大或太小都意味着要遭受损失。很显然，库存最接近理想规模的企业才具有提高利润的前景。更重要的是，经济中的所有资源都会得到更有效的配置，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有动机来提高效率，而且还因为经常做出正确决策的公司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继续做出正确的决策，而那些重复持有过多库存或过少库存的企业，可能因为破产而从市场上消失。
过多的库存意味着经营成本过高，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成本更低，也就能够用更低的售价争夺消费者。过少的库存则意味着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可能脱销，这样不仅会错失即时的销售收入，消费者还可能会转而寻求更可靠的供应商。正如第6章指出的，在一个商品和零部件的配送总是不确定的经济中，如苏联，持有较大的库存就是准则。
许多关于风险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适用于与市场无关的活动。即将要上战场士兵不会仅仅携带射击所需的子弹，或只带上受伤时会用到的急救用品，因为谁都不可能预见战场上的形势。士兵需要携带一定量的弹药和医药用品以应对各种各样的意外。但同时，如果他过多地携带每一种可能用到的东西，他就无法投入战斗。因为这会使他行动缓慢，减少他的机动性，使他很容易成为敌人的靶子。换句话说，超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任何试图使他更安全的行为都只会让他更危险。
库存还以另一种方式与知识和风险关联在一起。在正常年代里，每一个企业都会持有一定量的库存，并且这些库存和销售成一定比例。然而，当人们所处的年代变得不稳定，比如在经济衰退或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就会卖出存货并且不再生产新产品。例如，2003年第三季度，随着美国逐渐从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销售额、出口额以及利润额都上升了，但是《商业周刊》杂志报道称它的生产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卖的都是货架上的商品”，而且“库存率也创造了最低纪录”。
最终结果是，创造的就业要远远少于过去同期贸易活动增加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我们可以用“失业型复苏”来描述这一情形，因为企业并不相信复苏会持续下去。总之，对卖方来说，出售库存是应对经济风险的一种方式。只有在库存见底之后，企业才会雇用更多的人来生产更多的产品，随着规模的扩大，再用“失业型复苏”来描述就不合适了。
现值
虽然人们购买许多产品和服务是为了能够马上使用它们，但是有许多其他的收益会随着时间慢慢增加，比如棒球比赛的季票以及退休后每个月的养老金。人们可能会在某一时间购买全部收益，支付的价格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现值”，即季票的价格或年金的价格。然而，除了用来确定支付价格，它还包括很多同样重要的内涵。现值的含义能够影响经济决策及它们的后果，甚至也会对一些通常被认为不属于经济的领域产生影响，如决定后人在未来可用的自然资源的数量。
价格与现值
现在对房子、企业和工厂进行保养、维修或改善，都会决定它们的使用寿命以及将来的运行效果。然而，花钱请人修理和维护的业主却不必等着看这些行动对财产价值的未来影响。因为将来的收益就反映在财产的strong现值/strong中。资产的现值实际上就是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加总，以及因为延期而产生的折现。你的房子、企业和农场的状态现在可能并不比邻居的好，但是如果你安装了厚重的管道、坚硬的木料或其他更耐磨的建筑材料，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来因为磨损而损失的费用就会少很多，这就使你的财产的市场价值strong立刻/strong超过了你的邻居，即使现在看来它们的运行状态没有什么区别。
相反，如果市政府宣布明年要在你家附近建一个污水处理厂，你的房屋的价值就会strong立刻/strong下降，直到相邻的土地也被动用。资产的现值反映了它将来的收益与损失，因此任何能在预期上提高或降低收益或损失的东西，都会对今天所售资产的价格产生影响。
现值通过多种方式将未来与现在联系在一起。一位91岁的老人种植需要20年才能够成熟的果树也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土地的价值会由于这些果树strong立即/strong提高。只要愿意，他可以在一个月后将这片土地卖掉，然后去巴哈马群岛生活，因为即使他可以从这些果树的果子中得到额外的价值，那也是远在他过世之后的事情了。他现在的财富价值中就包括了还没有长出来的水果的价值，未来出生的孩子可以吃上这些水果。
经济与政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家不用关注下一届选举之后的未来后果。民选官员很可能会通过大选日提出令公众满意的政策而被选为下一任执政者，即使这些政策在几年后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这些后果在大选后显现，因此不存在现值来使今天的政治决策者考虑将来的后果。
虽然公众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教育来认识今天的政策将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但是处理政府债券的金融专家却能够认识这一影响。因此，在2001年电力危机期间，标准普尔公司下调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债券评级，虽然这些债券并没有违约，支付给债券购买者的报酬也没有减少，并且加利福尼亚州的金库还有数亿美元的盈余。
标准普尔公司的理解是，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要承担重大的经济责任来解决电力危机，意味着马上就会有高税收和高债务。这就增加了将来违约或延期付款给债券持有者的风险，因此也就降低了债券的现值。
任何在将来多次支付的报酬都可以折算为一个较低的一次性付清的现值。在几年内分期获得奖金的彩票得主，可以将这些奖金卖给金融机构获得一笔马上支付的固定现金；从保险公司得到分期赔付款的事故受害者也可以这么做。在未来几十年内多次定期支付的报酬，因为要对延迟进行折现，所以它的现值要比所有这些定期报酬的总额低很多，而一次性支付的现值可能比定期报酬总额的一半还少。于是，一些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而将定期报酬卖掉的人，后来会后悔这笔交易。然而，有些人却很乐意，而且在将来还会再做类似的交易。
反过来，还有一些人可能想将一笔固定的资金换成一笔未来多次支付的报酬。老年人虽然退休后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生活，但他们还必须考虑寿命长过预期的情况——也就是“钱没了，人还活着”——否则可能在贫穷中死去。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他们会用一部分钱来购买保险公司的养老金。例如，21世纪早期，70岁的老人可以购买价格为10万美元的养老金，然后就能每月得到772美元，直到过世，不管他是再活3年还是30年。换句话说，风险以价格的形式转嫁给了保险公司。
在其他情况下，风险不仅可以转移而且还能够降低，因为保险公司能够准确地预测购买养老金的数百万人的平均寿命，他们的预测比任何个人的预测都要准。另外，交同样的保险金，70岁的老妇人得到的月付款更少——比如725美元，因为女性的寿命通常比男性长。
风险降低是因为大量保险数据增强了可预测性。几年前的一则新闻报道，讲述一位投机者与一位急需用钱的老妇人达成了一项交易。老妇人让投资者继承房子，作为交换，投机者只要每月支付给老妇人固定的一笔钱，直到她去世。然而，这个一对一的交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老妇人的寿命比预期的长得多，投机者甚至死在了她的前面。保险公司不仅在收集处理大量数据上具有优势，它更大的优势是不受人类寿命的限制。
自然资源
现值会对自然资源的发现和使用产生深刻的影响。地底下的石油也许够用几百甚至上千年，但是它的现值决定了为回报某段时间内的发现成本应该开采多少石油，而这些石油可能还不足以使用十几年。如果不能理解这一基本的经济现实，数代之后就会产生大量广泛宣扬的虚假预言，比如我们即将“耗尽”地球上的石油、煤炭以及其他自然资源。
例如，1960年一本畅销书指出，以目前的使用速度来看，美国国内的石油只能使用13年。当时，美国已知的石油储量还不到320亿桶。13年后，美国已知的石油储量已经超过360亿桶。最初的统计资料与方法都是正确的，为什么美国没有在1973年用完石油资源？是单纯靠运气发现了更多的石油，还是有更加根本的经济原因？
短缺与过剩不仅与已有的物质资料的多少有关，还或多或少地与人口有关。同样，已知的自然资源储量也不仅与地底的物质资源的多少有关。对于自然资源，价格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值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已知存在多少自然资源，取决于发现这些自然资源花费的成本。例如，石油勘探成本非常高昂。2011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提到：
海底两英里深处，在一个与休斯敦市区一样大的山脊上，当代投资者已经找到了他们认为的一个大油田。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花1亿美元来查明自己是否正确。
生产石油的成本不仅包括地质勘探的费用，还包括最终发现石油之前钻取干井所花费的昂贵成本。随着投入成本的增加，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石油被发现，而不断增多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会通过供求关系降低石油价格。最终达到一个临界点，即在某个地方每多发现一桶石油并进行提炼的成本，超过了可能会发现的每桶石油的现值。达到这一点时，就不值得再继续勘探石油了。在许多情况下，在这一点发现的石油总量，能够使用的年份可能并不会比13年更长，这就产生了我们正在耗尽石油的可怕预测。但是，随着现有的石油渐渐被用光，上升的价格就会使人们对石油勘探进行更大的投资。
以石油开发涉及的各种成本为例，一家大型石油勘探企业在墨西哥湾花8,000万美元，用于初始的探测和租赁；又花了1.2亿美元用于勘探钻井，只是为了证明是否有足够的石油值得进一步深入；然后又有5.3亿美元用于建设钻井平台、管道及其他基础设施；最后花费3.7亿美元来钻采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这些成本加起来总共是11亿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银行或投资者的贷款利率提高一倍，勘探总成本甚至更高；或者想象一下，石油公司自己拥有这一大笔钱并存入银行，可以安全地赚到两倍于平常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会愿意投入这笔钱，做勘探石油这样风险更大的投资吗？你会吗？很可能不会。高利率就可能意味着石油勘探的减少和已知石油储量的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要耗尽石油，反而利率降低的话，已知的石油储量会相应增加。
随着已知石油储量渐渐用完，剩余的石油每桶现值就会上升，勘探额外的石油就会再次变得有利可图。但是，在任何一个既定的时间里，都不值得去勘探地底或海底的所有石油。事实上，只是大量勘探这部分石油才是值得的。可是人们却在歇斯底里地预测我们正在用完自然资源。因为这种预测不仅给图书销售和电视收视率带来好处，也给建立政治权力和个人名声带来好处。
21世纪初，一本名为《沙漠黄昏》（citetwilightinthedesert/cite）的书曾总结说，“迟早有一天，全球的石油使用量会达到峰值”，这是因为“石油，如同另外两种化石燃料煤炭和天然气一样，是不可再生的”。从理论上讲当然是正确的，正如从理论上讲，太阳总有一天会变冷退化。但是，若要据此判断，我们将在下个世纪或下一个千年中遇到与此相关的任何问题，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当前我们正面临着持久的能源危机，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47美元，汽油价格飙升至每加仑4美元，让这种隐意变得更加确凿。但是，2010年《纽约时报》报道：
正当全球石油资源似乎就要耗尽的时候，巴西和非洲海岸发现了巨大的油田，而加拿大的油砂项目建设也在飞速进行，由加拿大运往北美的石油数量现在甚至已经超过了沙特阿拉伯。此外，美国也增加了国内石油产量，这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还是第一次。
甚至整个20世纪对能源资源的大量使用，也没有减少用于生产这些能源的自然资源的已知储量。历史上，铁路、工厂机器以及城市电力的发展，带来了能源的巨大消耗，据估计，20世纪头20年消耗的能源，比人类在此前历史中消耗的所有能源还要多。此外，整个20世纪的能源使用持续上升，而已知的石油储量也在上升。到20世纪末，石油的已知储量是20世纪中叶的10倍还要多。科技进步提高了石油勘探和开采的效率。20世纪70年代，为了寻找石油所钻探的油井中只有大约1/6能够真正产油。但是到了21世纪初，这些探井中有2/3能够产油。
适用于石油的这些经济因素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自然资源。不管地底下有多少铁矿石，当它每吨的现值少于勘探和提炼成本时，就不值得去勘探更多的铁矿石。然而，虽然铁和钢的使用量在20世纪大幅增加，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却增长了数倍。铜、铝、铅等其他自然资源的已知储量也同样如此。1945年，铜的已知储量是1亿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铜的使用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铜的已知储量却达到此前的strong三倍/strong。到1999年，铜的储量又翻了一番。仅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美国天然气的已知储量就增长了大约1/3（从1,532万亿立方英尺到2,074万亿立方英尺）。
即使地底或海底的大量石油也纳入开采和提炼，经济因素也会防止这些石油被耗尽。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的：
几十年前，油田的平均采油率是20%;随着科技取得巨大进步，如今油田的平均采油率已经上升至35%。
换句话说，近2/3的石油仍然保留在地下油田中，因为在目前的科技和油价水平下，想要开采出油田中全部的石油——甚至只开采出大部分石油——成本太高了。不过，石油会留在油田里，而油田的位置我们已经确定。在今天的开采和提炼成本下开采的石油真正“用完”时，接下来开采和提炼石油的成本就会更高一点，再接下去还会增加。但是，显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让已经发现的石油荒废在地底或海底。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还会在经济上提高现存油井的石油产出率。2007年，《纽约时报》报道了大量的实例：
雪佛龙的工程师在1899年发现的科恩河油田中注入高压蒸汽，抽出了更多石油，使得这块油田重获生机。20世纪60年代，这块油田的日产量下滑到10,000桶，现在它的日产量达到了85,000桶。
受这些经济因素影响的并不只有石油。地表的煤炭很容易开采的时候，就不值得在地下挖掘矿井，因为开采地下煤矿的成本太高，无法在价格上与地表开采的成本较低的煤矿竞争。只有开采成本较低的地表煤炭耗尽之后，开采地底煤炭才有利可图。
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mon）和环保人士保罗·埃尔利希（paulehrlich）间的赌注，就表明了自然资源使用的经济学方法与臆想方法之间的差异。西蒙教授打赌说任何人选择任何一个包含五种自然资源的组合，在任何一段时间内，这五种资源的实际成本都不会上升。以埃尔利希教授为首的另一组人于是选出五种自然资源。他们以十年为期限，来衡量这些自然资源的实际成本变化。到了第十年年底，不仅这五种自然资源的成本下降了，连他们本来预期成本会上升的单个自然资源的成本也下降了！很显然，如果我们真的将要耗尽这些资源，它们的成本就会上升，因为这些变得更稀缺的资源的现值会上升。
从某终极的角度来看，资源总量当然在不断下降。然而，一种资源在报废之后经过数个世纪才会耗尽，或是在太阳变冷后的一千年以后才能用完，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如果一种资源会在一段时期后用完这一事实具有现实针对性，那么提高将耗尽资源的现值就会自动地使资源受到保护，无须公众的极端呼吁或政府劝告。
正如价格使我们在某一时间内与他人分享稀缺资源及其产品一样，现值会使我们与后代分享资源，即使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分享。当然，政治上分享资源也是可能的，通过由政府取得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就像它对其他资产或实际上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控制权一样。
政治控制与市场价格的非人性化控制在效率上的差别，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哪一种方式能够更准确地传达基本现实。正如在前面章节中提及的，与价格调节市场经济相比，政治机构进行的价格管制和直接分配资源，要求这些少数的计划者具备更加明确具体的知识；而在由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中，数百万人会根据自己个人的情况和偏好获得第一手知识，然后做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面对的只是少数价格。
计划者很容易制订错误的计划：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因为各种的政治动机，比如追逐更大的权力、再次当选或其他的目标。例如，20世纪70年代，政府要求科学家估计美国天然气的储量以及在目前的使用率下还可以用多久。他们估计的结果是，美国的天然气足够用1,000多年！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当时在政治上是一个坏消息，因为美国总统试图获得更多公众的支持来制订更多的应对能源“危机”的政府计划。因此卡特政府否定了这一估计结果，并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而新的研究得出了在政治上认可的结果。
有时候，某种自然资源的已知储量看起来特别小，这是因为在目前的成本下，可获得的资源数量实际上在几年之内就会耗尽。虽然在较高的开采和提炼成本下我们可能得到大量的自然资源，但是在低成本的资源耗尽之前人类不会触及额外的资源。例如，地表还有大量煤矿可开采的时候，有些人曾发出警告说我们正在“耗尽”这些“经济上可行的”、无须“过高的成本”就可以获得的煤矿。但是，价格的目的就是抑制。只要存在成本更低的资源可以使用，价格的这种抑制就可以防止成本过高的资源被不必要地开采出来。
今天仍然存在类似的情况，油井里的大部分石油都没有被开采出来，因为这些石油的提炼成本比最容易获得的石油的开采成本高很多，在当前的市场价格下根本无法获得回报。2005年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石油的价格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人们担心石油会耗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举例来说，加拿大亚伯达省阿萨巴斯卡地区，理论上这块54,000平方英里的油田能够产出1.7万亿到2.5万亿桶石油——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阿萨巴斯卡的大部分石油储量尚未得到开发，因为从沙子中提炼石油相当昂贵、复杂。使用2吨沙子才能提取出1桶油。但是，如果油价仍然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事实上，如果石油仍然保持在2003年末以来的30多美元一桶——从油砂提炼石油就会有利可图。有限的投资和产出一直制约着阿萨巴斯卡地区。
如果技术从未进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自然资源成本都会提高，最易取得且最易提炼的矿藏将最先用尽，然后是那些不容易得到、数量不多或是很难提炼的矿物质。然而，随着技术的改进，未来获取自然资源的成本实际上会更低，就像朱利安·西蒙和保罗·埃尔利希打赌的那样。例如，一桶石油的平均成本从1977年的15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5美元。无须惊讶，随着石油成本的下降，已知的石油储量大大增加了。
并非只有石油的供给受价格影响。镍的生产也同样如此。21世纪初，镍的价格上升后，《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几年前，莫林莫林公司（murrinmurrin）这家位于西澳大利亚沙漠深处的大型镍矿公司命途多舛，它也成为采矿领域的一个标准失败案例。
现在，莫林莫林公司是投资者的最爱。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过去的一年里增长了三倍多，一些分析师认为它还有增长的空间。
这一令人吃惊的转折强调了近期商品热潮的一个关键事实：在这一高价格下，特别是对于镍来说，即使一个存在技术困难或长期问题的项目也会看上去不错。镍最广泛地应用于制造不锈钢。
虽然人们通常会从实际数量方面来谈论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储量，但是要想得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就必须考虑成本、价格和现值等经济概念。除了自然资源将会耗尽的警告，还存在一种相反的不合情理的乐观言论，即许多贫穷的国家拥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自然财富”，这些财富以铁矿石、铝土矿或其他自然资源的形式存在。
这些言论没有考虑开采和提炼的成本，而且不同的地方成本差别也很大，因此它们是毫无意义的。例如，从加拿大的油砂中提取石油的成本非常巨大，直到最近几年那里出产的石油才被纳入世界石油储量。但是，当石油价格上涨到每桶100美元，加拿大就成为世界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