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税局的统计数据也追踪了特定个体的状况，并显示出了类似情况。美国国税局发现，从1996年至2005年，所得税申报者中底层的20%的人收入增长了91%，顶端的1%的人收入strong下降了/strong26%。一般来看，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国税局数据和密歇根大学的数据不可能都正确，但是它们确实都是正确的。研究一段时间内的收入水平和研究一段时间内的个人状况，衡量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我们常常会将它们弄混。
有一项研究调查了加拿大一段时间内的个人收入状况，结果与美国的情形非常相似。从1990年到2009年，原本处于底层的20%的加拿大人，收入绝对值增长最多，增长比例也最大。原本处于底层的20%的加拿大人，只有13%到2009年仍保持在低收入水平，但是有21%的人上升到了顶端的20%。
不论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strong个人/strong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从一个收入水平转移到另一个收入水平。因此，收入水平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十分不同，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完全相反的。当收入水平处于底层的工薪人群在10年内收入翻倍，那么他们就strong不再/strong处于底层。这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因为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初级职位开始的，随着经验的增长，收入也会提高。同样，收入水平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常常在最高点徘徊，并且收入不会像底层的人那样迅速增长，这都没什么可惊讶的。
在某些年份，由于收入的暴增，一些美国人成为收入最高的1%，2010年时，这种暴增大约需要达到369,500多美元。在某年出售了一套房子的人，当年的收入是前后数年年收入的好几倍；而在某年得到大量遗产或将多年积累的股票期权套现的人，情况也非常类似。收入在某年达到最高水平的人，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收入突然大幅度上升。1996年处在收入水平顶端的1%的人中，有一半以上到2005年掉出了这一水平。1996年处在收入顶端的万分之一的人中，有3/4在2005年时已经掉队。
许多人可能永远也不会遇到让他们成为最顶端的1%的收入暴涨，但是随着职业生涯的进阶，最终也会进入收入最高的20%。从任何意义上说，他们都不是“富人”，虽然他们可能在政治上、媒体中或学术言辞中被称为“富人”。正如前面指出的，要成为收入最高的20%所需要的资金量，几乎不足以让他们过上富人和名人的生活，甚至收入最高的1%的人也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生活，因为处在这个水平的人有一半无法保住地位。
正如收入顶峰时有出现，某些年份也会遭遇收入低谷。因此，真正的富人，或有钱人，可能会在某些年份出现生意或投资的亏损或关闭。这样，他们的收入在某年可能很低，甚至是负数，但在任何意义上，他们都不是穷人。这有助于解释一些异常现象，如数十万年收入在2万美元以下的人，却住在价值30万美元以上的房子里。
收入水平数据和个人收入数据看似相互矛盾，引起这一结果的根本性混乱都源自一个隐含的假设，即某个时期处于某收入水平的人会一直处于这一收入阶层。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段时间内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将会和一段时间内个人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相同。然而，事实并strong不/strong如此，因此这两组统计数据不仅推导出了不同的结果，甚至还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相反结果。
收入越高，稳定性越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过去的三次衰退中，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2008年收入在380,000美元及以上的人群），相较美国其他收入的群体，经受的收入冲击比例最大。”收入50,000美元及以下的人群，从2007年至2009年收入下降了2%，收入百万美元以上的人群在此期间的收入则下跌了近50%。
相反，当经济增长时，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收入增长速度是美国其他人群的3倍。”无须惊讶，因为高水平人群的收入不太可能是依靠工资，更多的是依靠投资或销售收入，而这两类收入在经济增长或下降时变化很大。收入的这一模式也适用于财富。“在1990年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最富有的5%的人（以净资产衡量）经历了财富的最大跌幅。”《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曾这样报道。
技能上的差异
生产率和报酬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是一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技能。工程师挣的比邮递员多，有经验的船员挣的比没经验的船员多，有经验的飞行员则挣的比任何船员都多，对此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尽管工人可能被认为只提供了劳动，但大多数人提供的不只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还有处理任务的思维能力。在大多数现代经济体中，仅凭“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足以从事很多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虽然看似很明显，但它的意义却并不那样明显，也没有被广泛理解。
在体力和耐力是主要工作要求的时代和地方，生产率和报酬往往会在人类生命最年轻的时期达到高峰，中年劳动者则只能获得较少的报酬或较少的就业机会，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对体力劳动的重视也使得企业偏爱男性工人，而不是女性工人。
在一些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极度贫困的国家，从事体力劳动的性别差异非常巨大，以至于最贫穷的人常常杀死女婴。虽然母亲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必要的，但是额外的女性家庭成员运用原始的工具，在小块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生产的食物还不够自己活命，而且在营养不良和饥荒盛行的时期，她消耗了其他人生产的食物，也威胁到整个家庭的生存。经济发展的好处之一就是，人们不必再面对令人绝望的残酷选择。
技能和经验相对于体力的重要性提升，改变了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相对生产率，以及女人和男人之间的相对生产率。这种情况在当代尤其如此，因为工业社会，机器取代了人力，而且在高科技经济体中，技能变得至关重要。即使在相对较短的时期中，大多数人达到收入顶峰的年龄也已经迅速提高。1951年，大多数美国人在35至44岁之间达到收入顶峰，这一年龄段的人挣的钱比二十几岁的人高出60%。然而，到1973年，35至44岁年龄段的人挣的钱比更年轻的工人挣的多了1倍还多。20年后，挣钱最多的年龄段上升至45到54岁，这一年龄段的人赚的钱是他们在20多岁时挣的钱的3倍还多。
同时，体力的重要性逐渐降低，降低或消除了男性工人在更多职业中的优势。这些变化并不要求所有雇主对自身利益有更开明的认识。有些企业通过取消对男性工人的奖励，使得男女报酬都与他们的生产率相匹配，最终降低了生产成本，与这些企业相比，那些坚持为产出没有相应增加的工人付更多报酬的企业处于竞争劣势。最不开明或具有偏见的雇主承担更高的劳动成本，他们的企业可能会因为市场的残酷竞争而遭淘汰。正因为如此，在法律规定同工同酬之前，女性的报酬就开始等同于资历相同的男性了。
随着技能的重要性增加，两性间的经济不平等将得到降低，但是有技能者和无技能者之间的不平等将会增加。此外，由于技能更熟练的工人使经济的生产效率更高，也就带来了收入的普遍提高，这往往会增加具有稳定工作的人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前文提到，正如最高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阶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有工作的人与没有工作的人之间在数量和比例上也有显著差别。同时增加工作报酬和福利待遇，会让更多人不用参与工作也能生存，也注定了所得和报酬变得更加不平等，因为福利发放并不直接用现金，而是用住房补贴或医疗补贴等形式，这些福利不被纳入收入统计。
不同的个人（或国家）之所以会处于不同的经济水平上，看似最明显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在不同的经济水平上进行strong生产/strong。随着经济增长愈发依赖技术，经济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将越来越低，对拥有更高技能的人的需求却越来越高，这部分人也会得到更高的报酬。在这些条件下，顶端收入阶层和较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本不足为奇。
就业歧视
报酬差距往往反映了技能、经验或者从事艰难或危险工作的意愿的差异，但是报酬差距也反映了对社会某类细分人群的歧视，比如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底层或其他群体。然而，为了确定是否存在歧视及其严重程度，我们需要先定义歧视。
有时，歧视被定义为在雇用、定薪或晋升时，对不同群体的人使用不同的标准。最严重的就是拒绝雇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美国许多招聘广告中常注明“爱尔兰人不得申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许多医院不招黑人医生或犹太医生，并且一些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也只雇用来自上层社会的新教白人男性。在其他情况下，不同群体的人都可能被雇用，但是会被分配去做不同种类的工作。
这些情况不是美国和现代社会独有的。相反，有史以来的几千年里，不同群体的成员在法律上、现实中受到区别对待在全球都是普遍现象。平等对待所有人，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群体，从历史上看是一个相对晚近的观念，也绝不是当今世界普遍遵守的一条原则。
与歧视重叠，并经常与歧视混淆的是，基于不同个体的技能、经验、工作习惯和行为方式的根本差异而产生的就业差异。比如，莫霍克印第安人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从事建造摩天大楼的工作，因为他们在高耸的钢筋结构上行走不会感到恐惧，也不会因此分心。殖民时期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园中，中国工人在相同时间内从橡胶树上收集的汁液是马来西亚工人的两倍。
更偏爱一些群体，不想或不愿雇用其他群体，经常被描述为是由于“偏见”“歧视”或“成见”，但是第三方观察者不能轻易忽视那些为了支持自己观点而付出金钱的人的切身感受。即使不以不同的看法看待不同群体，对不同群体使用相同的雇用标准，也会导致雇用、解雇或提拔的人数比例在不同群体间差异很大。虽然因资质而歧视和因表现而歧视在原则上有根本的区别，但是要在现实中区分它们的不同并不容易。统计数据中很少包括关于技能、经验、表现或旷工的详细信息，有关工作习惯和态度的信息就更少了，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比较来自不同群体的真正可比较的个人。
比如，长期以来，女性收入一直比男性低，但是大多数女性会在人生的某一时期生孩子，并且许多人会离开劳动力市场，直到她们的孩子可以离开妈妈放在日托所。女性的职业中断会减少女性的工作经验和资历，相应地也就阻碍了她们的收入增加，而在此期间，男性一直在工作，他们的工资自然得到增加。然而，尽管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其收入要大大低于男性群体，但是早在1971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工作到30多岁的美国单身女性的收入却略strong多/strong于同样条件下的单身男性。
这表明雇主愿意为具有相同经验的女性和男性提供同样的待遇，只要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并胜出，甚至有相同经验的女性也可以比男性表现得更好并因此挣得更多，但是家庭责任的不同阻碍了两性获得相同的工作经验以及基于工作经验的相同收入。这些都不足为奇。比如，如果女性的报酬只strong相当于有相同经验和表现/strong的男人的75%，那么雇主就可以用同样的钱雇用4个女性，而不是3个男性，从而在生产成本方面取得决定性优势，并打败竞争对手。
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歧视女性的雇主都将会产生不必要的高成本，并且在竞争中面临利润、销售额下降，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值得我们再次注意的是，我们在第4章中区分的strong目的性因果关系/strong和strong系统性因果关系/strong。即使没有哪个雇主有意识地或故意地思考歧视女性的经济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的系统效应也将会淘汰那些根据性别差异而不是生产率差异支付报酬的雇主。随着女性开始建立她们自己的企业——这样做的人在大量增加，并且她们不会歧视其他女性——淘汰过程将加速。
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主要收入差距并不都相同，但是生育过孩子的女性和没有生育过孩子是不同的。有一项研究显示，没有孩子的女性获得的报酬是男性的98%，而有孩子的女性的报酬只有男性的75%。此外，即使是没有孩子的女性，也不一定与男性有同样的职业。可能会生育孩子这一事实，使得不同职业对女性有不同的吸引力，即使她们还没有当妈妈。像图书管理员或教师这些职业，即使花几年时间照顾小孩还能再回去工作，这些工作于是对期望成为妈妈的女性比计算机工程师这类职业更有吸引力，在后一种行业中，变化非常迅速，几年不工作，你在这一领域就会远远落后。总之，女性和男性会做出不同的职业选择，并且可以通过在接受教育的时候专修各类不同的学科组合，来为职业做准备。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受到歧视或受到多少歧视，这一问题也是在问：相同领域中具有相同资历的男性和女性在收入上是否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性别之间的收入是否均等这一问题则非常不同，因为职业选择、教育选择和持续就业的差异都会影响收入。男性往往会从事危险性更高的职业，收入也比安全性更高的类似职业多。正如一项研究所显示的：“尽管职场上的男性只占54%，但是因工作死亡的人中，男性却占92%。”
试图对真正可比较的个人进行比较所遇到的类似问题，让我们很难确定不同种族或民族间是否存在歧视及歧视的程度。不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一个种族或民族与另一个种族或民族在年龄上有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差异，这并不罕见，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年龄如何造成收入间的巨大差距。虽然总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在收入上存在巨大差异，但是详细数据经常表明这种差异要小得多。比如，同一年龄（29岁）和智商（100分）的黑人男性、白人男性以及拉丁裔男性，他们之间的平均年收入差距在1,000美元以内。在新西兰，尽管毛利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很大，但是当我们把相同年龄、相同技能、相同文化水平的毛利人与其他新西兰人做比较时，差距同样大幅度缩小。
许多关于歧视的讨论总以为雇主可以随意决定雇用或报酬，而不必付出代价。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雇主并不是孤立地经营企业，而是在市场上经营企业。各个企业为了得到雇员和顾客而相互竞争。不论是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错误的决定会增加成本，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讲到的，犯错的成本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不仅如此，这些成本随着市场条件的不同而不同。
歧视让受歧视者没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并因此付出代价，这一点很明显，然而歧视也让施加歧视的人付出了代价，他们也会因此失去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例如，当房东拒绝把公寓租给“错误”的群体时，也就意味着公寓会空置更长的时间。很明显，如果是在自由市场上，这代表着房租的损失。然而，如果存在房租管制，那么对于空置的公寓来说，申请者过剩，这种歧视就不会使房东受损。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就业市场。如果雇主拒绝雇用来自“错误”群体的合格者，那么在自由市场上他就要承担更长时间的职位空缺风险，意味着要么完不成某些工作或订单，要么必须为现有员工支付加班费来完成工作。不论用哪种方式，都会消耗更多资金。然而，当工资被人为设定在高于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水平，求职者过多使得歧视不会让雇主付出代价，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职位空缺。
不论这些人为的高工资是由工会设定的，还是由最低工资法设定，都不会改变这一原则。以往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代价较小时，种族歧视往往会更严重，而代价较大时歧视就会缓和。
即使是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在那里法律支持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处在竞争行业的雇主也经常会突破政府允许的范围，雇用更多的黑人和让他们担任更高的职位，虽然被抓住时要被罚款。雇主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而雇用黑人。同样，在约翰内斯堡建房子的白人经常会雇用非法的黑人施工队，但不是像政府期待的那样，付更高的价钱雇用白人施工队，这些黑人施工队通常让一个白人作为名义上的管理者，以符合种族隔离法律的要求。在法律上只允许白人居住的地方，南非的白人房东也经常把房子租给黑人。
实施歧视的人要付出歧视成本，这是理解这类行为的关键。花别人钱的雇主——比如政府机构或非营利组织，歧视成本的影响更小。因此相较在竞争性私营市场中经营的企业，政府施加的歧视要更大，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了解歧视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黑人能够在百老汇成功演出，当时他们不被允许参加美国海军，而且也不被允许担任政府文职工作。雇用黑人演艺者能够吸引大量观众，百老汇的制片人自然不想失去赚大钱的机会，但是政府的歧视成本由纳税人承担，而不管政府是否意识到歧视要付出代价。
正如最低工资法降低了雇主的歧视成本一样，strong最高/strong工资法增加了雇主的歧视成本。最近几个世纪的最高工资法案例中，包括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工资和价格管制。由于工资被控制在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水平之下，工人出现短缺，正如在房租控制下出现住房短缺一样。于是战前没有雇用过黑人、妇女的雇主，或没有雇用他们担任理想职位的雇主，这时开始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铆工罗西”（rosietheriveter）的形象，部分是因为工资和价格管制。
资本、劳动与效率
生产任何东西都需要一定的劳动，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只靠劳动就能生产出来。农民需要土地，出租车司机需要汽车，而艺术家需要画材。即使单口相声演员也需要笑话库，那就是他的资本，正如水坝是水力发电公司的资本一样。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补充了劳动，但是也与劳动就业形成竞争。换句话说，生产商品和服务，要么用大量劳动和少量资本，要么用大量资本和少量劳动。当运输工人工会迫使运输公司将司机工资水平提高到超过竞争市场上本应有的水平时，为了节省更加昂贵的劳动，运输公司往往会增加资本。于是公共汽车变得更长，有时甚至把两个公共汽车用一个具有弹性的设备连到一块，这样一个司机也就使用两倍于以前的资本了，并可以运输两倍于以前的乘客。
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样就能带来更高的“效率”，但效率并不容易界定。如果我们像某些人一样，随意将效率定义为单位劳动的产出，那么说一个公共汽车司机运载了更多乘客就是更有效率仅仅是一种循环论证。事实上，每个乘客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因为加长公共汽车和提高司机的工资都增加了资本投入。
如果公共汽车司机没有工会支持，而且获得的报酬不必超过吸引合格人员所必需的报酬，那么无疑他们的工资水平将降低。对于运输公司来说，雇用更多的司机并使用更少的公共汽车将更有利可图。这样，不仅运输乘客的成本会更少，公共汽车也会变得更短、数量更多，乘客等车的时间也将减少。对于在寒冷的冬日街头或在夜间高犯罪街区等车的人来说，关系重大。
如果不考虑人的意愿和偏好，就不能有意义地定义“效率”。即使是汽车发动机的效率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问题。由发动机产生的所有能量都可以被用于某个用途，要么用于驱动汽车向前移动，要么用来克服发动机各运动部件的内部摩擦，要么以各种方式摇晃车身。只有当我们界定了我们的目标——驱动汽车向前移动，才能把用于这一任务的发动机功率的百分比看作其效率，并把分散在其他各个方面的能量看作浪费。
长期以来，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农业是“低效率”的，因为美国每英亩的产量要比大多数欧洲国家低很多。然而，美国每个农民的产量要比欧洲高出很多。原因是美国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稀缺。一个美国农民要看顾更多的土地，在每英亩土地上的投入就相应地减少。而欧洲土地稀缺，根据供求关系，土地也更昂贵，欧洲农民专注于在能得到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花费更多的时间清理杂草和石块，或者投入更多的精力，确保每英亩获得最大产量。
同样，第三世界国家往往要比更富有、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更能充分利用资本设备。像锤子、螺丝刀这样的工具，在美国的工厂或车间里几乎人手一套，但是在贫穷国家，这些工具通常由几个人共用，或在大范围内共用，而生产同样产品的美国工人则不需要这么大范围地共用工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贫穷的国家，每把锤子每年钉的钉子也更多，因为它在更多的人之间共用且闲置时间更少。但是，这并没有使这些贫穷的国家更有“效率”，只是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不同而已。
相较富裕国家，贫穷国家的资本更稀少，也因此更昂贵；劳动力更丰富，也更便宜。贫穷的国家往往会节约更昂贵的要素，正如富裕国家会节约劳动力这类对他们而言更昂贵、更稀缺的要素一样。富裕国家的资本更丰富且更便宜，而劳动力则是更稀缺且更昂贵的要素。
货运列车进站后，需要工人卸货。一列货运列车半夜到站，要么当时当地就卸货，这样这列货运列车就可以不受影响地前进；要么卸下一些车厢在支线轨道上，等到第二天早上工人上班时再卸货。
在资本稀缺（如火车车厢）、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安排工人24小时卸载是明智的选择，这样就可以立刻卸载车厢里的货物，避免让车厢这种稀缺资源闲置。但是，在一个资本丰富的国家，分离火车车厢，让火车继续上路往往是更经济的做法。也就是让火车车厢在侧线闲置，等待第二天卸载，而不是让工资高昂的工人无所事事地等待下一列火车的到来。
这不仅仅是关于这些工人的工资或这家铁路公司的货币支出的问题。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工人的时间有什么可替代的用途，这些货运车厢又有什么可替代的用途。换句话说，这并不只是金钱的问题。金钱只能反映深层次的基本现实，它们在其他非市场经济体中都一样。让车厢闲置，等工人来卸货；还是让工人闲置，等着火车到来。哪个更明智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以及它们在其他可替代用途中的相对生产率。
不论是在苏联工业化建设与卫国战争时期，还是在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车厢每年都比美国车厢运输更多的货物，这点常被苏联夸耀。但是，这根本谈不上苏联的经济更有效率，只能表明苏联的铁路公司缺乏美国铁路行业那样雄厚的资金，而且与美国的劳动力相比，苏联的劳动力没有什么其他有价值的替代用途。同样，20世纪中叶的一项关于西非经济的研究指出，那里的卡车“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行，通常都挤满了乘客和货物”。
由于同样的原因，贫穷国家的汽车往往比富裕国家的汽车使用时间长。在许多贫穷国家，让汽车的使用时间更长是更有价值的做法，而且从富有的国家购买使用过的汽车也是值得的。短短一年间，就有9万辆来自日本的二手车出售给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已经成为出售这些二手车给其他中东地区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中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许多非洲城市充斥着丰田汽车，尽管在那些地方很少有新车出售。”在喀麦隆，出租车都是“破旧的二手丰田汽车，后面坐4个人，前面坐3个人”。即使是需要修理的车也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
日本的出口商还向国外出售了数以千计的破旧或损坏汽车。在迪拜，机修工只需要花上相当于日本价格的几十分之一的费用就能修好车辆，日本高昂的劳动成本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修车最贵的地方之一。
总而言之，富裕国家的人可以在使用很短的时间后就丢弃汽车、冰箱和其他资本设备，贫穷国家的人却不能这么做。这也不是能不能承受得起“浪费”的问题。在日本、美国或德国这些经济体中，花费同样的精力能够生产足够多的替代品，因此继续维修这个设备就是一种浪费。但是，在贫穷国家，工人的时间没有高效的可替代用途，因此像富裕国家的人那样使用很短的时间就废弃设备是不明智的。迪拜的劳动力比日本便宜，这并不是一种偶然。富裕国家的劳动力有更高的产出。这也是富裕国家更富有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出售使用过的设施，是这两种国家应对要素稀缺程度和生产效率不同的一种有效方式。
在现代工业化经济中，许多物品都是批量生产的，因此规模经济降低了它们的成本。但是，修理这些产品仍然由个人手工完成，没有了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产品的维修也就相对昂贵。在这种批量生产的经济中，反复修理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一点更换一个新的、批量生产的替代品会更便宜。美国的电视机维修店的数量远远赶不上电视机的增长，因为批量生产已经把电视机的价格降低到这一点，即对于许多发生故障的电视机来说，更换新的要比维修旧的更便宜。
由两位俄罗斯经济学家著述的一本书回顾了苏联时代，指出苏联的“设备被无休止地修理、修补”，以至于“苏联每件资本品的平均使用期限达到了47年，而美国仅为17年”。这不是炫耀，而是在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