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或不恰当地使用政府数据，会导致许多错误的结论。
——史提芬·r﹒坎宁安（stevenr.cunningham）
对资源配置进行的讨论，我们迄今为止主要关注的是非生物资源。但是，人也是生产输出所需的关键投入要素。大多数人并不愿意无偿提供劳动，他们要么因报酬而工作，要么被迫劳作，无论如何总要有人干活，只要我们需要生活，想要享受现代化生活水平下的各种便利设施。在过去的许多社会里，人们作为农奴或奴隶被迫劳作；在自由社会中，人们有偿工作。但是，报酬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收入。报酬也是每个劳动者或潜在劳动者面临的一组激励，以及雇主面临的一组约束。因此雇主不能像苏联那样使用稀缺资源——保留多余的工人“只是为了以防万一”，这些工人本可以在其他地方从事更有效率的生产活动。
总之，支付薪资带来的经济作用不只是为个人提供收入。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为劳动支付报酬是一种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方式。劳动是一种稀缺资源，因为工作总是比人们能够用来工作的时间多，所以人们拥有的时间就必须在竞争性用途中分配。如果货车司机的工资翻倍，一些出租车司机可能会更愿意去开货车。如果工程师的收入翻倍，那么本想主修数学或物理的学生可能就会转而选择工程学专业。如果所有工作的工资都翻倍，那么一些已退休的人可能会重新就业，至少是兼职，而那些本打算退休的人可能会推迟退休时间。
人们能够获得多少报酬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常听说职业运动员、电影明星或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着天文数字的报酬，于是就有记者和一些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某个人“实际”值多少钱。
幸运的是，从第2章中我们已了解到，根本没有所谓的“实际”价值，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像其他人那样，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相反，我们可以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什么决定了人们的工作报酬？答案也非常实际：供给和需求。然而，这只是起了个头。为什么供给和需求会让一个人挣得比另一个人多呢？
工人显然都希望得到尽可能高的报酬，雇主则希望支付尽可能低的报酬。只有当提供的报酬和能接受的报酬有重叠时，才会形成雇用。那么，为什么工程师的工资是邮递员的几倍呢？
邮递员当然想得到工程师那样高的报酬，但是能够成为邮递员的人太多了，雇主不会提高薪资标准。由于培训一个工程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同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这些培训的内容，所以相对需求而言，工程师供给不足。这只是从供给方面考虑。又是什么决定了劳动需求，什么决定了雇主愿意支付的界限呢？
工程师稀缺并不是他们更有价值的唯一原因。工程师能为公司带来更大的利益，才使得雇主愿意为他们的劳务竞价，并以此设定出价的上限。一位工程师只能为公司带来10万美元利润却要求20万美元的薪水，那么他显然不会被雇用。如果这个工程师能为公司带来25万美元的回报，那么很明显该工程师值得以20万美元雇用——假设没有其他工程师愿意以更低的薪水做同样的事情。
生产率
虽然“生产率”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员工为公司收益所做的贡献，但是这个词在其他方面经常有不同的定义。有时，它的含义是指每个工人与生俱来的某种生产率，而不是依赖于外界环境获得生产率。
一个使用最新的现代化设备的工人，每小时的产量显然要高于使用旧设备的工人的产量，或在管理欠佳、生产组织效率较低的公司的产量。比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棉纺厂比中国人开办的棉纺厂工资更高，但是在日本人开办的棉纺厂，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却更低，因为每个工人有更高的产出。这并不是由于设备不同——他们使用的机器一样，而是由于日本人的管理效率更高。
同样，在21世纪初，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发现，美国人在英国开办的制造企业的生产率比英国人开办的企业要高很多。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英国工业公司的业绩与它们的美国同行相比差距惊人”，而谈到“节约使用时间和材料”时，只有40%的英国制造商“考虑过此事”。不仅如此，“英国工程学专业的优秀毕业生更愿意为外资公司工作”。总之，即使生产率以每单位劳动的产出来衡量，英国公司的生产率也更低，这反映了管理方面的差距。
一般来讲，在生产过程中任何投入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数量和质量，也依赖于其他投入的数量和质量。这样来看，南非的工人比巴西、波兰、马来西亚或中国的工人有更高的生产率，因为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的，南非的企业“相对于劳动更依赖资本”。换句话说，南非工人不一定比这些国家的工人工作更努力或技术更高，他们只是在工作中有更多更好的设备。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通常并不被我们认为是经济活动的活动。它适用于纯粹的个人专长，如棒球运动员打出本垒打的概率。如果一个棒球击球员在另一个击球员前面击球，那么他打出本垒打的概率就更大。但是，如果排在他后面的击球员不太可能打出本垒打，那么投手就很可能会在关键时刻保送他上垒，不论是有意向他投好球，还是用其他方式，这样在整个赛季中，他打出本垒打的概率就小多了。
比如，在特德·威廉姆斯（tedwilliams）的职业生涯中，按照击球比例看，他是美国棒球史上打出本垒打概率最高的球员之一。然而，他只在一个赛季打出了40个本垒打，因为他通常每个赛季都会有高达162个保送上垒，平均下来，一个有154场比赛的赛季，一场比赛就有超过一个保送上垒。
相比之下，汉克·阿伦（hankaaron）在8个赛季里打出过40个或更多的本垒打，尽管如此，他的本垒打概率也没有特德·威廉姆斯高。虽然汉克·阿伦在他的职业生涯打出了755个本垒打，但是在他参加的23个赛季里，从没有达到过100次保送上垒。在汉克·阿伦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期，排在他后面击球的埃迪·马修斯（eddiemathews）打出本垒打的概率与汉克·阿伦相当。这样，就没什么必要保送阿伦上垒，否则在给马修斯投球时，场上就多了一个人在垒上。总之，汉克·阿伦作为一个本垒打击球员的生产率要更高，因为他击球时，还有埃迪·马修斯在击球员准备区。
更普遍地来说，几乎在所有的场合，你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你自己的工作，而且也取决于协作因素，如设备、管理和你周围的其他工人的质量。电影明星希望有好配角演员、好化妆师和好导演，这些人都有利于影星的表演。学者非常依赖他的研究助手，而将军则依靠其幕僚和军队来赢得战争。
不论某个人的生产率源自哪里，它决定了雇主为了获得这个人的劳务会出多高的价格。正如任何工人都可以通过补充性要素（工作搭档、机器，以及更有效的管理）提高自己的价值一样，他们的价值也会因个人无法控制的其他因素而降低。
如果一个地方的运输成本比另一个地方的高，即使是工人每小时产出相同，他们的价值也可能不同，雇主从销售中获得的净收益也更低，因为收益中必须扣除较高的运输成本。在竞争性市场上出售相同的产品如果运输成本不同，那么运输成本较高的企业就无法将全部运输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运输成本较低，定价也低，高价格只会造成客户流失。第三世界国家可能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或高效的铁路公司和航空公司，那里的企业可能要被迫承担更高的运输成本。即使他们与更先进的经济体中的企业一样，用相同的价格出售相同的产品，获得的净收入也会较少，因此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的价值也会相应地减少。
在腐败严重的国家，为了得到当局允许而进行的必要贿赂，也同样要从销售收入中扣除，也就降低了产品和工人的价值，即使这些工人每小时的产出与现代化程度更高、腐败更少的经济体中的工人并无差别。事实上，第三世界的工人每小时的产量都比较低，从销售收入中扣除较高的运输和腐败的成本后，第三世界工人的收入只相当于其他国家工人收入的一小部分。
总之，生产率不只是单个工人行为的结果，也是其他许多要素的结果。我们说对劳动力的需求基于工人生产率的价值，但并不是指报酬基于价值。价值和生产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就像道德和因果关系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样。
报酬差距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是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那么，供给方面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没有必要，雇主很少会支付高价，因为还有其他人愿意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相同的劳务。
薪资与其他价格一样的经济功能类似，它们都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使用具有指导作用，在它们的作用下，每种资源都会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然而，现在我们讨论的稀缺资源变成了人类，相较于生产过程中的其他投入的费用，我们倾向于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薪酬。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问题，即使它们在逻辑上毫无意义并且无法界定。比如，工资“公平”吗？工人受到剥削了吗？这是“最低生活工资”吗？
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同胞生活在贫困脏乱的环境中，而且很多人都愿意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就像我们看到的，除了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为穷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每年各种慈善机构收到的善款也高达数十亿美元。这些重要的社会活动同时发生在价格调节的经济中，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试图抹去价格（包括人们的劳动和才能的价格）的信号功能，让它无法指导资源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就使价格无法有效达成最基本的目标，有赖于此的整个社会的繁荣也将失去根基。归根结底，是经济繁荣让人们有可能捐赠数十亿美元去帮助不幸的人。
收入“分配”
有些人挣得比其他人多，没有比这更直接易懂的事实了，但原因各有不同。比如，有些人只是因为年龄大就挣得多，他们有更多的经验、技术，接受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时间也更长，因此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完成某项工作或者能够承担更复杂的工作，而新手或缺乏经验和培训的人则难以胜任。这些人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毫不稀奇。随着岁月流逝，年长者对工作更在行，越来越多的人会注意到他们和他们的个人能力，也就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或在原单位获得晋升。收入最高的前5%的人中，大多数都在45岁以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这些都是存在个人收入差异的常识性原因。但是，在对“收入分配”这个含糊的术语进行抽象讨论时，这些原因和其他许多常识性原因往往都会被忽略。在讨论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时，他们经常被称为“富人”和“穷人”，就好像他们是不同阶级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处于生命不同时期的人。1975年收入最低的20%的美国人有3/4在16年后成为收入最高的40%的美国人。
无须惊讶，16年过后，人们通常都多了16年的工作经验，可能是通过在职培训，也可能是经过了正式教育。而那些做生意的人或专业人士有16年的时间建立自己的客户群。如果他们不能因此赚到更多的钱，那才令人惊讶。
这些都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一项对欧洲11国的调査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很多都在两年内脱贫了，收入超过贫困线。这一比例在希腊是1/2，在荷兰是2/3。在英国，一项调查在5年内追踪数千人，最终也有类似的发现。5年后，最初收入水平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大约有2/3脱离了这一阶层。在新西兰的调查同样显示，收入最低的20%的人中，有很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收入提升，当然更多的人通过更长的时间脱离了这一阶层。
有些人在贫困中出生、生活和死亡，同时另一些人则在奢侈中出生、生活和死亡，这样的情形与年轻人还没有达到前辈（比如他们的父母）的收入水平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媒体甚至学术界经常引用的统计数据，通常不区分这种迥异的情形。此外，那些公布统计数据的人则好像在说，他们讨论的是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异，而不是年龄段之间的收入差异。尽管在很少的情况下人们很可能一生都停留在某一收入水平，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一直待在某一年龄段。
由于人们在收入阶层之间移动，所以他们在一生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不等于某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新西兰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整个工作生涯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小于strong任意/strong一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对“富人”和“穷人”的许多讨论，或者说对最富或最穷的10%或20%的人的讨论，不能说明哪些收入应划分到这些类型中。2011年，收入为101,583美元的家庭足以跻身收入最高的20%的美国人之列。但是一对夫妇，每个人都年入超过5万美元，则每个人都不会被归入“富人”行列。即使要成为收入最高的5%，也只需要超过18.6万美元的家庭收入，即参加工作的夫妻只要每人挣9.3万美元。这是个不错的收入，但是人们工作几十年后才能从较低的薪酬水平达到这个收入，因此很难说是富裕的标志。
把特定收入阶层的人看作“富人”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和财富是不同的东西。不管在某年有多少收入经手，你的财富取决于这一年你保留并积累了多少。如果某一年你得到了100万美元却花了150万美元，那么你并没有变得更富有。我们反而会发现，许多收入不高但很节俭的人去世后，为继承人留下了惊人的财富。
即使是真正富有的人也会出现流动。《福布斯》杂志在1982年首次发布最富有的400个美国人名单时，上榜的有14名洛克菲勒家族成员、28名杜邦家族成员和11名亨特家族成员。20年后，这份名单上包括3名洛克菲勒家族成员、1名亨特家族成员，没有杜邦家族成员。登上1982年《福布斯》榜单的最富有的美国人，有略多于1/5的人的财产是继承来的，然而到2006年，上榜的人中只有2%的人财产是继承来的。
虽然谈论了这么多“收入分配”，但是大多数收入根本不是像报纸或社会福利金支票那样从某个中心分配出去的。大多数收入只是数字统计意义上的分布，就像人口的身高分布，有些人是5英尺4英寸高，有些人是6英尺2英寸高，但是这些身高并不是由某个中心分配的。然而，我们经常读到记者和其他人探讨“社会”如何strong分配/strong收入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描述为一些人赚得比其他人多。
每个人的工作值多少钱，“社会”对此并没有集体的决定。在市场经济中，从某人的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直接利益的人决定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偏爱集体决策的人会坚持为他们的决策方式辩护。但是，认为如今“社会”根据一组结果来strong分配/strong它的收入，并且应该以未来的不同结果来改变分配，这样的建议只会带来误导。
这是一个误导性的隐喻。讨论收入差距所使用的体系，跟这个隐喻一样令人误解。与个人收入的统计数据相比，家庭收入的统计数据尤其误导人。个人的含义通常是相同的，即单个人；但是家庭的规模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种族、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差距很大。
比如，对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详细分析表明：2002年，家庭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有4,000万，但家庭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却有6,900万。粗心的人会假定这种五分法意味着把国民划分成“五个等量的层级”，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一本畅销书中对此做了错误的描述，而这些层级并不等量，它们代表的是数量差异很大的人群。
不仅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人口数量差异很大，介于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家庭，它们之间的工作人口占比也有非常大的差异。2010年，前20%的家庭中，户主参加工作的有2,060万人；相比之下，后20%的家庭中，户主参加工作的还不到750万人。这些差距虽然惊人，但是还没有区分工作是全职还是兼职。在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中，全年从事全职工作的户主人数，比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中全年工作50周及以上的全职户主还要多。也就是说，前5%的家庭与后20%的家庭一整年都有全职工作的户主人数分别为430万和220万，可以看出前5%的家庭strong绝对数量/strong更高。
回到19世纪90年代，那时收入最高的10%的人工作的时间要少于最底层的10%的人，但这种情况早已逆转。我们谈论的不再是悠闲的富人和劳累的穷人。今天，我们常常谈论的是有稳定工作的人和没有稳定工作或根本没有工作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资增加就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citeharvardbusinessreview/cite）上的一项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6%的人中，有62%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有35%工作时间超过了每周60小时。
家庭规模不仅在某个时期中随收入水平转变而变化，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差异并非偶然。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收入分配”的趋势，比如，每个美国家庭的真实收入在1969年到1996年间只增长了6%，但是同一时期的实际人均收入却增长了51%。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家庭的平均规模在这一时期下降了。也就是说，更小的家庭——有些家庭只有一名成员——赚得的收入和上一代更大的家庭的收入持平。从一个更长的时期来看，从1967年到2007年，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了30%，但是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一时期却增长了100%。每个家庭的成员人数下降是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
经济繁荣促进了家庭规模缩小。早在196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就曾报告家庭数量的增加快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并总结道：“家庭加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尤其是在毫无关系的个人之间，越来越倾向于拥有自己的家庭或住房，而不是与亲戚一起住，或作为房客或寄宿者住进现有的家庭。”然而，基于经济繁荣的结果所得到的家庭收入统计数据，却被广泛用来表明经济并没有真正得到发展。
比如，《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作者称：“在过去30年里，大多数美国家庭的收入始终停滞不前。”这些作者总是对经济事实视而不见。即使家庭收入保持不变，现在一个家庭中有两人工作，收入却与以前一个家庭中有三人工作时相同，所以实际上人均收入增加了50%。
虽然对“富人”和“穷人”的一些胡乱或带有误导性的讨论，是基于人们暂时的收入水平，但是真正的富人和真正的穷人确实存在，也就是那些一生中都会生活在奢侈或贫困中的人，然而这部分人口比总收入统计所报告的要少得多。正如大多数美国“穷人”不会一直很穷一样，大多数最富有的美国人也不是出身豪门。美国的百万富翁中有4/5是在有生之年自己挣到财富的，他们并没有继承什么财产。此外，和真正贫穷的人一样，真正富有的人也很少。
即使我们把净值100万美元作为富人的标准，也只有3.5%的美国家庭能够达到这一水平。考虑到净值已经包含了从家居用品、衣服到个人养老金在内的所有东西，这个标准实际上是很平常的水平。有5%的人口在多年内一直处于最底层的20%，如果我们把这部分人口算作真正的穷人，那么真正的富人和真正的穷人加起来也不到美国总人口的10%。然而，一些政治言论可能会说，大多数人要么是“富人”，要么是“穷人”。
一段时间内的收入趋势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的经济福利，就不应该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进行统计比较，我们需要关注人均实际收入，因为人并不是靠他们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来生活的，他们靠真实收入生活。197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的人中，98%的人实际收入到1991年都提高了，而且最低收入人群中有2/3，在1991年的实际收入高于1975年的平均水平。
即使仅仅聚焦于收入水平，底层的20%的家庭，他们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份额从1985年的4%下降到2001年的3.5%，但并不妨碍这一收入水平的家庭实际收入的绝对额增加了数千美元，更不用说在这期间有多少人已经脱离了底层的20%了。
与其追踪个人收入，不如观察同一时间段内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比较数据，从中我们更容易发现完全不同的趋势。比如，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即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国民收入中流向底层的20%的百分比在过去几年中不断下降，流向顶端的20%的百分比却在不断上升，并且流向收入最高的1%的资金增长尤其迅速。于是人们经常抱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种观点也为媒体提供了很多戏剧性且令人震惊的新故事，受到报纸广泛报道，电视也用它们来吸引观众，同时还给一些人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满足，给另一些人提供了政治上的用途。然而，这是真的吗？
当我们考察strong特定个体/strong随着时间所发生的变化，就会发现截然相反的情况。不幸的是，大多数统计数据，包括美国人口普査局的数据，strong不会/strong去追踪特定个体所经历的变化，即使他们的错觉可能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分类的收入数据。也有追踪个人情况随时间变化的调査，其中来自密歇根大学和美国国税局的两份报告显示了相似的状况，都与经常被引用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和其他数据大相径庭。密歇根大学追踪了1975年到1991年的同一群人，而美国国税局追踪了一些个人在1996年到2005年的所得税申报表。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发现，1975年收入最低的20%的美国劳动人口，有大约95%到1991年已经脱离这一层级，并且有29%成为收入strong最高/strong的20%的人；相比之下只有5%的人仍然在收入最低的20%中。1975年到1991年，收入绝对量增长最多的是1975年调查初期收入最低的20%的人，收入绝对量增长最少的是当时收入最高的20%的人。
换言之，初期处于最底层的人，收入上升得要比处于最高层的人strong更快/strong。这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所描述的情形正好相反，因为它的数据以追踪收入水平为基础，而不是追踪收入水平发生变化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