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市场整体”的智慧要高于市场中最聪明的单个参与者。
——罗伯特·l﹒巴特利（robertl.bartley）
虽然商业企业已经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最普遍的经济单位之一，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企业内部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它们是如何适应庞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的。企业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众多经济体中，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很少会去问为什么单单是这种方式战胜了其他履行经济功能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必需品和生活用品。
纵观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现过的许多经济性生产活动，资本主义企业仅仅是其中之一。人类在没有企业的情况下经历了数千年。部落时期一起打猎和捕鱼为生。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农奴还是贵族，都不是商人。即使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美国仍有数百万家庭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场里，自己种植作物，自己建造房子，自己做衣服。甚至是现在，还有一些合作社组织，比如以色列基布兹，里面的人自愿向他人免费提供产品和服务。在苏联的现代工业经济中，政府和所有政府经营的企业取代了市场经济中的厂商，并从事同样的经济活动，但是它们不用面对市场经济中的厂商面对的激励或约束。
即使是在营利企业正常化的国家，除了像邮局和公共图书馆这样的国有企业，也存在私人的非营利企业，如大学、基金会、医院、交响乐团、博物馆等，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其中一些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跟那些营利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还有一些企业却提供相似或重复的产品与服务。
大学能出版图书赚钱，也能举行体育赛事收取数百万美元的门票。《国家地理》（citenationalgeographic/cite）杂志是由一家非营利企业发行的，就像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及胡佛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andthehooverinstitution）这类独立的非营利科研机构（“智库”），发行的其他杂志一样。机动车辆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如驾驶执照更新，也可以由非营利组织美国汽车协会（americanautomobileassociation）来执行，并且它还能够像商业旅行社一样，安排航班和游轮航线。
总之，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从事的许多活动都是重叠的，政府机构从事的活动也是如此，不管是地方政府、国家政府还是国际组织。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活动会在这些组织中间转移。
例如，在市政府接管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地铁之前，美国的市政交通曾是由私人营利组织来提供的。近年来，许多活动也在反向转移，一些地方的政府职能如垃圾回收和监狱管理等已经转交给私人营利企业；非营利高校的许多职能，如经营校园书店，也转交给了follet和巴诺书店这样的企业。传统的非营利学术机构则由凤凰城大学这样的营利大学作补充，它拥有的学生数量不仅超过任何一所私人非营利学术机构，甚至要超过一些美国州立大学。
各种组织同时从事类似或重叠的活动，让我们有机会深入理解经济活动的不同组织方式将如何影响组织中的决策者所面临的不同激励和约束，反过来这些激励和约束又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以及企业影响经济体和社会的方式。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既不学习经济学又不经营企业，那么对企业的误解几乎不可避免。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雇员和顾客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把企业当作“它们”——没有人情味的组织，它们的内部运作很大程度上也不为人知，并且它们的资金量深不可测。
企业与非市场生产者
在市场和企业之前，非市场化的生产和服务方式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没有几千年也有几百年，那么一个显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企业能够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大范围淘汰非市场生产者呢？
企业大范围取代了其他组织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方式，表明成本优势相当重要，而成本优势就反映在价格上。这不仅是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资本主义企业时说：“商品的低价格像重炮一样打烂了所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不管是在当时还是以后，企业都免不了要遭受批评。
很少有人想回到封建时期或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岁月，而如今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替代形式。这些政府企业要么是孤例，要么是在生产工具政府所有的基础上建立的某种综合性组织的一部分，如社会主义。关于市场或非市场方式生产产品和服务的优劣，已经有很多理论。但是，对市场和非市场生产者的真实追踪记录，才是真正的问题。
从原则上讲，市场或非市场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由竞争性企业或垄断企业进行。然而，事实上，竞争性企业基本上只局限于市场经济之中，而政府通常会建立一个独家授权的机构来完成一项具体事情。
不管是在市场经济中还是计划经济中，垄断都是效率的敌人。而这两种经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更常见。在混合经济中，一些经济活动由政府来实行，另一些由私人行业来实行，政府的活动往往就是典型的垄断，而私人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一般由竞争企业来实行。
因此，当飓风、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袭击美国某一地区时，参与紧急救援的通常既有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也有众多私人保险公司，因为后者的客户遭受了房屋与财产损失。与私人保险公司相比，fema是出了名的拖拉和低效率。保险公司把钱交到投保人手里的速度，不能比它的竞争对手慢。因为如果保险公司不能及时把钱给投保人，而他们的邻居却已经从另一家保险公司收到巨额预付款来渡过难关，不仅灾区的现有客户会转换保险公司，有关的消息也会在整个国家散播，导致其他地方的数百万人将价值数亿美元的保险业务从效率低的公司转移到效率高的公司。
然而，政府机构不用面对这种压力。不管fema因没有及时将救援设备送到灾区受害者手里受到多大的批评或嘲弄，并没有与之竞争的政府机构能够给人们带来同样的服务。此外，掌管这些政府机构的人拿的是固定薪资，而不是基于他们能够多快或多好地服务于灾民。在一些罕见的例子中，政府垄断机构被迫与那些做同样事情的私人企业竞争，结果往往跟印度的邮政服务一样：
孟买地区的邮政大臣a﹒p﹒斯瑞瓦斯特瓦（a.p.srivastava）在27年前踏入邮政系统以来，邮政人员通常会雇用额外的劳动力来帮忙配送装得满满的一袋袋装在麻袋里的信件，这些信件往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配送完。
今天，私人部门的邮递，如联邦快递、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nitedparcelserviceinc.），已经占据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这就意味着该城市成千上万的邮递员在午饭前就能完成任务。斯瑞瓦斯特瓦先生并不能解雇过剩的职员，于是就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编造一些新计划让他的员工忙起来。他已经将在孟买邮政局卖洋葱的方案取消，因为它们太易腐烂了。相反，他正在考虑销售头油和洗发露。
印度邮政部门在1999年配送了160亿件邮件，但是联邦快递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进入后，它在2005年配送的邮件还不到80亿件。竞争意味着有输家和赢家，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广泛理解认可其中的含意。《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在2010年发现了一个“悖论”，德国一家高效的博物馆陈列柜制造商让其他国家的同类制造商“日子不好过”。德国其他产品的制造商同样也非常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功有些却是以其他国家为代价的，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他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结论就是：“政策制定者要全力应付的问题是如何纠正德国竞争力造成的经济失衡。”
在美国，数十年来，一系列廉价零售商因为把高价格竞争者挤出市场而背负恶名。1936年的美国《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act）有时也被称为“反西尔斯·罗巴克法”，而且国会议员帕特曼还谴责了经营a&p百货连锁店的人。到了21世纪，沃尔玛又继承了这个坏人的角色，因为它使那些高成本的竞争对手越来越难以生存。在印度，高成本的竞争者是政府机构，由于政府规则僵硬，比如不能解雇多余的工人，因此与为了应对新竞争而调整、努力求生存的私人企业相比，他们做出调整要困难得多。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高质量或高效率并不是问题所在，惯性和低效率才是问题的关键。不管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惯性都非常常见，但是在市场上惯性是有代价的。20世纪初，西尔斯和蒙哥马利·沃德都不愿经营商店，因为数十年来它们通过专门的邮购目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20世纪20年代，连锁商店的竞争大大削减了它们的利润，使它们出现财务赤字，西尔斯和蒙哥马利·沃德别无他法，只能开始经营连锁商店。1920年，蒙哥马利·沃德损失了将近1,000万美元，西尔斯则负债4,400万美元，而且当时的美元实际价值要比如今大好几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西尔斯和蒙哥马利·沃德能够永久地当个邮购零售商，政府也没有动力建立竞争性的连锁商店让人们的生活更丰富。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仅在产量上不同，质量上也有差别。在苏联，从汽车、照相机到餐厅服务、航空服务的方方面面质量都很差。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商为了能够在经济上生存下去，必须满足顾客的需要；而在计划经济中，考验企业生存的是，它是否完成了政府中央计划设定的生产配额，这两种激励有着本质区别。在市场经济中，顾客关注的不仅是数量，还有质量。但是，中央计划委员会要审査的产品有数百万之巨，他们往往只能监督总产出。
这种低质量也是激励引起的，不全然是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在美国或西欧，当自由市场价格被租金管制或其他形式的价格管制，又或是政府分配所取代时，也会出现质量恶化的情况。不同的激励同时存在时，出色的服务和糟糕的服务会出现在同一个国家，正如印度一名推销员的发现：
我到路边小餐馆或煎饼摊用餐，每次只要3分钟就能吃上饭。如果我额外再要一份烤肉，也只要30秒。在纱丽服商店，即使我一件纱丽服也不买，店主还是会展示100件纱丽服给我看。在我离开之后，他还要不辞辛劳地把纱丽服一件一件地叠好，放回衣架，这是毫无收益的行为。相反，当我去买火车票、付电话账单或去国有银行取钱时，我就成了讨厌的人，被苛待，要排长队等候。市集能够提供出色的服务是因为店主知道，他要生存就需要依赖顾客，如果他彬彬有礼，用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高质量产品，那么顾客就会回报他。否则，顾客就会抛弃他，转而去下一家商店。但是，铁路、电信或银行并不存在竞争，因此他们的员工就绝不会以顾客为中心。
《经济学人》杂志同样指出，在印度，人们会“看到一家国有银行的出纳员在互相聊天，而顾客排起的长队已经到大街上了”。对比国营机构与私营机构，人们常常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权和控制权并不是两者的唯一区别。政府经营的机构几乎总是垄断企业，而私营机构通常存在竞争者。设立竞争性政府机构去执行相同的职能，常常被消极地认为是“不必要的重复”。然而那些在国有银行排队等候而受挫的顾客是否会觉得另一家银行是不必要的重复，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对印度出现的这一问题，私有化提供了一个答案，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