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靠卖石油发家致富……他找到了更便宜的方式开采石油。
——约翰·斯托赛尔（johnstossel）
对于经商的人来说，盈利显然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而亏损却是一个噩梦。但是经济学并不是企业管理。从整个经济体系的角度，以及经济学的关注焦点——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来看，利润与损失在维持和提高整个人类的生活水平方面，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基于价格调节的经济能够有效运行，部分是因为商品能够单纯地“听从金钱的指挥”，而生产者却不需要真正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在这儿买这样东西，在那儿买另一样东西，或者在不同季节购买不同的东西。然而，经商的人不仅要盯着顾客手里的钱，还要关注有多少钱流入原材料、劳动力、电力和其他资源中。密切关注这些进进出出的货币流量，将决定他们是盈利还是亏损。因此，我们不能漫不经心地使用电力、机器或水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曾使苏联每单位产出的投入要比德国或日本多很多。从整个经济体系和消费大众的幸福感来看，亏损的威胁和盈利的前景同等重要。
在市场经济中，当一家企业发现了降低成本的方法，竞争企业除了努力降低成本别无他法。日用百货连锁超市沃尔玛自1988年开始销售日用品，日益壮大，到21世纪初，它已经是全美国最大的日用品销售商了。它的低成本不仅使顾客受益，而且使其他日用品商店也同样受益。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去年在休斯敦克罗格超市附近，新开了两家沃尔玛连锁超市和一家有竞争力的地区性超市，使得克罗格超市的销售量下降了10%。该店经理本·巴斯托斯（benbustos）迅速采取行动，大幅度降低价格、削减人工成本，例如采购成品蛋糕而不再由超市自己烘烤，还从供应商那里订购统一规格的色拉。他的员工以前都要花时间来摆放商品，现在成堆运来的水果和蔬菜直接就能亮闪闪地陈列出来。
这些措施帮助本·巴斯托斯先生缩短了员工30%到40%的工作时间，这在超市开店四年以来尚属首次，并且降低了主要产品的价格，例如谷物、面包、牛奶、鸡蛋和一次性尿布。今年年初，克罗格超市的销售量终于比前年有所上升。
经济更有效率地运行对消费者是有利的，这不仅是因为沃尔玛有能力降低它自己的成本和价格，而且也因为克罗格超市不得不寻找新方法以做到与沃尔玛一样。这个微小的变化会传遍整个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当沃尔玛开始在某个社区销售日用品，这个社区的日用品平均价格就会下降6%到12%”。拥有较低成本的销售商在其他行业引起的相似竞争，往往也会产生相似结果。因此，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人们往往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
利润
在经济学中，利润是最易受到误解的术语。长久以来，社会主义者要么像费边社会主义者乔治·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那样，认为利润只不过是“要价过高”（overcharge），要么像卡尔·马克思那样，称其为“剩余价值”（surplusvalue）。“不要跟我谈利润，”印度第一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警告国内的著名企业家，“这是一个肮脏的词汇。”哲学家约翰·杜威要求“生产首先是为了使用，其次才是利润”。
按照这些观点，利润只是加在产品与服务的固有生产成本之上的不必要的费用，增加的是消费者的成本。当社会主义还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理论，现实世界还没有任何具体实例的时候，它包含的一个伟大诉求就是试图消除这些所谓的不必要的费用，使人们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能够买得起各类商品。当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化为世界各国的实际经济制度之后，人们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人都可以轻松购买并视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产品，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中却很难见到。
从理论上来说，消除利润，价格应该更低；相应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应该更高。为什么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呢？
利润是一种激励
让我们再回到起点。在市场经济中，对盈利的渴望和来自亏损的威胁迫使企业主以最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并出售消费者最愿意购买的商品。计划经济下，由于缺少这些压力，企业管理者也就很少有动力在既定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效率，更不用说要他们跟上不断变化的形势并快速地做出反应了，而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这样做。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说过，他们国家的企业管理者“像魔鬼躲避香火一样”回避创新。考虑到国有和政府控制的企业面临的激励，如果企业采用的新方法或新产品成功了，他们也获得不了什么利润，而如果失败了，管理人员则会丢掉工作或更糟。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为什么还要出头采用新方法或新产品呢？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企业失败常常等同于蓄意破坏，并会相应地受到惩罚。
印度在刚独立的时候也实行过温和的计划经济。当时，对于那些受国家保护的企业而言，创新是绝对没有必要的，汽车制造业就是这样。直到1991年印度开始放开市场，该国最受欢迎的汽车还是印度斯坦汽车公司生产的“印度大使”汽车，一眼就能看出来抄袭了英国奥克斯福特汽车。不仅如此，即使已经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印度大使”汽车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的奥克斯福特汽车的升级版本”。伦敦当地报纸《独立报》（citetheindependent/cite）报道说：“多年来，‘印度大使’汽车在印度一直因为制动性能差、难以操控及容易引发令人担忧的交通事故而声名狼藉。”然而，仍然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印度大使”汽车，甚至愿意为此等上数月到数年，因为国家不允许进口外国汽车与之竞争。
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激励却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使是最赚钱的企业，如果它不能做到持续创新以防止被竞争对手赶超，也会失去自己的市场。例如，ibm是计算机制造领域的领先者，它在1944年率先制造了一台计算机模型，占地3,000立方英尺（1英尺=0.304,8米）。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英特尔研发出了只有指甲大小，性能却一样的计算机芯片。此后英特尔仍然不断以指数级速度来改进芯片，而它的竞争对手如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amd）、赛瑞克斯（cyrix）及其他竞争对手也不断地在技术上赶超。英特尔不止一次巨资投入芯片的改进研发，甚至一度令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竞争对手赶超，这才是威胁英特尔生存的最大风险。
尽管英特尔一直在世界计算机芯片销售中占据领先地位，但是来自amd的不断竞争激励着这两家公司持续地热衷于创新，正如《经济学人》在2007年报道的那样：
在芯片设计上，amd也曾有那么一段时间超过了英特尔，它发明了一种聪明的方法，使芯片在32位和64位两个主干上都能处理数据，而英特尔在2004年也不得不采用该方法。2005年，amd推出了一款能够在双“核”（芯片的大脑）之间拆分数值计算的处理器，这大大提高了性能，并减少了能耗。但是英特尔以自己设计的双核处理器予以强力反击。第二年，英特尔推出了一个硅片上就有八核的新芯片，又领先amd至少一年。
虽然这种技术竞争对消费者能够带来好处，但是对英特尔和amd都造成了重大且非常痛苦的经济影响。后者在2002年损失了10亿多美元，股票市值损失了4/5。四年后，英特尔的股票价格在短短三个月内就下跌了20%，利润下降了57%，并宣布裁减1,000名管理者，而当年amd的利润增长了53%。发生这种惨烈竞争的行业中，英特尔销售的计算机芯片占全世界市场的80%还多。
总之，在自由市场上，即使是企业巨头之间，在创新上的竞争也非常惨烈，就像为抢占微型芯片市场份额而展开的拉锯战那样。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主任把计算机芯片行业描述为“一个处于不断骚动中的行业”，而英特尔首席执行官也写了一本名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citeonlytheparanoidsurvive/cite）的书。
amd和英特尔的命运并不是问题的重点，企业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赚取利润、避免损失一定会改进技术、降低价格，重要的是消费者如何才能够从技术进步和低价格中受益。也不单单是计算机芯片行业如此。2011年，《财富》杂志报道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5家遭受了损失，金额总计超过500亿美元。这些损失在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迫使企业巨头改变目前的作为，否则就会面临破产倒闭，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承受这样巨大的损失。
惯性可能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性，普遍存在于商界、政界，以及其他行业。但是自由市场上的企业会因为财务赤字而醒悟，它们不可能像受政府保护而免于竞争的印度斯坦汽车公司那样随波逐流。
即使是在印度，自由市场也在20世纪末使汽车行业进入竞争，从而迫使印度斯坦汽车公司投资于技术改进。据《独立报》所说，现在它生产的新型汽车“要比以前的更为可靠实用”，《经济学人》杂志也说它现在甚至具备了“可以觉察到的加速力”。然而，长久以来在印度销量第一的“印度大使”汽车却将它的宝座让位于印度产的日本汽车玛鲁蒂（maruti）。1997年，印度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有80%都是马鲁蒂。不仅如此，《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还指出，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印度汽车市场上，“马鲁蒂汽车也在改进，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新竞争者”。随着通用汽车、大众和丰田开始在印度投资新工厂，马鲁蒂汽车的市场份额在2012年下降到38%。
印度的腕表业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形。1985年，全球电子手表的产量是机械手表的两倍还多。但是，印度出售的绝大部分手表都是由hmt表业公司生产的，并且它生产的手表超过90%仍然是机械表。到1989年，全世界出产的手表有4/5以上都是电子手表，但是在印度，hmt公司生产的手表有90%以上仍然是过时的机械表。然而，在政府对经济的限制大为减弱后，1993年到1994年间，电子手表很快成为印度手表生产的主流，其他手表公司瓜分了hmt公司的市场，后者的市场份额只剩14%。
虽然市场经济存在着计划经济所没有的一个可见成本——利润，计划经济中也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成本——低效率，在市场经济中，低效率通过亏损与破产被铲除。大多数商品在市场经济中更容易获得也更便宜，这一事实暗示着利润的代价要比低效率小得多。换一种说法，利润就是为了获得效率而支付的价格。很显然，更高的效率必须要超过利润，否则计划经济就会出现理论家期望的低价格和繁荣，但在现实世界里这些都没有实现。
如果获得利润的成本超过了由利润带来的效率提高的价值，那么非营利性组织或政府机构就能够比营利性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好地完成相同的事情，也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代营利性企业了。然而，即使有，这样的情况也很少，反而相反的情况却越来越多，私人营利性企业接管了各种各样本来由政府机构或非营利组织执行的职能，比如学院和高校。
虽然企业主一直被认为是赚取利润的人，但是从顾客那里赚到的钱还需要支付生产成本，企业主真正得到的是对这部分剩余的合法所有权。这一剩余金额有可能是正数，也有可能是负数或是零。企业必须支付给工人工资，也必须偿还债权人的债务，否则他们可以采取法律行动来夺取公司的资产，甚至在采取法律行动之前，他们还可以在公司停止支付工资或债务时，终止劳动和资金的投入。只有企业主一人的收入是根据企业经营好坏而定的，这就给企业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促使他们监督企业及产品市场上发生的一切。
比起政府运作的企业中各层级监督下的管理人员，只要企业的经济效率还是关切的问题，企业主就是一个strong不受监督的监督者/strong（unmonitoredmonitor）。私利主义取代了外部监督，使企业主更加密切地关注细节，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这是任何一套条例或权威都不可能办到的。这一简单的事实显示出了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更重要的是，它赋予生活在基于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中的人肉眼可见的更高的生活水平。
将利润误解为任意加在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成本上的费用，不仅包括愚昧无知的人，还有受过高等教育或高智商的人，像乔治·萧伯纳、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约翰·杜威。即使是在今天，对许多人而言，高额利润仍然被认为是受“贪婪”驱使而索取高价格的结果。事实上，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财富神话都是因为有人找到了一种降低成本的方法，从而能够以strong更低/strong的价格使产品占据大片的市场，比如汽车行业的亨利·福特，石油界的洛克菲勒，钢铁行业的卡耐基，还有西尔斯、詹姆斯·卡什·彭尼、沃尔顿等百货公司连锁店的创立者。
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连锁超市，即使按照定价每销售1美元商品只能获得1美分的净利润，也能很成功。因为在大型超市中，可以好几台收银机全天候一齐收款，所以这些微小的利润加总起来就能给连锁超市带来非常高的年投资收益率，并且很少给顾客带来负担。如果商店的全部商品能够在两周左右的时间里销售出去，全年来看，每1美元赚1美分就相当于每1美元赚25美分，因为这些美元循环流转了25次还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1美元应赚取的1美分被取消了，同时管理层的成本控制压力也不复存在。而企业管理者失去降低成本的激励和压力后，价格非但不会降至99美分，相反还有可能会上升。
利润率
当大多数人被问起怎么看待平均利润率，他们通常的回答比真正的利润率要高很多。在1960年到2005年期间，美国公司的资产税前平均收益率最高为12.4%，最低为4.1%。税后利润率的范围变为2.2%到7.8%。然而，人们误解的不仅是用数字表示的利润率，许多人还误解了它在价格调节的经济体制中所起的作用，它应该是一种激励因素，不论波动将它带到什么领域，它都会发挥这一作用。此外，许多人并不了解销售利润与投资利润有着巨大的区别。
如果一家商店以10美元的单价购进一批零部件，并以每个15美元的价格售出，那么许多人就会说商店每卖出一个零部件盈利5美元。但是，商店还必须给雇员支付工资，给提供电力的公司缴电费，以及购买其他支持商店运营的商品和服务。支付完所有这些费用后，剩下的才是净利润，它通常要远远少于总利润，但这仍然不同于投资利润，这只是销售净利润，它还不包括建立商店时所花费的初始投资成本。
对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总投资利润。某个人投资10,000美元，不管他是投资于商店、房地产还是股票债券，他想了解的是这项投资将会带来的年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具体的销售利润，而是对企业的总投资的利润。总投资利润不仅对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对整个经济体制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不同的利润率会使投资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入流出，直到利润率在各经济部门之间均等化，就像水位最终达到一致一样。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变化的利润率可以配置资源——当这些利润率是投资利润率的时候。
销售利润则另当别论。商品的售价可能要比采购价高出很多，然而，如果这些商品待在商店货架上几个月都卖不出去的话，这些商品的投资利润就要比那些利润空间虽然不大但却在一周之内就能卖出的商品少很多。一家出售钢琴的商店，每卖出一架钢琴的利润率毫无疑问要比超市销售面包高很多。但是，钢琴在卖出之前要比面包滞留在商店的时间长很多，如果面包跟钢琴滞留在商店的时间一样长的话就会变质发霉。当连锁超市购买了价值10,000美元的面包，那么它的资金回笼就会比钢琴经销商购买等值的钢琴快得多。因此，如果钢琴经销商想要使其投资的10,000美元获得同样的年利润率，每架钢琴的售价就必须要比面包高得多。
即使不同产品的周转率不同，利润率也会有所不同，但为了获得投资而进行的竞争会使利润率趋向均等化。钢琴商店要经营下去，就必须在售价中包含高额的毛利，以弥补较低的周转率。否则投资者就会把钱投资到其他地方，而钢琴商店就会渐渐消失。
如果超市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能收回资金，那么它就能进行再周转和再投资，购买更多的面包和日用品。在一年时间里，同样的资金会在超市周转许多次，且每一次都会获得利润，因此同样的初始投资，即使超市的1美元只赚1美分利润，一年当中能产生的总利润率，也会与毛利很高但周转很慢的钢琴商店的利润率相当。
即使是同一行业，不同的公司也会有不同的周转率。例如，沃尔玛每年的存货周转次数就比塔吉特商店（target）多。2008年，美国市场上一辆汽车在卖出之前滞留在经销商手里的时间平均是三个月，而在2007年，平均是两个月。然而，2008年，美国市场上的大众汽车平均在库时间约为两个月，而克莱斯勒汽车的平均在库时间则为四个多月。虽然超市因较高的周转率而倾向于较低的销售利润率，但是其他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也通常要比人们想象的低得多。《财富》杂志列出的美国500强企业在2002年的平均收益是“1美元投资赚1美分”，与之相比，“2000年（利润高峰年）1美元投资的收益是6美分”。
销售利润与投资利润不仅是概念上的区别，它们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动。20世纪20年代，a&p百货连锁店能够占据统治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公司管理人员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即通过削减销售利润率来增加投资利润率。由于降低了每件商品的销售利润，a&p百货连锁店的新定价也随之降低，从而吸引了大量的新顾客，而销售量的增加使得总利润比以前大得多。虽然卖出1美元的物品只能赚几美分，但是由于存货一年周转了近30次,因此a&p百货连锁店的投资利润率急剧飙升。这种薄利多销的策略于是成为一种模式，并扩展到其他连锁百货和其他类型的企业。消费者受益于较低的价格，而a&p百货连锁店也从其投资中获得了较高利润——这一点进一步证明，经济交易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
后来，大型超市具有了更大的销售规模，能够把销售利润率削减得更低，从而使它们能够凭借更低的价格，取代a&p百货连锁店的领导地位。
相反，一项针对低收入社区的价格的调查发现，低收入社区的商店对顾客收取的价格包含了更高的利润，但与此同时，投资利润率却低于正常水平。更高的销售利润是为了弥补在低收入社区做生意的高额成本，但显然不足以完全覆盖全部成本。就像现实情况所表明的，许多企业都避免在低收入社区开设商店，包括连锁超市。
低收入社区的商店也可以提高价格来补偿高额的成本，但是它们面临一个限制因素，那就是许多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会去高收入社区的商店购物，高收入社区的商店售价要低很多，即使需要支付公交费用或出租车费用也是值得的。低收入社区的价格越高，越多的人就会到其他地方购物。因此，这些低收入社区的商店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价格以弥补高额的成本和低周转率，并常常会陷入财务危机，即便如此，它们还要被谴责为“剥削顾客”。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犯罪和破坏财物行为高发的低收入社区，做生意的成本更高，这些额外的成本能够轻易地超过利润，让许多企业难以为继。假设一家商店每出售一件成本25美分的商品可以净赚1美分，如果每25件商品就有一件会被盗，那么在这样的社区，这家商店就无利可图了。该社区大多数人是诚实的顾客，他们会付钱购买商店的商品，但是只要有一小部分小偷（或抢劫者，或蓄意破坏者）就会使位于该社区的商店无利可图。
生产成本
影响价格和利润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所售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成本。不是每个人的生产效率都一样，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实现低成本的环境。不幸的是，成本也跟利润一样，常常被人误解。
规模经济
首先，生产某个产品或服务，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成本。亨利·福特在很早以前就证明，一年生产100辆汽车与一年生产100,000辆汽车相比，单辆汽车的生产成本是绝对不同的。通过在自己的工厂率先实行大规模生产方式，他在20世纪初成为汽车制造行业的领导者。这一生产方式不仅在他的工厂引起了一场革命，而且对经济中的所有企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企业也都采用了他所发明的批量生产模式。生产一辆福特t型汽车底盘所需的时间从12小时缩减为1.5小时。由于庞大的汽车市场规模，汽车制造商能够投资于昂贵但节省劳动力的批量生产设备，因为这些成本分摊到数量庞大的汽车上，最终每辆汽车只承担了适中的成本。但是，如果汽车销量只有预期的一半，那么分摊到每辆汽车上的成本就是原来的两倍。
庞大的固定成本随着产量增加分摊到每一个产品中，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出的生产成本下降，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规模经济”。
据估计，现在想要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汽车年产量至少要达到几十万辆。回到20世纪初，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一天也只能生产6辆汽车。在这样的产出水平下，汽车的生产成本非常高，只有真正的富人才能够买得起一辆车。但是亨利·福特的批量生产方式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让美国普通百姓也能够买得起汽车。1910年到1916年期间，福特t型汽车的价格下降了一半。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行业。为分散在城镇周围的10个社区商店每家分别送10箱牛奶，和为一个大超市运送100箱牛奶，后者的成本更少。生产啤酒的支出包括了广告费用。尽管安海斯－布希公司（anheuser-busch）每年要花费数百万美元为百威和它的其他啤酒品牌做广告，但是由此产生的巨大销售量使它每瓶啤酒分摊的广告成本要比竞争对手康胜啤酒和米勒啤酒少得多。这些节约的成本加总起来，就可以让大型企业降低价格或获得巨大的利润了，有时也可两者兼得。长期以来，小型零售店在与要价更低的大型连锁商店的竞争中夹缝求生——不管这些大型商店是20世纪上半叶的a&p百货连锁店，还是下半叶的西尔斯百货，又或者是21世纪的沃尔玛超市。这些小商店每单位产出都有着更高的成本，因此它们不可能把价格降低到和大型连锁商店一样。
广告有时仅仅被描述成是添加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上的另一种成本。然而，由于广告带来了更多的销量，产生的规模经济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因此，同一种产品，做广告时成本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当然，广告本身也有成本，包括资金和所用资源两个方面，但这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而不是必然的结果——不管广告成本与它带来的规模经济减少的生产成本相比是大还是小。显然，不同公司或行业间的差别很大。
规模不经济
规模经济仅仅是一个方面。如果规模经济是全部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由更庞大的企业来生产汽车呢？如果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全部合并，它们是否能够比分别生产时制造出更便宜的汽车，并赢得更大的销售额和利润？
这大概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企业增加产量都会面临一个临界点，超出这个临界点，单位产出的生产成本就不再随着生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事实上，当一家企业的规模变得过于庞大，监督和协调就很难进行，单位产出的成本实际上是上升的，因为右手不可能总能知道左手在干什么。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其首席执行官曾这样说道：“at&t是如此庞大，如果你今天在它的屁股上踢一脚，两年后它才会发出‘哎哟’一声。”2006年，《经济学人》杂志对世界各地的银行做了一次调查，报告显示银行的规模正发展得越来越大，这一趋势意味着效率水平会逐渐降低：
管理人员将会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汇总、了解银行发生的所有事情，重复开支、忽视隐藏的风险以及内部控制失效的情形不断发生。
换句话说，只要高层管理人员能够觉察，银行的潜在风险总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庞大的金融帝国不断扩展，总有一些地方的一些交易会让银行陷入风险之中，而高层管理人员却无暇察觉。一家国际银行纽约总部的高层管理人员不会知道，新加坡分行的职员所做的交易不仅会使银行陷入金融风险，还会面临刑事诉讼的风险。这一问题并不是银行业或美国所特有的。伦敦商学院的一名教授指出，一些机构“达到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风险管理的失误；还有一些机构则官僚主义盛行、尾大不掉，以至于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规模较小的竞争者反应更快速，因为它们的决策者不必通过层层叠叠的官僚管理层级，能直接行动。
在通用汽车长期蝉联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宝座的时期，有人估计它每辆汽车的生产成本要比福特、克莱斯勒或日本的主要汽车制造商高出数百美元。企业规模引起的有关问题除了对价格产生影响，还会对质量造成影响。比如，针对医院领域的调査显示，对于病人来说，相比大而全的大型医院，小而专的医院更安全。
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企业的不同产品部门中。也就是说，有些事情企业规模越大做得越好，还有一些事情企业规模越小做得越好。印度一名企业家曾经指出：“小公司丧失的是经济影响力、技术资源和持久力，但它们却更灵活，也没有官僚主义作风，能够迅速做出决策。”管理人员在位于加尔各答的公司中，能够快速决定如何提高公司在加尔各答的业务，但是如果他们还必须说服新德里总部的高层人员，那么他们的决策就不能迅速实行或全部生效；有时新德里的高层人员还会因为无法充分了解加尔各答的情况，而拒绝支持对加尔各答来说有意义的决策。
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规模不经济会超过规模经济，因此公司规模超过临界点也就无法获得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行业通常由若干公司而不是由一家巨大的超级有效的垄断企业组成。
苏联曾痴迷于规模经济，而忽视了规模不经济，因此它的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例如，苏联农场的平均规模是美国的10倍，雇用的工人则是美国的10倍还多，但是苏联农场的效率之低众所周知。引用苏联经济学家的话来解释，效率低是因为“缺乏协调性”。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一般性问题：
在广阔的公地上，成队的拖拉机呈扇形展开耕作。计划完成情况是基于耕种的公顷数来评判，因此这就会导致工人尽可能快地耕作尽可能多的土地。工人们会逐渐从田地边缘开始减少犁沟的深度。当他们逐渐深入田地，就会开始抬高犁头，并加速拖拉机，因此犁沟就会越来越浅。第一道沟深9~10英寸，再远一点，深度只有5~6英寸；在田地中央，拖拉机司机很确定没有人会监督他们，因此犁沟就会浅至2英寸。一般而言，没有人会发现田地中央的犁沟是这么浅，直到农作物发育不良，人们才会发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