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其他例子一样，肉类出现短缺并不只是由于实际数量稀缺，而是由于肉类都流向了非法渠道。价格管制取消后的一个月内，肉类加工厂的雇员人数从93,000名上升到了163,000名，两个月后上升到了180,000名。仅仅三个月，肉类加工厂的雇员就几乎翻倍，这表明取消价格管制后，肉类不再从加工厂转移到黑市了。
苏联的价格管制政策实施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有两位苏联经济学家描述了人们“要花费额外的钱才能买到商品和服务”的“灰色市场”。虽然这些非法交易“没有包含进官方统计”，但苏联的经济学家估计有83%的人曾使用这些被禁止的经济渠道。这些非法市场覆盖的交易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几乎一半的房屋维修”、40%的汽车维修和比合法市场更大的录影带销售：“在黑市交易中有约10,000个品种的录影带，而在国家市场上提供的录影带还不足1,000种”。
质量下降
价格管制之所以在政治上能成功，原因之一是政策的部分成本非常隐蔽。即使是可见的短缺也不能说明一切。许多产品和劳务因政府法令而处在人为低价上，它们都存在普遍的strong质量/strong下降，这在住房的例子中也有提到。
价格管制政策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定义究竟管制的是什么的价格。即使简单如苹果，想要明确定义清楚品名也不容易，因为不同的苹果在大小、新鲜程度和外观方面是不同的，更不用说不同种类的苹果之间的差异了。食品商店和超市花费时间、金钱把不同种类和质量的苹果分类，并把那些质量达不到顾客期望的苹果扔掉。然而，价格管制下，由于人为的低价格，对苹果的需求量超过了供给量，也就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金钱来把苹果分类，因为不管怎样苹果都能卖出去。有些在自由市场中一般会被扔掉的苹果，在价格管制下仍然会留下出售，卖给那些没有赶上好苹果的人。
正如房租管制政策下的住房一样，短缺时期，什么都不愁卖，也就没有动力保持物品高质量了。
最令人痛心的质量降低的例子发生在那些对医疗进行价格管制的国家。在人为的低价格水平下，更多的人因为平时根本不会注意或用非处方药就能对付的小病（如打喷嚏或皮肤红疹）去看医生。当价格管制降低了看医生的成本，尤其是当看医生由政府付费患者不用掏钱时，人们的行为就会改变。
总之，在价格管制下，更多的人更频繁地去看医生，使得医生为患有更严重或更紧急疾病的病人看病的时间减少了。于是，在英国受政府控制的医疗体系下，医院给一个12岁的女孩做隆胸手术，同时却有10,000人要等待15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排上号做手术。一位癌症女患者因为手术一再推迟，最终病情恶化到无法医治。价格会自动引起个体考虑首选行动，而这些最优的行动就是价格管制下的首要牺牲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调查的5个英语国家中，只有在美国，需要等待4个月以上的择期手术病人的百分比在10%以下；其他四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择期手术病人中都有超过20%的人需要等待四个月以上，在英国这一比例是38%。在这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对医疗实施政府定价的国家。顺便要说的是，“择期手术”并不只限于整容手术或其他非必要医疗手术，在此次研究中还包括白内障手术、髋关节置换手术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当价格被设定为低于供求作用下应有的价格水平时，延期治疗就是质量下降的一种表现。当医生为每位病人看病的时间缩短，治疗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相较没有实施价格管制的国家中医生为每位病人看病的时间，政府控制的医疗价格下医生给每位病人看病的时间明显缩短了。
和其他物品一样，控制医疗价格产生的另一个普遍现象是黑市。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黑市以贿赂医生的形式出现，通过行贿让自己得到更快速的治疗。总之，不管这一产品或服务是住房、苹果还是医疗，价格管制下的质量下降是普遍的。
价格下限与过剩
我们已经知道，把价格设定在低于自由市场上供求决定的价格水平时，会导致需求增加和供给减少，并且在这一既定价格下会产生短缺。同样地，把价格设定在strong高于/strong自由市场的价格水平，将引起供给增加和需求减少，造成过剩。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悲剧之一，是许多美国农民卖粮食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生计。农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要比农民购买的物品价格下降的速度快得多。农业收入从1929年的超过60亿美元，降到了1932年的20亿美元。
许多农民由于付不起抵押贷款而失去了农场，其他农民家庭为了保有他们的农场和传统生活方式而陷入贫困，苦苦挣扎。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恢复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所谓的“平衡”，通过干预来防止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
政府采取了多种干预措施。一种手段是通过法律规定减少农民种植和出售各种农作物的数量，通过减少供给防止价格下降到政府规定的价格水平之下。花生和棉花的供给就是受法律限制的两种农作物。柑橘类水果、坚果和其他各种农产品的供给则由农民组成的地区卡特尔管理。这些卡特尔获得了美国农业部部长的权力支撑，发布“市场命令”，并惩罚那些破坏规定、生产和销售多于授权数量的人。熬过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贫困，美国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限制措施持续了几十年，很多限制政策甚至延续至今。
以这种间接的方式人为地保持高价格只是一个方面。使价格人为地保持在高于自由市场上供求决定的价格，关键是政府愿意收购由价格管制政策造成的过剩农产品，包括玉米、大米、烟草和小麦等，并且许多政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不管这些政策最初是为了帮助哪些群体，在实施中也会有利于其他一些人，正是这些新受益者使得政策尾大不掉，即使最初的情况已经改变，并且最初的受益者现在只是一小部分选民，无力在政治上决定这些政策去留。
设置价格“下限”进行价格管制、阻止价格下降所造成的过剩，跟设置价格“上限”阻止价格快速上升带来的短缺一样剧烈。在有些年份，联邦政府要收购超过1/4的美国小麦,让它们退出市场，来保证小麦价格维持在既定的价格水平。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导致大量食物被销毁，而当时营养不良在美国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在城市和农村中都发生了饥饿游行。比如，仅1933年美国联邦政府就收购并销毁了600万头猪。为了不让过量的农产品进入市场破坏官方确定的价格水平，大量的农产品被毁弃。出于同样的原因，大量的牛奶被倒进下水道，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儿童却由于营养不良而深受疾病折磨。
然而，食品仍然过剩。和短缺一样，过剩也是一种strong价格/strong现象。过剩并不是指对于人口来说物品供给过量了。大萧条期间，也不存在相对于人口来说的“过多”食物，人们只是买不起政府人为抬高价格的产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21世纪初贫困的印度，在政府支持的价格下，印度的小麦和大米出现了过剩。据《远东经济评论》（citefareasterneconomicreview/cite）报道：
印度的公共粮食储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到明年春天，粮食储备量还会增加到8,000万吨之高，这是应对国家紧急状况所需的储备量的四倍。然而，尽管小麦和大米被闲置——有时候会闲置好几年直至发霉——但数百万印度人却要忍受饥饿。
《纽约时报》上一篇来自印度的报告也作了相似的描述，标题为“印度的穷人在挨饿，过剩的小麦却在腐烂”：
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购了今年收割的过剩小麦，堆在旁遮普邦泥泞的场地里随它腐烂。而去年、前年甚至大前年的过剩小麦仍然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
在南边邻近的拉贾斯坦邦，由于买不起小麦，村民们吃的是煮过的树叶或用去年夏秋季的草籽做成的面包片。儿童和成人（共有47人）常常捂着饿疼的肚子，一个个由于饥饿而日渐消瘦。
印度的营养不良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却同时存在食物过剩或过量，这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是，伴随价格“下限”而来的食物过剩，就像价格“上限”造成的住房短缺一样是事实。美国为了不让过剩的农作物进入市场，一度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把过剩农产品储存在闲置的战舰里，因为所需的储存空间极大，陆地上所有可用的仓库都已经被占用。如果不这样做，美国的小麦会像印度一样，被扔在外面腐烂掉。
粮食连续丰收可能会让美国联邦政府储存的小麦比美国农民全年种植的小麦还多。据报道，2002年印度政府用于储存过剩农产品的花费，比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灌溉和防洪的总支出还要多。这就是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strong错配/strong的经典实例，尤其是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只要受价格管制的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法律规定的政府收购价格，这种产品就会以供求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但是，当供给量大大增加或者需求量大大减少时，价格就会降低，在此水平上政府必须收购不被市场接受的那部分产品。比如，2007年，美国市场上的奶粉价格是每磅2.2美元（1磅=0.453,6千克），人们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但2008年，奶粉价格降到每磅80美分，美国农业部发现，按照法律自己有义务购买1.12亿磅奶粉，总费用超过9,000万美元。
这些事情可不只发生在美国或印度。欧盟国家在2002年花费了390亿美元用于农产品直接补贴，由于农产品支持政策造成的高食品价格，这些国家的消费者用在食物上的花费是这一数字的两倍。同时，这些过剩的食物在世界市场上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这就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本可以从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所有这些被提及的国家，为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付费的不仅有政府，还有消费者（政府直接向农民和仓储公司付费，而消费者则为膨胀的食品价格付费）。在2001年一年中，因为人为的高价格，美国消费者仅消费含糖食品就支付了19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为储存过剩的食糖，每月要花费1,400万美元。同时，据《纽约时报》报道，食糖生产者“同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金主”，而成本高昂的价格支持政策得到了“两党的共同支持”。
欧盟国家对食糖生产者的补贴力度甚至比美国还要大，这些国家的食糖价格也是全世界最高的。200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称，欧盟的食糖补贴之高，“连气候寒冷的芬兰也开始生产更多食糖了”，尽管在热带地区种植甘蔗生产食糖比在欧洲种植甜菜生产食糖的成本要低得多。
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农业补贴法案。据估计，在未来十年中，每个美国家庭要以税收和高食品价格的形式为这项补贴法案花费4,000多美元。这也不是什么新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上的食糖价格是每磅4美分，而美国国内的批发价格是每磅20美分。美国人可以完全不生产这些产品，只要用较低的价格从热带国家进口就足以满足需求，而政府却在补贴这些本不必生产的产品。对于食糖业，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然而，这种情况并非食糖业独有，也不是美国独有的。在欧盟国家，羊肉、黄油和食糖的价格都比世界市场上的价格都要高出一倍还多。就像《华尔街日报》的一位撰稿人形容的：欧盟国家每只奶牛每天得到的补贴，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费用都要高。
尽管美国实施价格支持政策的最初目的是救助农民家庭，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补贴都给了农业企业。一些农业企业每年能得到数百万美元，而普通农场得到的补贴不过几百美元。2002年，两党支持的农业法案所涉及的大部分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都分给了最富有的10%的农场主，包括戴维·洛克菲勒（davidrockefeller）、特德·特纳（tedturner）和一些《财富》500强公司。同样，在墨西哥，85%的农业补贴流进了最大的15%的农场主的腰包。
理解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关键是要明白：和人为保持低价格导致了持续的短缺一样，人为保持高价格也导致了持续的过剩。造成的损失也不仅仅等于为了农业企业和农场主的利益从纳税人和消费者那攫取的钱。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财富转移，并不会减少国家的总财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损失是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土地、劳动力、肥料和机器，这些稀缺资源本不必用来生产多于消费者在政府规定的人为高价格下愿意消费的量。在美国，用来生产食糖的大量资源都被浪费了，因为这些食糖可以从热带国家进口，这些国家生产的食糖更便宜，因为那里的自然环境更适合原料农作物的生长。那些本已将大部分收入用于食物支出的穷人，不得不为购买食物花更多的钱，这样一来用于购买其他物品的钱就更少了。当食品价格被人为提高，那些靠食品券生活的人所能购买的食物也就少了。
正如印度和美国的情况，从纯经济视角来看，通过限制食物价格来补贴农民，然后通过补助一些消费者来降低他们的食物成本，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起到作用。然而，从政治视角来看，用这样的政策来得到这两个不同群体的支持却非常有效，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些政策的全部经济后果。
即使这些农业补助和价格管制政策起初是作为困难时期的人道主义措施，但是它们会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实施，因为这些政策催生了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它威胁如果削减补贴或终止政策就制造政治麻烦。当法国政府表现出要削减农产品支持政策或允许更多的外国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迹象时，农民们就会用他们的农用机械封锁巴黎的街道；加拿大的农民们为了抗议小麦低价格封锁了公路，并组成了拖拉机队开往首都渥太华。
美国有不到1/10的农业收入来自政府补贴；而韩国有大约一半的农业收入来自政府补贴；在挪威，这一比例为60%。
价格管制中的政治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能很简单，但它的政策结果却相当复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房租管制法案及农产品价格支持法案造成的各种后果中察觉。然而，即使是这样简单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也远未被大众所理解，而人们所寻求的政治上的“解决方案”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糟。这在当今世界也不是什么新现象了。
16世纪的西班牙曾经企图通过封锁，切断位于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反叛军的粮食供给，从而迫使其投降，结果安特卫普的高粮食价格引来一些人不顾封锁走私粮食，让当地的居民得以坚守。尽管如此，安特卫普的掌权者决定用法律规定某些食品的最高价格，并严惩违反法律的人，从而解决食品价格高的问题。
于是出现了价格管制的典型后果：人为的低价格带来了消费增加和食品供给的减少。缺乏高价格的激励，供给者也不想再冒着违反西班牙封锁令的危险运送食物进来。最终，价格管制使得“这个城市的居民斗志昂扬，直到突然失去了食品供给”，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反叛军别无他法，只能向西班牙投降。
在地球另一端的印度孟加拉地区，18世纪发生了一场饥荒，政府为了控制大米价格，严厉打击粮食经销商和投机商，结果是粮食短缺致使许多人被饿死。19世纪另一场饥荒降临印度，当时印度处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全盛时期，于是政府实施了相反的政策，最终结果完全相反：
在饥荒早期，没有法律的允许，人们几乎不可能从事粮食买卖。1866年，大量的正派人士加入到粮食贸易中，而政府通过每周发布各地的粮食回报率，安全有序地指挥着粮食的流向。每个人都知道去哪儿买最便宜的粮食，也知道在哪儿能卖个好价钱，于是粮食能从最方便运出的地方被运到最急需的地方。
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看起来非常初级，但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可行，只是因为当时英国殖民政府没有听取当地人的意见。在民主政治时期，这种行动要么需要公民熟悉经济学基础，要么需要政治家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做应该做的事。
在政治上，价格管制通常是“快速修复”通货膨胀的一种诱人的手段，实施起来也比削减政府自己的开支更加容易，而政府开支往往才是通货膨胀的幕后推手。在阻止食品价格的上涨中，价格管制措施更是被予以厚望。正因为如此，阿根廷在21世纪初便对小麦实施了价格管制。可以预见的是，阿根廷农民减少了小麦的播种面积，从2000年的1,500万英亩，减少到2012年的900万英亩。而在外部广大的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比阿根廷国内规定的价格高，于是阿根廷政府发现必须阻止国内小麦出口，以防止国内小麦短缺的情形继续恶化。
价格管制法律确定的价格与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差距越大，价格管制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2007年，津巴布韦政府为了控制失控的通货膨胀，命令卖方把价格降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更多。仅仅一个月后，《纽约时报》报道称：“津巴布韦的经济陷入停滞。”还详述了一些细节：
面包、糖和玉米面，津巴布韦人的主食消失了，暴民如同麦田里的蝗虫般洗劫商店，占有这些主食。肉类几乎看不到，有钱购买的中产阶级即使在黑市上也买不到肉；汽油也几乎买不到了；医院里的病人因缺少基本药物供给而濒临死亡；停电和停水很常见。
正如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实施的物价控制一样，津巴布韦刚开始实施物价控制政策时，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据《纽约时报》报道：“普通市民最初以一波欢欣而短暂的购物热潮迎接价格下降。”最初的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像极了几个世纪前发生在安特卫普的情形。
当某地遭受飓风或其他自然灾害破坏后，如果当地企业突然提高诸如瓶装水、手电筒或汽油的价格，或者如果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当地人寻求临时住所，当地酒店却提高房间价格，很多人就会认为这是不合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管制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必要的快速修复手段。
对于这些做法，政治上的反应是出台制止“哄抬物价”行为的法律法规。然而，由于暴风雨、森林火灾或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人们被突然夺走了这些随时可以获得的资源，于是他们对这些资源的需求也增加了，这就使得当地资源也突然变得比平常更加稀缺，此时价格在分配稀缺资源中的作用就会显得更加关键。
举例来说，在房屋被毁的地方，人们对当地酒店客房的需求可能会突然上升，假如酒店没有受损或被毁，他们能提供的客房数量最多也就只能是保持不变。若是当地居民的需求量超过了本地酒店客房的供应量，就必须对房间实施定量供应，要么通过价格，要么以其他方式。
如果酒店客房的价格还是平常的水平，那么最先抵达酒店的人将占据所有的客房，后到的人要么只能睡在户外，要么住在损坏的房屋中饱受恶劣天气侵扰，要么离开当地留下破损的家园暴露给抢劫和盗窃的人。但是，如果酒店价格大幅上涨，人们就会有动力自我分配。当价格低于正常水平时，一个三口之家可能会要两个房间，夫妇俩一件，小孩一间，但是当租金异常高时（也就是存在“哄抬物价”时），这家人就会有动力调整自己的行为，只要一间房间。
类似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当地其他物品因为突然提高的需求而短缺的情形。如果某地突然停电，对手电筒的需求量就可能大大超过供应。假如手电筒的价格仍然和以前一样，最先到商店的人会很快消耗掉店里所有的手电筒，而后到的人就无法获得手电筒了。然而，如果手电筒的价格飞涨，一个本打算购买多个手电筒的家庭很可能会只购买一个异常昂贵的手电筒，这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手电筒留给其他人。
如果对汽油的需求增加——不论是用于发电机，还是驾车去其他地区购买本地短缺的商品，或是完全搬出当地灾区——这些情形都会造成汽油短缺，直到新供给到达加油站或电力完全恢复让更多的加油站能够运作。如果汽油仍然保持在平常的价格，首先到达加油站的人很可能会加满油箱，耗尽本地所有汽油供应量，使得后到的人买不到汽油。但是，如果汽油的价格猛涨，首先到达的车主也会因为异常的高价格而只购买足够他们离开灾区的量，然后在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的地方，用相较不太昂贵的价格加满油箱。这样一来，也就有更多的人能使用当地的汽油了。
在自然灾害发生前后，本地价格飞涨都会影响供应。通常，气象学家会对飓风进行预测，他们预测的飓风登陆速度也会被广泛报道。如果供应商能预测到价格受飓风影响会上涨，那么应对飓风的各种物品，比如手电筒、瓶装水、汽油和木材等很可能会在飓风来临前被紧急送往可能遭受袭击的地方。这意味着，短缺可以提前缓减。但是如果供应商预料价格只会保持在正常水平，那么他们就不太愿意花额外的成本将物品紧急调派至可能会遭受灾难的地区。
类似的激励也存在于飓风或其他灾害发生之后。由于街道和公路受损、灾难之后的狼藉，以及人们争相逃离灾区引发的交通拥堵，为灾区补充供应所耗费的成本也会更大。当地飞涨的价格可以补偿因这些困难和障碍带来的额外成本。此外，每个供应商都会争取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因为在其他供应商到来之前，竞争对手还没能压低价格，那时的价格最高。对于灾区的人们来说，时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连续供应。
不论是在正常情况下，还是在短缺突然加剧的时期，价格并不是分配稀缺资源的唯一方法，但问题是其他替代性配给制度通常比价格表现得更好还是更糟。历史反复证明，对食品的价格管制会造成饥饿和饥荒。卖家也许能确定自己分配给单个买家的数量。但是，卖家的处境也会因此变得尴尬，因为它没有卖给买家需要的数量，等一切恢复正常之后，它也可能会失去一些客户。很少有卖家愿意冒这个险。
既不存在价格分配，也没有非价格分配时，结果可能如《华尔街日报》对2012年超级风暴“桑迪”的报道：
在新泽西的一家超市，尽管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通知，要求购物者只购买几天的食品以应对郊区瘫痪，但人们根本不予理会。人们在购物车里装满了够吃6周的金枪鱼罐头。一罐蜂蜜可以存放数年之久：商品保持在正常价格时，购物者即便买下超市所有存货也不会有任何风险。
在紧急状况下呼吁人们限制其购买量这种无谓的努力，如同其他形式的非价格配给制度一样无效，这时候就需要提高价格。
我妻子曾是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律师，这个组织经常代表租户处理与房东的纠纷。在发现房东的经济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经常不高后，她开始重新思考房租管制政策，以及与之配套的住房管制政策。
在很多情况下，供给不足的商品会被藏在商店仓库里囤积起来，销售给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黑市并不总是孤立运行的，它也可以是一些合法企业的副业。
政府政策演变方式通常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