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一般都收笔在距目前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之处，然后坐下来与其他人一同观察当今的变迁。这是名正言顺的：历史不能写得过早，一定要高屋建瓴。这种审慎的态度在战术上的优势就更大了。关于目前的事件，人们往往是被告知的。他们会对历史学家的解释，甚至可能对所罗列的事实，提出质疑。因此，他就失去了专业的优势。所以，徜徉过去可以怡然自得。
本书的论述实在不容许这样审慎的解释，它力图论述过去的明智和愚蠢，力图以此来说明当今。因此，在这最后一章，也无法体面地回避当今以及被一种趋势困扰的世界的困惑，这种趋势，在自吕底亚国王以来的2500年中经常存在，就是钱变得糟糕，或钱的管理使许多其他事情包括生产和就业变得糟糕。但也有缓和的情况。近来发生的许多情况并没有出现激烈的争执，且许多都被最近和遥远过去的事件所预告了。必须得做的事也被预告了——但就此来讲，存在更多的分歧。
在美国，经济管理的好年头随着越战而结束。战时开支以及由此产生的需求给价格带来压力。路标消失，价格猛涨。
战争开支和相关的赤字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原因。实际上这两者很快就被中和了。1967年的日历上，联邦政府在国家收入账户上的赤字是124亿美元。随后所得税由于附加税的追加而增加；作为一种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结果，赤字翌年下降，只有65亿美元的小数目。1969年有81亿美元盈余。随着附加税的取消及其税收的减少，赤字又有回升。
刚才提到的事件的顺序是重要的；尼克松政府的经济学家，在后来的年度中，把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归于他们所继承的财政混乱。这种解释经过重复，得到广泛承认。把一个人的缺点归于其前任，会带来一种明显的便利。归结到逻辑推理，这意味着，政府只有执政几年后才不得不对经济运行负有责任。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推辞。但实际上政府接手的财政局面，如通常所述的那样，显然是美好的。这与其经济学家为使经济的因果关系变成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做的努力不大相符。
新政府所继承的价格运动实际上也并不特别令人吃惊。批发价格指数由1967年为100的基数在1968年升至102.5，在1969年又升至106.5。在经济事务中的不幸显然是一种相对的事情。但是，这种价格上涨似乎非常严重，因此，新政府于1969年元月上台坚决宣布要将其结束。为此新总统大胆宣布要延续以前经济管理中真实或潜在的一切缺陷，并使其更加危险。1969年1月27日，尼克松先生在入主白宫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带着后来水门事件中的录音所公布的那种措辞不确定的口吻说：“……我们正在努力工作，应该说，我们无须对经济管理过多——我们要对我们的财政和货币事务进行一定的微调，以控制通货膨胀。在这方面，我应做另一点说明。我不同意一种建议，这种建议认为，鼓励劳工、管理和企业遵循一定的准则，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一切可能的破坏都在这里。经济管理尽管就需求而论甚至更为迫切了，却要被减少到最小地步。提及他的经济学家的微调措辞，一个陈词滥调流行起来了。同理，也要对密西西比河泛滥的洪水进行微调。虽然这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但是肯定意味着严重依赖货币政策。联邦开支和税收都受到国会行动的制约，然而甚至在一位新总统顾问的想象的驰骋中，都不认为会受到微调的影响。还有一种思想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的成功取决于高级技术，而不是高级智慧。现在，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情况从来都不是如此。若是幸福的情况，那么经济问题长期以来本可以解决，因为在所有奋斗的领域中，好的技术员大有人在。
由于总统强调这无望的路线，重要的权力便受到排斥。不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干预。以前对限制报有的希望被取而代之，那便是要求公司和工会实行它们具有的并且可能带来直接报偿的任何市场权力。与尼克松先生打交道时，有失公允的情况实属不易。他招来一切可能的批评，并为其辩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批评必须得留给他的最有名气的部下。路标的直接结果若得到承认，那么在肯尼迪时代就维持了价格的稳定。劳工部长乔治·舒尔茨几天后在对路标检验时认为：
……(1)……它们在实施中并没有起很大作用。(2)从长远来看，它们很可能加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转移了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劳动力政策之基本武器的注意力。(3)它们在让位之后，对更多的劳工骚动和更高的工资协议的产生起了作用；否则，劳工骚动就会少些，也不会有那么高的工资协议。进一步来讲，(4)它们与竞争的精神相对立，破坏了市场的力量。(5)当与借贷相结合时，它们可能会蔑视国家的反拖拉斯法。
赞同对价格和工资进行直接限制的话再也没有好多要说的了，舒尔茨先生不久便以政府经济政策主要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了。
这种政策在随后两年中十分准确地反映了总统的规划。1969年的财政政策非常严厉。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附加税的逐渐被取消、其他税务的解除以及开支的增加，财政政策大大放松了。在国民收入核算中的联邦赤字在1970年为119亿美元，1971年猛升为222亿美元。抵制通货膨胀靠的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由于利率剧烈上涨，而在1969年受到紧缩，一直保持到1970年的最后几个月。微调就谈到这里。
20世纪70年代中期，股票市场上漫长的繁荣和欣悦时期结束了。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责怪尼克松政府的。任何崩溃的原因总是根植于以前的繁荣。1929年，据认为揭开市场奥秘的人，却被发现只揭开了繁荣市场的奥秘。现在又是如此。如同从前有庞大的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的创立，现在有业绩基金会、保值基金会、开发基金会、海岸基金会、不动产基金会以及计算机时代的小巧创造物。使差的或弱的公司难以借到钱，货币紧缩政策很可能加速了那个漫长时期的结束。保守分子是以把这样的苦难加到自己或其同类人身上而著名的。但是，结局无论如何迟早都会来的。
不过，现在可以预言，货币政策对价格上涨和失业的作用会使两者更加恶化。失业率在1969年占劳动力的3.5%，在1970年上升至4.9%，翌年又升至5.9%。批发价格在1969年为106.5(1967年=100)，在1970年升至110.4，在1971年又至113.9。失业如同以前一样，并没有取代通货膨胀，如以前一样，两者都会同时出现。货币政策可以抑制活力，增加失业，特别是在那些依赖于贷款的行业中——房地产和整个建筑业是最为突出的两个例子。同时，公司和工会的市场权力如同以前一样保持物价上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可能遭受通货膨胀的打击，且可能会遭受衰退的打击，也可能两者同时兼而有之，使失业上升至一个令人痛苦的水平。但是，尼克松带到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并不是信念的浅薄之辈，可以对现实做出让步，只有出于短期的政治需要才有可能做出让步。
这样的让步被做出了。政治勇气对大众利益来讲，是一种十分令人佩服的力量。政治胆怯所产生的良性影响应该受到不同寻常的表扬。1971年夏季，距离总统选举只有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所有的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新结合表示反对，这不足为奇。竞争民主党提名的主要候选人在民意测验中显示出要把尼克松陷入沼泽的证据。经济学家为一个原则会加剧痛苦，他们会催促公众表现出耐心，被认为最终带来吉祥的程序会自动出台。不幸的是，耐心不能通过立法或总统行政命令来取得。要求自愿表现出耐心的呼吁对呼吁者会有首要的影响。
要求有较高度经济原则和耐心的序曲叫得震天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w.麦克拉肯(paulracken)有翩翩的学者风度，他在1971年7月28日坚决肯定了当前对货币政策依赖的优点和功效，任何对价格或工资的直接干预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偏激的。他承认一位当代观察家“在他对经济体系独特看法的局限性中，具有一种逻辑力量的美”，这位观察家就是本书的作者，他坚决认为，公司和工会的市场权力在失业不很严重的情况下，会使财政政策失灵。但是，麦克拉肯坚决排斥这种独特性，把价格冻结经济学看作是“幻想的”而加以丢弃，严厉告诫，“一般的工资和价格控制将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严重威胁”。公司和工会已经实行了这种控制，且因此被认为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这一点并未被强调。
麦克拉肯博士坚持原则立场，得到总统的初步支持。尼克松先生在8月初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重新提起了那一位观察家，说麦克拉肯“坚定不移地反对”那个“得到我们许多民主党参议员支持的加尔布雷思方案”，这个方案主张对工资和价格实行有节制的直接干预。总统注意到，这样的政策仅仅为“左翼极端分子”所支持，又宽容地补充道：“我不能对此说三道四，这仅仅是一种观察。”几天以后，即8月15日，极端分子的幽灵突然停止了猖獗的活动；原则在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面前崩溃了。除了农产品和其他几种产品的价格外，所有的工资和价格都被冻结了。
在这种冻结的同时，预算限制放宽了，有了减少税务的要求，这些在年底得以实施。货币政策放松了。但是，古老的信念并没有被抛弃。反对市场权力的行动是暂时的。控制“旨在创造种种条件，使较全面的预算政策更为可靠、更为有效”。随之一切都会令人满意。控制此时本可以斩断通货膨胀的冲刺；它们“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需，但预计会逐渐消失，除了毁灭通货膨胀的预期外，在经济体系中并没有留下永久性的变化”。
仔细研究一下上述声明并不难。主观思想和纯粹鲁莽相结合，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控制所针对的问题——公司和工会的市场权力所造成的问题——不是新的，而是旧的。没有人指出，公司和工会不久会消失。但是，问题会消失。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带来的后果并不小。结果有些人失去了收入；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国际和国内经济事务一片混乱；出现了社会紧张和挫折；资本主义的名誉受到损失；经济学家的名声也是如此。也许遭受损失最小的是做出这种声明、提供这种希望的学者。
控制并未得以认真的实施——更确切地说，是大体上未得以实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经历相反，没有建立一个严肃的组织来实施控制。负责人后来亲口承认，自己当时依然反对那种原则。公司于是难以得到有关对其要求的回答。可得到的回答往往是由受影响的产业成员或以前的成员所提供的——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时期的物价管理署设置的最谨慎的保护物以用来防范的自我处理方式。没有建立执行部门；在税收工作方面有经验、有远大前程的官员是从国内税务部借调的。
但是，从介于适度与明显之间的程度来讲，行动达到了目的。失业率上升得到抑制；1972年如同1973年一样，有少量的下降；1971年较后月份中的冻结期间批发价格是稳定的。冻结后的第二个阶段，大体来说是把控制局限于工会合同和大公司价格，也就是说，限于市场权力领域。这根本就不是糟糕地反映了控制的逻辑性。整个1972年在这种体制下，工业价格上涨3.6%，消费产品(不是食品，食品未受到控制)全年上升2.2%。1973年1月，政府的经济学家在描写这种经历时说道：“并非不令人满意，并非没有道理，自从1971年8月以来，通货膨胀有了戏剧性的下降。”他们注意到，行动涉及了原因而不是症状。控制“不仅仅抑制了否则就会爆发的价格上涨”。
这决不意味着旧的信念已经消亡。与此同时，表达出的信心认为，“美国没有看到任何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现在要抛弃控制。1973年1月8日的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现为财政部长的乔治·p.舒尔茨(georgep.shults)，会见报界记者，声言他要继续反对这种政策。他注意到，控制在不景气的经济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他表达的信念认为，控制不会起那么好的作用了，因为充分就业已接近实现，控制就不再需要了。选举也赢了。于是采取措施来拆除控制。
在整个1973年，拆除控制进行得反复无常，出现一些回潮。总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适度谨慎的。从对开支关系来看，税收增加；在1972年，国家收入核算中为159亿美元的联邦赤字，到1973年变成了6亿美元的盈余。到1973年底，货币保持紧缩且坚挺。再贴现率达到空前的7.5%的水平。大商业银行的借贷利率——最优惠贷款利率——超过了9%。一种“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此接受了一场显然公平的考验。1973年，生活费用增长近9%，近乎为1972年的3倍。1973年的批发价格增长18%。这就是舒尔茨部长和他的同僚们的预见。他们保证，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会大有可为，但要令人信服，则需要独运的匠心和一定的文学才能。
在1973年秋季，发生了赎罪日战争(yormkippurwar)，石油禁运和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些事件由于引起通货膨胀和其他问题而受到政府经济学家的广泛指责。在1973年的价格上涨中，大约有3/4发生在战争和油价明显上涨之前。
1974年继续实行谨慎政策。初步估计国民收入核算中，联邦赤字为76亿美元。货币政策依然严厉，直到初秋为止，当时为了对受影响的企业的痛苦抱怨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做出反应，因此稍稍放松一点。1974年间，被宣布为谨慎态度所带来的另一个报偿，就是批发价上涨18.9%，生活费用上涨11.0%。到年底，农产品价格趋于稳定。原材料商品，显然还有服务价格，也是如此。这些就是有微小市场权力的领域。在有市场权力的领域里，可以预知对限制的阻力就更加强大。1974年12月，美国钢铁公司宣布，把许多钢铁产品的价格提高近5%，后来在总统的要求下又收回了一部分。试图大幅度上涨的有公共服务费用，包括电话费用。大多成批生产的产品价格仍然呈上升趋势，虽然随着库存积累的增加，销售者的热情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