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人们认为，提起凯恩斯，往往比提起威胁性相对较小的马克思，更能引起否则就会保持沉默的保守势力的反感情绪，更能排除否则就会出现的温和派的默许。虽然凯恩斯的成果得到了承认，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面红旗。
哈佛大学的西摩·哈里斯是所有凯恩斯主义传播者中的最勤奋者，也是最得力者之一，1947年，他编辑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凯恩斯思想的论文。(该系列始于1946年4月22日伦敦《泰晤士报》itimes/i[london]上发表的庄严讣告：“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因心脏病发作，于昨天在苏塞克斯郡(sussex)菲尔乡(firle)的梯尔顿村(titon)逝世。他的逝世使国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人。他是一位天才……”)哈里斯把他的论文集取名为《新经济学》，在随后的年度里，这个名称成了公认的凯恩斯思想的代名词。随着肯尼迪执掌权力，美国对新经济学的信仰得以公开承认。在肯尼迪和早期的约翰逊时代，经济总产值稳步上升，由此而来的就业比劳动力增长迅速；结果失业稳步下降。通过适当的直接努力，保持了物价的稳定。这就是新经济学。看来一切正常。
那些为过多疑虑所缠绕的负责人也没有不正常。在1968年初，随着战后繁荣时期进入其第20个年头，总统的经济学家回想着近来的记录，激动不已。他们的观察认为，在过去“成就辉煌的年代”里，“财政和货币政策得到积极而自觉地执行以促进繁荣，这决非一种巧合……”他们补充道，“联邦经济政策再不用等待衰退或严重通货膨胀之后再采取措施。”随之就出现了对谨慎做出的小小让步，但很快便收回了：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得到完好的执行，也没有得到完好的协调。但是我们的政策一直得到连续而协调的审视，我们的行动连续处于正确的方向，如果说并不总是处于完美的时机，或在程度上恰到火候。
悲乎！这几乎是自我祝贺的最后时刻，不管是多么值得。若对历史有较清醒的观念，就会对此发生警告。1928年12月，卡尔文·柯立芝(calvincoolidge)就合众国的形势最后一次致函国会。他说：“美国国会从来都未因为审视合众国的形势而聚会过，从未见过比目前出现的更令人喜悦的前景，在国内存在着平静和知足……以及多年繁荣的最高纪录。”翌年发生了洪水般的大泛滥。
这些年中，在新经济学的吉祥的后面，实际上隐藏着四个严重的缺陷。有的当时即可见端倪；现在从事后认识来看总会有所帮助，所有缺陷都清楚得令人惊叹。
第一个在于依赖预测和预见——依赖在需求之前应采取的行动。预见是一种不完善的事物——经济学中所有的预知都是不完善的，更为严重的是，身居高官的经济学家会受到强大的私人和政治压力而做出错误的预测。这部分是由于预测出需要的诱惑，并且经济行动总是被需要，是比较好而不是比较坏的事情；部分由于经济学中预测被许多人认为是自行完成的。可见对就业和生产做出悲观的预测会使商人忧郁和悲观，引起他们采取紧缩行动。预测出价格上涨会使公司重审自己的价格来加以提高。工会依据政府公布的行将发生变化的物价和生活成本提出工资要求——一个物价上涨预报马上就会在交易桌上引起争论。于是，在经济学中所有官方预测都是可疑的；每个读过这种预测的人都应显示出一种沉重的主观思想成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10年中，经济政策广泛受到严重地屈从于愿望的预测的引导。
此外，官方的经济预测不能与其他更高级的公众期望相悖。在1967年和1968年经济成功的最后年度中，经济受到为越战开支的压力越来越大。按所有官方的说法，这场战争不久就会结束；灯光在现在不朽的隧道尽头照得更为明亮。政府的经济学家不管对战争可能继续并将付出更多代价的信念有多强，都不能将此作为公开估算的基础。他们不能公开预测战争开支将增加，通货膨胀压力会加剧。官方对战争结束的预期尽管是错误的或是空想的，但还是占据统治地位。
其他三个缺陷是明确又具体的，都起到限制甚至否定政府有效处理通货膨胀的能力的作用。
这三个缺陷中的第一个，存在于处理现在所熟悉的市场权力问题的机制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岁月里，工会的权力和自信稳步上升。大公司的市场权力没有增加——如同一些保守的经济学家苦心要证明的那样——这是因为如他们的统计数据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权力长期以来是非常大的。但是，除了有深受启发的典型竞争市场的捍卫者以外，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权力确实增加了。因此，现在由于接近满负荷作业，所以有可能在工业集中的广泛领域中提高价格。工会对这种价格做出反应就可能赢得更高的工资，公司有可能玩弄手段，让他人付出由此而产生的较高工资的代价。因此，这就是熟知的螺旋运动。在战时，这种螺旋运动不能被总体的财政政策所抑制，除非为生产付出代价远远超出承受能力，在和平时期不能得到抑制，除非让失业超出承受能力。肯尼迪在执政期间似乎已找到了答案，但是这种答案在机制和基本思想上都十分薄弱。要全面认识这一弱点，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些美好岁月的较早时期。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使经济要把高产与稳定相结合的能力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价格在随后的月份里迅速上升，部分是由于对刚提到的市场权力做出反应，部分是由于对战时短缺记忆犹新的人抢购商品的风潮。1950年6月，批发价格指数为80，翌年1月为89(1967年=100)。就杜鲁门政府最初的抵制而言，国会随之通过了立法来确保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迈克尔·迪萨尔(michaeldisalle)和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ackley)的坚定的领导下成立了物价稳定署，后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价格控制方面的老手。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全面的管理与实施的组织。
很少有一种经济行动会产生比这更直接、更有效的结果。价格上升，运动即刻被彻底制止住了。价格有可能最终会变平稳，因为人们发现朝鲜战争就其影响来看是一件小事——决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但是，到了采取行动时，工资和价格的螺旋运行已蓬勃发展起来了。这要是没有控制的话就会继续下去，且可能会加速。
直接行动对控制螺旋运动是必要的，这被再一次证明了。但是，经验并非再一次起作用。朝鲜战争控制的短期成功得到了承认，但那是又一次战争。战时经验又被打入特殊行列的冷宫。没人会认为这场小规模边远战争引起了许多爱国激情，允许有在和平时期不可能有的行动。但没人会想象到，这与和平时期的经验是契合的。
朝鲜战争时的控制在1953年取消了，此后的工业价格和工资又开始缓慢上升。在当时看来，这相当麻烦，足以使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先在50年代中期，随后在该年代末期——增加利率，限制货币增长，寻求预算限制。1954年，预算赤字刚好不足600亿美元，2年后变成了大约同样数目的盈余。1958年，赤字又增长到102亿美元；这个赤字翌年被降至12亿美元，1960年变成35亿盈余。
农业产品价格在这个限制时期陡然下跌，由于不受公司市场权力和工会工资要求压力的限制，因而做出了旨在让价格做出的反应。但工业价格稳步上升，直到1960年。此时处于95.3(1967年=100)的工业价格指数比朝鲜战争期间控制取消时整整高出10个点。1960年和1961年，货币和财政限制的确基本上结束了工业价格的上涨。但是，现在知道，更大更痛苦的教训是必要的失业率——在1960年平均为劳动力的6.7%。用失业来控制物价所带来的一个并非偶然的政治结果，就是1960年约翰·f.肯尼迪(johndy)当选。他的选票占的优势是如此之少，以致不可以认为，若没有这么多理所应当引起的困苦，他就会成功。共和党人，包括尼克松先生，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为控制工业价格中的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措施。
新政府并没有忘记选举的教训。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一班人马向工会和公司发出无数次请求，要求为了更高的爱国热情和更大的价格稳定的利益，来减缓它们对工资和价格的要求。如同以前一样，并且在随后20年中非常明显，公司和工会权力对通货膨胀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被认识到了。随后，请求让位给了对直接干预的需求。对这种需求做出如此让步之后，往往又认为更强有力的干预不符合自由市场体系。
新的民主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对干预的需求。马上便开始对某种机制的探索以认识工资价格螺旋运动。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关于新政府的头一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阐述了这个问题：“重要的经济部门有庞大的公司或组织有素的雇员，或两者兼而有之。在这些部门中，个体方面对工资谈判和价格决策的条件可以行使很大的自主权。”
相应的行动仍取决于自愿服从，除非由于可能得到官方压力或非直接制裁的帮助。对制定工资和价格的正式限制或路标被确立了。据此就可以要求工会对提高工资的要求基本上符合年生产率提高的数目，当时估计每年大约为3%。生产率的提高使每人每小时产量的提高足以用来提高工资，结果平均来看，成本并没有提高。成本稳定就可以要求公司保持价格稳定。
1962年春，这种政策遇到了戏剧性的考验——并且被公之于众。亚瑟·戈德堡(arthurgoldberg)是劳工部部长，此前担任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顾问，那一年初，他就一项工资协议与钢铁企业谈判，该协议大体上符合路标。美国钢铁公司的一种天赋在于气壮如牛般地固执己见，这长期以来就是公司公共关系部门的传统，美国钢铁公司当时满不在乎地宣布每吨价格提高6美元。随之向公众宣布，美国钢铁公司总裁拜访总统以向他宣布此事。其他公司做好了跟着美国钢铁公司走的准备，也刻不容缓地做了宣布。肯尼迪总统被激怒，他猛烈抨击了商人的品格和身世。这被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拖拉斯法中的行动威胁联系在一起，涉及政府对钢铁的购置，引起公众的愤怒以及新闻界和国会的反对，因此钢铁公司不得不重新加以考虑。有一两家比其余的敏感，决定不来凑这个热闹。余者(包括美国钢铁公司在内)都被迫取消了所宣布的上涨价格。暂时可称之为工资和价格控制中的自愿原理，因而得以保全。随后的4年是一个就业和生产稳步上升的时期，价格几乎是稳定的。经济政策的总设计师沃尔特·赫勒(walterheller)在对这种经验做一个有限估价时认为：“……从对商业和劳动力个人表示的看法和公众发出的痛苦呼吁以及对工资和成本趋势所做的认真比较性研究来判断，路标在60年代的迅速发展时期，对工资价格所做的一些调和理应享有功劳。”
这决不会持久。从1966年起，越战开支大幅度增加。为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增税，这无异于给自然抵制增税的情绪火上加油。最终直到1968年才对一项用于战争开支的附加税进行投票表决。与此同时，正在扩大的需求给价格和生活费用带来了压力。随着价格和生活费用的提高，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也在加大。价格稳定毕竟是讨价还价的一部分。同时，政府的道德权威，由于现在不得不为一场广为受到抵制的战争而补充支持，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随着对路标需求的增加，其效力减少。1966年与新泽西建筑行业达成的一项协议大大超过了路标允许的额度，如同后来与航空公司机械师达成一项协议一样。不久，对价格和工资的限制就不起作用了。尼克松政府的经济学家于1969年1月就职，明确表示反对任何这样的市场干预，将其视为一个有高度性原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