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待价格稳定的态度，所付出的代价非同小可。货币限制是主要的依靠，此时已给房屋建筑业带来了空前的衰败。这又是货币政策对必须靠借款做生意的人毁灭性的歧视。整个经济产量当年也有小幅度下降。健康增长率的提法现在听起来是过时的，1974年底的失业率的绝对值是在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占劳动力的7.1%，几乎是很久以来最高的比率。在底特律可以看到，要拿到失业救济支票，需排队等上两个半小时。在队列中有许多较高薪的白领工人和小官员。但是，对原则的信念仍然强大。1974年12月，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span，取代了麦克拉肯，他的接班人是赫伯特·斯坦)在华盛顿经济学家的一次聚会上，用两句非常精彩的话来概括他的立场：
因此，一旦让通货膨胀这个魔鬼从瓶里子里出去，一个十分棘手的政策问题就是找出特定的口径和时机，只有这样才能恰当抑制由收入下降而引起的风险酬金的加速增长，而又不会使引起通货膨胀的风险酬金的下降过早流产。这显然不是一条容易穿行的政策道路，却是我们必须要遵循的道路。
通货膨胀依然是一种一旦被斩除，便永不复返的妖魔。资本主义在稳定中发挥正常的作用。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上帝——也是一位好心的保守的绅士——就会保持其稳定。所需要的一切，便是忍受痛苦的意志。这在1974年就是经济思想的状态。并且，再一次地，进入了与政治需要相冲突的轨道。在该年快结束的时刻，通货膨胀的魔鬼的大部分身体仍在瓶外，总统的顾问聚集在科罗拉多的一个白雪皑皑的景地，不得不承认痛苦太大了。也许少些失业、多些通货膨胀会更好些。
然而，一条不幸之路证明，经济学中信仰的力量与经历是相对立的。
伴随美国的失败而来的是世界的失败。从60年代末，在所有的工业国家，价格都由于需求而上涨，由于工资需求的压力而上涨。悉心观察可以看到，这两种力量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较早的年代里，在工业国家，收入的等级是森严的。消费自然也是如此。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生活水平高，专业人员比这两者都高。管理人员自然还要高些，财产拥有者则最高。在最底层的以及最多仅仅部分享有共同成果的，是少数民族的穷人——美国的黑人、英国的爱尔兰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瑞士的意大利人。
在所有的国家，公认的按规定的对收入和消费的限制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每个地方，特权较少的人都更加强烈要求，有权享受某种消费的一部分，这种消费从前被认为，只有具有特权的人才能生来有权享受。现代没有什么比为群众带来更多闲暇的前景、给一个近乎无阶级的社会带来希望能引起更加博学的讨论；没有什么比工作道德堕落、空前坚定要求增加收入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能引起更加沮丧的讨论，有这种堕落、提这种要求的人，特别是蓝领工人，以前一向被认为满足于较少的所得。
消费者更加满不在乎地强烈要求提高对他们的供给能力，政府相应地、决非不自然地反对对这种要求的限制，这种趋势在工业国家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在美国，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在原则和实践两方面的失败或不恰当是另一个原因。美国对贸易世界中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明显不对称。美国对自己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是相当自满的，因此有了意志和智慧，在稳定自己的价格上就可大获成功。但是，如果在美国价格上涨，就没有什么国家可以避免由此产生的影响。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会比美国的更为严重，亦属迫不得已。
在19世纪，英国和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英国货币是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定点；其他国家都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这种已知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这些好年头中，美国和美元起到类似的作用。美国物价稳定；美元是一种任何人都想持有的明显安全的资产，当一个国家丢失美元时，就会出某种差错。因此，根据这种迹象，政府就采取措施——更为严厉的财政政策、更高的利率、在诸如荷兰等特别易处理的国家中对工资增长的抑制——以使局势正常。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货币贬值。这些年，就是这种适应美国和美元的调整，而不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的聚会，才引起工业国家国内政策之间的协调。这样的内部协调，反过来又是国际货币稳定的首要条件。只有内部价格相对稳定或彼此和谐运动，汇率才会稳定，且因此可以预知。
就是这种和谐在60年代末被美国的不稳定和其他工业国家中相关的通货膨胀所毁灭。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是这些工业国家之间在成本和生产力变动中存在的一种基本差别——由以德国、日本为一方与以美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态度而被戏剧性地显示出来的一种差别。在这些年中，德国和日本由于军费开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限制，好战的狂热由于失败而锐减，它们在利用自己的储蓄来建设新的有效的工厂。这反过来，又以低成本生产民用商品。相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战前工业原封未动，比较来看被废弃了。其很大一部分储蓄将投入武器系统以及后来在越南的偏执冒险。因此，除了被需求拉动和工资要求的压力外，美国在这些年还受到生产效率低和成本高的打击。因为只要美元与马克和日元的汇率保持不变，存在的巨大优势是，在德国和日本购买而在美国销售。据说到60年代末期，美元价值过剩，实际确是如此。
由于上述原因，外国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从它们在美国的销售热潮中积累美元。这种积累并没有被在美国规模小得多的购买所吸收。美元到了接受的公司手中或储存在欧洲银行，就变成了货币鉴赏家的新奥妙——欧元。当借进或借出时，美元就成为欧元市场——在一如既往地被检查时，就成了一种简单的事物。这样积累的美元有许许多多被变成了黄金，这不足为奇。因此，美国巨大黄金储备的历史上溯到1914年，现在到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融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强权的一种惩罚。从1914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富人在战争情况下想到为他们的财富寻找庇护所时，他们就想到了美国。美国这一个超级大国卷入了越南之战，成为一只可怕的平衡臂，现在看来不再安全了。比较好的是瑞士，甚至是德国，在60年代末期，黄金像洪水一般从美国流出。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财政大臣、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家时常聚会，研究如何处理国际货币事务日益混乱的问题。他们从会场出来时，被形容为带着忧郁的面孔。记者在通常涉及货币问题的不利条件下质问他们，对要提出的问题只能充当内行。经过适当思量后，与会者几乎总是拒绝评说。沙赫特和蒙塔古·诺曼(montagunorman)的传统依然强大。可想而知，这些会议一事无成，因为与会者接触不到困难的根本原因——各种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从根本上引起失去平衡的成本的不同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实际上不再向所有的来者提供黄金，只是为了满足其他中央银行的要求而向其提供黄金。这些其他银行反过来要把黄金只向姊妹中央银行出售。想拥有黄金的个人只有出价向其他个体拥有者竞买。黄金现在有两种价格：有按中央银行之间的决议制订的旧的即官方的价格，有个体贸易者制订的新的公开市场的价格。这从货币鉴赏家的进一步发明来看，就是双重市场，是脱离金本位的最后一步的开始。
1971年8月出现了结局。作为在此月间宣布的一揽子政策改革的主要方面的一部分，美国根据方才提到的那种安排，再也不给其他中央银行提供黄金。并没有许多人注意到，这个本应成为一种英雄行为的事务。这至少部分是由于避免使用了英雄的语言。人们并不谈论有关最终对金本位的放弃，据认为取而代之的是关上了金窗。谁都不会因为关上一扇窗户而特别激动。没有人能清楚地注意到，温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在屈服了，该体系的目的不在于也不能处理现在流行的、较大的、分向不同的价格和货币运动。
人们注意到，美元现在以大量积累的方式而存在。把这种美元兑换成马克、日元或其他货币，再在德国、日本或其他国家购买商品，就可以占便宜。就保险来看，这些货币是有吸引力的。结果是，美元现在成了一种虚弱的货币。其他国家也不一定快活。它们可以轻易向美国倾销产品，而没有受到美国竞争的适度的压力，这种形势也并非舒适。允许一种货币对美元比值下降，具有优越性。这至少在短期内容易做到，让中央银行自由出售地方货币以购买美元就行。于是，美元很容易保持过高的价值。
现在正在进行谈判，解决美元贬值和再稳定的问题。谈判是1971年晚秋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办公楼里进行的。最终就新汇率达成了一致；这些汇率反映了美元的各种不同的贬值率，对日元为近17%，对马克为12%，对加元很小或没有减少。参加谈判的政府发誓要通过自己的中央银行来买卖货币，以使汇率变化限制在达成一致的平价的2.25%范围内。国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象征性行动程序，老老实实地减少了美元的含金量。其结果被理查德·尼克松相当慎重地描述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货币改革。由于此协定而赢得声誉的财政部长约翰·b.康纳利(johny)一时沐浴在一片尊敬的目光之中，不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的人把这种尊敬归于自称懂货币的人。对《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agreement)和康纳利来说，尊敬都是短暂的。这二者很快就变成了时代的灾难。
1973年初，恰好在放弃第二阶段控制之时，还出现了把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的群众运动。这预期在美国会引起进一步的通货膨胀，美元进一步贬值。两种期望都恰好为发生的事件所证实。(在其他货币也有类似的投机运动。)要维持史密森平价，已证明是不可能的。货币不稳定现在已成为受拥护的政策；这也获得了个好名声，称之为货币浮动。政府的经济学家用官文的最高表现手法来美化他们的屈服：
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1973年的特征可能就是不断的调整，以纠正过去失偏并且适应新的发展，新发展在该年进入了美景。年初大多数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放弃了把汇率按谈判达成的水准来固定的努力。虽然中央银行继续进行一定的调停，但外汇市场在确定使市场畅通的汇率中起主要作用。这个过程有时显示出市场外汇率发生非常大的波动的特征。但是，市场发挥很好的调节作用……
所提到的“过去失偏”是指，把过错转嫁给前辈，一种由于作者也是前辈的事实而受到一定损害的权宜之计。所提到的“汇率发生非常大的波动”是对国际商务中严重混乱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就混乱这一事实而言，没有谁会十分怀疑的。
几乎在所有的商务交易中——国际的甚至更多是国内的——都存在一种未来的成分。现在的成交都反对过后的付款。这样的成交问题是，双方都不知道所付的款将有多大的价值。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买方不知道他必须得为以后付款所用的货币付出多大代价，抑或如果卖方不知道他将为他所接受的付款所用的货币按自己的货币估算将会有多大收入的话。如果汇率不稳定，情况就是如此。在紧急情况下，中央银行实际上不得不介入以提供一点把握性。浮动货币因此就成了一种并非完美的稳定货币。浮动，就变为所谓的肮脏浮动。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了讨论，旨在制订中央银行肮脏浮动的行为准则。
国际贸易肮脏浮动的结果并非马上就是有害的。在巨额谷物和其他食品交易的帮助下，国际贸易在1973年继续扩大。虽然有一些人，但并非大多数，会想象出，这种混乱的临时凑合的表演反映了进步。凯恩斯和怀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希望的是某种更好的事物。他们的希望是正确的。
石油价格大压缩始于1973年，但到1974年才完全生效。这也与这部历史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受到广泛的误解，部分由于发现了生产国迄今尚未使用过的议价权力，部分是通货膨胀的产物。由于需求强烈而引起价格上涨的作用，我们已看到，总是使贸易协定有利于食品和原材料的生产者。这样的生产者的倾向就是全力或近乎全力运行，在市场上能销出去就销出去。强烈的需求使这种价格提高，这与更有能力调节供给的人有关。就石油生产国的状况来讲，效果只不过稍有差异；消费国的强烈需求有可能使生产国提高价格而不立即蒙受过量石油未销的损失，这种过量未销售的石油会威胁到有关维持价格的协定。在非通货膨胀需求的时期，要维持石油输出国的价格，本来就会困难得多。这样的商品协定没有明显成功的记录。即使没有通货膨胀，这个协定也将失败。
到处都把较高的石油价格看成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美国，它为官方无力控制通货膨胀进行开脱，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实际上它是通货紧缩的。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但也在伊朗以及其他国家，从较高价格而得到的税收远远大于马上为消费产品或投资产品可能用的开支。因此，这种税收积累余额，并且代表着目前购买力的一种退缩，其直接效果与对石油或产品大量征收销售税的效果没有两样。这种效果随着1974年的过去而愈加明显，是财政紧缩的可预知的效果。随着需求萎缩，竞争市场上的价格——食品、商品和服务价格——开始衰减。受公司市场权力支配的价格继续上升。失业率也是如此。石油生产国为工业国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税收增长。其作用同任何反对通货膨胀的一般性财政或货币行为一样，就是增加失业率，过了很久才能起到抑制膨胀的作用。
货币史上并没有许多内容符合一种线性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为下一个时代已得到改进的管理提供智慧。对于有关在这些问题上给予指导的人们，历史论及得甚至更少。从2500年的经历和200年的努力研究中产生的货币体制，与过去和平时期的任何货币体制都一样不令人满意。近来保守分子对通货膨胀做出了恶意的反应，虽然对防止通货膨胀的措施未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自由分子认为，失业是更大的难题。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经济就不能获得成功。通货膨胀给很多人带来不安和失业。沮丧给较少数人带来剧烈的痛苦。没有确定的方法来知道哪一个是引起总痛苦的最大因素。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教训在于，通货紧缩和萧条破坏了国际秩序，使每个国家只顾拯救自己，对因其努力而给邻国带来的损害漠不关心。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教训，同样在于通货膨胀破坏了国际秩序。在通货膨胀和萧条之间表达或暗示偏爱的人，会做出愚蠢的选择。政策必定永远是，有哪一种就会反对哪一种。
但是，现在明显可见，只有在通货膨胀或萧条走向极端的情况下，才能有一种选择。否则，只要应用公认的、正统的拯救办法，我们就能得到这两者。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不会为这种结合辩护。在2500年之后，我们终于得到这种结合。任何历史都没有比这更为不幸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