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看来，原则尽管与实际情况相矛盾，但也是重要的。对保守的经济思想来讲，没有什么比市场宽松的优越性更为重要了。市场既不宽松也没有优越性，如果一定要用政府干预来防止通货膨胀，且因此来改善其运行状况的话。但是，按路标指引的路线和相关的价格限制条件而采取的行动，也未完全得到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传统共识。这也不无道理。凯恩斯体系丝毫未涉及市场，且因而未涉及教科书和教师所讲述的公认的微观经济思想。在对需求做出必要的管理后，供给和需求在比从前更高的生产水平上达到平衡。需求和供给达到平衡的机制、已确定的价格和分布在使用中的资源仍没有改变。路标承认，工资和价格要服从公司和工会的控制。但是两者反映的不是市场平衡，而是公司和工会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在公认的经济学中没有一席之地。这也就是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诚心想回避的问题，有些仍在回避。
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自由派成员在其任职期间，无法回避工会对工资和公司对价格的确实令人不快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一旦回到大学、近郊和给青年人授课时，他们就可以放弃这种混乱的、有争议的、非科学的成见。在他们的论著和讲授中，价格再次从公司的控制中恢复过来，工会又被带回到市场。根据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调整，再次确保了就业，且防止了通货膨胀。
因此，这就是缺陷。美好岁月的经验表明，经济权力——公司和工会的权力——可以使高就业率与稳定价格结合起来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在实践中，干预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实践从未成为原则的一部分，而原则仍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有一种令人乐观的神话认为，在像经济政策一样对公民有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公民起决定性作用。也许从长远观点来看是这样的，公民有一种自豪的权力最终把失败者从公共办公室驱逐出去。但是，在失败暴露出来或驱逐成为可能之前的临时阶段，经济政策就像心脏手术一样，掌握在专家的手中。因此，经济学家相信或希望相信的事物——他们所依赖的原则——不是枝节问题，而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下一个缺陷就是凯恩斯体系具有的致命的无弹性。随着这个体系在这些年中的发展，开支不再受到削减。税收仍按应征税收的增减而自行调节。但除了在战争的极端情况下，税收不再受增加的立法所左右。如果开支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而税收可以减少但不能增加，那么财政政策显然就成了一条只朝一个方向通行的街道。它对抑制通货收缩和萧条有绝妙的作用，但对抑制通货膨胀却很不灵验。
凯恩斯体系一向比其倡导者所想象的还要僵化。如前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财政政策被认为是通过公共开支来起作用的。公共开支将增加以补偿私人开支或投资不足，当私人开支或投资充足时就减少，与税收无关。由于正在扩大的生产和就业可以把人们从救济名册和就业工程中除去，减缓诸如农民对联邦预算的要求，因此随着生产和就业扩大，有一定的可能性来减少开支。在1938~1937年间，联邦开支由85亿美元减少至72亿美元，也就是减少了15%还多——一次巨大的、当时显然不明智的缩减。但是，仍没有人认为，可以轻易减少公共开支。
在战后年度里，开支变得更加僵化。在大萧条期间，公共开支为了经济和社会目标——扩大生产和就业——而提高失业者的收入。这就是公共开支的目的，因而观点保守、思想僵化的人们就带着不安或惊恐的目光来看公共开支。总有一批强大的选民支持削减公共开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共开支有了大幅度增长——1954年比15年前约大8倍。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军事开支，这种开支显然是大方的，因为得到了一伙有权力的军事官僚及其供给工业的支持。这样的开支再也不用来支持收入、生产和就业，不管这些附带的报偿多么令人愉快。它用来遏制共产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保护自由、武装自由世界——这些都是保守分子热情拥护的目的。因此，开支不再受根据经济需求所做的调整的约束。如人们常说的，你不能干扰国家安全。
这意味着调整只有在税收中进行。战后岁月与萧条岁月相比，有着较大的内在灵活性。公共开支的大量增长大体上是与从公司和个人所得税中来的收益相称的。我们已看到了这种税收的良性趋势。随着生产、收入和就业在扩大，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都在增长。迄今为止免税的人随后都交税；交纳较低的附加税的人被提升至交纳较高附加税的档次。公司利润超比例增长，因为公司税额超比例增长。因此，税收增长的幅度大于生产和收入增长的幅度。当生产、收入和就业下降时，这些作用就逆转过来。税收量越多，这些稳定作用就越大。对富裕阶层所做出的税收让步明显损害了这种良性过程的运转。但是，在那20个好年头中，许多这样的好处，特别是被雅称为按劳动所得征收的50%最大税率，尚未得以实施。各种不同的偷税漏税现象尚未得到充分追究。这些年中，所得税具有的自动性的稳定作用相当强大。
实际上是太强大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新经济学中的传统智慧认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提出的税收从开支角度来讲是太大了。结果就给生产、收入、就业带来一种“财政拖累”。为了减少这种拖累，据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横向的减税。现在公然进行的诡辩允许这样的行动；税收减少，赤字增加，唯一心存的目的在于增加预算赤字，且因而改善经济运转。1964年，这种削减达到140亿美元税收，是经过立法确定的。这是“最公开、最富戏剧性地表达了对待经济政策的新态度”。
但是，如果需求过量，开始推动价格上涨，那么这种行动就暗示需要将其逆转过来。正如后来的历史发展所充分证明的那样，这要困难得多。其中不仅仅涉及通常政治上的对提高税收的反对。在价格上涨的时候提高税收，除了最开明的公民外，在所有的人看来是一种特别无理的行动。由于价格上涨，买货要支付更多；现在政府又用高税收来给这种伤害添加凌辱。没有什么经济行动看来比这更为别扭的了。
加强这种基本障碍的是执行政策的策略——用增加税收来抵制通货膨胀。必须利用的就是收入和公司的纳税；如果税收采取任何公平方式，就会对富裕阶层有严重影响。
在过去，李嘉图说过，有钱人之所以显要，就在于他们反对通货膨胀。但是，当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对富人的收入产生特别影响时，这种反对气势就大大低落下来。也许对所涉及的人来讲，通货膨胀是更加有利可图的。无论如何，把税收当作一种抵制通货膨胀的工具，会大大挫伤富人反对通货膨胀的热忱。
如果税收在没有战争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不能增加，公共开支没有任何理由大幅度增长，那凯恩斯政策就不能用来限制需求，它可以提高购买力，但不能使其收缩。
在那20个好年头中，没有找到可靠的方法来处理工资—价格的螺旋运动——把直接的市场权力当作通货膨胀的原因来处理。况且财政政策也变得不适宜处理通货膨胀。目标是存在的，实现目标的工具无能为力，令人沮丧。
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货币政策。在其他手段失去效力时，没有什么能比对这种政策的信念再增加更多的不幸了。
最后一个缺陷在于这些年中对货币政策信念的复苏。从这一工具的历史来看，它令人吃惊，如同它有损害作用一样。在好年头中，对货币政策的真正运用实际上是谨慎的，况且它仍然没有起鼓舞作用。适当限制性的公开市场业务与联邦储备的银行借贷利率提高结合在一起，被普遍认为已在50年代中期使发展停了下来，况且它们未能阻止工业价格的上涨。随后，在该年代结束时，这两者又与一种限制性的财政政策一起，终止了价格上涨——却是以生产下降和失业上升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有助于肯尼迪当选。
可是，对货币政策的幕后信念在增长。这部分是对早期失败逐渐淡忘的结果；部分是人们通常报有的希望，拯救可能会不知不觉出现在专家面前的魔术、妖术或巫术之中；部分是大体上反映了中央银行家且特别反映了联邦储备系统的永不可落的威望——再不会令本书读者做出吃惊反应的事物。
在小小的经济学世界里，货币政策的失败虽然得到了充分的承认，却继续反映着不是基本错误而是有趣的偏离正题。教科书和教学仍用精密的语言详细讲述再贴现率、债券、期票和汇票的购买以及销售中的运动会如何增减货币供给，且因此刺激或抑制经济。对货币供给中的运动的探讨变得特别时髦，虽然有关货币积累的内容得到越来越多的不同程度的怀疑(马上要提到)。所有这一切中最佳的就是，货币政策不受公共程序中所发生的任何不便之处的干扰。货币政策“……享有财政政策没有的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管理委员会的决定不受国会行动特有的那种繁琐程序的束缚，也不受财政政策通过立法与应用之间的时间差的限制”。
但是，这种复苏有许多要归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最得力的宣传，这些年中他是研究货币政策和历史的最勤奋的学者，他是一位虔诚的、讲原则的保守分子，他把货币政策看成是保守信念的关键。它在市场上无须国家的直接干预，省略了对开支和税收的直接管理，更不用提隐含在凯恩斯体系中的巨额预算了。它是一种公式，把政府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回归到更为淳朴的令人神往的过去的世界中去。弗里德曼教授没有原谅联邦储备的错误，也没有低估其作用。相反，他强调这种错误，因此他对过去的不幸和平静不负有责任。只不过这种责任比从前想的要简单得多；弗里德曼又回过头来靠欧文·费雪，认为只需注意费雪方程中的货币数值。“货币储存行为的变化与经济活动、货币收入和价格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货币变化往往有独立的来源；并不仅仅是对经济活动变化的反应。”货币供给现在是指货币积累，一向是由(在银行外)流通货币和可用支票提取的银行储备组成的。通过后来的补充和受到继续争论的限制，还包括活期存款，因为这种存款也很容易用来作为开支，而且活期和支票储蓄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如果这些积累得到控制，可以从定量方面根据经济活动的增加而有一个稳定适度的量的增加，那么就完成了经济管理的任务。别的再没什么了。对于这个简单任务来讲，联邦储备这个复杂的决策机构实在没有必要，在各种不同的半正式场合中，弗里德曼教授主张废除联邦储备体系，确切地说，所需要的是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加以遵守的坚定决心。对于在复杂世界中寻找快活的任何人来讲，没有什么比这更快活了。弗里德曼教授的主张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是根据需要来罗列的，以服务于作者的目的。(特别应该把货币流通速度中的实质性变化解释清楚。此外，还存在刚刚提到的严重而未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该算作货币。)在未来的年度中，弗里德曼教授这个简单得令人瞠目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不会被尝试的，却强有力地支撑着人们怀抱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货币管理的魔术得到解决的希望。悲乎！
因此，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用形象的比喻就是，把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小火苗变成熊熊燃烧的大火。尼克松的经济学家的天赋就体现在，他们现在要为之提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