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的大灾难所起的教育作用显然是很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的货币结构是多么脆弱，几乎所有自以为对此了如指掌的人，在1914年却认为这一结构已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货币问题。随着8月的枪声响起，金本位消失了；而且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恢复。20年代的大繁荣表明，货币政策作为一种限制工具毫无用处，至少是在被不想为崩溃而受指责的人使用时，那场崩溃可能来自于对其有效的利用，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大萧条说明，货币政策显然不能把国家从跌落中拯救出来——打破就业不充分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充分而稳定地建立起来。只有财政政策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只有财政政策才不仅能保证有钱可借，而又保证钱会被借去花掉。这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教训。
现在，有了另一次战争的教训。这就是财政政策，不管对扩大生产和就业、对克服萧条或衰退多么有用，但其本身反过来都是没用的。在有高度组织的现代工业经济中，它不可能防止通货膨胀，若不是以极其严重的失业和劳动力闲置为代价，这代价在和平时期远远超出了可容忍的程度，在战时甚至也远远超出了所预料的程度。
这些就是教训。从中学学到的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不完美的。希望货币政策将起作用。相信现代经济管理者围坐在一张油光锃亮的桌子边所产生的魔力，这在经济教学中依然存在，并在整整1/4世纪里在实际经济政策中有了一种灾难性的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于，限制需求的一般措施不能防止满负荷或近乎满负荷运转的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这一教训也被抵制了另一个1/4世纪。据说战时经历是特殊的；在和平时期，经济的发展大不相同。怀旧通常与显赫的地位相结合，于是就使与新真理相对立的习惯性错误占了上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波及英国和美国。从1939年夏末直到翌年五月法国的入侵，在英国，可以相信全面性的冲突是能够避免的，尽管追溯来看又是多么不可能。在美国，直到法国沦陷时止，主要的希望就是不介入。在随后的月份里，这种希望只是渐渐让位给了美国如果不介入，希特勒就可能胜利的忧虑。结果在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一个计划时期，实际上两国政府都不得不再次以公开保证的方式，来表明这样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这与经济学的关系非同小可。
在两个国家，经济计划都强烈反映出新凯恩斯的财政计划。极力主张反对和平时期失业的政策会在反对战时通货膨胀中发挥作用；现在没有用公共开支来提高就业，而是提高税收来限制民众的需求和消费。这种限制会使劳动力、工厂和物资为军事服务。这是问题的核心，所有别的都是枝节。
英国计划符合凯恩斯的设计，这不十分令人惊讶；最有影响的设计师是凯恩斯本人。凯恩斯预先几个月把他的观点详细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itimes/i)上，随后又发表在一本广为流行的小册子上，标题为《如何支付战争》。生活的基本需求——食物、租金、基本服装——要按稳定价格供应充足。如果成本提高，就用补贴来保持价格稳定。而反过来就使增加工资的正当理由不存在了。工资稳定是重要的。就计划的其他方面来讲，积累需求或购买力与按当前价格销售的商品供给大体上保持平衡。这要部分通过征税、部分通过凯恩斯强制性节余的新花招来实现。要对所有工资和其他收入征税，战后本息一同偿还。有了20世纪30年代的黑暗经历，战后购买力的这种回升将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刺激剂。
购买力缩减或取消是基本的依赖因素。凯恩斯说：“……摆脱这种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征税或拖延手段来从市场上收回相当大一部分消费者购买力，因此就不再有阻力迫使物价上涨。”使对物价的直接控制和供给只起到一种随从作用——“……供给和物价控制的某种方法应该在我们的整体规划中起到一定作用，并且可能是对主体设想的一个有价值的助手”。
在华盛顿，如同以前的岁月一样，对凯恩斯的反应比在白厅(whitehall)来得快，来得谦恭。因此，一个基本类似的设计构思出来了。但在华盛顿，有一种可以代替的选择。伯纳德·巴鲁克回忆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时，坚持认为若再次爆发战争，只有全面控制工资和物价才发挥作用。“我认为你必须首先把一个上限放在整个价格结构上，包括工资、租金和农产品价格……”巴鲁克在国会中威望非常高——这种威望与其说来自他的智慧或高大的体魄，倒不如说来自他对一些南方参议员的不屈不挠的资助，这些参议员最有把握再次当选，因此，对他们的如此投资并不冒有金钱损失的严重风险。这个问题在坦率的争论中并未遭到反对。有一种提议认为，通过征税，需求会大体上与按照设备和劳力得到充分利用时的价格可能进行的经济生产大体相符合。这将是防止通货膨胀的主要依据。但是，随着生产在战时需求刺激下从大萧条水平向上扩大，可以预期某些产品和材料会遇到障碍。这些障碍对于军需上会特别紧缺的产品来说，十分严重，譬如金属、机床和化学制品。这里有必要利用上限价格和控制手段来限制使用和消耗。采用上限这个字眼是为了取悦使用此术语的巴鲁克，以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据认为，这也会产生一种有益的(也许完全是骗人的)灵活的印象。价格总会由上限向下波动，尽管可以肯定在其规定的情形里是不可能的。从1941年华盛顿发行量很大的一家报纸上可以注意到，“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体会最深的教训是有关通货膨胀的”，“不管有关目前战争的状况如何，任何一种民意测验都显示出一种要击败通货膨胀的强大决心”。该报如同凯恩斯一样认为，防止通货膨胀的根本出路在于采取措施，“在整个经济中限制开支增长，或减少开支数额”。
在这些初步策划中，未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在以前几十年的失败过后，它至多也只不过被认为是无用的。结果，它在战争期间未起到重要作用。在此期间确立1%的很小的再贴现率，给政府的短期贷款有更低的优惠利率。得到银行的这种优惠贷款是受限制的，战时有规定限制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包括对消费者信贷的直接控制。如我们看到的，从1940年起，联邦储备就成了华盛顿的一潭死水。1940年以及1941年初，它对战时经营的最显著贡献就是在瞬间出现的新的华盛顿总部中给国防顾问委员会提供办公场所，该委员会在计划——且可以说在组织——初步经济动员。
1940年5月下旬，恰在法国沦陷之前，罗斯福总统成立了——实际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了——刚刚提到的部门，国防顾问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军事生产进行计划和组织，或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通过做这种表面上的工作来使公民恢复信心。利昂·亨德森(leonheuderson)是该委员会的七位委员之一，他是一位有杰出的智慧和精力的公务员，负责组织力量“来稳定原材料领域中的价格”。亨德森把原材料这一术语解释得很广泛，包括除农产品以外一切物资的价格，在这方面，公共政策从名义上或实际上所做的承诺不是稳定价格，而是提高价格。这种承诺并未因战争的前景而改变。亨德森和少数几个官员把持着以物价监督为主的简报编辑工作，直到1941年4月为止。当时根据总统令成立了物价管理与民用供给署，也是以亨德森为首。这个供给署有权制定价格上限；但由于缺乏立法权，只能对违反者进行言辞上的谴责。(就是在这些年中，为了描述这样的口头惩罚，仗势欺人一词才进入了我们的语言。)
1942年初，珍珠港偷袭事件发生了，在经过极为广泛的立法听证和辩论之后，物价控制得到立法的充分认可，由特殊法庭负责实施，而且及时制订了对违反者的惩治条例。没有寻求对工资的控制权；在整个战争期间，这都是一个比较非正式但并非因此而比较非严格控制的问题。仅在1943年中期，农产品价格才得到有效的控制。
随着刚才提到的《1942年紧急价格控制法》(emergencypricecontrolact)的通过，现在就有了全面应用已通过的凯恩斯方案的气候。在特别压力下的物价将受到严格控制；用财政手段限制需求，大体上会使物价保持稳定。随着新价格控制立法生效，显然整体方案暴露出的缺陷令人忧虑。通过充分的观察，基本理论中令人羡慕的经济观念，在实际中表现的缺陷令人忧虑。这是一种甚至诸如此部史书的作者都得不到原谅的倾向性。但是意在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不足之处的。
实践中的失败涉及战争财政学的最古老的问题——在经济需求的强大压力下，开支易于超过增加税收的最佳意向的努力。从任何较早的标准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增加税收都进行得非常严格。1944年联邦政府税收是1933年水平的6倍，这是很明显的扩大。但开支甚至增加得更快，1942年，即参战后的第一年，开支比税收的2倍还多。战争后期的每年开支都是在税收的2~3倍之间。与早期的战争一样，不可能使税收与支出相平衡。少些主观想象或多掌握些历史知识，就可预见这个问题。
通过选择来制定价格也遇到了非常实际的困难。现代工业经济中的价格多得令人感到不便；不同经济部门中的价格必须由不同的人来监督。不同的人对价格上涨的反应速度难免不同，正如越野赛跑者对越野赛的反应速度，或恋人对爱的反应速度不同一样。此外，制定不同产品的上限价格，在易或难的程度上也有明显差别。有些产品仅有几种等级、几种质量、几种尺寸，离岸价格不打特别折扣。在其他情况下，有的产品种类多得惊人，价格也多得惊人。这种差别影响着价格制定者的反应时间。不同的反应时间反过来意味着，一种工业可能很容易摆脱到物价上涨，而另一种工业则受到禁止。处理中出现的这些差异并没有逃脱注意力；当然不会逃脱，如果未受控制的工业——例如，煤炭工业或废料工业——的价格等于受控工业——例如，钢铁工业——的价格。这种困难也是应该预见到的。
这些就是凯恩斯方案中的实际问题。经济原理中更深刻的问题甚至更严重，在随后30年中依然困扰着政策。这个问题来自市场权力；它意味着在达到充分就业很久之前，公司就有能力提高自己的价格，这非常有利于它们的收入。失业者(包括依赖救济工程生活的人)在1938年几乎平均占民事劳力的20%，在军事开支的影响下在1940年和1941年分别猛跌至14.6%和9.9%。这种跌落不仅鲜明地表明了凯恩斯解决失业方法的灵验，而且还鲜明地表明了对与民用开支相对的军用开支的不同反应。几个月前民用开支要是只达到这个数目的一部分，就会使保守分子发出最惊恐的叫喊，使敏感的人产生严重心跳停止的症状。现在却大快人心。
但是，物价上涨并没有等待充分就业。1941年晚些时候，失业仍很严重，物价开始上升，1942年初物价上升加快。农产品价格上升，从以前的低价格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工业价格在生产增长、工资高且仍在提高的情况下也开始上升。显然物价将很快大幅度普遍上升。工资上涨马上会促使物价上涨，并为其鸣锣开道。在以后的年度中，经济学家大量讨论菲利普斯曲线——一个统计函数，依据过去的经验可以显示出必须得接受的物价上涨幅度，从而使失业率降至任何一个特定水平。后来才得知，1941年的经历表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十分令人讨厌——失业率在某一很高水平之下，进一步减少失业率的代价是一个很高的物价上涨率，比菲利普斯预见的要高得多。
幸运的是，有一种办法使理论和实际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这就是回过头来找巴鲁克，把所有重要价格都同时定下来。这仅仅需要把先前经过十分雄辩论证的观点在平静中完全颠倒过来，一旦面对需求，就会以适当的速度完成，因此几乎不会受到公开的反驳或评说。
1942年4月28日，最高价格调节总署按上个月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给所有价格规定了上限(农产品价格基本例外，直至1943年)。最高价格调节总署也称最高总署，历经许多改良和调整后，起到基本控制作用，直到1946年夏调节令取消为止。租金也得到了控制。
与市场上虔诚的朋友辛勤编织的神话相反，这些控制手段非常有效。在1942~1945年底，工业商品的批发价格的确是稳定的——总增长是从50.7到53.00(1967=100)，而1974年一年增长从135.5到166.1。从1943年起，上限价格可以应用于食品。批发价格是完全稳定的。(有些食品的农业价格的上涨为补贴所抵消。)消费价格指数在1943~1945年之间，从51.8升至53.9。在1974年间，消费价格指数从139.7升至155.4。考虑到军事消耗和有关的预算赤字，可以肯定，若没有控制手段，物价就会大幅度加速上涨，最后为垂直上升。到战争结束时，几乎可以肯定物价和工资每年会翻一番，或许翻两番，也许更多。有些不利的传闻认为黑市相当猖獗，质量严重下降。消费物价指数并未将其测出来。实际上，黑市的全部交易所占比例甚至在战争结束时也是很小的。质量下降提出技术问题。即使下决心也不容易严重降低煤油、煤、电甚至许多食品的质量。
1946年取消控制时，价格严重暴涨。消费物价指数由1945年的53.9升至翌年的58.5，再升至1947年的66.9，又增加5个百分点后，开始平稳，随之又下落。这种增长反驳了控制的灵验性；它表明战时通货膨胀仅仅被推迟了。要是没有控制，战争期间通货膨胀的规模将大得多，这种看法是比较合乎实际的。要是战时控制不是在1946年突然取消，其中有些增长是可以避免的。
这种控制不受其物价已确定的公司的欢迎。物价管理者当中的年轻人和把有效控制与严格管理等同起来的趋势，几乎肯定使控制更不受欢迎。一般来看，负责人也没有完全掩饰涉及大公司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某一种管理上的狂热虐待，也没有完全掩饰他们不仅垄断经济智慧而且垄断爱国主义的信念。但是，大众十分欢迎控制。切斯特·鲍尔斯是一位得力干将，成功的宣传家，1943年成为物价管理署署长，是最先使用民意测验来检验公众对政策反应的国家官员之一。1945年11月，他接到下面对公众态度的分析：
从我们刚完成的乡村普查来看，我们在过去3年中所赢得的民众支持并没有减少。物价管理署处理物价控制和定量供给的方式仍普遍得到购物妇女的赞同。91%的被调查者认为，物价管理署在物价控制方面干得“好”或“相当好”；只有9%的被调查者认为干得“差”。对定量供给的支持几乎依然同样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