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社会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就是通货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经济角度来讲，引起的灾难要大得多，但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却不是通货膨胀，这是很有意义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仍是发生在战前的那场萧条。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理论上对物价稳定政策的错误估计，就在于大公司的市场权力和并非无关的工会作用。如前所述，公司远在充分就业产量未到达之前就有能力提高物价，由此而产生的高额利润和生活成本随之又导致或本来会导致工会要求的提高。这样运用权力，实际上毁灭了关于在价格稳定和近乎充分就业条件下积累需求和积累供给之间存在一种完美平衡的一切希望。但是经济学中的错误带来的奖励和惩罚可能具有公平性。公司权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物价综合控制成为必要，但显然且意外地为其成功做出了贡献。
这是因为在有市场权力的工业中，控制物价比较简单。这样的工业——大公司工业——对经济的一个很大部分具有共性，物价控制工作从整体来看简化了许多。
具体来讲，在有许多买卖者的市场上——在不存在市场权力的市场上，按现价若出现供给短缺，就缺乏一种机制可以使上市的供给在有要求权的购买者当中得以合理的分布。有些购买者能得到想得到的一切，有些则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给卖方一定的报酬来避免买方空手而归，这种动机是非常强烈的，买方接受的动机并不弱。在买卖双方的数目都很大的情况下，败露的可能性就很小。此外，因为在小企业中，记录不详或不存在，雇工少而且往往靠得住，非法的交易不会留下蛛丝马迹，不会冒有热爱祖国、伸张正义、愤怒不平的雇工打电话向政府揭发的风险。在小买卖的竞争市场上，控制是非常难以实施的。
有了大公司，一切都变得容易多了。首先存在着超额生产的作用。有竞争力的小公司实际上在满负荷运转，但大公司却在某一超负荷水平上运转。这分明是1941年和1942年的情况。在早先大萧条的年度中，需求减少在农业中对价格有影响。但在公司工业中，如我们所反复看到的，却对生产造成更为强烈的影响。因此，在大公司的价格确定时，它能继续扩大生产，从而能继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满足其所有客户的要求。短缺和由此而来的不顺从之诱惑并没有马上出现。生产扩大带来利润增长，因此消除了使物价上涨的理由，而不是恳求。
甚至在满负荷运转时，对大公司的控制都比对有竞争力的小企业来得容易。大公司了解其客户，可以把稀少的供给较合理地配给他们，或通过订货来达到这个目的。因违法而要受到监督的公司为数不多，每家公司都有详实的记录，这可以简化对非法交易的追查。雇员或工会乐于提供有关公司行骗的信息。除了所有别的一切，大公司易于变得臭名昭著，这是一种有益的现象。在经济问题上，小罪犯会得到同情，但大罪犯却极难得到同情。
价格控制对有市场权力的大公司来讲，远比在经典的竞争市场中的公司简单，这并非是一个事后诸葛的发现，而是在当时就被很好地观察到了，但如同战时经历的大多教训一样，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很快便进入了被遗忘的角落。对此，战后不久有过下面这样的总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最近朝鲜战争两个时期，对许多大规模生产中的生产者产品和消费者产品的价格控制相对来说未引起大众的责怪和争论。对不合理的供给分配和对黑市的抱怨也比较少。从通常的观察可以看出，这是具有市场不完善特征的经济的一部分。价格控制的严重问题出现在食品和服装方面，这部分经济除特例以外最接近于纯粹的竞争。物价管理署至少把2/3的精力投入这些产品中。在一种强势供给制生效前后，控制肉价的努力出现在有许多买卖者的市场上，就价格制定而论，使其遭受的挫折表现几乎是典型的。
现在从整体上来看，如此来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经济体制的性质，实属罕见。
由于战争期间的价格保持在有报酬的水准上，且因此给生产提供了动力，其作用不会完全消失。但与货币一样，其作用大大减少了。具体来讲，可以明显看出，由于价格固定不变，因此再不会用上涨来减少对供给短缺的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或消费。这样的增长对生产投资和扩大不再有指导作用。在把工厂、劳工和材料转为军用时产生的价格上涨也不是决定性因素，虽然军用品价格也自然保持在有报酬的水准上。
民用消费的减少并不是由于价格较高，而是由于供给制，或由于货架上空空如也，且消费者不得不空手而回，或由于把供给让给了上午最早来的或排队时间最长的人。并非所有这些办法都值得推广。必需的军用产品的获得不是由于价格高，而是由于正反两方面控制的结合。汽车生产、大多民用建筑、大多非军事目的投资被禁止，于是这方面使用的材料和劳力也被禁止。非军事、非必要地使用钢铁、铜、其他金属、橡胶和其他有关物资被禁止。民用工业中的就业也限定了最高价格。正面控制随之限制在罕见的稀有物资中——钢铁、铜、铝、橡胶和其他几种物资——出于军事目的或必需的民用目的。
与上述控制相关的并对其有重大帮助的是经济的发展。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总产量——国民生产总值——从未受战争或战争前景影响的最后一个年头即1939年的2090亿美元，升至1944年的高峰3610亿美元，这一增长大约等于政府用于战时目的购置的增长。这意味着积累民用消费在战争期间并未减少；相反倒是大大增加了，因为民用实业投资减少了。按不变价格计算，对商品和服务的民用购置在1940年为1560亿美元，在1944年为1710亿美元，比1945年多120亿美元。
因此，一般来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靠的是扩大生产——利用在大萧条期间闲置的设备和劳动力，把新劳工吸收到劳动力中来，延长工作时间。也许自从在罗马统治下的基督殉教者受难以来，可能再也没有如此多地提及美国这些年中所做的巨大牺牲，这里指的是商品而不是鲜血。有些商品，譬如新汽车和闹钟，是弄不到的。但到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积累消费和家庭平均消费都比从前提高了。牺牲得到如此报偿，且又如此有益，这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要花的钱远远多于可能会花掉的。虽然消费供给增多了，但是计件工资和年薪以及由扩大生产和就业而积累的利润增长更要大得多。不同之处在节余方面，从前和自那时以来，美国人绝没有按此规模来把钱搁置一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战争债券运动的反应，此时没有人受到鼓励去银行取钱买债券。实际上，债券无资格充当贷款的抵押品。储蓄增加还因为钱难花掉：有些紧俏商品是定量供给；有些诸如汽油这样必须得为其他事务而开支的商品是稀少的，而且也为定量供给。(通常可以看到，待在家里就是省钱。)有些东西要排队才能买到。几种通常的开支目标，譬如新汽车和新房子，是买不到的。人们节余，还因为他们料想战争结束价格会降下来，萧条会重来，就业机会减少。因此，有点储备是可靠的。
1940年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5.1%，1943年和1944年则占25%。由此可知，这是战争期间动员力量的一个杰出的设计。男人和女人工作，并不是为了获得需要人力、物力和设备来生产的服务和商品；他们工作是为了得到无须成本而印制的钱。在1943年和1944年，所有的民事成就有1/4是这样创造的。对实际劳力、物力和设备的需求一直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如此幸运的一种调整也是偶然的，这真是太糟糕了；本来应该是大量认真计划的成果。
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在德国，战时管理的大体计划与美国的相似。在美国，对奇缺或特别需求的商品——轮胎、白糖、鞋、取暖用油、汽油、罐头食品、肉——的定量供应是重要的，但不像在英国或德国对战时经济管理那样绝对重要。食品供给遭受挫折，因为食品供给负责人就供给限度一贯持盲目乐观态度，他们想通过增加相应的容许定量数额来赢得人们的喝彩。因此，供给往往满足不了定额，购买者随之发现自己有钱和供应券，两者都是购买一种商品的必要条件，却什么也买不到。定量供应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提供较小的数量，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却要确保这个较小数量的存在，这个目的却没有实现。在英国，定量供应更为全面，管理也十分精确。定量供应对德国的方案也至关重要。
在英国和德国，随着战争的进行，供应券成了决定性的货币，人人或几乎人人都可以获得必需的英镑或马克；但是，只有具备供应券才能决定是否可以购买一件东西或几乎任何东西。与传统色彩浓厚的交换手段相反，供应券除特许例外对所有人都是等量的。拥有财产、工资或传统货币积累的富人不允许比穷人有更多的这种货币，因而富人不能比穷人买更多的东西。通常也不允许富人从别人手中购买供应券。因此，使用定量供应货币就是强行实施平均主义，据认为，这在战争期间对社会风气有必要，但在和平时期完全没有必要。
英国在战争期间，传统货币积累增长。但是税收很高，收入受到严格限制。因此，钱并不是一个轻蔑的对象；如同在美国一样，似乎拥有钱为战后花费是值得的。在德国，如同在其他欧洲交战国一样，传统货币积累很大，在1/4世纪里，马克第二次实际上一文不值。要弄到商品，只有供应券和类似的权力才算数。在这种情况下，固定的价格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固定的价格，如购买固定价格商品所花的钱一样，与个人是否拥有必需的供应券相比，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数据。定量供应所用货币独有的特征，在于它对一种交易或(如果零售商为了要提取备用现货而将其退回)一系列交易有效。结果谁也没有工作般的动力来积累供应券，谁也不能被剥夺这最小的权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度，德国在这种货币支配下，生产活动大体上是在习惯和动力的推动下进行的。
1945~1948年间的受到抑制的通货膨胀，对生产的破坏性远比1923年的通货膨胀的大。但是，1923年的通货膨胀是对食利者阶层——所有其资产可用马克表述和支付的人——施行安乐死术，几乎肯定比对相对富裕者的作用要大得多。总之，由于这个原因，德国社会对1923年通货膨胀的记忆要比1945年的强烈。至今依然如此。资产丧失会给易受影响的阶层留下深刻印象。失业以更为冷静的方式被接受。
1945年之后，马克在德国作为一种流通媒介，基本上是无用的，因此如往常一样采用了取代物。更确切地说，恢复使用了过去的经典货币之一——烟草。现在用的这种货币形式极为高级，再没有手对手别扭地传递烟叶或有时受到嫌疑的货栈证书，取而代之的是特别精致的、标准化程度高的烟卷。从各方面来看，这都相当于有威望的硬币。购买单独一支香烟时，找零头非常方便。20支一盒或200支一条对大型或重要的交易也是非常便利的。十进制被修改，但未达到引起计算困难的程度。在历史上，没有几种货币比这更难伪造了。没有一种货币自身具有如此良好的自行调节其价值的趋势。如果香烟的交换价值有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供给太大，并且换取香烟的产品的价格太高，那么，持有这种硬币的人就抽掉或送给有烟瘾的朋友，而不使其继续流通。这就起到了减少供给、维持价值的作用。某种滥用现象在于收捡丢掉的烟头，将其再加工循环成为新的低质硬币。1946年，在与驻德的卢修斯·克莱(luciusclay)将军和其他高级美国军事政府官员的办公室相比邻的厕所里挂了一个招牌：“不要往小便池丢烟头！”有一个士兵看到人们为重新加工而找烟蒂的劲头非常大，于是他在下面附上进一步的解释：“湿了就不好抽了。”但是，这种低质硬币很容易被认出来，只有打一定折扣才能被接受。早期美国殖民者凭直觉认识到，烟草具有构成一种令人羡慕的交换媒介的潜力，这种直觉完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经历所证实。
1948年德国货币改革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个其他国家的实践相一致的。这要服从为保持在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的公平受损而做出的相当复杂的调整，因而主要在于减少大量货币的多余额。如前所述，这是通过把旧德国马克兑换成新德国马克来完成的，汇率为10︰1，这个汇率明显小于1923年的马克与金马克1兆比1的汇率。我们看到，商人和生产者听说新货币就要到来，便拭目以待。当新币突然到来时，商店的货物就显得让人目不暇接，为了新货币而生产更多商品也是值得的。价格控制如同定量供给一样，现在也可以放弃了。烟草作为货币，又一次走进了历史和传奇的云烟之路。在货币管理中，人们对自己近来最险恶的经历做出最强烈的反应，这一可靠循环很快就被发现在德国发生作用。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遭受通货膨胀之苦，对1923年，所有人仍然记忆犹新，因而在随后20年中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花费了更多的努力来防止通货膨胀。就这样，他们及时地把马克变成了新世界坚挺货币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