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52岁，很可能正处于一项相当杰出的事业的巅峰时期。他的关于《凡塞尔和约》(ithe/iiversailles/iitreaty/i)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虽然也鼓励了德国人抵制有助于这一证明的赔偿。他关于丘吉尔和恢复金本位的看法可以确信是对的。1930年，他发表了他珍爱的杰作《货币论》两卷本。他身材颀长，棱角分明，目空一切，颇具英国绅士风度。在伦敦的学者圈内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实际上，他的主要声望尚有待建立，他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1935年元旦，他在给乔治·萧伯纳(georgebernard)的信中说：“要了解我的思想状况，您就得知道，我相信自己正在撰写一部经济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将使世界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大体上革命化——我想，这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今后的10年历程。”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这部论著的问世和凯恩斯威望进一步提高的原因在于，他本能地认识到了在现代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势力，这种势力正在挫败思想正统的人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假说，这种假说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不受外界干扰，经济体系将与其全部或几乎全部自愿的雇工相平衡，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正统观念。假如凯恩斯的直觉是对的，那么，货币激进分子所抱的希望也将破灭。美元含金量的改变或银行储备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有更多的借贷者、更多的储蓄、更多的货币以及使就业充分恢复的经济高潮。贸易水平可能对货币供给是无所谓的。银行里可能有可借的贷款；如果经济的自然倾向就是减少生产力和失业，那么从借贷中所获的利润可能会如此之低，以致谁都不想借了。由此得出，如同黄金购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失败在30年代中期开始所表明的，那种货币政策将不会奏效，它基本上是被动的或放任自流的。此时所需的一种政策就是使可利用的货币供给得到增加，并确保使其得到使用。随之贸易状况就一定会改善。
有关适当的政策的结论，就是凯恩斯在找到理论依据很久以前所得出的一个结论。20世纪20年代末，他劝服了试图东山再起的劳埃德·乔治来支持一个巨大的借贷项目，用之于公共建筑，以解决就业问题。靠借贷所赚的钱用于公共建筑以确保其支出和对生产的作用。1933年底，随着美国黄金购买计划将把支持者的希望和反对者的恐惧都驱除殆尽，他强烈呼吁罗斯福实行同样的路线。“我极力强调通过由贷款支撑的政府开支来提高国家购买力。”新政的推行者不应该满足于有被借出消费的资金，这种资金必须被借出消费掉，必须紧紧抓住希望或机会不放。
凯恩斯对肖伯纳提到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一书做了理论论证，该书于1936年2月在英国出版，几个月后在美国出版。凯恩斯由于他的写作和思想的清晰度在他的同事中长期被猜疑，两者往往密不可分。在《通论》中，他挽回了自己的学术声望。这部著作晦涩难懂，档次不高，不乏幼稚。所有经济学家都说读过，但只有几位读过，余者都为自己决不会读而内疚。该书的部分影响来自于其和者寥寥。这就需要其他学者来做解释，以简明的形式复述其中的观点。最初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在英国的琼·鲁宾逊(joanrobinson)以及在哈佛的艾尔文·汉森(alvinhansen)和塞缪尔·哈利斯(seymourharris)——后来成了该书思想的有力的宣传者。
经济在充分就业中找到平衡的信念部分取决于长期以来所谓的萨伊定律，部分取决于失业时对工资、价格和利率的调整的运行，萨伊就是j.b.萨伊(j.b.say)，亚当·斯密的法国的等价者和解释者。萨伊定律并非复杂得叫人不知所云，它认为，由于每次销售商品都有收益，因而就可以以计件工资、利息、租金或利润的形式支付给某地的某人(或从受损失的人那里得到)购买那件商品的资金，购买一件商品是这样，购买所有商品也是如此。这样，在经济中购买力就不会不足。价格、工资和利率的运动随之就证实了j.b.萨伊的正确，确保了经济的基本趋势在充分就业情况下运行。人们和公司从收入中得到节余，这笔节余显然是必须要消费的。当把节余变成投资用于建设住房、工厂和资本设备时，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如果人们节余的比投入的多，那么储蓄过剩就会降低利率。因此，投资得到刺激，(至少在理论上)节余受到抑制。过多的节余会被排除掉，萨伊定律将得到成立。由于储蓄过多而带来的购买力突然下降，也会使物价下降。这会鼓励购买，并通过减少产生节余的收入也会减少节余。这又一次证明了萨伊的正确性。
到了凯恩斯的时候，萨伊定律已在经济学中统治了100多年。这个定律绝非是偶然的事物。对萨伊的承认显然是区分可尊敬的经济学家与狂想家的试金石。直到30年代末期，在美国重点大学，想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候选人要真把购买力短缺看作萧条的一个原因，那就无法通过答辩。他是一个只看事物表面的人，不值得学者与之与伍。萨伊定律是经济观念——包括错误观念——具有稳定性的最著名的例子。
我们看到，使萨伊得到辅助说明的是维持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况下的力量。这些力量也是比较明确的。如果存在着失业，谋职的竞争就会降低工资水准。价格较少直接受到失业的影响。因此，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就变得更有吸引力——实际工资将下降——在从前就业中未给雇主带来利益的工人现在也被雇用。工资下降不会影响购买力；根据萨伊定律，购买力总是充足的。就业将继续扩大，直到接近充分就业时，使得工资成本提高、抑制就业为止。因此，经济在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的状况下找到平衡。正统的经济学家也据此提出一个决定性的方法来结束失业。在萧条中决不能干涉工资的减少。要抑制一切具有诱惑力的呼声，包括赫伯特·胡佛的呼声，据回忆，他坚决反对减少工资。在任何问题上，同情心都没有如此愚蠢，因为维持工资水平只能使失业的悲痛和失业者的悲痛永久化。
这就是被凯恩斯消灭的学说，也许更确切地说，是神学。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的论证；也许最容易的就是通过利率来看。他认为，利率并不是人们得到支付而节余的费用。确切地说，利率是人们为维持他们的工厂资产、机器或类似的不动产形式投资而得到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是为克服他们的流动性偏好而支付的东西。因此，利率降低可能不会抑制节余，刺激投资，确保所有节余都派上用场。它可能使投资者收回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因此，利率不再符合萨伊定律，以确保花掉节余。如果萨伊定律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生活准则，那么就无法从思想上排除购买力缺乏的观念。它可能尤其是减少工资的结果。
在凯恩斯看来，必须使人们想节余的数量等于他们想投资的数量。但是，他认为调节机制并不是利率，而是经济总产量。如果想节余的努力超过了投资的欲望，那么由此产生的购买力或需求的缺乏就会引起产量下降。产量持续下降，直到就业率和收入减少到如此程度以致节余也减少或变成负值。这样节余就与投资相一致，与此同时投资也在下降，但程度不那么大。可以看到，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平衡，现在是一种其中没有充分就业而是失业的平衡。因此，对凯恩斯来说，失业是经济的一种自然状况。
还有许多其他情况。并非凯恩斯所有的论点都站住了脚。例如，流动性偏好利息说虽然满足于他的论点，但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描述，未能得到持久的承认。但凯恩斯对两种事情有直接的影响。萨伊定律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有人一致认为会存在储蓄过多的情况，对正在生产的产品实际需求的缺乏以储蓄过多的相对物存在着。经济会与失业保持平衡的观点——一种为20世纪30年代日常生活事件所令人羡慕地强化了的观念——也几乎是立刻就产生了影响。
如果凯恩斯在同时代的一些人看来是激进的话，那么，他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完全正统的。他设想的经济结构是经济学家在古代就公开承认的结构——竞争的结构，价格自由移动，市场最终无限制地控制经济行为。有工会存在，但工会在凯恩斯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公司和公司权力之间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差别。如凯恩斯所写道，工会和公司的作用实际上都在肯定他的论点。他有了论据支持他的论点，但他未加以利用。
因此，在凯恩斯以前的50年中，在所有的工业国中，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市场权力。这就是不久后所谓的公司集中的教科书时代。除了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例外，还有现代工会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新政支持下，为响应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的组织运动，美国在工会组织方面已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公司集中和工会势力的结果彻底使意在维持萨伊定律和充分就业平衡的调整更为不可靠。
我们注意到，1920年，农产品价格比工业产品价格降得更快、更严重。其原因(未引起激烈的争论)在于，工业公司在市场有了权力——通常与垄断或寡头垄断相关的权力——使价格下降得到缓解或抑制。农民和其他小企业主没有这样的权力。在1929~1932年间，农产品批发价又下降一半多。非农产品价格下降不到1/4。加纳德·c.米恩斯对这种相异运动做过颇有影响的研究，他当时受聘于美国农业部。对于控制较好的工业价格，他给出了一个永久的术语，即管理价格。
对过量储蓄所做的凯恩斯调整是通过减少积累需求来实现的。当需求下降时，肯定有某种事物支撑不住了，所支撑不住的一定不是价格就是生产。如果公司的市场权力可以使价格上升，肯定下降的就是生产。当生产下降时，就业也会下降。公司有了市场权力，于是失业就成了凯恩斯调整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失业的人或担心失业的人开支的减少会对产量和就业产生进一步的抑制作用。看来有理由认为，这种对产量和就业的作用，远大于凯恩斯基本上感觉到的价格和工资降低在竞争经济中可能产生的作用。
在大萧条期间，公司部门和有竞争力的部门之间在生产和就业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虽然不能总把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单独一个原因。在1929~1933年间，经济中的非农产品按1929年价格计算从886亿美元降至578亿美元。农业产量略有上升，从107亿美元升至110亿美元。非农业就业人数由1929年的3700万降至1933年的2900万。农业就业稍有变化，从1050万降至1010万。
正统派希望减少工资以起到稳定作用，抑制失业，但工会的崛起也使这种希望变得渺茫。不管以减少工资来提高就业的优点是什么，工资未减就达不到提高就业的目的。工会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抵制用这样的方法来降低工资。至于货币工资方面的调整，凯恩斯认为其纠正价值是可疑的，其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失业现在成了降低工资的选择办法，这在降低积累需求方面，甚至会比凯恩斯确实讨论过的调整起更大的作用。
公司和工会的崛起对凯恩斯体系具有另一种意义。当通货膨胀以及萧条严重时，它们就是使体系失败的主要工具。
长期以来，有关凯恩斯革命的一个被争议的问题，就是有多少功绩应该逐渐归于其名下。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更加重视他的许多先驱；他们做的大量奠基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使凯恩斯得到承认的原因所在。这些学者确有可取之处。
一个世纪以前，马尔萨斯(malthus)为需求普遍缺乏的观点辩护。在凯恩斯一代之前，霍布森(hobson)提出了经济危机是由节余过度而引起的观点。(他的这种邪说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在1899年不允许他向赞同他的成年人讲授。“……在面对针对无限节俭的美德提出的质疑中，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通论》发表之前的一些年中，在瑞典一些富于革新精神和高度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创造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同样的观念。应该具体属于他们的观念就是，国民政府的预算应以充分就业情况下的逐渐积累起来的税收为基础，不应该因为萧条期间开支下降而减少。这基本上就是近代所谓的充分就业预算。
在凯恩斯时代之前，梅杰·道格拉斯(majordouglas)也在一些年中一直赢得粗俗的皈依者去接受社会信用观念。社会信用的操作特征就是社会红利，可当作现金来支付给一般公民——是对马里兰殖民时期的开拓思想的恢复。社会红利肯定是被消费掉的，它一点也不涉及货币政策的消极方面，因此，道格拉斯出现在凯恩斯之前——如凯恩斯自己所观察到的。
20世纪20年代创造奇迹的人之一韦迪尔·卡钦斯(waddillcatchings)也出现在凯恩斯之前，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他人一样，卡钦斯是当时创立的大投资信托公司中其中三家的设计师，这三家分别为蓝岭公司、谢南多厄公司和戈尔德曼·萨克斯贸易公司，这些成就除了其创始者极受尊敬外，与较近期的伯纳德·科恩费尔德创建的公司的成就没有其他不同。卡钦斯从事创建时，预先考虑了商业萧条的原因，在随后的商业萧条中他将损失惨重。他与从前担任过里德学院院长的威廉·j.福斯特(williamster)合作，写了两部非常有影响的书，特别是其中的一本《通向富裕之路》(ithe/iiroad/iito/iiplenty/i)，在大萧条真正到来时拥有大量的读者。该书的观点与j.b.萨伊的相反，认为过度节余——购买力短缺——是可能的，甚至是正常的，解决的办法在于政府借贷和消费——凯恩斯的解决办法。30年代初期在哈佛，在货币和银行业问题上最清醒的教师是约翰·h·威廉，他是一个保守分子，但决不是老顽固。几乎令每个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告诉他的学生说，福斯特与卡钦斯关于过度节余的论题及解决办法是不会被自行忘记的。其他经济学家缺乏宽容，而非经济学家不一定就有较多的同情心。罗斯福在去华盛顿就任总统之前读过该书，并在书上写道：“太好了，好得不真实——你不能从虚无中得到一些什么。”
在这些年中，洛奇林·柯里(lauchincurrie)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望，他是哈佛大学的讲师，1934年出版了《美国货币供给与控制》一书。在重大方面，柯里先于凯恩斯；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学术策略，因为该书引起了对柯里作为经济学家的可靠性的怀疑。
也是早在罗斯福就职很久以前，赫斯特(hearst)撰文大张旗鼓地宣传主张支出50亿美元政府贷款用于公共工程，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目。随着新政的到来，成立了公共工程和大众就业部门——公共工程署、土木工程署、公共事业复兴署——虽然比赫斯特呼吁要求的规模小。这些项目并非当作根据货币政策而继续向前迈出的一步——通过挣钱随后花掉来提高需求的一种办法——而是解决失业的一个必要手段。然而，这是一种寻求理性——即凯恩斯所提出的理性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