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费雪早在1933年最终提出，要把借得的资金直接进入个人工资单：他敦促罗斯福让政府借贷，再把这笔款项无息贷给个体雇佣者，将每个雇工的工资每天增加2美元，时间为100天。这也将确保消费。通行的其他计划还有给人们支付服务费用、补助金，或付给他们钱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这就进一步确保了货币在一定时期内不消费掉就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消费也是强制性实施的。
到30年代中期，也存在着一种对凯恩斯体系的高级演示。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经济政策，涉及为公共开支而大规模借贷，起初主要是民用工程——铁路、运河和高速公路。这比在任何其他工业国都更为有效地减少了失业率。到1935年，德国失业率是极小的。“希特勒在凯恩斯对失业的原因做完解释之前，就已经找到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出路。”1936年，随着物价和工资面临着上涨的压力，希特勒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将扩大就业政策与对物价的全面控制结合起来。
应该注意：纳粹的经济政策是对有如破竹之势所做出的一种特别反应。失业状况令人绝望，于是就借钱让人干活。当工资和物价上涨威胁着稳定时，就强制实施一种物价上限。虽然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就对这种政策有过许多争论，但这种政策是否很有影响，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并不是一群书呆子。在德国大萧条期间消除了失业，又未引起通货膨胀，而且最初主要是靠平民的活动，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却很少受到称赞，也未引起众多的评论。希特勒决不会干好事的概念扩展到了他的经济学中，如此观念看来更为合理地扩展到了他的任何其他方面。
因此，《通论》的作用就是使正在流行的观念合法化了。过去是狂人疯子的越轨行为，现在成了堂而皇之的学术论题。提出可能存在过度节余的观点，现在不再使一个人得不到学位或必然不能晋升。解决过度节余的适当办法在于通过借贷来维持的公共开支，这也就成为一项得体的研究课题，尽管还是不断引起严厉的反驳。现在的大气候有利于大众的行为。
凯恩斯的思想通过大学传入公共政策领域。如果这是一场革命，那么它就不是街头或店铺的革命，而是学术厅的革命。凯恩斯思想主要为较年轻的学者所接受。经济学家在思想上尤为经济；大多数用毕业时的思想来谋取一生。因此，变化并非来自思想变化的男人和女人，而是来自一代又一代的变化。与凯恩斯同时代的伟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复研读过他的书，认为是错的。他们当中，除几个人例外，都是直到退休也许还在以后仍有这种信念。
英国主要的凯恩斯研讨中心，也许可想而知是剑桥大学；这里，凯恩斯的两位年轻的同事卡恩(kahn)和琼·鲁宾逊深感荣耀地检验和解释他的思想。就是通过哈佛，凯恩斯的思想才传到了美国。在《通论》出现后的几个月中，讨论持续不断，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参加《通论》研讨会，正式的或更多为很不正式的研讨会，几乎每个晚上都有。曾负笈英国剑桥且认识凯恩斯的学子，在麻省和剑桥成了小先知——解释凯恩斯的受尊敬的最高权威。
哈佛校友及时意识到了凯恩斯热潮，因此感到不幸。(在后来的岁月成立一个小组织——真理基金会——来反对这种威胁。)年长的教师虽能容忍，但不能苟同。1936年秋，哈佛庆祝建校300周年。众所周知，荣誉学位将授给各个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公共生活中最伟大的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令许多杰出的毕业生烦恼，他要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政治系和经济系的年轻教师向年长教师提出了关于谁应被授予学位的建议；认为要提按理能引起最大窘迫感的名字。政治家中照此而提的名字是利昂·托洛茨基(leontrotsky)，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中照此而提的名字为凯恩斯。两人都未被授予荣誉学位，被授予的人大体上被遗忘了。
但从1938年起，刚从明尼苏达大学调来的一位年老资深的教师在哈佛为凯恩斯得到公认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艾尔文·h.汉森。作为评论家，汉森起初对《通论》的反应是冷静的；但是他有一种明显的甚至是非凡的能力来改变认识。不久，他的关于财政政策的研讨班成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探讨的一个重要焦点。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华盛顿的官员不断来参加这个研讨班。因此，这明显是凯恩斯思想不断传到华盛顿的途径。汉森清晰透彻、不知疲倦地对凯恩斯政策进行著述。不甚透彻但更不知疲倦的是另一位年轻的哈佛教授西摩·e.哈里斯。汉森·哈里斯和保罗·a.萨缪尔森与他的开拓性的教科书，是把凯恩斯思想带给美国的渠道。
但是，华盛顿在30年代后半期也是一片繁忙景象。货币政策的破产和对国家复兴署的放弃，使得政府没有明显的意图要结束失业和促进复兴。有一种可能就是向垄断进攻。垄断是邪恶的；打击垄断定会带来某些好处。如我们刚才所注意到的，更合乎逻辑地看，垄断的市场权力意味着物价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仍高居不下。蒙受损失的是产量和就业。据认为，恢复竞争就会减少管理价格的作用，降低这种失业原因的重要性。在30年代后期的华盛顿，坚持反垄断要求的兴趣有明显的恢复，就是由于这种认识。
困难在于市场权力和价格管理并不是一个有关几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渗透在美国整个的经济中。因此，根治的办法在于对这种经济进行彻底的重建。如30年代初公共工程的经验现在所表明的，消费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这与让一切有权力控制其价格的美国公司遵守反垄断法所需的时间相比，是一个快速出现的奇迹。新政中没有多少人愿意出台一项伴随性措施来瓦解工会。因此只剩下凯恩斯一人。
从《通论》出版之日起，华盛顿的凯恩斯福音传播中心就是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历史似乎在按一种极为合乎逻辑的方式前进。货币政策仅仅带来过多储备的增长。因此，负责人就转向少消极、多确定的财政政策以确保货币能消费掉。实际上，联邦储备的作用基本上是偶然的。洛克林·柯里的认识早于凯恩斯，因此显然接受他的思想。他现在是管理委员会调研委员。管理委员会主席是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eccles)，我们已读过他对一次银行挤兑的描述。回忆在大萧条期间，自己作为银行家的危险的亲身经历以及犹他农民和商人遭受的贫困和危险，埃克尔斯不禁独自想到政府应该按凯恩斯路线干预经济。于是，《通论》发表之后，联邦储备以凯恩斯插入华盛顿的楔子出现。
柯里按更实际的方法行进。1939年，他以——虽然实际上有实无名——罗斯福经济顾问、此类济济人才中的第一位的身份由联邦储备到了白宫。在白宫，他亲自组建一个就业署和政府经济学专家总调度处。当政府的任何位置有了重要的职务空缺，他都努力让确实有凯恩斯信念的人占据。到30年代结束时，他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由这样的皈依者组成的网络，深入到所有重要的财政部门。大家都在思想和政策上保持密切的交往。柯里和任何有关人士都不把这当作一种阴谋。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件要做的必要而切合实际的事。
因此，引进的凯恩斯思想开始在30年代下半期有了结果，是对华盛顿而不是对伦敦这些思想首次产生了影响。但从整体来看，这是对思想和希望而不是对实际政策的影响。排列在反对凯恩斯思想的巨大方阵里的都是讲求实际的人。当不能领会一种思想时，讲求实际的人就寻求常识这道天然屏障的保护。常识是表达一向被信任的事物的另一个术语。
一向被信任的事物，如同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相对立的那样，是一种过于强大的事物。200年中最纯正的美国人表现出对纸币有着强烈的爱好。在70年中美国人被白银弄得焦躁不安。美国的货币实验符合一种古老的、政治上最易接受的传统，仍拥有大批的政治选民。一位众议员或参议员为了提高物价和推进社会正义而强烈呼吁发行绿钞，回到俄克拉荷马或衣阿华(iowa)就会成为英雄。绝没有这样的传统和这样的选民，拥护赤字财政的思想——一种有意的、不加区别的不平衡预算。一个人在华盛顿宣传这种思想，回到衣阿华可能被认为是个危险的疯子。
明智的政府总是努力使其预算得到平衡。未能做到这样的就说明是政治上的无能；事情不会比这更为复杂。政治家总是试图为收支不平衡辩护。有时还表现出不低的技巧。但是，不管他们的解释多么巧妙，毕竟都是虚夸的——为开支太多、税收太少、管理太差做掩护。凯恩斯的赤字和赤字财政的理性化就更是同一回事。1933年2月，胡佛总统劝告罗斯福说：“预算无疑要保持平衡，即使需要进一步增加税收；政府信贷要通过拒绝在发行证券中将其用尽而得到维持……弄清这一点对国家的稳定大有益处。”
罗斯福并没有不同意；他在代表大会后的首次电台演讲中说，国家必须“消灭赤字”，他补充道，“像任何家庭一样，任何政府一年中都可能支出稍大于收入。但是，你们和我都知道，这种习惯的连续性意味着救济院”。
被两位总统这样证实的信念在5年后依然是强大的——反对一个远方的英国名人的思想仍是一个可怕的障碍。罗斯福的观点中显然也有最终所谓的合成推理的谬论。这也对凯恩斯思想构成一道强大的屏障，并且至今尚有影响力。
一种看上去合理得可爱的思维模式——合成推理谬论——把家庭经济学延伸到政府经济学。一个家庭不能无限期地入不敷出，一个政府也是一样。靠借钱度日的父母把债务而不是一种才能留给了后代。借债的政府也是一样。两者都缺乏道德。
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比较，细心推敲起来似乎是不合理的。任何像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政府)这样巨大、纷繁、复杂、难解的事物，应该与一个挣工资的家庭受到同样条条框框的限制，这至少是一个尚待证明的问题。如常言道，这属无稽之谈。此外，不应注意到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偿付能力取决于其国民经济生产。如果借贷和开销会提高生产，像凯恩斯思想认为的那样，这种借贷和开销就会提高偿付能力。借贷和开销极少会为一个家庭创造财富。凯恩斯主义者长期抱怨说，他们的反对派不理解他们在试图做什么。凯恩斯主义者也同样不理解，使其反对派受到限制的传统的奥妙，或使其反对派受到控制的力量。
在这些年中，凯恩斯政策也受到当时税收作用小这一事实的局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环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是个小政府；1930年总开支为14亿美元；1940年不到100亿美元。1930年联邦政府对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940年占6%；比较起来，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则在10%~12%。
联邦开支少，有关的税收也少。在后来的年度里，凯恩斯政策终于严重依赖两种税务改革。一是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具有偶然的自我调解的趋势。当产量和就业率下降时，利润和收入也下降，其中包括须交纳超额累进所得税后的收入。收入减少，上交的税也减少，而且减少的幅度更大些。当产量、就业率、利润和收入增加时，情况刚好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税收小，这种作用不明显。
也是在以后的年月里，减少税收、增加赤字因而就是用借得的资金来扩大借贷和开支，这一观念会被接受。在30年代，由于预算不平衡，为增加赤字来减少税收，看来对信仰最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是一项矫枉过正的措施。柯里，也许还有其他几位，认识到了未强调税收是凯恩斯政策的一种缺陷。但总而言之，凯恩斯政策被认为与增加公共开支是同一回事。
这也产生一种不利的政治影响。消费当时并不是为了像国防这样有社会声誉的目的。确切地说，消费总是使节俭的特点与为普通公民或穷人的支出相联系。凯恩斯的政策也享有这种声誉。后来当扩大生产的凯恩斯政策更加强调对税收的利用时，态度就有极大的转变。在减税的受益者当中是富裕者。经济刺激通过富裕者的开销增加来发挥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健全和明智的特征，而一无是处的穷人的开支则缺乏这种特征。从利用开销到利用减税的转变与凯恩斯经济刺激受到尊重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就30年代而论，凯恩斯的实际作用并不是非常大。1932年、1933年和1934年，联邦政府的税收还不到开支的一半——自那时以来比任何一个和平年度都更具有大的相对不平衡。在1932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中，税收为19亿美元，开支为47亿美元。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从对经济的关系来看，这些数目决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1934年，税收相对来说大于支出。到1938年6月结束的财政年度，在68亿美元开支中仅有1.2亿美元赤字。赤字由于1937~1938年度经济衰退而再次上升，其中部分上升是蓄意的。随之赤字首次至少受到了决策人根据凯恩斯政策所做的在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辩护。但数目仍很小。例如，在1939年，财政年度赤字仅为39亿美元，与翌年相同，仅比1934年的36亿美元赤字稍大一点儿。显然凯恩斯政策并未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财政政策……是30年代一种未成功的恢复手段——并不是因为它不起作用，而是因为它未得到尝试。”
大萧条实际上并未结束，而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冲跑了。这从一种悲观的意义上来讲，是凯恩斯政策的胜利。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就业和产量，而是通货膨胀。对于这个1/4世纪后再度被回忆起的问题，凯恩斯体系并未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