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次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最多的那段话论及恐惧在经济事物中特别有效的作用。他指的是，失去工作、农场、住宅、银行存款或贸易的恐惧引起人们非理性的谨慎的行为方式，这种非理性的谨慎使一切都变得更糟。甚至在1933年3月4日，他就可能论及通货膨胀的恐惧所引起的持续作用，这种作用以自己的方式对大众的行为有更大的麻痹作用，目前的几个月将是其主要的危险时期。通过拒绝可能增加货币供给的任何行为、可能增加开支且因此增加已暴露的赤字的任何行为、似乎威胁要做这些事且因此破坏商业信心而涉及信心综合症的任何行为，这种恐惧就其可能盛行而论，能够排除促进复兴的一切大众行为。例如，除讲坛以外，一定程度上不可能为增加公共开支而有所作为。
罗斯福的当选，实际上加深了对通货膨胀的恐惧。随着萧条的持续和恶化，在国会中又燃起旧日之火。基·彼特曼(keypittman)是来自内华达的参议员，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是白银的忠实倡导者。埃尔默·托马斯(elmerthomas)是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曾在布赖恩部队里当过兵，他是无论如何都要增加货币的代言人。“我们在流通领域必须有更多的货币，我不在乎哪一种——白银、黄铜、青铜、黄金或纸币”。如结果所表明的，他们的支持者在两院中同时增多是最后一次。随着情况的恶化，通货膨胀的支持者们甚至在著名的领域内都有同盟。弗兰克·a.范德利普(franka.vanderlip)前些年担任过国家城市银行行长。以他为首的国家委员会和莱明顿·兰德公司的詹姆斯·兰德在金融界和商业界有了一个立足之地，一个被严重怀疑为对民主和美元可能别有用心的立足之地。查里斯·e.柯林(charlesughlin)是来自密歇根的无线电台的牧师，是教会的一个强有力的喉舌。几位经济学家现在开始主张商业美元——一种将其价格不归于含金量而归于具有永恒的购买力的货币。据认为，这种永恒的购买力是实实在在的货币稳定。由于这样的稳定需要现在提高价格——目前货币的购买力绝对过大——那么，一个人可以同时支持稳定美元和提高价格。
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与同时有名望的银行家和商人一样，他们对自己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恐惧坚信不移。1933年下半年，在普林斯顿人埃德温·w.凯默勒(edwinrer)的领导下，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中有40位加入全国经济学家货币政策委员会，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任何拿货币当猴儿耍的行为。(凯默勒教授前些年率货币代表团到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智力、厄瓜多尔和其他边远地区，在那里他总是强烈要求他的东道主政府采取与金本位类似的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总是无法持久，因为它们后来无一例外地放弃了这种政策。由于同黄金的这种亲昵关系，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可观的金钱。他可能陷入了一场利益的冲突之中，尽管他是无意的。)随着罗斯福的到来，恐惧和必要的警惕感加深了。罗斯福竞选中所说的一切，都再一次令人信服。但谁能肯定他是那个意思呢？显然，国会中的许多人都希望他不是那个意思。
当初通货膨胀问题的界线不仅定在新政府内，而且定在新政府外。政府中没有一位要人愿意称自己是一个通货膨胀主义者。一位美国政治家可能渴望摆脱无聊的婚姻关系，但是他不想成为曝光的奸夫。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是如此。至多则有上述提到的那种稳定的倡导者，也就是美元既不能升值也不能贬值，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henrya.wallace)。也有完全坦诚的通货膨胀的抵御者。领袖人物有罗斯福的预算主任路易斯·w.道格拉斯(lewisw.douglas)，保罗·沃伯格(paulwarburg)的儿子、刚来华盛顿担任财政部顾问的詹姆斯·沃伯格(jameswarburg)，财政部顾问、随之声名赫赫的迪安·艾奇逊(deanacheson)，眼下还有伯纳德·巴鲁克。“论及逐渐通货膨胀的人们，”巴鲁克说，“很可能会谈到逐渐把炮弹放出去……货币不可能再度在一个充满着要毁灭其价值的威胁的环境里起作用。”
在3月4日之后几周内，硬货币的主张者如同他们毫不犹豫地自我称呼一样获得成功，在就职后的那一周里，根据罗斯福的要求和道格拉斯的策划，众议员通过一个庞大的经济议案，削减国家官员、公务员、国会议员的工资，减少退休金。一些自由民主党人表示反对，但被彻底推翻。参议员托马斯(thomas)提出的一个对《农业调整法案》的修正案遇到了麻烦，这个《农业调整法案》特别主张自由铸制银币，接受外国政府用白银支付欠债，价格高达2亿美元；在一定限制下发行高达300亿美元绿钞；授予总统可以使美元含金银量减少高达一半的权力。支持这些主张的是所有古老的激情的萌发。由于政府不能确信自己能推翻托马斯修正案，就把这种权力变成许可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因而就以这种形式通过了。虽然这样避免了危险，但这是以罗斯福货币政策的权力几乎无限制性为代价的，因此就更增添了对罗斯福观点的担心。假如有如此巨大权力的他屈从了通货膨胀主义者，那么所有的一切真会全部丧失的。
在1933年的夏秋之交，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硬货币的主张者失去了势力。在为罗斯福的主张所做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比经济事务中出现的大多转折点都更为明显、更富有戏剧性，这就是伦敦经济与金融会议。
1933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经济与金融会议，与1954年的波茨坦会议一样，是迄今为止20世纪真正奇特的国际会议之一。会议继承了胡佛政府的传统，寄希望于国际研讨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扰世界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不稳定的货币、损人利己关税、过剩商品的倾倒，此外还有萧条本身引起的可怕的阴影。66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确保改善的计划不管多么可悲，都不能忽略。当时，会议是在美国共和党人的领导下筹划的，实际上更为明确的目的在于仍依赖金本位的国家——无疑有法国、意大利，还有瑞士、比利时、荷兰、波兰——说服已脱离金本位的国家来稳定货币。这样的稳定绝非神秘，只需要货币变节者当货币降到某一兑换金币汇率时都能根据要求买到黄金，那么货币就不会进一步贬值。若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放弃了金本位、其货币可以以优惠汇率来换得的国家在出售产品中就比仍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占便宜。后面的国家在换取便宜货币中丢失了黄金，迟早不得不自动放弃金本位。对于那些刚从稳定货币中挣扎出来——甚至通货膨胀逆流比美国还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闹心的情景。法国刚刚结束为稳定货币而做的特别艰苦的斗争，理当成为黄金阵营的领袖，这是可想而知的。
当会议在筹划时，没有人怀疑哪个国家会成为法国的同盟，甚至密友。美国坚定地以金本位为根基，具有充足的黄金储备，对其领导人来说，黄金就是宗教。当代表们聚集在肯辛顿(kensington)地质博物馆时，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因此，其立场令人难以捉摸。它仍会坚持近来的信念吗？抑或它可能现在不想使美元贬值，结果在海外市场出售美国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占有优势，从而进一步改进美国物价？在会议开始前的几周里，罗斯福与他最初的正统观念保持一致，给许多来访的政治家留下的印象是，他赞成稳定美元——可以购到黄金，因为超过一定程度，这种黄金就会抑制其对其他货币比率的下降。但是，美国代表团扬帆而来时，这个很基本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或就此而论尚未加以考虑。这是一个重要的疏忽。但随着会议谈判的进行，这就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疏忽。
代表团团长是科德尔·赫尔(cordellhull)，副团长是在1920年总统选举中获得提名的两位候选人——考克斯和罗斯福——之一，詹姆斯·m·考克斯(jamesx)，成员包括对货币稳定持两种不同观点的人，他们与一些毫无观点的人构成平衡。后者包括得克萨斯的拉尔夫·w.莫里森(ralphrrison)，他在最后一刻才被选入，以示对他在经济上支持民主党的奖赏；另一位是参议员基·皮特曼，他只一心想把白银再作为货币，也好从国家禁令的沉闷中摆脱出来度个假期。他甚至喝醉酒时都能把一大口带有浓烈烟味的痰吐入远处的一个痰盂里，每当谈及白银，他立刻就变得清醒，即使是片刻的，他的这种能力使同事大吃一惊。在受到正式接见时，他以极随便的方式向乔治五世(georgev)和玛丽王后(queenmary)打招呼：“国王，我很高兴见到你，还有你，王后。”一个夜晚，在克拉里奇家中，一个舞池招待员请詹姆斯·沃勃格陪同他到舞池餐厅。皮特曼正一丝不挂地坐在水池里，像是喷泉里的一尊雕像。招待员未能让沃勃格相信，那不是喷泉里的一尊雕像。
在众多的代表团中，美国代表团有一定的资格称自己不仅最花哨而且最困惑，随着会议的进行，代表们彼此之间有了一种彻底的、颇有道理的不悦之感。但是，由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率领的英国代表团十分不清楚，自己是应该做看来适宜的黄金捍卫者，还是做按其他货币汇率不可兑换的英镑的捍卫者，以使英国出口不再受罚。如同某人所说，仅仅由于他们是英国人，他们的困惑才得以较好的引导。在会议开始前几个月中，美国的政治舆论一致坚决要求英国、法国和较小的联盟国给美国支付战时债务。联盟国现在没有希望首先从德国那里得到赔款，因而也同样坚定地予以拒绝。人们担心如果提起这个问题，那么它就会抢先占据会议的议题，于是达成一致，在伦敦会议上不予讨论。如施莱辛格十分高兴地述说，拉姆齐·麦克唐纳“突然违约提出会议议程，在开幕词中号召减少战时债务”。他的副手们随后抱怨他的这种越轨行为，认为他患有晚期的身心颓废症。
会议一开始，法国人就强烈要求达成一项稳定汇率的初步协议，希望用一种临时行动来为更持久的协议开辟道路。从黄金角度来看，这使货币稳定成了头等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别的事情就不可能完成。美国的态度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了。回到华盛顿后，总统的硬货币的顾问们——艾奇逊、刘易斯·道格拉斯、巴鲁克以及财政部长伍丁(woodin)——都赞成稳定货币，如同代表团中的詹姆斯·沃勃格一样。现在，人们认为罗斯福对货币稳定存有疑虑，但对此谁也不能完全肯定，因为他已乘船离开了新英格兰海岸。雷蒙德·莫利(raymondmoley)是罗斯福的高级智囊，现任助理国务卿，为了协调一致，据认为也是想做那次旅行，他把会晤与命运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到船上拜访了罗斯福。看来莫利想了解罗斯福的观点，但没有成功，之后就动身去了伦敦，以使这种更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引起美国代表团的注意，成为其指南。
对莫利的到来，人们持有极公开的保留态度，科德尔·赫尔对他的到来的期待已索然无味，他对莫利会被罢免的普遍传闻做出了冷漠的反应。莫利到达后，经过一轮紧张的商谈，认为法国人是对的，临时稳定货币的主张能够得到支持。一英镑当时约为4.40美元，刚刚增了点值。莫利认为，总统会接受的。他坚决要求按此汇率来固定美元和英镑的关系。
总统的硬货币的顾问们所犯的错误很可能在于让他退出去独自思考，且据说还有人让他读一本关于重新稳定货币或商品美元观点的书。无论如何，在7月1日，代表们在克利夫顿——即阿斯特子爵——的泰晤士山谷之家受到款待，参观最初称为权力机构的20世纪30年代带喷泉的疗养圣地，此时传来罗斯福反对稳定的消息。换句话说，当美元明显降至低于目前对英镑和法郎的汇率值时，他不会让黄金上市，以便不至于进一步跌落。大约一天后，他给大会致函，其中所表达的他的立场完全明确，使许多人为之胆寒：
这次重大国际会议的召开，旨在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现实、更持久的金融稳定和更伟大的繁荣，在认真考虑这些较广泛的问题之前，被仅仅影响几个国家货币汇率的纯属人为的、暂时的试验性建议牵着走，那么我认为这将是一场大灾难，是一场世界悲剧……
……所谓的国际银行家的古老偶像，正在被筹划国家货币的努力所取代，努力的目标在于使这些货币具有持久性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从现代文明的商品和需求来看，不发生大的变化。
让我坦率地说，美国所寻求的美元将在一代人之后所具有的购买力和偿还力，与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所获得的美元价值相同。这个目标比一两个月中就变化的英镑或法郎汇率，能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
因此，罗斯福的态度变了，他就这样公开了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直接的、最公开的但从许多方面来看又最不重要的影响。其主要目的为，关于稳定货币的协议不复存在，继续存在的不过是为了保留面子而已。(罗斯福的反驳实际上也标志着雷蒙德·莫利公共生涯的结束，是货币可以毁灭公务员的残酷性的又一例证。)许多硬货币的主张者对罗斯福所做出的反应和所用的语言，即使已故的乔·麦卡西也可能认为是尖刻的。曼彻斯特《卫报》(iguardian/i)在一篇典型的评论中，称罗斯福的致函是“一篇无政府宣言”，《纽约时报》表现出较大的克制，措辞极为谨慎，说致函“具有使迷惑加剧的性质”。拉姆齐·麦克唐纳心神错乱，矛盾百出，但实际上他从乔治国王(kinggeorge)对罗斯福给他造成的悲伤所表示的愤怒中得到一些宽慰。比这种反应更为重要的是对罗斯福政府的影响。在随后几个月中，硬货币的主要捍卫者——道格拉斯、艾奇逊、沃勃格都离开了政府。
但是，有明显的赞同的呼声。巴鲁特忠实于人生哲理，现在无所牵挂地站在胜利的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在货币稳定到来之前，每个国家必须得“像你现在一样，做出巨大努力进行必要的整顿”。另一位头脑灵活或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犯同样错误的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现在他已下野，所有的船都停泊在被遗忘的黄金潮流上，他认为把政策系在任何稀少或充足的商品(诸如黄金)上都是错误的，出于对法国的爱来这样做是“叫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在德国，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vonneurath)谈到了罗斯福的“无畏精神”，而雅尔玛·夏特从某方向来看甚至是更有帮助的。他对国家社会主义之声《人民观察家》(ivölkischer/iibeobachter/i)说，罗斯福采用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哲学。沃尔特·利普曼(walterlippmann)是一位更令人满意的观察家，对此也表示赞同。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irvingfisher)专门为《纽约时报》撰文，称颂总统的行动。“如果批评罗斯福总统的人真正了解了构成货币稳定的因素，那么他上周一的声明本来就不会引起已出现的爆炸性事件。”接着他指出，总统当然不会反对货币稳定。但他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所寻求的是美元购买力的稳定，而不是汇率的稳定。换言之，罗斯福仅仅接受了一些人的新稳定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形势的稳定意味着更高的物价。
甚至更热烈的称赞出自一个更为重要的代言人——在经济问题上是本年代的且大多数人认为是本时代的最重要的代言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每日邮报》上撰文，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热情地赞美罗斯福，其标题在随后多年中常被引用：“罗斯福总统伟大正确”，不仅仅是正确，而且是伟大正确。
大多经济学家现在会一致认为，就对20世纪货币思想和政策所做的贡献而论，凯恩斯名列第一，欧文·费雪屈居第二。不管倾向性如何，所有的人都会认为，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是数一数二的。什么也没有态度的转变更能充分说明当代对他们赞同的反应了。《纽约时报》认为，“几乎没有必要说费雪和凯恩斯的思想已远远走在公众之前，两者都被经济和金融判断的根本一致性所排斥”。
有了经济和金融判断的根本一致性，费雪和凯恩斯都相信，物价上涨和相应的生产扩大很容易做到，只是凯恩斯相信的程度要小一些。他们与罗斯福都不知道，这将是多么难以取得——伟大的正确或甚至正确该是多么艰难。现在要完成这个发现。